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一本书去课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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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本书去课堂
带一本书去课堂
蔡朝阳（浙江）
一、教育的蒙昧时代
我刚开始教书的时候，便经常给学生介绍一些书籍。
一方面因为自己在持续不断地阅读，有了会心处便介绍给学生；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在于，我单纯地认为阅读是一件好事，就像喜欢音乐一样。
有一本书就叫《读书这么好的事》，但读书究竟好在哪里，作者不明说，我则未必能说得出来。
所以有时候想到我所生活的小城市，以及幽暗的社会环境，就觉得自己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面的特丽莎，她走到哪里都拿着一本书，以此区分她和别人的不同。
但特丽莎有托马斯，我只有我自己。
当时给学生推荐书籍，没有一个主观的、有意识的目的。
因为我自己讲课、读书都信马由缰，从不研究教育理论，从不操心课堂流程，上课想到哪本书了，便推荐一下。
隔几天，偶尔会发现某同学桌上有了这本书，便表扬他一下，这位同学有时也会在随笔本里跟我讨论这本书。
1996年的时候，我还比较喜欢古典文学，是大学的一种惯性。
记得当时的高一语文课代表，一位长着几粒小雀斑的可爱女生，她因为我对《诗经》的阐释而喜欢《诗经》，高中三年，就是《诗经》陪伴她度过的。
但我不知道这种喜欢究竟影响了她什么，对她将来的生活又有怎样的影响。
也许并不是好影响，因为这种喜欢可能反而会影响她对现实生活，尤其是对物质生活的判断。
如果这样的话，我倒觉得这是一个悲剧。
我自己也是这样，并不清晰阅读到底是为了什么，但我知道自己因为阅读，很多时候都和别人格格不入。
所以，当初，阅读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枷锁。
就像很多好心的同事建议我的那样：
小蔡，读那么多书干嘛呢？
把自己搞得那么辛苦！
他们认为我假如有一点点痛苦，那也是自找的，如果无知又无思，世界就简单多了。
这话也有几分道理，比如，猪就不会因为知道自己被屠宰的命运而痛苦。
《夏洛的网》里，威尔伯的畏惧，就是因为他知道了他也许会被做成“培根”。
我当时的困境就在这里，所谓危险的启蒙，你到底要如何对学生言说？
如果你反而加重了学生的痛苦，那又如何？
但我还有一种朦胧的确信，比较单纯，我认为阅读还是超越世俗生活的，也许我们需要这样的一种超越性的、精神性的生存。
就像海鸥乔纳森，他要为了飞翔而飞翔，因为海鸥的一生并不仅仅是为了吃饱饭打瞌睡。
于是我还是一直不断地读书，一直不断地向不同的学生推荐不同的书。
当时推荐的书有一个特点，以文学作品为多。
这也可以说明一点：
在10年之前，我还是一个文学青年，简称“文青”。
当时的语文教材还是人教社的老版本，作品比较陈旧，我主要以介绍一些新鲜的作品为主，比如海子的诗。
我总共买过7本人民文学版的《海子诗选》，送给学生以及朋友，最后自己一本也没有留下。
关于海子的藏书中，我最钟爱的是西川编的《海子诗全编》，放在学校办公桌上，经常翻看。
后来有一个在我鼓吹下变得爱读书的同学，半偷半借就拿走了。
半偷是他并没有事先跟我说明，半借是他后来读大学，才告诉我是他拿了我的《海子诗全编》，但并不打算马上还给我，到现在也没有还我。
我只有苦笑。
这是我的教育蒙昧年代，持续了比较长的时间。
教书在我是混饭的手段，心里没有一个明确的意图，比如培养学生多方面的丰富的好奇，乃至培养学生的公民素养等，我没这些想法。
