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平会议的当代价值.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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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平会议的当代价值理论探讨
臧诗成约7499字
摘要：
黎平会议召开距今已75周年。
从当代的视角来看，黎平会议在生死攸关之际因时制宜地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移，挽救了党和红军，这一伟大的战略决断，在当代仍有着重要的启示性价值。
黎平会议所体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当代仍有重要的认识和反省价值。
黎平会议上党的领导者所表现出来的崇高政治风范在当代仍有重要的典范价值。
关键词：
黎平会议当代价值
今年距黎平会议召开已75周年。
这是一个永远值得中华民族隆重纪念与深思的重大历史事件。
在长征中，黎平会议的召开挽救了党和红军，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它将作为一块具有永恒价值的历史丰碑矗立在党史和军史上。
黎平会议的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奋进不息的激励力量。
今天，我们纪念黎平会议的召开，研究黎平会议，就不能仅仅沿袭传统的研究方法和思路，而应从全新的当代视角来充分认识它的伟大历史作用，努力发掘它的当代意义，夯实我们的精神支柱，着力解决当前存在的社会问题。
这样才能真正地把握住它的当代价值。
一、黎平会议的历史背景及战略意义
黎平会议在长征中，对于党和红军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从根本上实现了“黎平战略转兵”。
要清晰、深刻地认识黎平转兵的伟大战略意义，就必须对它有一个较为深入、完整的了解。
中央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向西突围，当时并不叫长征，而是叫西征。
西征的目标是到湘西北地区与任弼时、贺龙的红二、六军团会师。
毛泽东和张闻天等曾指出：
红军长征初期“在华夫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
“只是仓猝的出动”，这“就使得红军士气不能发扬，过分疲劳，得不到片刻的休息，因而减员到空前的程度”。
中央红军出发时有86000多人，到突破
第四道封锁线，过了湘江，只剩下30000余人了，损失达70。
湘江一战，为什么会如此渗烈地损兵折将呢?
重要原因有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等。
湘江战役，这道封锁线是蒋介石亲自部署的。
红军到湘江边时，约有6.5万人，与敌人兵力之比接近1:
50
加上湘江险阻，又无根据地作依托，所以造成了惨重的失败。
据伍修权回忆：
过了湘江，“兵力就损失了三分之二，有的部队已经溃散解体，而敌人正前堵后追，重兵设围。
”在此危急关头，红军的选择显然应是避实就虚，不能再与强敌作战了。
但是当时，以“三人团”为核心的中央对长征的战略方向和战略规划并未及时调整，仍坚持执行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战略方案。
1934年12月，当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时。
蒋介石已窥破中央红军拟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他立即作了三个方面的部署：
一电令贵州的王家烈率黔军在贵州东部堵截，二电令“追剿”军何键和桂军李宗仁派兵尾追红军，三令薛岳率主力经湘西的武岗、芷江入贵州以防阻红军会合。
这时。
薛岳、刘建绪、周浑元、李云杰等部共16个师，已经到达城步、绥宁、洪江、黔阳、靖县桂军也已到达马蹄街、石村、独镜山一带黔军王家烈部队布置在锦屏、黎平一线。
这样，五六倍于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部署在红军将要进军湘西的路上，一个口袋阵已形成，就等中央红军去钻。
如果红军仍按原计划进行的话，就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但是，博古、李德在12月9日仍命令中央红军在西进攻占通道后，按原定方针准备北上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令各军团首长对“总的前进方向不得改变”。
值此危急存亡之际，毛泽东力主放弃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进军。
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说：
“我们何不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
为什么一定要去钻口袋呢?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
”参加会议的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都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李德开始也参加了会议，后来退了出去。
但会后，博古、李德仍命令各部队“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
14日又命令在湖南常德一带活动的红二、六军团主力转向沅江上游，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这说明通道会议没有解决问题，遂有18日的黎平会议。
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攻占了贵州黎平县城。
中央决定在黎平县召开政治局会议，以解决红军下一步的战略行动方针。
18日，中央政治局在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李德、刘少奇等。
黎平会议就红军战略行动方针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博古、李德等人仍未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打算，提出要到黔东北湘西与敌人硬拼毛泽东则继续阐明向黔北走，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
继续进入贵州内地，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川黔边发展。
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正确主张得到了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大多数同志的赞同。
会议经过激烈讨论，最后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
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
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到遵义西北地区。
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
黎平会议结束了关于红军战略方针问题的激烈争论，决定到黔北或川黔边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黎平会议实现了红军的战略转变。
它正式决定改变了红军前进的方向，使红军免遭可能出现的覆灭，如果说通道会议是长征、也是中国革命转折的一个起点，那么黎平会议就是这个战略转折的完成，遵义会议一定意义上则是对黎平会议的战略转移进行组织和策略等方面的健全和完善。
黎平会议在战略转移上的伟大意义在于：
决定了长征的胜利决定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命运和未来为遵义会议重新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黎平会议所体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当代仍有重要的认识和反省价值
民主集中制是党内实行民主，防止专制主义倾向，保持集中，防止极端民主化倾向的重要保证。
中国共产党从党的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
以后历届《中国共产党章程》都对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有所阐述。
党的
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对于民主集中制作了更为明确的规定：
“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其他支部一样，其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
