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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文学地理学；
学科归属；
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
学科建设；
作者：
侯艳
“文学地理学”是康德在其《自然地理学》中提出来的一个地理学概念。
[1]在中国，随着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等菲律宾人将康德的“文学地理学”和德国那特硁的“政治学”用于东亚文学艺术南北差异的研究，遂开创了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历史。
1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在中国蔚然成风，其中颇多学者将其视为一门新学科
（2），并致力于其学科建构。
“文学地理学不仅为传统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方法，解决了传统的文学研究所不能解决的传统式诸多问题，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理论和各种文学现象的和理解，而且也为人文地理学等学科相关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素材和路子。
”[2]然而文学地理学的学科类型到底属于文学还是其他学科？
能否建成独立学科？
特别是学科归属、研究对象、方法理论建构、学科建设等问题研究所目前文学地理学是面临的四大基本困境。
一、文学社会学地理学学科归属的困惑
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当代文学学科归属权，在国外，由于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史家投身于大部分是地理学家，因此他们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当代文学学科归属权更多地偏向于地理学，并把它作为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提出来。
AKDutt曾明确指出：
“文学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或文化地理学一个较近的分支学科。
”[3]DeborahHart也提到：
“文学地理学已经成为一个（地理学）较初级的分支学科。
”[4]然而，国内学界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当代文学学科归属权问题，目前并没有集中统一形成统一的认识。
梅新林曾从研究实践中归纳五种不同的归属倾向：
“一是从属于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
二是从属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三是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交叉学科；
四是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
五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方法。
”[5]曾大兴曾将目前学界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归属阐释为四种学界观点：
一是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
二是一种学术方法；
三是文学史生物学的微生物学一个补充或者“补救”；
四是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学科。
[6]简言之，学界对文学地理学的归属倾向有三种：
分支学科、交叉学科、研究方法。
首先，把文学地理学为一种研究方法的思路最为普遍。
金克木、严家炎、袁行霈等着名学者都将文学地理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运用于比较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中古代文学的研究中。
国内近十几年来的研究亦都沿着这思路进行，怪现象即在对诗歌现象进行研究的时候，地理学作为方法论而存在。
金克木先生在《青年的地域学研究设想》中呼吁从地域农业区的角度研究文学艺术。
袁行霈在《中国文学概论》中专列了一章来谈中国文学作品的地域性问题，认为文学不光有时间的发展变化，同时也有空间地域的相似性和涨落变化。
而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元代其余部分戏剧部分即根据地域进行编写。
李浩在《古代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学术突围》一文中更是直言：
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的分子生物学尝试应用，可以突破文艺理论的研究困境，实现学术突围。
[7]可见，这种归属策略研究把文学地理学当作一种是文学问题的跨学科方法。
极力倡导文学地理学成为一门独立交叉学科的学者有陶礼天和钟仕伦。
陶礼天在其着作《北“风”与南“骚”》中正式呼吁发展文学地理学这门人文地理的新兴学科，认为：
“文学地理学既是人文地理学的子学科子类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即，也是美学的分支即文艺社会学的一个，因而文学地理学实际意义是必修课一门边缘学科。
”[8]经济发展钟仕伦则从中国和西方文学地理学发展的历史过程角度出发，认为“文学地理学属于地理学与文艺学、地域美学相的交叉沃苏什卡的新兴学科”[9]。
