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学院开启中国油画的鉴藏门户.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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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学院开启中国油画的鉴藏门户

美术学院:

开启中国油画的鉴藏门户

    中国油画市场方兴未艾,在多个观察油画家和油画作品市场状况的方式中,美术学院是最直观和便捷的角度。

这是因为,西方油画从20世纪初开始来华广泛传播,到真正被借鉴、融合为中国绘画的组成部分,差不多花费了整个20世纪的近百年。

这个本土化过程是依赖美术教育完成的,因此,中国油画史上的绝大部分名家精品,都与各时期的美术学院密切相关。

不难发现,时下市场走红的油画家,几乎都经由了美术学院的培养或者曾执教于美术学院。

  

  “民国油画”鉴藏与20世纪上半叶的美术学校

  

  “民国油画”是在2006年6月“南京博物院”和“南京四方当代美术馆”联合举办的“民国油画收藏展”上首次提出的学术概念,指活跃在1911年至1949年油画家的作品。

“民国油画家”中除被公众熟知的徐悲鸿、刘海粟等,大多数画家一直并未受到国内市场的重视,“四方当代美术馆”馆长李小山表示:

前两年很多被忽略的画家作品都是以低价收购的。

随着不久前,旅法画家常玉的作品逼近3000万元大关,以及徐悲鸿等人作品成交价的高涨,这一时期的油画逐渐成为市场关注的热点。

  “民国油画家”中,很多是美术学校的教师,身兼着教育者和艺术家双重身份,例如被称为“第一代油画十大家”的林风眠、徐悲鸿、陈抱一、刘海粟、关良、潘玉良、常玉、吴大羽、颜文良、陈澄波,都与20世纪上半叶的美术教育和美术学校关联甚密。

  西方现代美术教育制度被大量引进,是为适应20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倡导新学”普及新式学堂,以及稍后的民国资产阶级倡导新文化、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精神、抗日救亡与革命运动的需求。

在各地陆续涌现的大批师范学堂、美术院校、美术科系成为当时美术教育的主体,也是延续至今的各大美术学院的根源。

其中重要者包括:

1902年南京创办的“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现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1906年保定创办的“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现天津美术学院)、1912年创办的“私立上海图画美术院”(现南京艺术学院)、1918年创办的“国立北京美术学校”(现中央美术学院)、1922年创办的“私立苏州美术专科学校”(现南京艺术学院)、1928年创办的“中央大学艺术科”(现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1928年创办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现中国美术学院)、1938年成都创办的“中华工艺社”(现四川美术学院)、1938年桂林创办的“广西艺术师资训练班”(现广州美术学院)、1938年延安创办的“鲁迅艺术学校”(现鲁迅美术学院)、1948年创办的“西北人民艺术学校”(现西安美术学院),这些新式美术学校均以绘画专业为主,大多引进了西方绘画及其教学方式。

  被收藏者注目的“画坛三重臣”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同时又是美术教育的三位巨匠。

他们先后在一些现代形态的艺术学校或系科主持过西画教学,把西方传统油画技法和观念引进中国,以系统的艺术观念和教育思想培养了大批学生,对中国油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其为核心,形成了“写实派”“现代派”“融合派”三大油画派别:

  徐悲鸿1928年留学归国后,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及“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由于受法国学院式教育的影响,他主张艺术应有与科学同样的“写实”精神,依循其忠于客观描写的现实主义原则,逐步形成了完整的“徐悲鸿体系”。

他的“惟妙惟肖说”为中国美术在写实方面的复兴贡献巨大,适应了科学与民主精神的时代要求,也适合了当时的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迫切现实。

  刘海粟1912年创办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私立上海图画美术院”,他深受塞尚、凡?

高、高更、马蒂斯的影响,主张解放思想、摆脱学院主义束缚,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注重艺术个性的发挥,提出“艺术表现论”主张,形成“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大家风度。

  

  林风眠在1925-1938年间,先后主掌北平和杭州两所国立艺术大学,他以“实现社会艺术化”和“促进社会美育”为宗旨,以学校作为艺术运动的中心,选择融合中西的新途径。

他将国立艺术院的国画和西画合并为绘画系,在杭州艺专组织了以克罗多、吴大羽、李凤白、李超士、王悦之、蔡威廉、方干民为骨干的西画群体。

  2006年11月,徐悲鸿的《奴隶与狮》以5711万元创造了内地油画的天价,这很可能带动起“民国油画”新的市场空间,特别是其中多数在新中国长期被忽视的画家。

围绕几位杰出的油画教育家和当时的美术学校去深入挖掘,可以很好地评估各画家群落中,每位画家和作品的确切历史地位与价值。

  