”但，六大党章明显强调了“集中”，淡化了“民主”：
虽然也规定了“在未经决议以前，党内的一切争论问题可以自由讨论”，却删去了原有《党章》中多数党员对上级或中央决议有抗议时如何解决的相关规定。
特别强调了“无条件的执行”而且删去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规定。
这样就不利于民主集中制的正确执行。
1931年“左”倾错误教条主义上台后，民主集中制在党内遭到了严重破坏，造成这种恶果的原因既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
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缺失，是中央红军长征的深层次原
因之一，然而正是长征这样的环境，又为党中央确立民主集中制创造了条件。
黎平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就是一个典型的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形成的决议。
一是黎平会议决议是在完全摆脱共产国际控制的前提下形成的。
长征开始前不久，因上海的中央局被敌人破坏，中共中央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
在长征这样的流动作战中，很难迅速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这就使中国共产党暂时摆脱了共产国际的“遥控”，避免了可能来自共产国际的种种干预，从而消除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外部障碍。
二是黎平会议决议是在重大的挫折面前，党的领导层被迫考虑尽可能地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的时候形成的。
红军严重受挫的事实，不仅使得一切“左”倾的口号、“国际路线”等等空洞抽象的概念顿时失去了灵光，而且使中央领导层认识到博古、李德个人式的领导不利于中国革命的发展，不满情绪随之日益增长。
这就为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准备了群众基础。
不满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
达到了顶点。
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领导层不得不开始考虑实行集体领导，尝试着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会议
三是黎平会议决议是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程序形成的。
黎平会议上主持会议的领导人一周恩来充分发扬了民主作风，让参加会议的人都尽量地发表了意见，在多数人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的情况下，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形成了决议。
第一次使博古的错误主张“因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坚决反对而纠正了”。
此外，为贯彻民主集中制，朱德、周恩来于12月19日通电要求：
“未参加决定此问题的军委委员，应于二十日晚以前，将自己的意见及其是否同意，电告军委。
”显然，每个委员的意见都得到重视。
黎平会议上实行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由于它的正确性已被认识，以后得到了很好的坚持和发扬。
12月底，中央红军进占贵州瓮安猴场，博古、李德等人仍反对中央红军向黔北进军，提出在乌江以东地区打几仗，尔后乘胜东进湘西北与红2,6军团会师。
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在猴场召开会议。
会上，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同样“因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坚决反对而纠正了”。
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提出的错误主张，决定中央红军迅速抢渡乌江，攻占遵义。
同时，为改变博古、李德个人说了算的领导方式，会议还强调指出：
“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
随后，于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成为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典范。
历史的巧合是，
1935年7月，共产国际
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出了“一般不直接干预各国党内部组织上事宜”的决定。
此后，共产国际对各国党只原则指导而不再干预各国党的内部事务。
这无疑十分有利于黎平会议等重要会议成果的巩固。
由于民主集中制的实行，保证了长征中党中央决策的科学性，为党提供了与各种错误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从而保证了长征的胜利。
可以说黎平会议的胜利实际已预示了长征的胜利。
黎平会议所体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当代仍有重要的认识和反省价值。
首先，黎平会议说明，独立自主精神是实现民主集中制的一个大前提。
黎平会议若不是暂时摆脱了共产国际的控制，消除外部障碍。
很难想象它能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并形成那个具有民主集中制性质的《决议》。
新时期。
小平同志在谈国际主义原则时指出，我们不赞成搞什么共产主义“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千万不要当头”，应该说即是在吸取这种教训后提出的。
独立自主地解决各国党的问题是重要的，在一个党内虽然保持党的统一是首要的，但各级党委具有相对独立自主地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事权一样是必要的，因此怎样合理划分各级党委的事权仍是我们现在需要认真研究的。
其次，黎平会议说明，今天在继续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前提下，我们也必须坚定地、稳步地扩大和发展党内民主。
党在执政以前，处在地下工作和战争环境里。
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重心在集中，民主是十分有限的、不健全的。
但黎平会议证明，即使是在这样险恶紧急的环境中，只要有可能，党的领导层就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尝试着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会议，扩大党内民主，因为这是党和军队的制胜之本。
在党取得执政地位，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同时支持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宽松环境里，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重心仍在集中。
那就与党自身日益广泛的群众性不相适应，必须加以适当的调整。
从总体上说，今天我们要在继续坚持党的集中统一的前提下，高度重视健全和发展党内民主，加大这方面的工作力度。
再次，黎平会议说明，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要高度重视制度化、程序化、法规化。
邓小平同志有过这样的分析，他说：
“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生活比较正常。
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完善的制度。
例如，党内讨论重大问题，不少时候发扬民主、充分酝酿不够，由个人或少数人匆忙做出决定，很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投票表决，这表明民主集中制还没有成为严格的制度。
”对照小平同志的话，可看出黎平会议就是一个“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
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会议，可惜“没有形成严格完善的制度。