自己读的书虽然不限于文学，但给学生推荐的，多是文学书籍，也没有一个给学生的阶梯状的阅读计划，一切都随性所至。
所以我现在想，其实对于这第一届学生，我和其他语文老师一样，不会给他们任何别的影响。
二、朱桂英与书单1.0时代
我给学生开的第一个推荐书单，是在2002年，我现在称这个书单为1.0版。
无知者无畏，我还曾把这个书单贴在网上，遭到了很多尖锐批评。
现在我已经很清晰地知道，这些批评意味着什么，因为我的确也在按照一些朋友说的那样转变。
比如，现在看来，这个书单基本以文学作品为主，基本上是国别体的文学史，有现代派的，也有传统著作。
我没有意识到高中并不是大学中文系，所以后来也挺内疚的。
要是那些孩子，现在才来做我的学生，也许会更好一点吧。
这句话我曾经跟一位学生说过，就是朱桂英。
第一个书单是有缘起的。
2002年的时候，我带的高三班毕业，暑假里一群男同学经常来跟我踢球，踢完球喝着饮料坐在操场边闲聊。
其中一位便说，老师，你以前推荐了那么多书，我都没时间读，你能不能给我开一个书单，我以后可以按图索骥，找来读一读。
后来他又在QQ上找我，向我要书单，我便给他开了这个文学性的书单。
比较随意，没有参考任何别人的意见。
当时我还没有看到任不寐、钱理群编的“新语文读本”，没有看到傅国涌等编的“中学人文读本”，没有看到夏中义的“大学人文读本”，全部一个人闭门造车，所以极不完善是可想而知的。
但我还是沾沾自喜，觉得这个书单不错，比较全面，文学大国以及主要流派都注意到了——这就是文青的思维方式。
这件事使我灵机一动，为什么不让他们尚在我班里上学的时候，就让给他们多读一点书，多给他们一点阅读的触动呢？
于是，这一年新接手的高二班级，我就把这个书单给他们了。
但光开书单根本没用，很多原因决定了学生不会按照你的书单去读书。
比如，没时间，他们说，作业太多了。
但其实我知道不是这个原因，而是他们没有建立起阅读的习惯。
还有客观原因，比如绍兴没有好的书店，我推荐的书未必能买到。
但这个班级在我教他们之前，还是有几位同学很喜欢读书写作的，加之我有意无意地经常在课堂上吹嘘我读了多少书，几位同学便也跃跃欲试。
记得我是这样吹嘘的：
我一年读书100本左右，以每本厚度1cm计算，那么，10年来，我读过的书，平叠起来，大概比3层楼还要高了。
我还吹嘘，我住的地方，除了电脑就是书，床上桌上马桶上，都是书。
这种铺张的说法，对学生很有刺激，有人在随笔本里跟我立下宏愿：
老师，有一天，我会读比你更多的书。
朱桂英、胡剑、钱学斌和姜景林他们几位学生自己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他们有小组的章程，规定多少时间内读多少书，并写了细则，还请我担任指导老师。
这是一个纯粹的民间组织，要是放在今天，我会很有兴趣参与，不过当时，我的心情比较颓唐，极度疏懒，终于没有参与他们。
我不知道他们活动了多久，最后总是星散了事，接着便是高三，接着便是各奔东西。
我的颓唐由来已久，人生无趣，所求者何？
不过我老是惦记着这几位同学，其中有一个考得不好，去了嘉兴的一个高校，去以后还曾经问过我，秀州书局在哪里。
那时候我还没有见过秀州书局的范笑我先生，只在网上知名，就给范先生发了个短信，范先生告诉我地址了，我便转告，但终不知这位同学有没有去。
但这一届我还是给了一些读书的指导。
我把这个书单1.0版打印给他们，把他们分成几个读书小组，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自己决定读什么书，怎么读。
寒暑假或者长假的时候，我的作业就是读点书，写点读书笔记。
假期归来第一节和第二节语文课，叫他们分小组讨论，跑到教室外面，香樟树下或者亭子里。
每个小组有一个召集人，召集人负责翌日在全班面前通报他们阅读了什么书籍，向别的同学推荐该小组认为好的书籍。