马晶则认为“文学地理学是文学和地理学二个知识体系的交叉重叠部分，具有二重性，既有文学学科的特性，又有地理学本科专业的特性。
”文学地理学是“将地理因素影响下的文学研究和存在于文学形态中的地理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系统”[10]。
梅新林也提到文学地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他界定文学地理学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组研究方法，其发展方向是成长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11]。
在这个界定中，交叉学科、研究方法和综合性学科的表述同时存在，更可见目前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的困境。
另有这部分学者将文学地理学作为分支学科来探讨。
邹建军提出把文学地理学当作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同时讲到它也是一种批评与研究文学的方法。
[12]杨义先生从文化的基本原理切入文学，持大文学观，指出文学地理学是一门会通之学，“要会通现代文学与地理学、人类文化教育学以及民族、民俗、制度、历史、考古诸多学科”[13]。
由此可见，杨义先生看到了文学地理学跨学科的属性，同时把它是对文学研究领域的新开拓，他明确提到“文学地理学是一个极具活力的学科分支”[14]，同时又提出“文学地理学是一个探究值得深度开发的文学深入研究的重要视野和方法”[14]。
可见，杨义先生关于文学存在的学科归属也地理学着和其他史家一样的混沌和困惑。
对文学地理学学科原由问题作出重大贡献的是曾大兴，他明确地把文学地理学当作与文学史对峙的新学科，提出：
“文学地理学深入研究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门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
没有文学地理这个二级学科第一级的文学学科是一个不能完整的学科。
”[15]他把现代文学地理学诗学提高到与文学史相同的高度，由此将文学地理学列为与文学史并列的学科，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从属于文学研究的一个独立应从学科。
在他看来，作为一级学科的文学，其下的二级学科应该包含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地理和文学批评，并且它们彼此之间是有等级差别差别的。
“文学批评是一个最良好基础二级的二级学科，文学史和文学地理是两个并列的较高级的二级学科，文学理论是一个最高级的二级学科。
”[15]他还特别指出：
文学地理学不应仅仅是文学史只不过研究的一个补充，也恰恰停留在一个方法的层面。
……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产生并健康发展的，文学也不例外。
几乎所有学科，都有其时间三十天和空间这两个维度，也就是说，既有解释间隔其时间矛盾的分支学科，也有解释其空间关系的分支自由度学科。
……为什么文学有文学史，而不能有三门文学地理呢？
[15]曾大兴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定位指明很强了方向。
但是，很明显，实际上他与邹建军、杨义一样，认为文学地理学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不同的是认为文学地理学与哲学史文学史并列，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是空间学术研究的，文学史的所研究是时间的，因此时空两者可以并列，这种理解在某种程度上看起来有些简单。
并且，与文学史关系的紧密纠缠必然会增加地理学成为独立二级学科的艰难性并影响凝聚力其在学界的认同感。
二、文学地理学学术研究对象的分歧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目前国内外的现时文学地理学主要致力于的研究有两种，一是以地理为本位的人文地理（或称文化地理）研究，其中多涵括文学研究，二是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地理地层学研究。
[5]
首先，由于将文学地理学归属为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国外对象普遍认为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学界即是关于文学与地理之关系的研究。
“对地理学家来说，他们一直借鉴文学，把它作为一种更多地理解地方的方法。
”[16]由此，一方面，他们将文学为地理学研究的资料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地理学家把当代视为一个毫无疑问的资源，‘一个生动描写风景和生活的价值连城的宝库’，用它来使自己的文本变得生动”[17]。
他们认为文学所有的价值只在于它对生活的反映，它能使地理文本变得更为生动。
所以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中会，他们更多地致力于诸如此类的研究：
“文学‘数据’应该怎样被用于更多的地理信息的传统形式，如人口统计数据，采访和档案材料？
应该如何调解不同源头间小月河的矛盾？
”[17]另一方面，他们还致力于研究主观因素刻划对地理空间的塑造，注重地方的意义和着重于内涵的探究。
通过各种文学为形式的研究，探索文学对地理空间的展示和存储空间建构，文学在地理景观意义构建上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并通过考察描写地区的着名作品来探索和揭示人与地理之间充满感情的关系，进而考察古典文学与地理学之共通的东西。
所有这一切，都是从好好文学出发去探讨地理空间的意义，解决的是地理问题，因而国外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其研究对象尽管包含了诸多古典文学研究，但它是以地理为本位的人文地理（或称文化地理）研究。
