配套K12第四编第一分编明代文学教案32课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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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K12第四编第一分编明代文学教案32课时
第四编第一分编明代文学教案（32课时）
第四编第一分编明代文学教案
教学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旨在使修学者全面了解明代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和特点，并对此时期的小说、戏剧及其他文学体裁和文学现象、以及重点作家及作品有较深入的认识，提高学生理解、分析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能力。
重点难点：
本编重点为“四大奇书”及汤显祖的戏剧。
另外，明后期王学左派对文学的影响及在有限的课时中讲清楚明代诗文的重多流派、重要作家、作品及其特点，是明代文学之难点。
目录与课时分配：
第一讲：
绪论·明代文学概述 2课时第二讲：
三国演义与历史演义的繁荣 3课时第三讲：
水浒传与英雄传奇小说的演化 3课时第四讲：
明前期诗文 2课时第五讲：
明代中期的文学复古 3课时第六讲：
明代杂剧的流变 2课时第七讲：
明代传奇的发展与繁荣 3课时第八讲：
汤显祖 3课时第九讲：
《西游记》与其他神怪小说 3课时第十讲：
《金瓶梅》与世情小说的兴起 2课时第十一讲“三言”“二拍”和明代的短篇小说2课时第十二讲晚明诗文 2课时第十三讲明代的散曲与民歌 2课时教材：
主要教材：
《中国古代文学史》下周建忠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参考教材：
《中国文学史》第四卷，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第一讲明代文学概说
教学目标：
1、了解明代社会的整体状况；
2、明代社会对文学的影响及明代文学的发展线索。
教学重点和难点：
明代文学的发展线索。
教学方法：
讲授课时安排：
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本节主要介绍明代社会、思想文化的特点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明代（1368—1644）共历16帝，有国277年。
从明世宗嘉靖（1522—1566）元年以后，明代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一些变化，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文史学家大多以嘉靖时期为界将明代社会历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明前期，统治者大力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同时设立锦衣卫，屡兴文字狱，并重用宦官，后又增设东厂，强化封建专制统治。
明前期对农业的发展较重视。
对手工业工人给予了较多的自制作时间，使商品生产的因素大为增加。
商业活动频繁。
明后期，土地兼并激烈，赋税徭役加重，造成流民大量出现。
政治斗争也日趋激烈，严嵩、魏忠贤等先后乱政，遭到东林党人抨击。
明代手工业发展迅速，在官场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之外，出现了手工业工场，雇用劳动与资本占有者之间形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与此同时，商品流通活跃，市民人数增加。
明代统治者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统治，实施了更为完备的学校制度和科举制度，规定以八股文取士，极大束缚了文人的思想。
弘治、正德间，出现了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这是明代理学的重要发展。
王学在本质上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但在反对程朱理学的束缚和启发大胆思想方面也起了某种积极作用。
王守仁之后，王学的流派很多，其中重要的有泰州学派，其代表人物有王艮、李贽等。
他们较鲜明地肯定了人的生存中的物质需求的合理性，代表了明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后意识形态中的某些变化。
明后期思想文化界出现了活跃局面。
直接影响了文学的发展。
明前期，除在元明之际出现了《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以及宋濂、刘基等人的诗文之外，在理学和八股文的禁锢之下，文学长期停滞不前。
