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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濒海的特拉维夫到耶路撒冷，乘车不到一小时。
从最北到最南端乘车也不过需要9小时。
以色列位于地中海东岸，是三大洲的会合点。
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希腊人、埃及人、叙利亚人、罗马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土耳其人和英国人相继侵占世界上这块地方，这证明它作为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以及非洲和欧洲大陆之间的桥梁或缓冲地而具有的重要性。
同时，它又是西连地中海和大西洋以及在亚哈巴湾东连红海并通向印度洋的枢纽。
埃及和肥沃新月地带各国之间唯一的陆路通道也在以色列境内,因此以色列又是它南方和西南方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桥梁，更确切的说，是他们之间的缓冲地。
所有阿拉伯国家都为此大声叫苦，他们所以冷酷地仇视以色列，这也是一个关键性的原因，但实际上，以色列作为开罗称霸阿拉伯各国的障碍，对某些阿拉伯国家来说是有好处的。
以色列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那种位置，现在刚开始被利用石油运输和转运贸易，将来会成为对本国和国际都有极大重要性的因素。
以色列的形状既不雅观又不利于防守。
从地图上看，他像是一个倒立的不正规的三角形，连接着一个有长有窄的弯弯扭扭的长方形，再接一个很不整齐的小正方形。
这样，在以色列八千平方英里的领土上就有六百里的陆地边界，加上一百五十英里长的临海边地。
三角形的尖端只有八英里宽；
他的底边只有六十九英里宽，而这是以色列最宽的地方了。
那个长方形的宽度小则九英里半，大则十六英里；
北边的正方形最宽的地方不超过四十一英里。
这样，旅客不论走到哪里，都不远离边界；
而在耶路撒冷那样的地方，他在街上走着走着就到了边界，因为这个城市分属以色列和约旦。
疆界的离奇，又与四个阿拉伯国家—黎巴嫩、叙利亚、约旦河埃及接壤，这跟作为以色列历史特征的频繁边界纠纷以及以色列领导人之所以念念不忘国家安全问题都大有关系。
以色列可以划分成四个地理区域：
地中海沿岸平原，山脉，内盖夫沙漠，约旦河谷和阿拉瓦谷地。
地中海沿岸平原居住着500万以色列人口的50﹪，国家大部分的工业、农业以及旅游业集中于此。
山脉由若干山体组成，其中加利利山和撒玛利亚山之间的杰茨雷埃勒谷地是以色列最富饶的地区，由基布兹和莫沙夫进行经营和耕作。
内盖夫气候干燥，虽然其面积大约占以色列领土的50﹪，但居住在这里的人口仅占总人口的7%。
就在这样一块狭小的贫瘠的土地上，以色列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今天，以色列国内人均生产总值超过11000美元，挤身于世界20个最发达国家之列。
在农业上，以色列达到了自给有余，他们使用喷灌和滴灌技术和设备，征服了沙漠，使干旱的土地变成了绿洲。
以色列以顽强的意志创造出了棉花年产量世界第一的奇迹。
从建国至今，以色列人口增长3倍，而农业产量却增加16倍。
以色列具有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在不同的高度则有相当大的变化。
夏季炎热干燥，气温在华氏九十度至一XX之间；
冬季很短暂，气候温和多雨。
在耶路撒冷和有英寸厚的雪，加利利则有几英尺厚；
那些洼地很少下雪，而太巴列湖附近的太巴列市以及内格夫则从来不下雪。
低于海面的那些河谷，尤其是埃梅克谷，以及约旦河上游的邻近地区，有时酷热又十分潮湿。
各地的降水量也是悬殊很大，加利利平均每年四十二英寸，某些地方甚至更多；
耶路撒冷大约二十六英寸，加沙平原难得超过十英寸，而埃拉特连一英寸都不到。
以色列人在容貌和文化上的差异是很大的，主要是由不同地区的人民造成的，他们对于犹太人共同身份和命运的意识，在程度上悬殊极大，在理解上也很不一致，并且这种意识埋藏在几千年来不同文化的熏陶之中，以色列人民不仅从人口数量上说，而且从比较难描述的民族性格上说，都正经历着变化，以色列大约一半的人口都是迁移过来的。
