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语言学讲稿12012.9.7优质PPT.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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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以上几个定义，可以发现，“中国”的定义比较强调社会语言学的边缘学科的性质，而西方的定义则区别社会语言学的两个不同的侧重面。
前者似乎是说社会语言学不偏不倚地居于社会学和语言学中间，而后者则指出有偏重语言学的社会语言学，也有偏重社会学的社会语言学。
但是，三个定义中罗列的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则大部分相同，至少实质上都包括语言变体、语言变异，语言变化和语言的同一性等语言现象，国家和各种形式的社会集团对语言的使用和态度，以及对通过研究上述现象而得到的研究成果的应用等。
在讨论社会语言学的文献中常常会看到这样两个词：
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和语言社会学（sociologyoflanguage）。
有的学者觉得它们是不同的。
虽然两者研究的都是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但前者着重语言结构，探讨语言怎样在交际中发挥作用，后者则通过对语言的研究更好地了解社会结构。
郝德森（Hudson，1980）简明扼要地道出两者的区别：
社会语言学是“联系社会研究语言”，而语言社会学则是“联系语言研究社会”。
但是他也认为“两者的差别只是重点不同而已，看研究者对语言有兴趣还是对社会有兴趣，看他们擅长语言结构分析还是擅长社会结构分析。
两者之间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叠的，所以要将两者分得更加清楚并没有什么意思”,11社会语言学的兴起,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是在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首先兴起的一门边缘学科。
它的诞生既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又弥补了传统语言学的不足。
有些学者倾向于把它称为现代社会语言学，意在指出对社会语言问题的研究远非自本世纪下半叶才开始。
但是大多数学者公认，社会语言学被确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获得普遍的承认和比俜沟木置娌沤鲇20多年的历史。
这表现为不少国家设立了社会语言学的学术机构，出版了大量的专著和文集，在大学里开设了专题课程，培养出一支专门的研究队伍以及召开国际学术会议、出版国际专业刊物等等。
“社会语言学”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美国学者H.Currie写的论文AProjectionofSociolinguistics:
theRelationshipofSpeechtoSocialStatus（1952）上，十年后，苏联的有关文献中也使用了这一术语。
社会语言学这门学科大约诞生于1964年。
该年，美国出版了D.Hymes编纂的LanguageinCultureandSociety：
AReaderinLinguisticsandAnthropology（收有从本世纪20年代起发表的有关语言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意义的名著69篇及长达39页的书目）、JGumperz和DHymes合编的TheEthnographyofCommunication，R.W.Shuy编的SocialDialectsandLanguageLearning，W.Labov写的PhonologicalCorrelatesofSocialStratification等重要著作。
同年5月间，W.Bright主持召开首次社会语言学研讨会。
是年夏季，在C.Ferguson主持的美国语言学会语言学讲习班上，各路专家一直赞同以社会语言学命名这门交叉学科。
是年秋季，美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组成社会语言学委员会。
社会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社会语言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
内部原因是指语言学内部促使社会语言学产生的原因。
外部原因是指社会历史的原因。
从语言学内部来说，社会语言学的产生是语言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语言学这门学科自形成以来，一直重视语言本身的研究。
从最早的语法研究到历史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语言研究的对象一直是语言系统本身。
虽然人们也早已经认识到研究语言必须与社会相联系，例如索绪尔早就提出需要区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但是他只强调对语言系统进行共时的（synchronic）研究，即对语言系统内部的讲究。
50年代更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鼎盛时期。
60年代以后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转换）生成语言学”逐渐成为语言学界中的主流学派。