后来，“前七子”发起复古运动，以抵制明朝的正统“儒”道，提倡恢复到宋以前的“儒”道，明代文学此开始出现变化。
明后期，泰州学派和李贽的出现，带来了文学的巨大变化，形成一股进步文学思潮，代表人物有李贽、徐渭、汤显祖、冯梦龙、袁宏道。
这一进步的文学思潮的主要观点是：
主张文学要表现真性情，反对封建理学对人性的束缚；反对封建礼教，反对假文学；反对摹拟古人，强调文学应随着时代发展而独具面貌，极大冲击了文坛上的复古主义；重视并提倡戏剧、小说、民歌等通俗文学。
在这种进步文艺思潮的呐喊声中，文学获得了巨大发展。
第二课时
本节主要讲明代文学发展概况。
明代文学可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
我们大致地把从明初到成化末年的一百多年界定为明代文学的前期。
可以看到，这是文学史上一段相当漫长的衰微冷落的时期。
明前期文学的著名作品几乎都集中在元明之际。
戏曲、小说成就较高，《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等长篇章回小说的问世，以及一些南戏改编作品，为明后期小说、戏曲的繁荣准备了一定条件。
但元代末年所形成的自活跃的文学风气，在明初以残酷的政治手段所保障的严厉的思想统治下很快戛然而止。
洪武七年被腰斩的高启，唱出了元入明的文人们内心中的无穷悲凉。
而同样的是元入明的宋濂，则因积极参与新朝文化规制的设计而成为“开国文臣之首”。
他一方面对杨维桢保留着若干好评，似对元末的文学不无留恋，但更主要的，是继承程朱理学的“文道合一”说，重新建立了明王朝的政治权力所支持的、代表官方态度的道统文学观。
而后是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的盛行。
这种诗歌，以对皇帝的阿谀奉承和道德说教为主要特点，不仅缺乏真情实感，而且缺乏宋人的气节。
我们大致把从弘治到隆庆的近百年划为明代文学的中期。
这是明代文学从前期的衰落状态中恢复生机、逐渐走向高潮的时期。
这种转变，一方面与文网的松弛有关，而更重要的是前面所说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以及与之相应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所致。
但这一时期传统势力仍然是很强大的存在，因而文学的进展显得相当艰难。
中期文学的复苏，首先表现于两个文学集团：
“吴中四才子”和“前七子”。
祝允明、唐寅为首的吴中四才子，其成员政治地位都不高，影响范围较小，是一个地域性的文学集团。
但他们的文学创作，处于苏州这一城市经济特别繁盛的环境，与市民阶层的思想文化息息相通，具有很多新鲜的内涵，所以是很值得重视的。
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大多科第得志，政治地位较高，活动的中心又是在京师，因而其影响遍布于全国。
尤其是李梦阳，他在明代文学中的扭转风气之功，为后来的文人所一致称赏。
在文学观方面，李梦阳、祝允明等人都提出“复古”的口号，其意义与元人提倡“复古”相近，主要是为了切断与宋代文学的联系，进而切断与宋代文化主流的联系。
毫无疑问，他们对宋代文学及宋代文化的评价存在偏激之处，但需要注意到，在“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的迂腐卑弱的思想文化风气中，这种偏激也是现实的需要。
而且，对于当时人来说，抨击宋代文化，实际也就是反对作为官方统治思想的程朱理学，而只有摆脱官方政治的束缚，文学才有可能恢复它的生机。
以前七子为主要代表的文学“复古”运动，给明初以来的道统文学观和虚伪空洞的“台阁体”以沉重的打击，使文学向着表达真情实感的方向跨进了重要的一步。
在这过程中，他们对于文学的一些根本问题提出了具有新颖意义的看法。
如李梦阳力倡“今真诗乃在民间”，将《西厢记》与《离骚》相提并论，在当时实有震聋发聩之力。
但于他们过分拘泥于“古法”，也在创作中留下了模拟的痕迹。
当前七子和吴中四子所掀起的第一个文学高潮过去之后，在嘉靖、隆庆时期，出现了以唐顺之、王慎中为首的“唐宋派”与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之间的对峙。
所谓“唐宋派”，主要是以强调唐、宋古文和宋诗中所体现的尊道精神，来反对前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所造成的文学与道统的疏隔。
他们尽管能够指出文学复古运动的某些弊病，但其努力的方向，是文与道的重新合一，因此对于文学的发展具有更大的危害。
就当时文坛的情况来看，唐宋派的努力并无多大实效，但他们却代表着相当强大的传统势力。
以反拨唐宋派为主要鹄的的后七子，仍以文学复古为理论旗帜，在拒斥“宋学”侵蚀文学的过程中，他们比前七子更强调文学形式——格、调、法的重要性。
这一方面继续推进了文学的独立发展，另一方面也放松了对人性和文学本质的深入思考。
他们的文学活动中，宗派立场、门户之见，以及在艺术形式上的模拟倾向，表现得更为特出。
