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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十年,俄国崛起。

从克里米亚战争失败的阵痛和日益严重的国内危机中意识到加快发展国内经济的重要性的沙皇政府,决定在1861年进行改革,迅速加大了对工业建设的扶持和投入,从此使俄国真正走上了近代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使俄国工业发展在19世纪出现了持续高涨的局面。

这个十年,英国崛起。

这个十年,英国鼎盛。

1837年,18岁的女王维多利亚登基,开始了她漫长的64年的在位时间。

她在位的时期被称作“维多利亚时代”。

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也就是19世纪60年代,英国达到了强盛的顶峰。

当时,它的工业生产能力比全世界的总和还要大,它的对外贸易额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英国的富庶,令新老世界均为之侧目。

这个十年,法国崛起。

这个十年,法国的海外殖民扩张极为疯狂,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统治者们有不少得意的业绩:

1860年和英国一道洗掠了中国圆明园,获得了满清政府提供的大量赔款和特权。

1863年柬埔寨成为法国保护国,1867年越南大部分地区变成了法国殖民地。

此外,第二帝国在北非、西非、东非、地中海东岸地区以及大洋洲也大肆拓殖,结果使法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上第二大殖民帝国。

19世纪60年代,美德日俄英法这些大国或崛起或改革或繁荣或富强或扩张,同为大国的中国,这个时候又在干着什么呢?

在这个十年,中国都发生了什么大事件?

谁成为了这个十年的绝对主角,谁主宰了这个时代,谁又影响了未来的半个世纪?

一、“重症病人”与“再世华佗”

当历史的车轮转动到19世纪时,身体早已羸弱不堪的大清王朝,开始生病不断,苟延残喘,谁也没有帮它根治的本事。

屋漏偏遭连夜雨。

几万里之外的两个越来越强壮的强盗——英国和法国,开始一次又次地欺负体弱多病的中国。

先是英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抢走了香港;

后是和法国联手发动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毁了圆明园,逼清政府签了两个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大量赔款。

不过,这种被抢劫的不幸事,对大清统治者来说,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

早在多年前,荷兰就侵占过台湾,葡萄牙抢走了澳门!

落后就会挨打,体弱易被欺负。

谁让你成了弱势群体呢?

打不过我就花钱买个平安吧,于是就有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和约与一次又一次的割地赔款。

也许,对于大清这个有气无力的病人来说,被身强体壮的强盗抢劫和收保护费,都还是一件可以忍受的事情。

毕竟,老命还在。

但如果在本就虚弱的躯体上,突然长出了几个肿瘤,且已开始癌变,这可就是必须认真对待的头等大事。

否则,肿瘤一旦恶化,癌症进入晚期,就性命难保矣!

站在清朝统治者的立场上看,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这20年间,最可怕的肿瘤,毫无疑问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

这个肿瘤转化成癌症之后,迅速地恶化,导致大清这个病人被立刻送进了重症加护病房,然后全天下的名医都被找来,对其进行诊治营救,最终还是发现,没有一个人的药方子和医疗器械管用。

正当大清病人陷入绝望之际,突然冒出了一个“再世华佗”。

这个“华佗”在对付恶性肿瘤来说,之前完全是个外行,因为他一直是搞行政工作的。

但在临危受命之下,他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以及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敬业精神,终于研制出了一款名叫“湘军”的特效药,最后居然把“太平军”这群极为生猛的癌细胞给消灭掉了。

肿瘤除掉了,大清病人康复了,“再世华佗”于是大名闻于天下了,功绩彪炳史册了。

虽然大清这个被“再世华佗”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重症病人,在肿瘤被除掉之后,依然没有改掉之前的不良的生活和饮食习惯,日后还是被新的“癌细胞”革了命,但这已经不关“再世华佗”的事了。

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这个“再世华佗”,就是曾国藩。

二、曾国藩的时代

19世纪60年代,是属于曾国藩的。

1868年,德意志实现了统一,野心勃勃的德国开始走向强大;

1868年,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大和民族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

1868年,中国依然内外交困,中华民族仍旧水深火热!