乔姆斯基区分了“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competenceandperformance）。
认为语言学的对象是“理想的说话者和听话者”，语言学研究也应当是一种实验性的研究，他非常强调语言的共性和普遍性（universals）。
研究语言的共性是必要的。
人类目前对于语言的普遍性和共性仍然认识不足。
但是研究语言的共性并不应当排斥研究语言中的差别和变异（variation）。
许多学者对只研究语言体系的现象提出了质疑，认为语言的差异也应当受到重视，而且差异也不是无规可循，一团乱麻。
差异中就有规律，而且是更加复杂的规律。
英国语言学家郝德森在社会语言学（1980）一书中就批评了乔姆斯基的观点。
他认为，没有个语言是没有差别的，而社会语言学正是研究语言中的差异。
语言的共性研究和差异的研究应当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缺一下可。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语言学的产生是对传统语言学的一次冲击、一个新的提高。
促使社会语言学产生的外部原因是社会历史方面的。
五六十年代，西方社会的失业人数不断增加，种族矛盾加深。
比如在美国，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就业率比白人低。
一些学者的解释是：
因为黑人的文化水平低，所以就业率也低。
而文化水平低是语言能力差引起的，因而要解决黑人和少数民族就业的问题就必须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
而要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就要解决他们的语言问题，因此必须加强对黑人和少数民族的语言教育，施行双语计划。
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中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
人口的流动使语言问题更加复杂。
在现在的世界上已经很难再找得到一个单一语言的社会。
各种语言在社会中应当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如何使各种语言协调来促进交际而不是增加矛盾或造成冲突，在现代化的社会中怎样使语言充分发挥功能，满足交际的需要，这些需要研究解决的。
社会语言学这一术语早在1952年就已经有人提出了。
哈佛库力（HaverC.Curre）曾经在一篇论文中提到：
“目前主要的任务是要提出言语因素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意义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这个领域就叫社会语言学。
”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语言学”这个名词。
这个术语真正开始流行还是在60年代。
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语词典1971年补编收有该词。
1972年印刷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在“语言学”条目下也有一小节专门讲到社会语言学。
第一次社会语言学的会议是于1964年在美国格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召开的。
同年，美国印第安那州立大学语言学院又召开了另一次社会语言学家的讨论会。
因此可以说，1964年标志着一门新的学科开始有计划的传播，是语言研究的一个转折点。
1966年，布莱特（WBright）将1964年社会语言学讨论会论文汇编成册出版。
这便是最早的社会语言学论文汇编（Sociolinguistic:
ProceedingsoftheUCLASociolinguisticsConference，1964，TheHague：
Mouton）。
这本论文汇编反映出当时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七个方面：
（1）说话者的社会身分；
（2）与交际过程有关的听话者的身分；
（3）言语事件发生的社会环境；
（4）社会方言的历时和共时分析；
（5）说话者对言语行为形式的不同社会估价；
（6）语言变异的程度；
（7）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实际应用。
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当时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
1964年以后，社会语言学就迅速发展起来。
有人把社会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标为“知识革命”（intellectualrevolution）。
1966年起，美国的社会语言学家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综合性的大规模实验研究，主要课题是黑人和少数民族的语言问题。
到了70年代，对社会语言学的理论进行了总结。
70年代以后，应用方面的研究工作做得比较多，同时对提出的种种理论加以深入的研究和修整。
80年代以后，社会语言学就比较成熟了。
至今，社会语言学已出现了许多研究著作、提出了许多理论模式、解决了不少问题。
社会语言学方面还有一些专门的杂志，如InternationalJournaloftheSociologyofLanguage（主编JAFishman），LanguageinSociety（长期以来由DHymes主编，后由WBright接任）都有了几十年历史。