这些移民所带来的文化对以色列人民的性格起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他们由于受到新环境的影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以色列人民是80年代来一个接一个的移民浪潮所形成的，每一次进入圣地的人们都有各自的特点，对原有的居民产生了独特的影响。
从1882年开始到1903年这一段时间有两万五千多犹太人从沙皇俄国进入巴勒斯坦，使原有的犹太人增加了一倍。
原有居民主要是赛法拉德人和东方犹太人，他们除了宗教信仰外都已土耳其化或阿拉伯化了，其余是阿什肯纳兹人，他们大体上是许多年来由于宗教虔诚而点点滴滴地进入巴勒斯坦的。
最初的居民集中在耶路撒冷、希布伦、撒费德和太巴列这些神圣城市中，过着一种完全是非政治的、代代相袭的生活，主要关心的是严守戒律，探讨教理。
他们靠手艺或当小商贩糊口，或靠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团的捐款聊以为生。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这个社团的稳定生活初次遭到一些移民易俗的风浪而打乱了。
新移民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和老居民迥然不同。
他们年轻，又受过现代化的教育和现代概念的熏陶。
怀着明显的意图，要在巴勒斯坦为恢复犹太民族的生存铺平道路。
从1904年至1914年的十年期间移入了近四万名犹太人，他们绝大多数是来自俄国的犹太人，1903年俄国多犹太人的大国，大规模屠杀造成了这次移民浪潮，但这些新移民的动机远远不限于逃避恐怖和迫害的希望或需要。
从1918年开始主要从俄国移入两万五千名犹太人，此后俄国就禁止犹太人离境了。
由于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进入圣地突然停止，他们进入圣地和前辈有着同样的思想和理想。
1923年延续到1926年，移入了六万人，主要来自波兰。
大多数人是想在新国土内重操旧业的中产阶级。
产生这以原因是波兰政府采取了一些了特别的有害于犹太人的商业政策，后来由于波兰发生了经济的危机，巴勒斯坦也陷入了经济危机，这次移民也就终止了，当巴勒斯坦的经济萧条逐渐消除后，移民的规模不断增大。
1932年一下猛增到一万二千人，从1932到1939年，将近有二十二万五千人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大约三分之一来自东欧。
以色列建国后进入圣地的移民在规模和成分上都有了根本的变化。
1948年以来就有两次大的移民高潮。
建国后最初的四年中大约接受了七十万移民，这个数字等于原来的犹太人人口。
1952年至1954年上半年，由于经济困难，由于国家暂时采取了有选择地容纳移民的政策，并由于东欧国家对犹太人的移出所加的限制，移入出现了低潮，在那个时期移入的不到四万人。
从1955年开始，巨流又倾注而入，一直延续至今，每年移入少则三万，多则八万。
于是，在1961年的某个时候，建国以来踏上以色列国土的移民终于突破了百万。
移民来自五十多个国家，这些移入浪潮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与原来人口相比规模非常之大，二是从各大洲都有人来，建国以前，88%的移民来自于欧洲，只有10%人来自于亚洲和非洲，但在1948年以后，来自亚非两洲的移民占总人数的一半，这样就冲淡了以色列的欧洲性质，不经如此，来自非洲和亚洲的大量犹太人从历史背景、传统职业、文化、精神状态和容貌来说，同欧洲犹太人，不论是新来的还是已经定居下来的，都有极大的差异。
一个社会要吸收相当于原有人数一半以上的人民，必然有巨大的实际困难，还产生了社会和文化上的严重问题。
今天的以色列人民面临着怎样的状况。
那一百万的移民具有令人眼花缭乱的不同背景，当这股洪流倾入一个原有七十一万七千的犹太人国家后，不能不对以色列的人民产生深远的影响。
每四个成年的以色列人中就有三个是生在外地的，而这四分之三的人口中中又有五分之三是1948年以后来的，因此，在开始估量今天的以色列人民之前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出了纯粹表面上的意义外，我们究竟能不能把以色列称作“一个民族”？
今天来到这个国家的访问者一定很快的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可以从若干实质性的意义上把以色列人看成是是一个民族。