  “写实油画”鉴藏与新中国美术学院

  

  “写实油画”本身是一个容易产生歧义的概念,就学术意义而言,它既指以客观形象为依据的绘画手法,也指以反映自然和社会真实性为基础的“现实主义”精神。

“写实油画”一直是中国百年油画史上的主流,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后,它几乎成为唯一的油画创作样式。

新中国的“写实油画”,是欧洲古典学院绘画原型经由前苏联的改造和传承,与中国社会现实结合的产物,其特征一是严格的写实再现技术,二是政治化和理想化,三是典型性和故事性。

目前绘画市场的“写实油画”,常被冠以“现代中国油画”“革命现实主义油画”“红色经典油画”“新中国油画”等称谓。

被市场瞩目的“写实油画家”包括罗中立、陈丹青、陈衍宁、陈逸飞、艾轩等。

与“民国油画”相比,新中国的“写实油画”资源更为丰富,其价值衡量标准相对统一。

在近年油画市场的升温中,此期的代表性画家已经受到足够关注,但建国初期画家的市场价位目前仍然普遍偏低。

  新中国“写实油画”创作的高峰有两个:

一是建国后至“文革”前的“革命现实主义”,二是“文革”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批判现实主义”。

其主要策源地为“中央美院”和“四川美院”。

  中央美术学院是1950年由“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科”与“北平国立艺专”合并而成的,它与分院“华东美术学院”构成了新中国美术教育的中坚。

该院的教授王式廓、罗工柳、董希文成为“革命现实主义”油画家的代表:

王式廓的《血衣》素描稿完整地体现了革命的“现实主义”规则,实现了欧洲传统现实主义规范在中国语境下的转换;罗工柳的《地道战》是融合了中国传统绘画审美观念、现代艺术观念,以及不成熟的写实造型观念的“土油画”的最成功范例;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将政治要求与象征性手法结合,形成了典型的中国审美趣味。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建立了全盘苏化的学院制度,大批苏联专家到中国各美术院校举办了训练班,其中,1954年中央美院的“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影响最大,由全国各地选派去的学员成为日后油画创作的生力军。

“苏联现实主义”油画是为满足苏维埃政权需要而产生的,其创作和教学模式的引进,使中国的革命文艺手段和政治宣传功能得到统一,它很快被确定为典型的官方艺术风格,影响其后的艺术创作和学院教育长达数十年。

1956年“马训班”结束后,推出了秦征的《家》、王流秋的《转移》、詹建俊的《起家》、何孔德的《出击之前》、王德威的《英雄的姐妹》、冯法祀的《刘胡兰》等优秀作品,连同稍后问世的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侯一民的《刘少奇和安源矿工》、高虹的《毛主席转战陕北》,代表了50年代中后期的最高水平。

60年代初,由罗工柳主持的油画训练班结业时,推出了杜键的《在激流中前进》、闻立鹏的《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胜利》、钟涵的《延河边上》、柳青的《三千里江山》、李化吉的《文成公主》等新作。

尽管此期美术学院几乎所有的画家和作品都必须服从时代的指令,压制了“五四”以来已经形成的多种艺术风格和流派,但却使中国间接地接受了欧洲的古典主义传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现实主义”画家。

  

  “文革”结束后,多家美术院校的恢复和发展,为青年油画家的成长创造了有利条件。

80年代初期,一批即将走向社会的美院学生,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批判勇气,推出了具有“反思”“伤痕”意味的“现实主义”画作,震撼着中国的画坛。

这些画家和作品大部分来自四川美术学院,包括高小华的《为什么》、王亥的《春》、王川的《再见吧,小路》等。

该院罗中立的《父亲》、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与中央美院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共同标志着“乡土现实主义”的出现,并成为“写实油画”的主流风格。

之后,由“乡土现实主义”的一支发展成手法更为细腻的“学院乡土画风”,其中心,仍然在具有扎实写实传统的中央美院,其代表画家为采用“生活流”手法的龙力游和凝聚人道主义情怀的孙为民。

这种题材和格调还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成为受海外画商青睐的“乡土风情”画风。

  除中央美院和四川美院外,浙江美院、广州美院、鲁迅美院、天津美院等院校的杰出中青年油画家,都在80年代中后期的几次重要美展上推出了一大批“写实油画”,与其他多种风格一起促成了新时期的油画繁荣。

综览近期的“中国写实画派年展”和2006年12月的“精神与品格――中国当代写实油画研究展”,可以发现,参展的作品其作者这些在学术和市场上都炙手可热,也多是“写实油画”领军人物,他们全部能够从新中国各大美院找到渊源。

