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方剂量郝万山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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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说虽然度量衡在我国历史上发生过很大的变化，但是在中医药方面确很简单，就是宋朝以前是汉制，宋朝到解放前用的是宋制。

2.经方药量的折算

如麻黄汤：

麻黄三两桂枝二两甘草一两杏仁七十枚（去皮尖）

折算过来就是：

45g30g15g28g

但是从麻黄汤的煎煮方法上来看：

煮取二升半，温服八合，所以是三次的治疗量，如服药发汗后，不再服用。

那么一次量就是15g、10g、5g、9g，和我们现在一次开的麻黄汤的用量是基本上一样的。

再如桂枝汤：

桂枝三两芍药三两生姜三两甘草二两大枣十二枚

它也是三次治疗量故折算为：

15g15g15g10g4枚

我们在换算的时候要记住两点：

一是汉代的一两相当于现在的多少克，还要记住这个方子分几次吃。

如四逆汤等救急的方子是一次服用，而吴茱萸加生姜汤是分五次服用的，这样折合才能准确。

这样记起来就有点麻烦，再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你了解了当地的药物用量习惯后，按照《伤寒论》的比例套用，比如：

北京的桂枝常用量是10g，那么麻黄汤的剂量就是：

15g、10g、5g，如果它的桂枝常用量是6g，那么麻黄汤的剂量就是：

10g、6g、4g就可以了，这个方法是最简便的。

即符合的当地的用药习惯，又符合经方的用量。

《伤寒论》中还有以容量和数量来计算的药物。

有的我们现在仍用容量来计量，如水。

但是许多我们现在已经不再用容量来计量了，如半夏半升，粳米一升。

那么我们今天如何折算呢？

可以先折算为现代的容量然后再称重。

比如说粳米一升，就用现在的粳米200ml进行称重就是180g。

粳米是旱地长的稻子，就是旱稻子。

它和水稻是同科属植物，但是在旱地生长。

有些人在开白虎汤或白虎加人参汤的时候，药房没有粳米，他就告诉病人，回去抓把大米放进取。

从理论上来讲大米不能代替粳米，白虎汤证和白虎加人参汤证是热盛伤津津液不足的证候，用粳米在这里是养胃气的，要用大米的话，它除了保胃气的作用之外还有一点利尿作用，所以对于一个热盛伤津的病人，严格的来说用大米是不科学的。

半夏半升，我们用半夏100ml，今天称重大概是50g。

五味子半升大概是30g。

麻子仁丸中的厚朴一尺，一尺当然是23cm，但是宽和厚没有说，我们今天用中等的厚朴，就是宽3.5cm，长23cm，称重大概是15g。

五苓散用一方寸匕，就是用一个边长是一寸的正方形药勺来去这个散，我用一个2.3cm见方的纸板来取五苓散，称重大概是5－6g。

用数量来计算的药物，我们今天还有用数量来计算的如大枣等。

但是这种方法已经不常用了，都改成了称重的方法。

如杏仁，我们不再数多少个杏仁，而是称重。

有人称得杏仁100粒去皮尖是40g，桃仁100粒称重是30g，枳实一枚是18g（中等大小），附子一枚20g，大的附子一枚25g，乌头一枚大约是5g。

还有个一钱匕，说法很多，没有考察清楚，大概是1－1.5g。

仅供参考。

《伤寒论》《金匮要略》经方（汉方）及其以前的方剂中：

汉1斤=今250g

汉1两=今15.625g

汉1升=今200mL

如：

汉1升半夏=今法半夏56g,京半夏58g

汉1升麦冬=今61g

汉1升火麻仁=今49g

汉1升五味子=今40g

汉1升吴茱萸=今31g

汉12枚大枣=36g

汉12枚栀子=20g

汉50枚杏仁=25g

lander（2005-9-1020:

56:

25）

案：

此文为我发表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的论文，是讨论经方的量值的，贴在这里，欢迎讨论。

试论汉唐时期的药用衡制及量值

摘要：

东汉至隋唐，药用衡量单位采用斤、两、分、铢制，与唐以后采用斤、两、钱、字、分制不同。

在量值上，隋唐时期通行大小两套衡制，大两是小两的三倍，医药用小升小两，小两的量值与汉魏时期相同。

经方中的一两，折合今制约13.8克。

关键词：

汉唐衡制；

衡值；

经方剂量

汉唐时期的药用衡制关系及其量值，特别是汉方剂量古今的折算，是个长期困扰学界的问题。

自明?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出：

“古今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

”今天医家在汉方剂量的折算上多因之，把仲景方的一两折为3克①，更有主张折为1～1.6克者②。

《上海中医药杂志》1983年第12期发表柯雪帆等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的药物剂量问题》，折东汉一两约15.6克。

搞清汉方的真实剂量，对于澄清明清以来在汉方剂量上的错误认识，很好地继承古代的文化遗产，特别是继承以张仲景《伤寒论》为代表的汉方医学成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认为，从新莽至唐末的的几百年间，存在着一个相对稳定的药秤衡制，这是汉唐医家代代相传，虽经多次朝代的变迁而沿用不变的药用衡量单位，其衡值也是相对稳定的。

汉唐时期的一两折合今制约13.8克。

一、自汉至唐，均采用斤、两、分、铢制

从度量衡发展的历史来看，汉代是我国度量衡的完善时期。

《汉书?