任何人访问一个新建的国家，首先会注意他的语言。
因此，访问以色列的人也就会注意到在所有的招牌和报纸上都有希伯来文，也会听到每个人都说希伯来语；
他甚至可能没有觉察，他看到的每四个成年人中就有三个是从小在出生国说的并不是希伯来语，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在最近十几年内才开始学习并说希伯来语的。
普遍用希伯来语，这是民族意志和民族统一的仅仅一个方面的表现，其他方面的表现也很可能给访问者留下深刻是印象。
他可能会注意到以色列人似乎热情的关怀着自己和国家之间的共同命运，对国家生活中最琐细的事情都兴致勃勃。
他会看到以色列人在大多数的事端上会争论得面红耳赤，喜欢一而再地纠缠于细微末节；
但是在某些问题上，他们的意见几乎是完全一致的，看不出来模棱两可的态度。
这些问题中最重要的是：
巴勒斯坦争端的是非曲直，以色列与邻国之间争议的来龙去脉，全世界犹太人民的统一性以及犹太人民和以色列之间的相互责任感，国防高于一切以及政府在这方面措施的无可非议，移入的必要性以及门户开放原则的神圣不可侵犯。
此外，即使在牢骚最盛的以色列人中，访问者也会看到对国家全部成就的自豪感和愿意为之奋战的决心，这些将使历史较长，基础已稳固的国家领导人，对比起本国的情况，感到不胜羡慕。
访问者看到了以色列人民及其生活的许多表面上的一致，自然就更加坚信他们是一个民族。
那些阿拉伯少数民族大多数仍生活在东方色彩的城镇，街区和农村，访问者看到他们一定会感到这是在文化上与以色列人相距甚远的另一群人。
对照着看犹太人，虽然28%的人来自东方，受过东方文化熏陶，其中大多数来到这里不足十几个年头，但总的来说他们表面上相当一致的，他们都穿西服，只是相当少数来自也门和伊朗的那些不大在屋外露面的老年妇女除外。
建筑全是地中海式的，在这里或那里掺杂一些波兰中部，或德国农村的建筑风格，作为人们思念故土的标志。
戏剧、音乐会、绘画以及咖啡馆、夜总会、酒吧、电影院等娱乐场所，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和西方想雷同、食品和民间音乐带有一些东方色彩，但作为整个成品来说，一般认为是以色列的，事实上也的确和纯粹的东方食品和民间音乐不同。
以色列人怀有强烈的爱国主义，他们在政策和原则的某些要点上意见又完全一致，因此，从功能的意义上来说，他们无疑是一个民族，因为他们在面对别的民族是能同心同德；
他们表面上的一致也的确让人感到文化上归于一统的那种味。
即使如此，如果断言以色列人民从任何方面都近乎时一个完整的民族，或者在不久的将来他要成为这样一个民族，那是轻率的。
因为在这些使人有一致之感的表面现象背后，在犹太人本身之间，即以欧洲人为一方、非洲和亚洲人为另一方，存在着文化、经济和社会上的深刻裂痕，把他们区分为两种以色列人当局用了全部精力把他们结合起来，迄今仍归无效。
以色列的人口从出生地来说分为三大部分，根据1961年的统计，欧洲出生的人民占了35%;
亚非出生的人占了28%，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占了37%。
土生土长者虽然占了这样大的比重，但其重要性远远没有那么多。
首先，他们中间的70%在1961年史是十五岁一下的儿童，这意味着，虽然他们在人数上很可观，但由于他们年龄不大，注意又是来到此地年头不长的那些一移民的子女，因此，他们作为“土著”而对一般的以色列社会所起的影响当然就不会很大，跟重要的是，绝大多数的孩子是东方人的后代，他们在最本质的方面模仿他们父母的榜样，而不去模仿那些父母是来自欧洲的土生孩子们。
被认为是一种新型的犹太人的纱布拉，即一个土生的以色列人，他的大的浪漫主义化的形象是这样的：
风流倜傥、金发碧眼、体魄健壮、性格直爽、光明磊落、没有任何犹太变态心理、心地善良而慷慨，总之，最终因成为一个对现实环境都能应付自如的人。
本地东方人的土生子女子啊任何情况下也不会成为这样的人。
因此，作为欧洲犹太人的后代的纱布拉，虽然和他们的父母在性格和文化上实际都不相同，他无论如何对于父母过去那种文化历史背景抱有很大的反感，因此父母在欧洲的怯身体验对他仍起到激励作用；
而土生的东方人，如果他终究也对父母的过去的背景抱有反感，对他起推动作用的父母过去那种体验与欧洲犹太人的体验又不一样，最后，这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