这几节课都是很热闹的，读书小组分散在校园各个角落，窃窃私语。
第二天，每个小组有一个主题发言人，在全班同学面前汇报他们这个组的假期阅读情况。
这些事情都比较有趣，学生的丰富多彩，远远超过老师的预料。
以我记录过的后一届高一小朋友的读书会情况为例。
“小弱”作为召集人的这一组，主要讨论《三国演义》。
不过他们的讨论没什么我期望的深度，主要是互相提问，三国里面哪一个最厉害；吕布字什么，使什么兵器；谁谁谁怎么死的……我也乐意听到他们这样的讨论，毕竟这也是阅读乐趣之一。
我初中时，买过一张水浒一百零八将的年画，贴在床前，每天晚上睡觉前背一下他们的交椅排位，这也是乐趣。
哪怕到了大学，宿舍里有一个“三国专家”，他知道每一个死去的小说人物的死法，很让我们叹为观止。
这实际上跟茅盾会背《红楼梦》是一个道理。
另一次，曹道亮一组搞了一个讲故事大会，他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看的小说的情节复述了一遍。
还有一个组都是女同学，她们的读书会变成了电影研究，开始她们还在讨论假期读的书，后来不知怎么，就便成了谈论电影。
但是电影未尝不属于读书的范畴。
我曾给高一的学生开过一个电影欣赏的兴趣小组，给他们看了一些电影。
现在，我简直将电影当作了我最重要的教学手段，眼下的这一届，基本上每周都看一部电影，并且电影也形成了我的一个思考序列。
全班交流很热闹，同学们与我都充满了期待。
一般，全班会有七八位同学发言，每一个发言人的时间不超过5分钟。
于是这堂课，就成了很有意思的很精彩的45分钟。
发言的同学，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特点，有腼腆的，也有豪放的，都展示出了自己可爱的那一面。
说到有趣的地方，全班都给以鼓励的笑声。
每一届学生中都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一类人，这个时候，就是读书报告会的高潮。
李标明平时是个很憨厚的人，数理化不错，对语文一直没什么兴趣，想不到他们组推荐他来发言。
他的发言很大胆，讨论的是“早恋”问题，因为他读了一些小说，发现爱情是一个文学的母题。
他实话实说，说高中生这个年龄，已经懂得知慕少艾，但是老师家长都反对，粗暴干涉，简直是禁区，但是偷偷摸摸地谈恋爱的情况还是有。
他们组讨论很热烈，都认为中学生有能力解决这个学习和恋爱的矛盾。
这个发言博得了全班同学的热烈鼓掌。
但即便我鼓励学生阅读，内心却未尝不处在困境之中。
这可能也跟我的状态有关。
我当时自认为还处在“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境地。
那时候人教社的课本里面有很多鲁迅的文章。
现在回忆那些课堂，记忆中充满了鲁迅，而没有别的作者。
似乎我们一整年都在学习鲁迅。
我知道记忆的不可靠，只不过这些印迹特别深刻，就像电影中突然来了一个特写，周边的一切都虚化了，成了一个朦胧的背景，只留下挟着烟卷的鲁迅先生，只剩下孤苦无告的祥林嫂，孤独而高傲的死去的夏瑜，可悲而又可怜的阿Q。
而我，这个语文老师，一脸苦大仇深，夹着粉笔，就像鲁迅夹着烟卷，在黑板上，在“冷漠”这个词语下面，划了一道又一道的线，划了一个又一个的圈。
朱桂英是这个班中很普通的一个女生，普通到你根本不会在意她。
大概过了一个多月，我才从他们的随笔中发现，朱有与众不同的思考。
这一点很重要，我必须看到，学生其实已经有了他们的思考和价值判断，那些杰出的孩子，他们的杰出来自他们自身。
在我发现并对她有一定的影响之前，她已经很杰出了，她是自己长大的。
她酷爱阅读，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后来她跟我说，高中3年大约只用了20％的时间在数理化外语诸课上，其他时间都花在读书上了。