较新的社会语言学杂志有LanguageVariationandChange,JournalofSociolinguistics等等。
许多以双语为专题的杂志也属于社会语言学的性质。
此外，大部分在语言学界公认为影响较大的非专题性语言学杂志，如Language：
JournaloftheLinguisticSocietyofAmerica,TheBritishJournalofLinguistics等等，也常常发表社会语言学的文章。
NewWaysofAnalysizingLanguageVariation，以语言变异为中心同时包括社会语言学各个方面的年度学术研讨会，已经在北美的数所大学里面轮流举行了24届，数年来每届都有上百篇选拔出来的论文进行宣读。
在欧洲举行的SociolinguisticsSymposium也即将举行其第11届会议。
WorldCongressofLinguistics已经连续数届设有社会语言学的分会场。
其他，如地区性的语言学组织，如“美洲语言学学会”（LSA），和具体语言的语言学组织，如“国际汉语语言学学会”的年会上都连续不断地有社会语言学的论文宣读。
社会语言学的蓬勃兴起有三个大前提,1.社会基础2.物质条件3、学术背景,1、社会基础语言是民族构成的一个重要方面。
任何国家或民族，为了维护其独立和统一，都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语言政策，以利于巩固政权、繁荣经济和加强民族的归属感，如我国在辛亥革命以后，就开始了推广“国语”（“普通话”的前身）的过程；
前苏联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就着手简化俄语字母。
此类有关语言的行动，都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必不可少的步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亚洲、非洲涌现出不少新兴国家。
有些国家曾长期采用殖民统治者的语言作为官方语言，独立以后，面临着选择一种通用的交际语、实施民族语言规范化、确定语言教育的方针等现实问题。
这种情况在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里尤为突出。
譬如，东非的肯尼亚有近两千蛉丝冢40余种部族语言；
坦桑尼亚有两千一百余万人口，部族语言多达130余种。
究竟以何种语言作为国语或官方语言（是沿用英语还是采用东非地区通用的斯瓦希里语或某个部族语言），既需要照顾到被选定的语言的代表性，又需要考虑到该语言在行政、贸易、教育等领域里的实际使用价值。
在欧洲和北美，由于移民或其他历史原因所造成的双语、多语混杂状况，是困扰执政者的一个麻烦问题。
例如，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多数居民说法语，却长期受到说英语人的歧视，一些说法语的政治领袖曾为该省谋求过独立。
加拿大联邦政府，为了稳定政局，于1969年通过联邦法令，规定法语和英语同样都是官方语言，然而魁北克省的语言纷争并没有因此而停息。
在美国，60年代初期民权运动高涨，斗争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求消除对黑人及其他有色民族在文化教育上的歧视。
长期以来，黑人英语被视为劣等语言，黑人文化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致使许多黑人青少年留级、退学，造成社会危机。
再如，60年代大批南斯拉夫人离开本土到西方各国去就业，仅在瑞典当时就有约六万人，其中81%的人说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尽管他们之中有许多家庭努力维护母语，他们的子女仍然受到当地语言的影响，在使用母语时语音、语法、语汇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变格变位上最为明显）。
诸如此类的社会性语言问题引起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语言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的关注。
他们进行实地调查，搜集第一手资料，写成了不少颇有见地的论文和报告为开拓社会主义语言学打下了基础。
美国人类语言学家甘柏兹（JohnGumperz）曾在50年代中期，同社会科学工作者一道在印度北部进行了两年的实地调查，发表了一系列论述社会分层与语言差异的文章，指出语言的运用与社会行为规范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有规律的联系。
美国语言学家弗格森（CharlesFerguson）曾在60年代主持过对亚、非、拉美国家的第二语言学习，以及包括埃塞俄比亚在内的东非五个国家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教学的普查工作，他同甘柏兹合编了LinguisticDiversityinSouthAsia：
StudiesinRegional，SocialandFunctionalVariation南亚语言差异：
地域、社会与功能变异调查（1960）一书，对有些语言学家将语言结构上的相似性和通话程度作为划分“语言”和“方言”的标准提出异议，认为语言的划定必须符合某些社会条件。
美国社会学家费希曼（JoshuaFishman）在调查了外族移民的语言状况后指出：
“当人口众多的少数民族集团得不到鼓励来表达、维护和发展他们的传统行为模式时，我们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基础就受到了削弱”。