从接受正式教育和以后的谋生方式来说，土生的东方人实际上离不开父母的榜样，而将永远处于受歧视的地位。
虽然非洲人、亚洲人以及欧洲人由于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本身之间也有相当大的区别，但犹太社团中那两个集团是可以辨别的、在若干方面都不一样的两部分。
这两部分之间的基本区别可追溯到他们之间不同的历史背景，这在前文中已经提到了。
他们之间一个主要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这关系到他们原先所处社会的一般情况。
欧洲犹太人原先所居的国家彼此之间虽然也很不一致，但如果与几乎所有的阿拉伯社会相比，都还是比较进步的。
阿拉伯社会中最好的情况是那些正处在从传统类型脱颖而出的过程之中的社会，最坏的情况则是那些商沉没在黑暗时代朦胧之中的社会。
另一个同样重要但不是明显的差别是这两个集团对“犹太人问题”有不同的体验，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以色列所抱有的观点。
欧洲人通过一些直接的和实际的方式体验了犹太人问题。
他们感到这是现代思潮和现代准则同传统的犹太信仰和实践之间的理智上的抵触；
或者说，这是犹太人一方面希望成为能与周围的社会和文化平起平坐的伙伴、另一方面有生怕丧失他们的犹太身份这样一种内部的冲突；
或者说，这是他们愿意被同化但遭到非犹太社会的拒绝这样一种外部矛盾。
他们最后体验到的是对他们剧烈的迫害，其顶峰就是纳粹的灭绝营。
至于东方人面临的犹太人问题，主要是一个宗教和哲理上的问题，而加路特和苟拉的观念已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令人满意的答案。
他们未曾遭受过他们欧洲弟兄们的灾难，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主要是在地区性和自治政体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即使那个社会的传统结构在民族主义和现代化主义的冲击下开始崩裂了，但这些犹太人未曾被强制要求进行任何剧烈的变革来适应新社会，只是少数犹太人曾受到怂恿或敦促自动的进行这种调节。
东方人和欧洲人对于犹太人问题有不同的历史体验，因此他们对以色列的观念也就截然不同，东方人把这个国家当作圣地来尊崇；
他们把移居以色列理解为神曾经许诺的“放逐者的召聚”，因此他们很爱国；
但是他们并不是把犹太国家看作是解决任何个人的或民族的犹太身份问题或宗教理智冲突的手段。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那些具有无神论和不可知论思想的欧洲犹太复国主义着=者移居于以色列，仅仅是因为他们是被原先的所在国驱逐了出来；
任何其解释是无法理解的。
他们认为自己来到以色列则是实现了对圣地的渴念，也实现了他们想要成为犹太集体一份子的向往。
从到此地的时刻开始，他们只顾及他们自己和家庭，对于国家事务除了国防以外没有什么责任感。
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以及伊休夫奠基人的梦想中，则把建立犹太国家看作是创建一个模范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完善而自由的民主制度的方法和机会，使“犹太伦理天赋”得以发挥并成为普照人类的阳光，使摆脱一切丑恶和卑贱特性的新型犹太人得以形成，他们断言这些特性来自歌都那种环境，这一些和诸如此类的许多观念是犹太人在各个欧洲国家所处的条件和环境造成的，他们成了推动巴勒斯坦-以色列前进的动力。
但是大多数东方犹太人不具备这种思想。
东方犹太人没有那种历史体验来迫使他们改变自己、改变别人、改造任何东西，或想证实任何信念；
他们主要是按事物的本来面目加以接受，试图继续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至多根据实用主义的讲究需要、效用或方便的原则作某些的调节。
他们倾向于对国家的政府、法律、制度和政策都采取客观的观点，把他们看成是既成的事物，这些虽然能影响他们过得好些或差些，但是一般说他们对这些事无能为力的。
欧洲人和东方人原来所居社会的不同条件反映在他们社会状况和家庭人口的重大差异上面。
一个欧洲家庭的平均收入起码要比东方家庭高出50%，而后者的人口平均是前者的三倍，这样就造成了生活水平的悬殊。