她天分很好，阅读多，思想便有超出同龄人的深刻。
别人对中学生活还停留在直觉的厌恶，她已经能够从制度的高度来看待教育的两难。
别人还在偷偷摸摸看日本漫画的时候，她在读中西方的大哲。
有一次她来问我，说汪晖怎么样。
我当时对汪晖没什么好感，便说他是新左，没什么好看的，也有敷衍的意思。
她认真地质问，难道，你可以对一个人这么粗暴地下断语，贴一个标签吗？
在她那里集中体现了我教书的矛盾：
启蒙是危险的吗？
如果一个人能够清醒地看清真相，无论如何也会有一些痛苦，而我其实仅仅希望他们能够有一种简单的快乐。
朱桂英可以在图书馆里站着把厚厚两本《人间鲁迅》读完。
由此她认识了图书馆很多工作人员以及绍兴本地的一些文化人，成为他们的忘年交。
她曾经想把这些朋友介绍给我，可能她觉得我会喜欢这些朋友，又或者她觉得我太孤单了，也许缺少朋友的温暖。
不过我婉拒了。
照理说读书会这事她会很喜欢，但是她不喜欢，尽管她也代表他们组发了言。
因为她跟同学们在这个方面没什么可以交流的了，她出人远矣。
我跟她的交流，大多数在一周一次的随笔上。
有一次，她写到：
现在觉得自己完全如一个“小丑”，那天做诗歌赏析练习卷，从7点多到午夜，结果没写几个字，后来在第二天早晨“辛苦”地在空白的地方填了一些字，因为您说过要检查。
我不忍心让您看到一片空白的试卷。
很可笑，是吗？
那个晚上对我来说真是一种折磨。
为什么高考试卷上的诗歌赏析只有古典诗词而没有现代诗呢？
其实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出卷老师的心态。
古典诗歌可以有一定范围的情感界限，而现代诗歌，整个地就是一种情感的深渊，无边无际，让人失去所谓的判断力。
看到我们亲爱的老师精心编制的两张《古代诗歌鉴赏资料》，满心的悲哀啊——一个所谓的诗歌大国的诗歌，竟落魄成这种模样！
更让我难受的是，诗歌鉴赏竟然还要出这样的题目：
该诗继承了我国传统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
他们共同采用了诗歌传统表现手法中的哪一种？
我想出题老师是出于“好意”，时刻不忘提醒我们，要我们知道一个所谓诗歌大国的“根”。
犹太人声称自己扎根于一本书，那就是《旧约》，有时我想，中华民族是否敢声称自己可能扎根于《诗经》？
事实上，一个民族扎根于一本书的设想是荒谬的（民族的根芜杂得多，分岔也繁乱得多），作为诗人个体可能会怀想他的母树，怀想母树悠远的根系，会拥有寻根的欲望，但无论如何，也难以和播种的喜悦，生长的喜悦相比。
或许，后者是更久远的更原初的，更具有诗的纯粹，一本极其值得人类铭记的书，只是让后来的生命穿越而过，只是为了标识更丰富、更广阔的生长的可能。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根系的挣脱的欲望，才使诗本身得以生长，然而中国古代的诗人，对于根系竟如此执着与虔诚。
于是一个悠远、丰盈的根系却只长出了弱小、苍淡的枝条。
中国古代的诗歌在感情的充盈度及手法上都有些营养不足。
优良传统！
优良传统！
优良传统？
当然，对于中国古代诗人，我是不忍心从这样的角度去看他们的，他们因社会结构而被迫形成的近于扭曲的心理结构，文化及人格的生长空间，决定他们只能向悠远的根系跪下。
她似乎一直就浸没在这样的情绪之中，但我不敢否认，这是不是由于她的语文教师阴郁沉闷的缘故。
以致于有一次，我读了她的随笔，很为她的精神状态担忧。
我已经忘了她究竟说了什么，只是觉得灰暗无比。
于是我去找她谈话，告诉她世界上也还有美好的光明的一面。
我也不知道我拙劣的意见给她产生了到底是正向还是反向的作用。
因为这些话其实我自己也不相信。
这种庸俗的辩证二元论，让它见鬼去吧。
我自己此刻就处在这样的关头：
除了颓废是可以确知的，此外没有什么可以把握。