但对于曾国藩来说,1868年,却是最“春风得意”的一年。

据说在这一年,奉旨进京面圣的大功臣曾国藩,在进入北京城时,竟然引得北京万人攒动。

原来,皇城根下的老百姓们都想亲眼目睹一下这位盖世功臣的风采。

前往紫禁城面圣并接受加官晋爵赏赐的曾国藩,一路上面对万民或膜拜或羡慕或忌妒或好奇的目光,也许内心里会感慨万千,也许脑海中早已回想起了十多年前自己离开京城前后发生的事情,以及这十多年来经历过的风风雨雨、生死成败、酸甜苦辣,自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中国出了个曾国藩,欲在仕途上建功立业者,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为官之道;

欲创办企业笑傲商界者,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创业之道;

欲打造拥有强大执行力的团队的领导者,可以从他身上学习到治军之道;

欲修炼内心增进智慧者,可以从他身上学习到明理之道;

**子成龙望女成凤者,可以从他身上学到治家之道。

越是深入了解曾国藩,笔者就越有一种激动:

欲告诉大家一个真实而全方位的曾国藩。

越是感悟曾国藩智慧,笔者就越有一种冲动:

让他的智慧给更多的人以启迪和帮助。

有形的东西,越分越少;

无形的东西,越分越多。

曾国藩的智慧,尽管无形,却是无价。

那么,让我们开始分享吧!

第三节机遇是很烫手的,要抓住得有足够能耐

成就大事需要机遇。

抓住了机遇,就能鲤鱼跃龙门,名利双收。

机遇从哪里来?

产生机遇的原因很多,而混蛋领导的混账式管理很可能就是给你创造机遇的主要原因。

机遇青睐有准备的人。

这句话很多人都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机遇是很烫手的,准备不足、本事不强、能耐不够者是抓不住的。

鲤鱼如果能力不及,很容易撞到龙门的横梁上,轻则被横梁撞回,重则被撞伤,甚至被撞死!

跃过龙门的鲤鱼总是少数。

人也一样。

不断提升个人实力与时刻准备着的人往往是少数,故而,功成名就的人总是少数。

大清朝中晚期的不少混蛋领导,把大清王国搞得乌烟瘴气,导致老百姓们实在受不了了,于是各地起义不断,最终爆发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

这绝对是大清朝的一个致命危机。

这些混蛋领导们搞出来的烂摊子是如此的烂,以致于几乎没有人能够收拾得了。

一、机遇是很烫手的

有位哲人说过:

“机遇是魔鬼,它把住天堂的入口和地狱的大门。

机遇并不是那么容易抓住的。

大清几代混蛋领导们的混蛋式经营与管理,最终为自己招来了致命的危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危机爆发,要么有能人站出来扶大厦之将倾,化解危局,立下巨大功劳;

要么被危机颠覆,王朝“寿终正寝”,使造反者把握住了机遇,改朝换代。

如果你被推出来救急,却准备不足,能力不够,那么,你轻则率先饮到失败的苦酒,重则身败名裂,甚至有可能丢掉性命!

因为机遇对于那些驾驭能力不足者,是极其烫手的,如果你不懂得如何去“抓”,就会被烫伤,甚至被烫死!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对于大清朝各级统治者来说,首先绝对是一场灭顶灾难。

因此,面对来势汹汹的起义军,绝大多数官员往往是或避之则吉或硬着头皮迎战或心有余而力不足。

所以,太平军便迅速地发展壮大了起来,直至建立太平天国,夺得大清半壁江山,并大有取清廷而代之之势!