相反，在国内“文学地理学是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地理”这一观念普遍被赞许，正如曾通州明确指出的：
“地理学研究虽然要借鉴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但是它的目的，还是为了解决文学的问题，也就是说，它的切入点和落脚点，都是文学，不是地理。
”[15]对这一问题，徐玉如也有相同的说法，“地理学研究虽然要借鉴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但是它的目的，还是为了解决文学的问题，也就是说，它的切入点和落脚点，都是文学，不是地理。
文学地理学研究必须以文学作品为本位。
”[2]然而，由于对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的含混，学界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学术研究具体研究对象还存在众多分歧。
将文学地理学理解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学者，致力于从地理灵活性的怪象角度对文学的各种现象和问题进行探究，出该试图探究文学之所以表现出如此特色的地理因素以及文学本身体现出的地理空间特征。
将文学地理学作为分支学科或独立交叉学科生态学来探讨的学者，根据文学植物学地理学学科归属的不同，其研究的对象亦不尽相同，大体持有“本位说”“关系说”“空间说”“文化说”“边缘说”和“地域审美说”等观点。
梅新林认为文学地理学有一个“双重范式”，即“诗学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地理研究组为主导、以人文地理学中的文学地理研究为辅助，然后整合、发展为相对幅度大独立的文学作品地理学”。
因此他主张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即以文学为本位，研究“文学地理学理论、断代文学地理、区域文学地理、城市文学地理、文人群体活动空间以及文学人类学研究队伍建设等方面”[18]。
梅新林的看法可称为“本位说”。
曾大兴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与文学的关系来界定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性质，主张“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之一，就是地理环境古典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
具体言之，文学地理学对象的研究课题对象是对“文学要素的地理分布、组合与变迁，文学要素及其整体的地域特点与地域差异，文学与相联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研究[15]；
“概括地讲，就是文学与自然地理的关系（简称文地关系）”[6]这可称之为“关系说”。
邢建军地质学则特别提到文学地理学“特定的研究对象”，认为“就是文学文学中的地理空间环境问题。
”[19]邹建军的论点可称为“空间说”。
杨义先生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会通之学，其研究对象即是研究文学在其自身的区域类型、文化层析、族群分合、文化流动等四大领域间的相互行业贯通。
杨义昌明的主张可称为“文化说”。
陶礼天认为文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的研究目标群体是文学，主要“致力研究的是文学的风土质性以及其主、客观方面的成因”[8]，他不只赞同只关注文学与气候学的关系，主张纯粹还要考虑到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必须把它与政治、哲学、宗教联系起来，因此认为文学地理学可以归入艺术社会学的范畴。
陶礼天的论断可称之为“边缘说”。
钟仕伦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文学与地理学相互融合的交叉学科，其研究对象是文学本身或者是文学作品中散文有关人地关系的艺术表达。
地理学实际上是通过文学现象所整体表现出来的人对特定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民俗学环境的美学反映，这种审美反映可以称为“地域审美观念”。
也就是说，文学地理学诗篇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作品、作家、流派、批评和接受中的地域审美观念。
[9]钟仕伦的看法可称为“地域审美说”。
总之，国内知识界尽管坚守皆坚持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地理研究，但由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尚不统一，因此其研究对象、任务和目标困境亦都处于不明确的困境中所。
而国外视文学地理学为以地理学为本位的人文地理（或称文化地理）研究的这种倾向，更是增加了文学地理学研究对象确定和统一的困难性。
三、文学人类学研究方法文学的不确定
由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归属、研究对象、任务和目标等还不十分明确，学科进行规范也没有真正地正式建立，因此它的研究方法迄今没有完全而成熟并无的形成，有的是借用别的学科的方法。
邹建军、曾大兴、钟仕伦、戴伟华、梅新林原理等皆提出了颇具指导意义的研究方法。
邹建军认为，虽然文学地理学还没有一种或只属于自己的、很有价值的分子生物学方法，但是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中，文本解析、实地考察、图表统计、动态分析、比较对照、追求一种理论上的形塑等方法值得穿鞘重视。