所以现在想起来就有一种愧疚。
因为即使教师的影响有限，但毕竟会有影响。
一个语文教师的情绪和思想，偏激或者颓唐，对于处于可塑性最强时代的中学生而言，也许会有我根本料想不到的影响。
我认为，作为一个有一定影响力的教师，无论你希望孩子们有单纯的快乐还是有突破性的深邃眼光，最好你自己先建立一种较为健康的心态。
言传身教这个词，还是有道理的。
后来，她考到了浙师大。
大三那年回母校见习，跟着我听课。
我请她给我当时教的孩子作一个讲座，题目自拟，她化用了我当年给他们最后一课的讲稿：
生活是其本身，并大段引用我的文字。
她来见习的那次，我跟她原先的班主任谈起，才知道，她还是一个热爱舞蹈的女孩子，甚至在文艺会演中表演过独舞。
天，我竟然不知道，她原本那么热爱生活而生活又是那么的充满阳光——我真的太自以为是了。
我跟她说，要是你现在再来做我的学生，也许会好一点。
她笑笑。
不知道她有没有懂得我的意思。
她现在毕业了，继续准备考研究生。
也很好。
大学四年，她一如既往地读书，甚至整个暑假只回家一次，为了在大学图书馆能无休无止地读书。
唯一我不太乐意的是，她纯粹理论的兴趣，比高中时浓厚了很多。
我想告诉她，纯粹的象牙塔并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一定要选择的唯一道路。
但我欲言又止，她的人生是她自己的。
三、绍兴书店地图与书单2.0时代
与此同时，我兼了校报的编辑工作，这是我的一个新的领地。
在我接手校报之前，这个校报无趣、干瘪。
我把校报扩版一倍，找来几个学生编辑。
这几位学生编辑都非常不错，他们是那几年跟我相处最多的几个学生，我们一起编报纸，还一起参加了浙江省中学生电视辩论赛。
在给这几位学生编辑开会的时候，我说：
你们要把这份报纸办成《南方周末》。
编辑之一的钱韦同学笑死了，说，老师，这可能吗？
你一天到晚要求我们思想思想，可是中学生有几个有思想的？
我告诉他几点，首先，你就是很有思想的；其次，思想不是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需要通过阅读思考来获得；再次，你们编报纸，就是要去引领同学们获得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比较得意这份报纸的副刊。
尽管只是校报，但立意高一点也未尝不可。
其实在中国做一些事，靠的就是几个有想法的人。
校报虽是小报，我的几个编辑却很不错。
我们一起做了几个专题，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可能、也许读者之中有那么一个两个有所触动，就好了。
那一年的3月份，我和编辑策划了一个“三月，诗歌的季节”的专题，纪念海子的。
4月份的主题是王小波，“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放暑假之前，我把书单修改了一下，挑选了其中一部分，印在报纸上。
这个校报全校师生人手一份，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于是和编辑一起策划了一次全校性的、民间性的暑假读书征文活动。
我把书单做了大量的删改，最大的改变有两个，一是我剔除了古典文学作品；二是除了文学作品，还加入了思想历史类的书目。
这是我自身思考的一个重大改变。
我认识到，文学不是全部，看待世界的角度和学科背景不一样，我们就会有不同的判断。
这在一个法学专业的人来说也许不是问题，但是文学青年这么想，就是巨大的变化了。
我们需要更丰富的知识，更宽广的思维路径，更具体实在的解释世界从而改变世界的方法。
这需要我们拥有更广泛的阅读。
我把这份经过彻底修改的书单叫做2.0版。
比如，我在里面选了杨小凯的《百年经济学史笔记》，关于历史的著作，选了唐德刚、费正清、汤因比等。