当然,这种对紫禁城统治者来说是十万火急的形势,对于欲出人头地又有满身本事可能能应对得了的人来说,却又绝对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所有名扬千古的大人物,都是在这样的“大变局”中功成名就的。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那些被“机遇”这个烫手山竽烫着的人。

也就是说,那些被大清朝统治者派往前线去与太平军交战的指挥官们,是如何被打得落花流水,节节败退的。

广西金田村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将当时的全国革命形势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清朝政局变化翻覆。

清政府高层领导们对广西的情况反应是很迟钝的,而对太平天国起义之前,由洪秀全、冯云山、洪仁玕、杨秀清等人领导的“拜上帝会”活动的情况则知道得更晚。

刚开始时,清政府的主要注意力一直集中在遍地开花的天地会方面,直到金田起义前夕,清兵与拜上帝会群众发生了一场大战,清政府才发现了这支革命力量。

清军与太平军交战,从一开始就连吃败仗,所以才引起了清政府统治者的特别注意。

但这时,他们对拜上帝会内部的情况还不甚了解,并把韦昌辉当成是拜上帝会的主要领导人,并不知道太平天国的领袖是洪秀全。

太平军对于那些非死即逃的清军将帅来说,确实是超级烫手的山竽。

这时,曾国藩也快要面对它了,曾国藩的命运又会如何?

他是如何应对的?

二、千呼万唤不出来

咸丰皇帝让曾国藩留乡办团练,既有大势所趋又有其特殊的背景。

此时,太平军势力浩大,清军无力对抗,清政府只好下令各地方官举办团练,尤其命令回籍的官员为团练大臣,利用人地两熟、在地方又有号召力的官员组织地方武装,去对抗太平军。

光1853年3、4月间,清廷就先后在全国任命了45人为团练大臣,曾国藩即在此列。

曾国藩的被任命,有着他非同一般的个人背景。

就在他回籍奔丧的路途中,早年的朋友和老师唐鉴向咸丰皇帝荐举了他。

唐鉴是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开始当官的。

当他告老还乡后,便到了江宁去主讲金陵书院,很快便名震江南。

咸丰二年(1852年)7月,咸丰皇帝宣他入京,连连召见,垂问军国大计。

唐鉴向咸丰帝举荐了曾国藩,请皇上任命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授予其便宜行事之权,同时详细介绍了曾国藩的出身、学问、为人与才干,认为“曾涤生才堪大用,为忠诚谋国之臣”。

他以自己的一生名望作担保,请咸丰帝坚信曾的忠贞,并看好曾将来必成大事。

于是,在咸丰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53年1月8日),曾国藩接到了帮办湖南团练的命令。

但是,他正守孝在身,虽接命令,却无立即出山之意。

这时,太平军在湖南的节节胜利,激起了湖南地方官吏与地主士绅的波潮,于是又有几股力量冲击着曾国藩。

(1)湖南籍朋友极力支持曾国藩出山。

曾国藩结交多年的湖南籍朋友都主张让他出山创办武装力量,镇压太平军。

例如,曾国藩曾向咸丰皇帝推荐过的人才之一江忠源,早在道光末年,湖南农民反抗运动兴起时,他就主动举办过团练,与起义力量相对抗。

道光二十七年(1837年)湖南雷再浩起义,他又亲自组织乡勇对抗起义军,并战而胜之。

太平军起义,赛尚阿为统帅时,咸丰皇帝下旨命江忠源从军,江令其弟江忠浚招募故乡兵勇500人前来,号称“楚勇”。

此后这支军队一直与太平军作战,屡立战功。

他所率楚勇作战比清军勇猛十倍,是地方练勇参加正规战役的先导和表率。

听说曾国藩回籍经办团练,他多次去信表示坚决的支持。

罗泽南也是曾国藩向皇帝推荐的人物,直至这次回家奔丧,二人才得以见面。

此时的罗泽南借着举人的身份和乡村教师的地位,正努力地培植着忠于清政府、仇恨农民起义的力量,其弟子中如王錱、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沣、刘滕鸿、杨昌浚等,后来都成为了湘军悍将。