他发表的调查报告集LanguageLoyaltyintheUnitedStates美国的语言忠诚（1966）被美国政府指定为制订双语教育法令（1968）听证会的参考文件，此后美国出现了几十个双语教育大纲。
双语现象和双语教育成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英国教育社会学家伯恩斯坦（BasilBernstein）曾提出下层阶级和中层阶级的成员在语言使用上表现出存在“局限代码”（restrictedcode）和“复杂代码”（elaboratedcode）的差别。
这两种语码的形成过程与说话者的心理和散会经验、家庭环境和阶级地位有关。
伯恩斯坦试图用这一假设来阐明劳工阶级儿童语言教育失败的缘由。
为了验证伯恩斯坦的假说能否成立，以及驳斥当时流传甚广的所谓下层阶级语言能力“缺陷论”（thedeficithypothesis），许多学者纷纷开展调查，研究社会结构、阶级地位、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与其语言行为之间的关系，从而也促进了社会语言学的发展。
2、物质条件对现实的语言问题进行研究应该说古今中外由来已久。
那末，为什么社会语言学直到60年代才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呢?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语言研究者运用了现代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因而才在语言学与毗邻学科交接的边缘地带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人类早期的语言研究只是为了解释和保存经典文献。
19世纪生物进化论的创立冲破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思想的束缚，科学工作者开始注重搜集实际资料，用归纳和对比的方法来探寻客观现象相互之间的联系及其演变的轨迹。
历史比较语言学正是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
而方言学的兴起则开创了语言研究的重点从古代转向现代、从书面语转向口头语的可喜局面。
但是，传统方言学家所着力追踪的是某一历史阶段的语言遗迹，他们所作的调查囿于乡村和偏僻地区，调查的对象是极少数能发“纯正”的方音、能说地道的方言的老年发音合作人，采用的方法则靠口问、耳听、手记。
有些国家的方言学家，为了绘制方言地图，曾广泛使用问卷调查。
一张精心设计的问卷所开列的语言项目竞多达五百个，分发的范围广及三千个调查点。
但是不论采用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调查方法，不论规模多么庞大，传统的做法都难以精细地表明调查对象所提供的语言资料有多大的代表性和可靠性。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的一个重要进步，就是普遍采用抽样调查和统计学上的方法，从把握事物总体的数量关系来揭示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
拉博夫（WilliamLabov）对开拓城市方言研究（urbandialectology）所起到的先锋作用，就在于他能首先利用这种方法对拥有10万人口的纽约市下东区（theLowerEastside）居民的发音特征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成功地发现了不同阶层不同年龄段的人在不同情景下发某些音素时表现出有规律的差异，从而证实了说话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教育程度、性别、年龄等属性，以及说话时的语境都可能对其言语表现产生影响。
这就是说，在社会变量和语言变量之间存在着共变关系（co-variation）。
在尚无录音仪器的时代，有声资料无法保存下来。
40年代有了录音机，研究发音和说话就方便得多，但那时一台录音机重达十几公斤。
到了60年代，盒式录音机被推广以后，语言学家可以随身携带，随地录音，借此获得大量的话语（utterance）资料，还可以运用电子计算机处理庞大的数据。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研究千差万别的言语现象创造了从未有过的优越的物质条件。
可以说，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突破是社会语言学藉以形成和生长的一大支柱。
3、学术背景在西方的语言哲学中，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观点是认为语言的作用在于表达思想或陈述事实，研究语言就是要研究语言的逻辑结构及其使用规则。
这一传统的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遇到了挑战，英国哲学家奥斯汀（JohnAustin）提出语言的主要作用是完成各种言语行为（Speechact）。
人们在进行语言交流时，总要考虑到说话的场合，一定的话语只有在一定的场合下说出才是有效的或适宜的。
这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一套约定俗成的规则在支配着人们对言语行为的解释。
研究语言就是要研究言语行为同语境和惯例之间的关系。
言语行为理论的确立开阔了语言研究者的视野。
人们不再满足于单纯描写和分析语言内部的结构关系，寻求一套一成不变的语法规则，也不满足于乔姆斯基（NoamChomsky）创造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