当时代思潮进一步朝有利于个性自的方向演变时，后七子的理论和创作更显得落后于时代。
因而，在嘉靖后期，徐渭从与“唐宋派”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立场上对后七子提出严厉的批判，要求抛弃“复古”的理论旗帜，这就揭开了晚明文学的序幕。
明代中期文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俗文学的兴盛和雅、俗传统的混融。
这一时期，顺应着市民阶层文艺需求的增长，出版印刷业出现空前的繁荣。
《水浒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等小说在嘉靖时期开始广泛地刊刻流传，戏曲作家也陆续增多。
就主要从事诗文的作家而言，也普遍重视通俗文学，并从中得到启发。
李梦阳倡论“真诗在民间”，已表达了对文人文学传统的失望和另寻出路的意向；唐寅在科举失败以后的诗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典雅规范而力求“俗趣”。
在陈继儒的《藏说小萃序》中，可以看到吴中文士文征明、沈周、都穆、祝允明等人喜爱收藏、传写“稗官小说”的生动记载。
而《水浒传》刻行之后，受到文人极高的推崇，李开先、陈束乃至“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顺之——在两人从事文学的早期——都认为“《史记》而下，便是此书”。
徐渭的晚年，更是把主要精力转移到戏曲的创作、评析、传授上来。
另外应该注意的是，小说《西游记》也是完成于明代中期。
和元代文人大多因为社会环境和个人遭遇的变化而投入俗文学领域不同，明代文人对于俗文学的重视和喜爱，更多地带有一种自觉的意识，即认为在俗文学传统和俗文学形式中，人性能够得到更为充分的表现。
这也是晚明时代雅俗文学进一步混融的主要原因。
在明代后期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思想界的斗争也显得格外尖锐。
这时，以抑制人性、否定人欲为主要特征的传统道德，已经在极大程度上失去了它的号召力和真实性。
于是就出现了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李贽。
李贽的学说，吸收了左派王学和禅宗思想的若干成分，但远不能为这两家所包容。
和王守仁主要站在统治阶层内部进行道德调整的出发点不同，李贽的思想鲜明地代表了社会变革的要求。
作为中国古代第一个对封建时代的统治思想提出全面批判的人物，李贽的学说主要包含这样一些内容：
首先是比前人更为彻底的反权威精神。
他说：
“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
”表现出反对偶像崇拜、要求尊重个性和个人权利的态度。
他还轻蔑地评说六经和《论语》、《孟子》，说这些书要么是史官、臣子的过分褒美，要么是迂阔懵懂的弟子的胡乱记录。
这种空前大胆的言论，不仅具有打破奴化教育和思想禁锢的意义，而且提出了从根本上摆脱对历史“元典”的依赖而重新建设社会思想文化的要求。
其次，李贽对物质生产相当重视。
他认为工商业者开采矿藏、贩运货物，都是对社会对个人有益的事情，说不上什么“可鄙”。
与此相联系，李贽对人欲表示充分的肯定，反复论说追求物质享受、好色好货、为自身谋利益是人的天性，是合理的要求。
在他看来，一切脱离个人物质追求的高深道理，全是虚伪的空谈。
这实际上揭示了私有制社会中最根本的事实，也提出了在这种社会中建立合理可行的道德的基础。
而对于禁欲主义，对于假道学，李贽的抨击不遗余力，其言辞之犀利，是历来所罕见的。
另外，他对妇女，也有比较平等的态度。
譬如他指出：
妇女的所谓“短见”，是因为她们的生活受到限制的结果。
李贽的思想及其表述方式，有着中国文人向来所缺乏的深刻、尖锐、透彻、大胆。
在他多年辗转各地讲学的过程中，吸引了许多具有新异的思想倾向的士人。
但即使这些人，在敬佩李贽的同时，也难免感到震惊，不敢完全赞同。
而那些守旧官僚，对于他更是充满仇视，不断加以迫害。
万历三十年，李贽终于被逮下狱，不久自杀于狱中。
这表明了正统势力的强大。
还有一位与李贽并称“二大教主”的达观禅师，因为设法要求朝廷停止矿税，也于李贽自杀的次年被迫害致死。
这对晚明正在兴起的个性解放思潮，是沉重的打击。
很多曾追随他们的士人，渐渐兴奋转为痛苦，痛苦转为消沉。
自万历到明末可划为明代文学的后期。
在这一时期中，明代文学进入高潮，随后又遭到严重的挫折。
明代后期文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理论上的自觉性。
和元代相比，可以发现：
元代文人通常对理论问题没有很高的热情，这是因为社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比较松懈，所以较少发生思想论争。
明代的情况与之相反，官方统治思想与反传统思想的斗争随着社会本身的演变日趋激烈，因而理论的表述愈来愈显得重要。
在晚明的文学理论中，李贽的“童心说”也具有重要的先导意义。