  

  “多元油画”鉴藏与新时期美院

  

  

  相对于“民国油画”的数量有限和新中国“写实油画”的格调单一,80年代以后各美院的创作,为不同市场收藏趣味提供了丰富的选择空间。

购藏者对中国油画的多元风格兴趣浓厚,一批具有国际视角、借鉴多元艺术形态的中青年画家作品,在当前的拍卖市场上呈现走高态势。

  油画的多元化风气形成,与新时期美术学院的关系极为密切。

因为在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美术学院是西方现代艺术信息和资料传入国内的主渠道,所以,美院成为80年代中后期中国现代艺术运动的中心,美院学生也成为艺术运动的主要力量。

许多年轻画家搬用西方艺术样式,作为反叛传统的武器,并与中国文化结合创造出新的艺术语汇。

例如,1982年浙江美院的毕业创作,就明显地接受了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其中,后来成为“厦门达达”群体代表人物的黄永冰,在《在运行中的钢包》中以纯粹的抽象结构,象征着形式的深化和艺术的自由解放。

再如,湖北美院的尚扬在《老辈》中以抽象形式凝聚人的生命力,体现了“乡土现实主义”与现代艺术的结合;四川美院周春芽的《阳光下的狗和阴影里的羊》、张晓刚的《充满色彩的幽灵系列》都受到西方风格的影响。

他们的作品结合自己的生活感受和人生价值观,体现着西方艺术语言与中国传统经验的磨合。

再如,在现代艺术运动中出现的“新古典主义”,实际上是另一种典型的学院派风格。

其代表人物中央美院的靳尚谊,从法国学院派传统走向了纯技术的形式主义趣味,他的学生王沂东和杨飞云,分别用古典技法和画室技术表现乡村题材和都市情调。

这种画风一时成为了中国油画的正统,并在90年代成为初起的艺术市场的另一个主流风格。

  “85美术运动”的重要“艺术家群体”,也大多与美术学院有关。

例如,由浙江美院学生组成的“青年创作社”是著名的“85新空间展”的主体,该展览上,张培力的《请你欣赏爵士乐》、耿建翌的《理发三号――85年夏季的又一个光头》等,是“85运动”的经典之作;“理性绘画”的代表“北方艺术群体”的主要成员,包括了浙江美院的王广义和鲁迅美院的任戬等。

  1990年前后,新一批刚刚走出校门的美院学生,摒弃了理想主义热情和批判精神,适应了快速出现的商业社会和大众都市文化。

90年代初,中央美院青年教员举办的“刘小东个展”“女画家的世界”“新生代”画展等,代表了新的学院写实风格“新生代”的登台。

“新生代”画家在严谨、系统、全面、精确的传统学院派技术基础上,注入了现代人的艺术结构和观念,在创作中充分表现个性和自由。

其中,刘小东的作品题材多来自其个人生活和周围朋友,喻红的作品在世俗生活中寄托着都市的浪漫幻想,韦蓉和王浩的作品以“照相写实主义”手法描绘日常场景,表述对无聊和平庸的体验。

  同期毕业于美术学院的另一些“新生代”画家,体现出了更为多样的风格。

例如,毕业于湖北美院的曾梵志,在1992年“广州中国艺术双年展上”,推出了表现痛苦、孤独、疾病、死亡等内省状态的《协和三联画系列》;毕业于中央美院的毛焰的肖像画,以近距离的写实反映潜意识中的自我体验,构成了“古典主义”和“表现主义”结合的超现实世界;毕业于“中央美院”的方力钧用格式化的光头形象,代表了一种无意义的极端“玩世”风格。

  另外,以尹朝阳、夏俊娜等为代表的“70后艺术”群体,大多在90年代就读于各美术学院,他们在近两年的市场上也大有崛起之势。

  日益开放的美术学院,是艺术资讯最为发达之处,具有着得天独厚的艺术生态环境,它在对学生进行系统、扎实的技法训练同时,又为学生提供大量的展览、交流、讨论机会。

在传统和现实、本土和西方的碰撞与融合下,这里将继续产生更富有时代气息、更具有人文特征的新油画风格。

并且,目前国内的艺术生产和消费,正在初步形成“美术学院、画家――策展人、评论家、媒体――画廊、拍卖行――收藏家”链条。

所以,具有前瞻眼光的购藏者已经开始从美术学院选取目标,新一代美院学生的多元创作,无疑将成为未来艺术市场的增长点。

  责任编辑:

杜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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