乔姆斯基理论虽然能从心理主义（menta1ism）的高度解释人类天赋的语言能力（competence），但它是以理想的说话人与听话人和纯净划一的语言范式为先决条件的，而它们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
需要有一种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来弥补主流语言学的不足，即只注重研究人类生成句子的能力以及语言作为符号系统所具备的共性，而忽视了研究人类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以及语言作为交际手段所独具的功能和特性。
索绪尔（FerdinarddeSaussure）在讲述语言学的定义时，曾指出语言学可以从内部看或从外部看。
结构语言学是内部语言学，而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学科的角度来研究语言则属于外部语言学。
博厄斯（FranzBoas）、萨丕尔（EdwardSapir）、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Malinowski）等人类语言学家是后一个领域里的先驱。
他们都把外族的语言同其文化习俗联系在一起研究，都强调言语是人类的一种行为方式，语言学是人文科学的组成部份。
萨丕尔曾明确指出，从行为角度去考察言语，所面对的就不仅仅是语言本身的结构问题，而是心理的和社会的现象。
语言除了能完成表达思想、交流信息的功能外，还会有一种巨大的凝聚力量，这不仅是针对国家、民族或某个政治团体、社会团体而言，而且也是许许多多的小团体如家庭、帮会、学生组织等所赖以形成某种言语特征以区别于其他社团的重要因素。
马林诺夫斯基称语言是“一种行为的方式”，其功能最初是为了协调人类的活动；
当素不相识的人在社交场合聚会时，寒喧可以起到建立融洽关系的作用，这也是语言的一种社会功能。
在谈到语言的演变时，萨丕尔指出音变固然缘起于无意识的简化发音，但归根结底，它跟操不同语言的人相互接触有关。
音变的规律要从人类行为这个更大的框架中去寻找答案；
词汇的变化有许多复杂的文化成因和心理成因，例如有些字眼由于年轻人对其有了新的理解而产生了新的用法。
这些观点都被日后的社会语言学者所摄取，并且给予了细致的印证。
至于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Hypothesis）所提出的论点即母语系统中存在的语法范畴和语义体系可能影响或决定人的观念的形成，则不断地引发出学术争辩，激励着以后的学者去更加认真地对待语言、思想、现实世界的关系问题，对于社会语言学的问世更是起到了鸣锣开道的作用。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对象、途径和目标,1、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一般被界定为研究语言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是一个十分宽泛的范畴，对它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
广义的解释是把从不同的社会科学（诸如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心理学、地理学、历史学、哲学等）的角度去考察语言（包括文字），都归入社会语言学的范围之内。
狭义的解释则认为社会语言学主要是研究语言使用中的变异现象（variation）与社会环境（socialcontext）之间的相互关系。
变异是指语言运用上的变化和差异，它是通过使用各种不同的语言上的变体（varietiesoflanguage）表现出来的。
社会环境包括大环境和小环境：
大环境是指语言使用者的社会、民族、文化等背景；
小环境是指说话人进行言语交际时所处的情景（situation）。
这两种环境都会对人们使用语言，也就是选择什么样的语言变体，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各种语言变体都有其自身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功能，这是由于有关的言语共同体（speechcommunity）对各种语言变体持有不同的评价和态度，因此使用某种语言变体又会对使用者的地位、声誉及人际关系产生影响。
上述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最终会导致语言系统（语音、语法、词汇）发生渐变。
具体地说，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
1）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语言状况如双言制（diglossia）、双语、多语或多方言状况，按种族、民族、阶级、阶层、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等属性划分的各类言语共同体使用语言的状况和特征；
2）各种语言变体包括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socialdialect或sociolect）、标准语和土话（vernacular）、正式语体（formalstyle）扣非正式语体（informalstyle）等构造特点及其社会功能；
3）交谈的情景（包括对话人之间的角色关系、话题、场合、说话人的动机等）与选择语码之间的关系以及语码选择与人际关系的相互作用；
4）社会以及不同的集团对各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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