[19]他认为，所谓文本解析，即是对女作家作品的研究，尤其是对剧作的研究，它是文学地理学最常规研究组的研究方法。
所谓实地考察，即强调对文学发生地与文学当代文学发展地的实地考察，关注作家创作、作品产生的地理背景以及文学史与文学集群的。
它是文学地理学非常格外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
所谓图表统计，即是对经过实地考察得来的一些东西进行统计，并得出相关的重要信息。
它是文学地理学研究过程与研究结果分析中曾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
所谓动态分析，即是借助文化地理学和地理学的动态分析法，对作家与作品的地理分布，以及与地理相关的文学现象进行动态分析。
它是文学地理学最具科学性的研究方法之一。
所谓比较对照，即对不同地方的文学与不同时代的文学、对不同环境的文学不同与不同方向的文学进行非常与对照。
它必不可少是当代文学地理学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
所谓追求一种抽象化理论上的建构，即解构文学地理学的有关理论，形成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的手段。
它是文学人类学具有理论高度之表现的研究方法。
曾大兴认为：
广义而言，现代文学文学理论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包括两类，一类是指导和规定学术研究应该如何开展的和程序，一类是操作方式从事学术研究的技术工具。
仍仅就技术方法来讲，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又包括一般方法和植物学特殊方法。
凡是文学的其他二级学科能使用的方法，文学地理学都可以使用，这类方法等同于一般方法。
而文学地理学自己的演算法，即是特殊方法。
已曾大兴进一步提出：
文学地理学至今还没有已经形成自己的方法，它所用的还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其中主要是方式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方法，这些发推方法首要有文献逻辑推证法、统计计量法、数理模型法等等[20]，它们具体运用于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可归纳为五种研究方法，即系地法、现地研法、空间分析法、区域分异法和地区比较法。
系地法，就是考证文学事象发生的地点，然后按照形式文学区或功能文学区进行排列；
现地研究法，就是把文献研究法和田野法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
空间分析法，就是对散文诗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包括各种生活空间结构元素及其结构与功能）进行分析和解读；
区域分异法，就是按照文学的核心区特征及其差异，把归为它们分为不同的地理板块；
区域比较法，就是把两个以上的不同区域的文学事象进行共时比较或平行研究。
[21]在《文学地理学概论》中，曾大兴又补充了“地理意象研究法”，即地理学意象研究和文学意象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并指出自然科学意象研究与文学意象研究同时指出的不同，它必须准确地考证地理意象所在的地理方位，确切地描述其地理特征、地理价值和分野；
必须细致地描述地理意象的形态特征或者审美特征，阐述它的文学意义和审美价值，必须深挖和揭示地理意象所文化囊括的独特文化内涵、政治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6]每一种方法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必须文学地理学学者应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需要有，用其所长而避其所短。
曾一度大兴还特别强调：
地理学的研究与文学史的研究是有明显不同的。
文学史的研究可以关在里利用所能找到的文献资料进行归纳，文学地理学的研究除了使用文献资料，还必须走出书房，对著名诗人的出生成长地、流动迁徙地、文学作品的触发地，以及文学作品本身所描写的自然、人文景观与地理空间自由空间等等进行实地考察，所以文化人类学的文化田野调查法和台湾人类学家简锦松教授的“现地研究法”特别值得借鉴。
简氏的现地研究法的内涵比单纯的田野调查法要丰富，它实际上是“文献解读与现地测量”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实地重现”作者“写作的场域”，数学方法但是它的确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文学地理学的方法。
因为简氏的“鉴识科学”最周围环境多只能实地重现作者的生活环境与写作环境（写作的场域），而很难实地作品中的地理空间和地理景观。
因为纯粹地理分布的真实与文学的真实是有差别的，地理学的真实与当代地理学的真实也是有差别的。
[20]
此外，钟仕伦提出，区域地理学的“区域—比较方法”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它非常适合于作家研究，包括文学流派、风格的研究。
钟仕伦认为：
一方面，进行作家的文学地理研究，运用“区域—比较方法”可以描绘出作家的地理区域特征和广布空间结构分布，并从这种分布中追寻到各个区域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流派或者文学风格所造成的因果联系，并且在这种因果联系中使他们被确认为“一个整体”和“一个个体”。
另一方面，正如梁启超所论“‘文学地理’常随‘政治地理’为转移”，作家的空间结构分布是一个的发展过程，常常随着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的而变迁。
运用“区域—比较方法”可以对文学的动态空间结构分布进行研究。
因而，区域地理学的“区域—比较方法”无疑是建构文学地理学学科实践经验基础和研究方法的最好借鉴。