八成以上的家庭在东方家庭中占六分之一，而在欧洲家庭中只占1%,三分之一以上的东方家庭超过六口，而同样大的欧洲家庭只占二十五分之一。
东方家庭人口众多是父母们传统观念和以色列的卫生条件带来的结果。
调查表明，子女都是在原居国出生的东方父母，较之大多数子女在以色列出生的东方父母曾今有过更多的孩子，然而在以色列出生的孩子几乎都长大了，而在原居国生的孩子有很大一个比例都夭折了。
东方父母的传统观念还反映在识字率上，在以色列，十四岁以上的东方移来的女性中只有44%的识字，东方男子的识字率要高度多，达到77%，但与欧洲男性和女性犹太人的95-99%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
父母文化水平低，家庭人口多以及收入不足，这些意味着孩子们得不到充分的教育，一代接一代不会改变这种情况。
因为虽然幼儿园和小学教育在以色列是免费的义务教育，中等教育则完全取决于每个家庭的收入，社会观念和人口的多少，一部分家庭认为花费不大，其他家庭则认为太花钱了。
若干年以来东方儿童一直占幼儿园儿童的60%，但是中学生毕业生中只占5%,而到大学各种学位中只占2%，大多数孩子或者至少是许多孩子，经过了小学教育的法定年限之后，在学术上长进并不大，在观念上也没有得到重大的熏染。
这是因为他们家里缺乏利于读书和增长知识的条件，并且每天在学校上几小时课前后，不得不从事劳动来弥补家庭收入之不足。
举出任何一项指标都可以进一步显示东方人和欧洲人之间的鸿沟，例如东方人较之欧洲人，住的拥挤的多，住在贫民窟的人多的多，少年犯罪率高得多，刑事案件频繁得多；
他们在政府中的发言权很小，在高级官员，军界官员以及各种专业的或经营管理的职位中占的比重也很小。
但是，问题最严重的方面恐怕在于这种鸿沟不仅仅是客观存在，而且两个集团都常常带有偏见自觉的意识到并公开议论着他们之间的鸿沟。
某些东方人不断抱怨说他们受到欧洲人蓄意的压抑和歧视，而不少欧洲人则认为东方人天赋就比欧洲人差。
即使双方对于差异的原因看法一致，他们对于应采取什么性质的补救办法，以及已实行的措施是否有效，总还有激烈的争论。
欧洲人倾向于强调在这方面已取得的进展，认为东方人的境遇以实际上得到了改善，而东方人的眼睛主要还是盯在尚未弥合的鸿沟上面。
事实上许多东方人、也许大多数的东方人，在以色列的生活水准比他们原居国是已有很大的提高，但几乎所有东方家庭的社会地位都大大下降了。
在他们原先居住的社会里，他们的生活水平即便低，却在大体上比那里的绝大数家庭仍要富裕的多；
而在以色列，他们的生活水平虽然提高了，却处在社会的最下层。
也许最能说明以色列整个社会问题的一个事实是，在欧洲人和东方人之间，甚至在这两大集团内部的各个社团之间，互婚率是很低的。
对以色列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国内集团间的分歧至今未曾带有种族间和部落间冲突的性质。
地方性的暴力行动时有发生，但没有发生过由联合组织或全国性领导集团所指导的持续暴乱。
这主要归功于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他坚持了联合的政策并为实施这一政策做了不少事，尽管还做得不够充分。
对于有能力、有雄心的东方人来说，尚有很大的余地使他们能爬上高峰，这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
然而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以色列人潜意识的感到，当敌人站在大门口时自己却纠缠与内部集团间的冲突，这是他们经受不起的。
当以色列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着手他的事业时，他很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平均主义的社会，最接近与以个无产阶级社会，从那时以来，大量的移入，尤其大量东方人的移入，加上迅速的经济发展，冲淡了最初定居者意识形态上的严密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相对的同一性，同时，也使这个平均主义的结够松弛了。
以色列刚建立时，他的经济是新生的，规模也很小，不可能为较多的人提供积累大量资本的机会；
但那以后，非常迅速的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产生了一个力量强大、财运亨通的企业家和暴发户阶级。