所谓“童心”，李贽解释为“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就是人的自然本性所产生的未经假饰的真实情感，与之对立的，则是耳目而入的“闻见道理”。
他提出：
“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也。
”在李贽“童心说”的基础上，袁宏道又倡为“性灵说”。
他提出“以出自性灵者为真诗”，又说：
“世人所难得者唯趣。
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
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
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
迨夫年渐长，官渐高，品渐大，有身如梏，有心如棘，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
”这实际是对李贽“童心说”的发挥。
其实，所谓“童心”或“性灵”，也不可能是什么纯出于天然的东西，它不可能不受到社会意识的熏染。
但就其作为人的真实的自然情感的意义来说，总是与社会意识——特别是统治者所建立的道德信条存在距离和冲突，且这种距离和冲突会在社会发生深刻演变的时候变得越来越大。
标举“童心”和“性灵”，并有意地将它与“闻见知识”相对立，其意义一是强调了将真实情感与个性作为文学的主要基础的重要原则，一是为与封建道德不很合拍的“喜怒哀乐嗜好情欲”大量进入文学提出了根据，所以它意味着文学的解放。
作为一种口号，“性灵”在字面上比“童心”更寓有灵动活泼的自然个性、主观精神的意味，所以被使用得更为广泛。
与前者相类似的理论是尊“情”反“理”。
在明代中期，从李梦阳提出“缔其情真”，到徐渭提出“古人之诗本乎情”，对“情”的重视已相当普遍。
而晚明文人更多从情、理对立的角度肯定情的价值功用。
如袁黄的《情理论》提出：
“古之圣人治身以治天下，唯用吾情而已。
人生于情，理生于人，理原未尝远于情也。
后之学者远情而骛于理盍亦返而思其情乎？
”冯梦龙则对六经提出特殊的解说：
“六经皆以情教也。
”又说：
“世儒但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
古者聘为妻，奔为妾。
夫奔者，以情奔也。
奔为情，则贞为非情也。
”汤显祖也坚决反对以“理”格“情”，责问：
“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这些论述，哲理意味比较淡薄，而直接地把矛头指向非情的“理”，要求解除封建伦理对人性的束缚，对当时文学风气的影响也很大。
晚明诗歌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以袁宏道为中心的“公安派”。
这一派继承徐渭的方向，强调性情之真，力排复古模拟的理论，要求诗歌创作应时而变，因人而异。
他们提出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在打破古典审美规范的同时，他们也确实写出了一些优秀的诗篇。
但是，公安派在艺术上没有能够发展到足以引导新的诗歌方向的成就，其末流更
偏向于率易浮滑。
继公安派而起的“竟陵派”，提倡幽僻孤峭的风格，实已是压抑和郁暗的心理表现，所以缺乏生气。
晚明散文——特别是所谓“小品”，在文学史上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这种文体并无定制，尺牍、日记、游记、序跋、短论，均可包涵，其特点大致有三：
一是通常篇幅不长，二是结构松散随意，三是文笔轻松而富于情趣。
广义的小品文可以追溯到很远，唐宋古文家也有不少这方面的佳作，尤其苏轼，更被认为是晚明小品的不祧之祖。
但是，晚明小品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潮流出现，则是当代社会生活的产物。
它的核心概念“性灵”，与唐宋古文的核心概念“道统”，恰好是对立的；它对道统的背离，使散文得到了一次解放。
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中，散文的艺术成熟最早，就是因为它与古代散文尤其晚明小品有密切的关系，就此而言，可以看到晚明小品在古代散文向现代方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但晚明小品也有它的弱点，就是在李贽被害以后，随着封建正统势力的嚣张，大多数作品偏向于闲逸的情趣，其思想的尖锐性显得很不够。
明代后期的通俗形式的文学也取得了重大成就。
长篇小说《金瓶梅》，短篇小说集“三言”和“二拍”，戏剧如汤显祖的《牡丹亭》等，都在各自领域中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这一时期“雅”、“俗”文学传统相互混融的现象，也比前一时期更为突出。
不仅大多数从事戏剧小说创作的文人同时也从事诗文创作，不仅出现了冯梦龙这样的以整理、编著通俗文学为毕生事业的缙绅人物，而且，这一时代人们对于文学的基本观念、基本主张，是贯通于“雅”文学和“俗”文学两方面的。