但是中学生毕竟活动范围有限，他们并不知道绍兴最好的书店在哪里，除了卖教辅的书店。
2002年左右的时候，网上书店也还不是很方便。
我找到美编小周同学，叫他先画了一张绍兴市的草图，兼有水墨画与抽象派风格，略略有些大意，几条主要的道路都出现了，然后我在这张地图上注明每一家我认为值得去的书店、碟片店以及图书馆。
书店其实也不多，当时最好的只有两家学术书店，三叶书店和江郎书店，另外便是新华书店，以及一家叫做人文图书的书店，还有就是老百姓特价书店和东街夜市书摊。
我把这个地图，叫做绍兴书店地图，因为里面没有别的地名标识，只有书店和碟片店。
编辑把报纸的两个版拼起来，把这个地图印在上面，就成了绍兴书店地图了。
说来惭愧，教书逾10年，这竟然仍旧是我做过的最得意的一件事。
在此，我还要感谢江郎书店的老板钱栋。
他为我们师生提供了许多方便，不仅仅是较低的折扣而已。
有时候，我的学生拿着我2.0版的书单，去钱栋店里按图索骥。
钱栋有一次就埋怨我，为何不早一点告诉他我的推荐书目，他可以提早准备。
还有一些书，别的书店找不到，他会特意为某个学生去杭州跑一趟，在浩瀚的图书批发市场里逛，只为找到这一本书。
后来，他和我的几个学生还成了好朋友，学生们上大学之后，放假回家，总会聚一下。
我见证了1996年以来绍兴书店的盛衰，也见证了江郎书店的惨淡经营。
以前绍兴的书店还是蛮多的，我知道有国营的古籍书店、民营的新空气书店、新世界书店等等，后来一家家关闭。
新空气书店的装修很有风格，全部用杉木树皮钉起来，专卖古籍，我进去，只看见成套的“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
后来，这里成了一家香烟专卖店。
钱栋的江郎书店最后也以关闭了事，钱栋则去从事他的老本行。
几位常去他书店买书的同学说起来，至今仍是唏嘘。
读书征文活动也搞起来了。
我没有通过校方的行政力量，只是单纯依靠校报的副刊。
我叫编辑把2.0版书单的部分印在报纸上，然后边上写一个征文通知。
投稿的文章必须是读书笔记或者书评或者读后感之类的，可以是报纸推荐的书籍，也可以不是。
暑假回来，编辑部收到的投稿很不少。
因为这是纯粹民间的行为，所以我相信来稿的多数是爱读书的好孩子。
钱韦编辑拿了一大堆文章叫我看，还吵着要奖品。
因为我立足民间，没有获得团委学生会的支持，所以后来的奖品，几本书一些笔记本之类的，都是我自己掏腰包。
此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实绩，谁知道有哪位同学看过你的绍兴书店地图，谁又曾读过你的书单2.0呢？
但我又安慰自己，教书本来就是务虚的工作。
比如，我还曾经为学校图书馆购置过图书，由于我可以支配的金额有限，买的不多，有《小王子》《夏洛的网》等童话，俞平伯、龙榆生的唐宋词，还有罗素、汤因比、哈耶克的书。
这些书都埋藏在图书馆某一个隐秘的角落。
或许有一天，机缘巧合，某一个孩子拿起了他，从此对他的一生产生影响，也未可知。
我说的其实是我自己的故事，我在读高中时，曾从图书室积满灰尘的书架的最底下一排的最角落处，发现一本破旧的《唐宋名家词》，龙榆生编的。
时间过去已经快20年了，这个场景历历在目，宛如昨日。
我甚至还记得阳光是怎样照进木窗，如何撒在木地板上的，灰尘是怎样飞起来，又怎样散发出书籍的气息的。
我是多么感激这位我不知名的买到这本书并把它放在这里的老师啊，如果我现在身为教师还尚存一点点教育的历史感和对人生神秘的敬畏感的话，这种情感的唯一来历就在于这位不知名的老师。
四、人文大讲堂与书单2.1时代
后来，大概是2005年吧，因为与人不合，我辞去了编校报的工作，校报从此又回到原来的状态。
但我不管了，我有新的增长点，便是“人文大讲堂”。
我征得了校方的支持，为学校开设一系列讲座，学校也承诺，在必要的时候，将提供一定的经费。
我对这一点比较满意，因为必要的经费将会使我的活动能量增强。