在以色列建国前的十五年间，移民中受过高等教育或学有专长的人多的过剩，因此他们的薪金和从事体力劳动者的工资差额很小；
建国以来，由于经济上的需要，在大量的东方移民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比重又很小，情况就颠倒了过来，薪金和工资之间的差距扩大了。
当建国之初，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着城乡之间在生活水平、社会特征和思想意识上的传统差别，这在以色列并不存在，因为农业收入不低，农民们本身是城里人，他们是出于理想主义而去耕田的；
后来，农业收入与城市收入相比来说就下降了，又有大量缺乏经验和教育、家庭负担沉重的东方人改行从事农业，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收入有限、眼界不广的新的农民阶级。
在早期，进入圣地的人们的那种创业和合作精神以及社会主义-平均主义的传统仍占上风；
但独立后，人们对主权国家的依赖性，经济的发展，以及缺乏开创精神和犹太复国主义背景的大量移民的流入，已把这个传统冲淡了不少。
今天，以色列的收入分派情况显示了很大程度的不平等。
最近的一次研究表明，1957-1958年度城市中收入最低的十分之一的人只得到总收入的1.6%，而收入最高的十分之一的人得到24.2%。
收入较低的一半人只得到总收入的四分之一，而收入较高的另一半人得到四分之三。
话句话说，一半城市家庭的平均收入相当于另一半家庭的三倍，而最高层的10%家庭的收入相当于最底层的10%家庭收入的十六倍以上。
从最高层到最底层之间，收入逐渐降落。
未能得到1948年左右的可靠统计数字以资比较，但一切现存的迹象表明，建国以来不平等的倾向已有极大的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国家的自然资源，包括大部分的土地，都是公有的，政府和犹太工总又占有和经营了几乎一半的工业，并控制了所有其他经济领域很大的一部分企业，收入差距的扩大化却仍然发生了。
根据上述事实，现在就有必要简短地研究一下他们的意义。
首先，必须看到上述哪种新的收入分配仍然使以色列被认为世界上最平均主义的国家之一；
那样的分配至少和同年的瑞典一样平均，比1952年级工党执政六年之后的英国更平均一些。
其次，正如在英国和瑞典所做的那样，由于采用了累进税，使富者承担重税，又实行了广泛的国家福利措施，使穷人得到利益，这样是不平等现象有相当大的减轻。
第三，最重要的一点是，有若干因素使财富对社会地位的决定作用咋程度上受到了限制，例如：
富有阶级刚出现不久；
人们十分重视一个国民过去对国家有什么贡献，今天，特别是在国防方面，他有时怎样为国家服务的。
因此，作为第二次或第三次进入圣地的一员，或者有光荣战功的人，仍在某种程度上比有财富更被人尊重，而财富在人们的心目中总还带有不正当卖买的铜臭。
但在另一方面也必须主义到，以色列违立了平均主义的趋向是与发达国家中的一般倾向背道而驰的，而财富也正开始与社会地位联系起来。
当这个国家的年龄增长了、财富的来源也被人们忘却的时候，这种趋势很可能越来越严重。
最重要的是，我们绝不能忽视国内分成集团这一问题，他已经使人民中的某些部分整个地降到了劣等地位并倾向于让他们永远处于那个地位。
从职业上说，以色列有工作的人口中，约17%从事农业，32%从事工业和建筑业，7%从事交通运输，42%从事商业，银行业、自由职业或政府部门的职务。
这样的职业分配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了犹太人传统职业职业的色彩，但毫无疑问，伊休夫的创始人和国家领导人已经实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这样的梦想；
在由农民和工人组成的广阔的新基础上，以色列的犹太社会创建一个“正常”的结构。
这一真正的革命，不是通过强制和暴力，主要是通过人们的自我牺牲精神取得了成功，这使以色列的成就格外令人感动。
以色列的人口大多集中在城市。
1961年总人口的77%住在大约六十城市或城镇里，25%住在大约八百个农村居留地里。
犹太人城市化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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