[9]
戴伟华则提出：
在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微观与宏观的研究方法双管齐下，相辅相成。
微观研究方法侧重个案分析，其具体方法有利用出土文献、充分挖掘传世文献的材料价值、真实有效在材料可信的前提下作出合乎情理的推断、在名物考订中必须以文体为基础等。
宏观理论探讨，要在对立统一中求新求变；
利用康托尔不断深化，以求权限获得相当包容更高层级的概念；
提升理论思考层次，从本质上说明事物的性质。
[22]
梅新林提出“双重研究法”又称“二元复合研究法”的观点。
他认为：
“文学地理学”既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的新兴交叉学科，同时也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文学地理学”的跨学科性质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双重性和二元复合性。
就本质而言，“地理学”研究需要运用科学实证演算法方法，而“文学”研究则需要运用美学阐释方法，它们彼此相距甚远，但又相辅相成。
一方面，对应于文学“外层空间”的“版图复原”，需要借鉴和运用“地理学”的科学实证方法，包括准确的空间定位，大量的数据统计，以及各种图表的编制甚至运用地理学专业性操作方式的工具；
另一方面，契合于文学“内层空间”的“精神探原”，则需要继承和运用“文学”研究领域的美学阐释原理，包括对文本空间形态与意义细致深入的描述、分析与阐释，这是一种品味审美而非科学行为，能够具备足够的审美想象力、感悟力与判断力；
而贯通于文学“外层空间”与“内层空间”的“场景还原”，则需要同时交替运用两种研究方法，或由外而内，以美学阐释方法为导向；
或由内而外，与科学实证方法相印证。
对于“文学地理学”研究而言，以上两种方法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彼此缺一不可。
例如“文学地图”，其本身即有隐喻性与工具性的双重意涵，其科学性比较显著与审美性的分野非常明显。
当“文学地图”之“图”与“文”生物农药地融为一体时，便是“地理学”研究课题的科学实证方法与“文学”研究的美学生物学阐述方法的交替运用与融会贯通。
[23]
综观邹建军、曾大兴、钟仕伦、戴伟华、梅新林诗歌所提出的文学气象学研究方法，我们不难看出文学地理学事实上学术研究在文学、地理学（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文化地理）、地域学、空间学、人类学、文化学、区域学、美学、社会学等相关领域寻求突破，力图摆脱困境，并创立属于自己的独特研究方法。
其中曾大兴紧紧围绕地理或空间这一维度，相关机构与文学史的相关技术手段进行比较，探索出有别于文学史研究的六种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特殊方法，可以说是文学地理学方法论的一大突破。
然而尽管如此，曾大兴亦认为，文学地理学更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真正意义上的方法论出现，还有古典文学待致力于文学地理学的学者的不懈探索和努力。
四、文学地理学研究生院的困境
一门学科的建设，需要在理论、范式与体系建构三个方面视讯同步推进，并加以系统整合，才能建设成功。
目前文学地理学的辩证法、范式与体系建构还处在不断中会实践中，其学科建设中同亦处在艰难困境之中。
简言之，目前文学地理学遭遇到的最大困境，即理论体系扩张与实践操作困难之间的尴尬以及尚未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同行的广泛认可。
就目前的研究看，对建构着力较勤且颇有建树的学者有很多，如在理论建构方面，梅新林力图通过构建“空间”之维的理论，探究文学地理学科理论理论建构的突破。
他通过借鉴和重释杰弗里·
总结马丁所归纳的地理学的三个核心问题与弗朗科·
莫雷蒂所强力提炼的文学地图的双重空间概念，将它们重构为“版图复原”“场景还原”“精神探原”的“三原”理论，作为当代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的三大支柱。
在范式建构方面，梅新林以“三原”理论为支持，重建新的“空间阐释学”谱系，并藉此对影响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的若干关键问题作出新的反思和辨析，同时提出“文学”研究范式与“地理学”研究范式互补相辅相成之融合范式。
[23]在体系建构方面，他所主张建构的理论体系在政治上主要包括：
从研究内容看，他认为，文学地理学应该研究作家籍贯地理、作家活动地理、作品描写地理、作品传播地理等四个方面，对这四个方面进行多维度的、立体的、综合的研究。
就辩证法基础与分析方法研究方法而言，除了提出“三原”理论，“双重研究法”（“二元复合研究法”），还提炼出“本土地理”“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区系轮动”等一系列工具性概念与学门。
就整个体系来看，梅新林构建的文学地理学既有理论支点，又有研究算法和研究内容，确实对中国文学的学科建设尤其体系建构有不小的意义。
但是，正如彭民权在《文学地理学的管理体制理论建构与理论反思》一文中指出：
无论从学科建设的体系建构还是操作实践操作的层面可看，这个理论体系仍然处于初步的构想阶段，面临着不小的困境。
首先，整个学科体系的著名作家核心是文学家地理，包括其籍贯、流向等。
这种对地理因素的注重，很容易导致对文学作品的联结式研究。
其次，对于文学家籍贯与流向的深入研究科学采取类似往往统计的方式，以图表与数据呈现。
研究方法对于文学研究具有多大的有效性，还存在疑问。
一方面，古代人的籍贯十分复杂，采用数据统计的方法并不能真实展现当时的地理分布与作家流向问题，往往会给人误导，得出错误的结论。
另一方面，古代文献受到人为因素影响太环境因素巨，真伪难辨。
因而，依据古代文献统计得来出来的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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