本来，我的意图仅是，这个讲座可以由我，以及校内另外几个爱读书的老师一起来承担。
就由我来开第一讲，第一讲的稿件都已经草就了。
并且这个工作，全部是义务的，仅出于自身的热情。
尽管我更多会从文学和艺术的角度出发，但归根到底，我们已经可能发挥比一个任课教师更多更大的影响。
有时候我就想，当初我的颓唐，那种人生无趣的虚无感，其实并没有遇到敌人，敌人，是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可以放弃那些诸如不切实际的英雄主义情结之类的东西，代之以做具体事情的持续努力，我们自身的认知也将获得提升。
战胜自己身上的那种虚无感，就意味着你已经战胜了周边环境的庸常，就意味着你可能过上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或云：
积极生活。
我现在继续给孩子们开书单，继续做“人文大讲堂”，并不再满怀颓丧，原因就在这里。
曾经我怀疑，启蒙是危险的，因而我对自己的做法充满矛盾。
现在我可以说，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
就像我说的，10年前，阅读带给我的不是自由而是枷锁，原因就在于我读的还不够多，我的思考还没有成熟。
而启蒙之所以是危险的，也仅仅因为，他获得的启蒙还不够。
胡适说，仅做好事是不够的，必得用好的方式去做。
现在这个讲座已经成为一个常态了，一般每个学期都会有两个以上，著名学者傅国涌、杭州外国语学校的语文教师郭初阳都给我们学校做过讲座。
对一部分同学而言，听讲座成了一个节日，到时间了，便会来问我，最近有什么讲座。
而这些讲座起到的作用也是比较明显的。
郭初阳的讲座结束之后，我的学生纷纷向我提意见，瞿林权退场的时候就跟我说，老师，被比下去了哦。
另一位同学在在随笔本里说，老师，你跟郭老师比起来，差远了，至少你应该向他学习，朗读诗歌的时候要有感情。
通过郭初阳，他们知道了杭州外国语学校，知道了“杭外”那些杰出的中学生。
这件事最关键的地方在于，他们知道了同龄人究竟在思考什么，可能思考什么。
这比我单向的灌输有作用多了，也比阅读大哲的著作有实效多了，因为单向灌输容易引起他们的厌恶——我班里现在就有一个永远的反对派，只要他的语文老师支持的，他就反对。
大哲尽管高屋建瓴，但往往太抽象而不能对他们的现实生活产生具体指导，同龄人的思考，更具有现场感，是可以参照的。
这几年里面，我比较喜欢两个男生，一个叫裘舒龙，一个叫王小波。
他们现在读大二了，他们见证了人文大讲堂的初创时期。
裘很好玩，我刚接手这个班，开书单叫他们读书，裘是一种比较玩世不恭的姿态。
我猜裘当时也有些看不起我之类的——你这样的语文老师我见多了！
但恰恰裘这种姿态是我喜欢的。
这样的小男孩，他之所以玩世不恭，正因为他比别的孩子肯思考。
后来他就很认真地做了一些事情。
假期里，他写了一系列寻访他父亲年轻时政治生活的文章，公社、生产队、文革、红卫兵等，多数为他们这代人不知道的东西，他用自己跟父亲、祖父的问答把当年的景象复现出来。
我把这些质朴具体的文章在全班面前读。
我继续修改我的书单，把它印出来，交给学生，加进了一些有关公民素养和宪政民主的书籍。
因为变化没有以前那么大，是局部修改，我把这个书单叫做2.1版。
现在看起来，2006年的那个书单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可以说，基本上摆脱了文学青年的污名。
我也继续开读书会，继续给他们看电影。
不过，我更注意到一点，就是学生的个体差异，所以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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