曾国藩回籍后,罗泽南正举办团练,因感念曾国藩对他的知遇之恩,便极力怂恿曾国藩出山领导地方团练。

(2)湖南地方官也力请曾国藩出山。

值太平军围攻长沙之际,云南巡抚张亮基奉旨调往湖南担任巡抚,率清兵抵抗太平军。

当时身为举人、当着乡村教师的左宗棠前去投军,成为了张亮基的幕僚。

左一再地向张推荐曾国藩,希望能请到曾出山来协助镇压太平军。

张亮基于是一边上奏要求皇帝下旨令曾出山,一边给曾国藩写信,请求他出来相助。

不过,此时的曾国藩是有所顾虑的。

其一,这时出山,有违孝道。

亡母尚未安葬,若此时出山,必有违丁忧离职守制大礼。

一直以来,自己整天都满口满纸的忠孝仁义,若也违制,天下人难免会耻笑自己。

其二,投笔从戎,心里没底。

自己只是一介文员,并不懂兵法,假如现在投身战场,肯定会有巨大磨难,一旦办理不善,可能连官职性命都保不住。

其三,手中无兵,官场复杂。

他对清朝的官场**是有着深切认识的,明白要办一事,处处荆棘,若是率兵打仗,要人、要枪、要饷,就必然会同上下各级发生纠葛,办起事来一定困境重重,束手缚脚,举步维艰。

考虑到了种种难处之后,他便一边写信拒绝了张亮基的邀请;

一边写折子,让张亮基代发,辞谢皇帝的命令,并请求在籍守制3年。

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造就了拿破仑,因为他握住这个了机会。

北美独立战争,成就了华盛顿,因为他赢得胜利,开创了新纪元。

晚清政局的剧变,究竟是曾国藩的机遇,还是他的烫手山芋呢?

结果表明,他真的比同时代的人都要有能耐,最终力挽狂澜,拯救了满清王朝。

第四节危机总能催生出卓越的领导者

成功拯救大唐,使郭子仪成为晚唐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成功挽救大清,使曾国藩成为晚清史上影响深远的人物。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代。

任何人都离不开他所生存的社会环境。

有人说,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同是曹操,生在和平年代他就可能是治国名臣,身处乱世却成为了奸雄。

英雄创造了时代,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比大多数老百姓更影响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毫无疑问,在咸丰二年(1852)出山,以一介书生出身练兵征战,是曾国藩一生当中最为重要的转折点。

湘军是时代的产物,曾国藩是时势造就的英雄。

是风起云涌的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了他,造就了湘军,然后他与湘军又在与太平军的交战中,影响了一个时代。

一、对手,成就伟大的另一只手

要想办成小事,你得有朋友捧场;

要干一番大事,你需要敌人帮忙。

对手,是成就伟大的另一只手。

对手越强大,你能获得的成就可能会越大。

为什么曾国藩会成为晚清的“中兴名臣”?

为什么曾国藩组建的湘军能从“姥姥不亲,奶奶不爱”的地位逐步转变为清廷最为依赖的力量呢?

主要原因之一是,太平军帮了曾国藩和湘军的忙。

在成就曾国藩的过程中,作为强劲甚至可怕的对手,太平军在客观和主观上,都帮了曾国藩的大忙,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忙。

在客观上,太平军灭了清政府一直以来最为倚重的绿营,为曾国藩和湘军受到清廷的最终重视扫清了道路。

自从太平天国起义以来,在太平军面前,清政府的经制兵——八旗和绿营就已不堪使用。

八旗绿营诸将众兵畏敌如虎,或闻风而逃,或临敌即溃。

太平军自永安一路打到南京,竟没有遇到过一次来自经制兵的像模像样的攻击与抵抗。

倒是江忠源率领的为数不多的楚勇,在蓑衣渡一战让太平军将士吃了个大亏,并被迫改道。

太平天国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清军的腐朽无能,也照出了勇营的大有可为。

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看出,光靠改造八旗与绿营,已不可能也来不及扑灭太平天国点燃的熊熊烈焰。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团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勇营武装,既有着虎虎朝气,又有着许多经制兵所不具备的优势。