这里李贽同样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他在鄙薄六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同时，却大力推崇《西厢记》、《水浒传》等通俗文学，认为是一种“至文”，而且以极大热情评点《水浒传》、《西厢记》、《琵琶记》等，借以宣扬自己的文学思想和人生观念。
这给予当代文人以很大的影响。
后来冯梦龙整理小说和流行歌谣，也具有相同的意识。
雅、俗的分野，虽然因形式的不同和语言习惯的不同，看起来好像很清楚，内在的情趣，却已不是那样可以截然分开了。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特别复杂的时代。
经济的发展与政治的腐败并存，专制的强化与个性解放思潮的兴盛同在，造成许多矛盾的现象。
一个文人身上同时具有彼此冲突的思想倾向，也不难看到。
但在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明代文学取得了与之相应的成就，这是毫无疑义的。
而且，不管是这一时期的文学所获得的新进展，或是它所遭到的历史挫败，对于理解中国文学的发展与演变过程，都有很高的价值。
思考题：
1、明后期进步的文学思潮的主要观点有哪些？
2、简述明代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及多个阶段的主要特点3、李贽的学说主要包含哪些内容？
4、在晚明的文学理论中，李贽的“童心说”具有怎样的先导意义？
参考书目：
1、《明代文学史》钱基博商务出版社1934
2、《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明代文学研究》邓绍基史铁良主编北京出版社20XX
第二讲《三国演义》与历史演义的繁荣
教学目标：
1、了解章回小说的产生及其特点；
2、掌握《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和艺术特色。
教学重点和难点：
《三国演义》题旨及艺术特点。
教学方法：
讲授课时安排：
3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本节主要讲解章回小说的产生及其形式特点，三国演义的成书、版本及其作者。
明代形成并渐至鼎盛的白话小说渊源于宋元时期的话本。
宋元话本中的短篇逐渐演化成拟话本，即供人们案头阅读的白话短篇小说，如“三言二拍”；话本中的长篇则演化为章回体长篇小说。
于故事性强、篇幅长的史传文学是现成的缘故，故率先为评话艺人青睐，因此，长篇的讲史评话最先演化成章回体历史长篇小说，如《三国志演义》。
章回，章节，回次。
章节是文章的单元，表示文章的空间长度；回次是表示演说的时间频率，评话艺人说一次又称一回。
一定量空间长度的文字在一个时间长度说完，这是“回次”的本义。
一回说完的章节整理成了书面文字就成了长篇小说的回次。
成型后的章回小说的每一回，即为小说情节链条中相对集中完整又能引起下文的情节片断。
评话中的回目开初仅是不很规则的标题，而演进到章回小说中，则逐渐成为长度基本相等，结构相似的句子，进而又演化为整饬的联语对子。
“演义”的本义是指推演故事、详述道理；开初用作长篇小说的文体名称，具有教化百姓的意思，后来才成为长篇小说的一种专称。
事物发展一般当是易至难的，据以推理，长篇章回体小说的形成应当在白话短篇小说的诞生以后，至少不会提前。
《三国志演义》的直接源头是宋元时期关于三国故事的评话，当时只是众多的讲史评话中的一种。
显然，于其首尾完整、故事曲折、人物形象鲜明，故首先被书商发现具有整理、刻印、卖于市民阅读的商业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说，最先整理三国评话成演义小说的人，要么本身即是书商，要么是受雇于书商的文人。
下面来讲三国演义的成书、版本及其作者
今存最早的刊本名称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刻于明嘉靖壬午年。
题署为“晋平阳侯陈寿志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
卷首有弘治甲寅年庸愚子的《序》，以及嘉靖壬午年修髯子的《引》。
该书24卷，240则；每则前为一句七言小目，这表明了章回小说的某种初始状态。
以后的各种版本均出自此本。
至《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出，将240则合并为120回，回目单句调整为双句。
在嘉靖至天启年间的刻本中，还有以“三国志传”为名刊行的，如《新刻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相批评三国志传》等。
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以李卓吾评本为基础，对回目和正文进行了较大的整理修改，并作了详细的评点，使该书在艺术上有了较大的提高，此后成了最为流行的本子。