”由于民主集中制没有在制度、程序、法规化上完善，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又不断滋长起来，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所以，邓小平同志在深刻总结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非常鲜明地、突出地提出了改革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实现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化、法制化。
当前在新的环境下，具体说就是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情况下，究竟怎样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搞好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化、程序化、法规化建设，这还是一个在探索中的问题。
三、黎平会议上党的领导者所表现出来的崇高政治风范在当代仍有重要的典范价值
黎平会议上，党的领导者所表现出来的风范是足以永垂后世的，从当前来说，还具有针砭时弊的重要意义。
（一）“尊贤”的风范
“尊贤”是中国的传统美德。
在这方面周恩来是最具典范性的领导同志。
周恩来对毛泽东同志的尊重在黎平会议以前就已形成。
毛泽东虽是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但较长时间在党内的影响不大、职务也不高，并以提出了马列书本上没有，俄国十月革命经验中又找不到的“奇谈怪论”而在领导层出名。
虽然这些“奇谈怪论”。
已被实践证明是真理，但在传统思想的束缚下，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不仅没有得到全党认同，有时甚至还被当作错误进行批判。
是周恩来同志很早就对大革命中毛泽东所表现的远见卓识深表敬佩，并宣传毛泽东及其正确主张。
如土地革命初期，他就向贺龙宣传毛泽东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军工作经验。
宁都会议上，周恩来自己的处境也不好，仍极力维护毛泽东，不同意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不同意由自己负指挥战争全责。
由于周恩来的坚持，朱德、王稼祥的支持，最后后方中央局不得不同意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
黎平会议上周恩来又突出地表现了对毛泽东同志的尊重。
在黎平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否定了李德的主张，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并且以政治局会议决议的形式采纳了毛泽东的主张。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黎平会议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的形式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黎平会议上周恩来的支持对毛泽东和会议《决议》的形成意义都十分重大，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投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票。
也正是周恩来主持的黎平会议决定召开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才为初步确立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
第一代领导集体铺平了道路。
遵义会议党的
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一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实际上确立了。
而遵义会议能够做到这一点，周恩来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求真务实、敢于斗争的风范
毛泽东同志的求真务实、敢于斗争的精神是他的政治人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1930年他就写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结合，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问题，反映出了求真、求实、敢争的政治品格。
黎平会议期间他又从实际出发，高瞻远瞩地提出战略转兵，并坚定不移地为之斗争，则是他这一政治品格的又一次集中体现。
黎平会议期间张闻天和王稼祥同志也体现出了坚定的求真务实、敢于斗争的精神。
会上，围绕北上还是西进的战略方针问题。
张闻天、王稼祥和毛泽东一起同博古、李德再次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一直主张中央红军与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也否定了他们在会上曾经提出的折人黔西的主张，决定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人兵力薄弱的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黎平会议后，红军继续西进，准备渡过乌江北上。
李德对黎平会议争论失败非常恼怒，和博古一起仍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战略方针。
张闻天对此深为焦虑，开始考虑变换军事领导的问题。
12月20日，在行军休息的时候，王稼祥问张闻天：
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她方。
张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
又说，这个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
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打仗比我们有办法。
王稼祥当天晚上就把张闻天的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
然后又告诉毛泽东。
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召开会议，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提出的“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立即强渡乌江，攻占遵义。
会议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并且规定：
“关于作战方针。
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这样，就在实际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
黎平会议胜利的取得，是同张闻天、王稼祥求真务实、敢于同“左”倾错误作斗争分不开的。
尤其需要看到，张闻天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
他的这一重要地位和他积极配合毛泽东的鲜明立场，对于纠正“左”倾错误的历史作用。
是别人无法替代的。
黎平会议上，领导者崇高政治风范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但以上两点相对突出，而且对当前党风、政风的建设来说较有针对性，因此值得关注。
尊贤，与我们今天说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干部选拔德才兼备标准，干部任用的“四化方针”等有很大的一致性，所以对于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仍是政治上的头等问题。
但是从当前我们的党风、政风来看，尊贤似未成风气。
《商君书》上说：
“下世贵贵而尊官”。
“贵贵而尊官”的“下世”之风，就是从儒家的尊贤观来说，也是要予以否定的。
但不客气地说，在当前的社会上这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仍是存在的。
从选人用人来说，虽然我们也建立了一些程序、制度，但效果并不如人意。
求真务实：
求真就是要尊重真理务实就是要从实际出发拿出切实的策略、措施，不尚空谈。
求真务实首要的就是要打假。
反对形式主义反对风头主义反对形象工程反对统计作假反对制度、程序设计上的假公正反对部门立法上的假公济私反对假借为民办实事而实为小团体谋私等等!
打假是为了保护“真”。
我们必须发扬黎平会议求真务实的精神，扫荡自欺欺人的行为、作风，否则就只能误国误民。
要反对作假，确立公正精神，就需要敢于斗争，因此，我们还必须发扬黎平会议敢于斗争的精神。
责任编辑：
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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