特别是曾国藩一手训练出来的湘军,竟然抵挡住了风头正劲的太平天国西征军,还一举杀出两湖,形成了“踞上游之势,欲直下南京”之格局。

如果说,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促成了湘军的产生,那么太平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对绿营主力部队的毁灭性打击,则在客观上帮了曾国藩和湘军的大忙,使他们从战略助攻部队变成了战略主攻部队。

自广西金田起义起,至江南、江北大营第二次被打破,绿营始终是追击和围困太平军的主力,也是与太平军精锐交战的急先锋。

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后,江南大营、江北大营便集结起了绿营中最为精锐的部队,成为两把对准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两肋的利剑。

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对这两把利剑颇为忌惮,一直想方设法要将之彻底清除。

1860年春,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为了彻底解除清军对天京的包围,组织了第二次攻破江南大营之役。

洪秀全亲自召开了军事会议,与洪仁玕、陈玉成、李秀成等共商破敌之策,并制定出“围魏救赵”之计。

依计,李秀成千里奔袭杭州,攻敌必救,诱使江南大营分兵救援。

清军果然中计,派兵往救杭州。

不料李秀成已经星夜返回天京,与陈玉成部乘敌之虚发起猛烈进攻,一举攻破江南大营,此役使得清军主将和春自杀,张国梁落水丧生,江苏巡抚徐有壬自杀身亡,两江总督何桂清被革职拿问,数万绿营官兵或死或降,清政府寄予厚望的绿营主力一夜之间损失殆尽。

由此,插在天京边上的利剑被击碎。

天朝的变乱直接影响了战局,为湘军“突出重围”创造了机会。

死于内讧的数万太平军将士,大多数是太平军的精锐,其中不少是功勋卓著、能征惯战的大将。

石达开的率部出走,则使太平天国少了一位智勇双全、德高望重的翼王,也使曾国藩和湘军少了最为惧怕的对手。

石达开率领10多万人独立行动后,再也没能发挥出过其杰出的军事天才,最后在四川大渡河畔兵败被杀。

“天京变乱”这一年的年底,胡林翼率湘军重新占领了武昌;

石达开率军出走的当月月底,江西湘军攻陷了湖口,使内湖水师得以冲出鄱阳湖,与外江水师会合。

1858年5月19日,李续宾率领湘军攻克九江,林启荣与17000余名守城将士全部战死,江西战场的主动权落入到湘军手中。

太平军与湘军的对抗,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前期的争夺围绕着九江,中期的争夺围绕着安庆,后期的争夺则围绕着天京。

这三座沿着长江自上而下的城市,恰好印证着曾国藩所提出的“踞上游之势”破竹而下的战略设想。

当然,曾国藩之战略设计虽妙,但是太平军将士的斗志更坚。

在每一次的争夺战中,太平军都让湘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只是令人遗憾的是,每一次争夺战最后的失败,又都是由于太平天国的战略性失误,最终帮了湘军的忙!

四、什么样的人能成为卓越的领导者

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最终扑灭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燎原大火,把大清朝救出了生天。

也许有人觉得,曾国藩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不是太平天国的领导们自己搞内讧,如果洪秀全们不大搞**,如果不破坏一切传统文化,曾国藩早就被打败,曾国藩也要么自杀、要么被杀了!

曾国藩只是运气太好了!

果真如此吗?

自然不是。

我们知道,历史从来都没有“如果”,任何的偶然之中,都存在着必然。

前文已经说过,机遇是很烫手的,要抓住得有足够能耐。

和太平军交战的,除了曾国藩外,还有很多清军的将领和大小官员,为什么他们不但没有打败太平军,还被太平军打得溃不成军,或死或逃呢?