毛氏父子在评点中有时径称该书为“三国演义”，这当是这一称谓的源头；上一世纪五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理本开始用“三国演义”作为书名。
在民间，此书常简称为“三国”或“三国志”，－－自然，这与陈寿著的《三国志》有着本质的区别。
作为历史演义小说，《三国志演义》经历了正史撰述、民间流传、勾栏评话、戏曲演绎、文人整理、评者补葺等若干阶段。
时间跨度极大，成书过程漫长。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
“罗贯中本《三国志演义》，凡首尾九十七年事实，皆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间亦仍采小说，又加推演而作之。
”
晋人陈寿的《三国志》是《三国志演义》的滥觞。
南朝人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补充大量史料，且广采逸闻，使《三国志》的故事性大为增强。
此后，三国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渲染。
《大业拾遗记》中有一段记载说，隋炀帝曾与群臣在曲水观看“水饰”，其中有“曹瞒浴谯水击水蛟”、“魏文帝兴师，临河不济”、“刘备乘马渡檀溪”等。
这说明了这些故事已经流传并定型。
李商隐的《娇儿诗》中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这说明了三国人物已经有了鲜明的个性。
在宋朝的瓦肆勾栏里，“说三分”成了评话中的专门行当，元代至治年间建安虞氏刊印的《全相三国志评话》已达8万多字。
而在元曲中，据《录鬼簿》、《录鬼簿续编》、《太和正音谱》、《曲录》等书的记载，有关三国故事的元杂剧约有60种，剧目有《三战吕布》、《连环计》、《千里独行》、《博望烧屯》等，关汉卿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更是元曲中的优秀剧目。
以上诸环节呈现的丰富的三国故事素材，为罗贯中整理创作《三国志演义》提供了厚实的基础。
关于罗贯中的生平事迹的资料，目前知之甚少。
明代人贾仲明《录鬼簿续编》中有以下记载：
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
与人寡合。
乐府隐语，极为清新。
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
至正
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年矣，竟不知其所终。
而蒋大器的序则称其为“东原”人。
如贾仲明的记载属实，罗贯中的生活年代大约在元末明初。
明人王圻《稗史汇编》载其“有志图王”；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说他是施耐庵的门人；清人顾苓《跋水浒图》说他曾“客霸府张士诚”。
他还被说成是《水浒传》的整理编写者之一，今传世的《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亦传为他所作。
《录鬼簿续编》还著录他名下的三部杂剧，今存为《赵太祖龙虎风云会》。
而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馀》称其“编撰小说数十种”，这些都尚难确定。
第二课时
本节主要介绍《三国志演义》的思想内容与题旨。
《三国志演义》素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之说，且以“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而享誉书坛，因此被认为历史演义的典范。
我们所以称其为历史小说，是因为小说叙述的历史事件、描写的主要人物大多于史有征；而且流年叙事亦用正史纪年。
《三国志演义》“陈述百年，该括万事”，叙述了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黄巾起义始，至晋武帝太康元年三国归晋九十七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
小说先是描述了东汉末年权奸当道，朝纲混乱，导致民怨沸腾，爆发农民起义。
继写各地英雄豪杰粉墨登场，逐鹿中原；渐至形成曹操、刘备、孙权三股军事力量，进而形成三国鼎立。
最后写三国间又联合、又斗争，随着三国开国英主的逝世，终归魏国后来崛起的司马氏。
演绎了小说开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轮回。
作为既是演绎正史，又长期流传于民间街巷，渲染于瓦肆勾栏，最后成书于落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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