反观曾国藩和湘军,却能屡败屡战,取得了与太平军交战的最终胜利,成为了最后的赢家。

为什么说曾国藩值得我们学习呢?

为什么中国乃至整个华人世界都有无数的老板、管理者把曾国藩作为自己终身学习研究的对象呢?

首先我们就要搞清楚,为什么曾国藩能够成为一名卓越的领导者?

他究竟拥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素质?

对于曾国藩为什么能够以一介文人出身,却组建起了拥有强大战斗力的湘军,我们在后面的章节里将有详细的探讨。

在这里,我们只简明扼要地探讨一下,真正的领导者都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卓越的领导人是如何产生的?

曾有人写过一篇关于领导素质的文章,该文给领导者设定的标准是:

领导人要有**式的雄才大略、周恩来式的谨慎细密、朱德式的宽厚仁慈。

然而,把这三个人的长处集于一身的人,古今中外恐怕都很难找出一个。

事实上,能具备其中一项,就足以成就伟大了。

显然,这篇文章设定的领导标准是不可取的,也是无法实现的。

领导者也是常人。

当然,同样是常人,领导者肯定与普通老百姓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以什么标准来判断呢?

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好好琢磨琢磨。

熟悉楚汉争雄故事的人都知道,刘邦是个典型的无赖,好说大话,好吃懒做,人到中年还一事无成,当了个亭长也没干出过什么政绩,怎么看怎么不是当领导的料。

项羽就不同,出身名门,武功高强,文采不差,为人豪爽,雄心勃勃,真是有智商又有情商,有外表又有能力。

要是单个提出来比,刘邦拍马也赶不上。

但历史却跟我们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看起来没有什么发展潜力的刘邦得了天下,看起来前途无量的项羽却最终自刎乌江。

如果以此观之,很多人力资源教程、人才测评体系之类,不敢说全是糊弄人的,但确实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

正因为有这样的悖论,管理大师德鲁克就曾讽刺道:

企图寻找“可能的接班人”是完全没用的,其成功的概率几乎小于随机选择,从人群中随便挑一个出来,都有可能比刻意选择的人更适合当领导。

德鲁克还强调,真正的培训从来都是自我培训。

领导并非天才,也不是刻意培养出来的。

真正的领导人只有一个来源:

自行“脱颖而出”。

但要脱颖而出,就得有点真本事。

否则,即使借助外力得到某个位置,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官”,而非真正的领导。

“脱颖而出”的基本要求是,富有勇气,坚韧,认真,敢于面对挫折,有高度的责任心,善于用人,擅长决断。

至于技术之类,都在其次。

刘邦尽管毛病多多,但他善于用人,不怕打败仗,对最高权力的追求非常执著。

换言之,刘邦的成功,无非是成在“能用人、不服输”。

而项羽的失败,恰恰就是“不能用人”和“输不起”。

用这个标准来评判曾国藩,我们会发现,曾国藩以文人带兵,成功地消灭了太平天国,其真正的赢家之道,恰恰就是——能用人,不怕输!

他自己亲自带兵打仗,打几次输几次,但是,他任用的将领,都是极为能征善战之人。

他也是输得起之人,与太平军交战,尽管输了无数次,也曾想过要自杀(自杀很有可能是表演给下属们看的),但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

换言之,任何卓越的领导者,都必定经受住了危机的洗礼,成功地战胜了巨大的困厄。

事实上,任何取得卓越成就的领导者,都必定具备这两个素质——能用人,不怕输!

二、曾国藩是湘军的精神领袖

湘军的高级将领多为书生起家,如人们常说的“悍将”李续宾其实是罗泽南的得意门生,乃一员典型的儒将,水师将领彭玉麟则能诗善画。

文人之病,在于“相轻”,而曾国藩却能赢得他们的真心倾服,自然不是只靠严格的上下级控制关系。

曾国藩在湘军中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

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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