律历志》首先明确了五量制，即铢、两、斤、钧、石。

《律历志》：

“权者，铢、两、斤、钓、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本起于黄钟之重。

—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

二十斤为钧,四钧为石。

”其衡量关系为：

24铢=1两 

16两=1斤 

20斤=1钧 

4钧=1石

其后，南朝梁著名医家陶弘景（公元456～536年）在《本草经集注》中说：

“古秤惟有铢两，而无分名。

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成一两，十六两为一斤。

虽有子谷秬黍之制，从来均之已久，正尔依此用之。

”与《汉书?

律历志》所记载的衡制相比，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陶弘景的药秤在铢两之间多了“分”，其衡量关系是：

6铢=1分 

4分=1两 

16两=1斤；

其次，他提出了“分”这个衡量单位的起源，即“古秤惟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即南北朝时期才有“分”这个衡量单位。

斤、两、分、铢制是不是起源于南北朝时期？

东汉张仲景（约公元150～219年），在其《伤寒杂病论》中已经使用了陶弘景所说的斤、两、分、铢制，如：

《金匮要略》中“侯氏黑散”。

比张仲景晚约一百多年的晋?

葛洪（约公元283～363年）《肘后备急方》也使用这个衡制。

隋唐时期的医家沿用汉魏的衡制，《外台秘要》、《医心方》引六朝、隋、唐医家方皆采用斤、两、分、铢制，孙思邈也如此。

唐末宋初，衡制发生了变化，医家逐渐采用新的斤、两、钱、字、分制，如北宋?

钱乙（约公元1035～1117年）的《小儿药证直诀》，刊于北宋元丰年间（公元 

1078～1085年）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都出现了汉唐时期没有的衡量单位“钱”、“字”。

那么，张仲景方使用斤、两、分、铢制，是不是现今所见最古的例证呢？

东汉早期汉墓出土的《武威汉代医简》中相对完整的方计36个，除了用斤、两、升等衡量、容量单位外，大量用到了“分”，如简42～43：

麻黄三十分 

大黄十五分 

厚朴、石膏、苦参各六分 

乌喙、付子各二分，凡七物皆并冶这里的“分”是估量单位“份”③，还是衡量单位，尚需研究。

二、汉唐时期医方中的一两相当于13.8克

隋唐药用衡量单位沿用旧制不变，其量值是不是也随着朝代的变迁，而是汉魏的二倍三倍呢？

从苏敬、孙思邈、李时珍到今天的医家，一直对这个问题有争议。

我们认为，自汉至唐，药用衡量单位未变；

如从新莽始建国（公元9年）起，至唐末昭宗天祐年（公元904年），其间近900年药用单位的量值，也未发生明显的变化。

我们从以下几方面来说明：

1、南朝依古制，隋唐通行两套衡制，医药用小升小两

《隋书?

律历志》在讲到衡量时指出：

“梁陈依古称，齐以古称一斤八两为一斤。

”“梁陈依古称”这句话很重要，郭正忠指出，李淳风提到的“梁陈”，应泛指南朝的宋齐梁陈。

“既云‘梁陈依古’，其‘梁陈’之前的宋齐，自必更为‘依古’。

”④也就是说，南朝衡制已发生了变化，而药秤则依陶弘景古秤。

隋唐时期衡量的量值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药秤沿用古制不变，通行大小两套衡制。

在社会上通行大斤大两的时候，小斤小两即古药秤在金银玉帛及合汤药中运用，两者并行不悖。

《旧唐书》卷48“食货上”：

“权衡：

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斤。

……合汤药及冠冕，制用小升小两，自余公私用大升大两。

”《通典》、《唐六典》、《唐会要》等书也明确记载医药用小升小两，其余公私用大升大两，大小衡制之比是三比一，即大两的一两是小两的三两。

孙思邈（公元581～682）《备急千金要方》：

“隋人以三两为一两，今依四分为一两称（秤）为定。

”孙思邈是生活在隋代和唐高宗时期的医家，他指出，隋人已通行大两，其大小两之比为三比一，他开方用药“依四分为一两称（秤）为定”，即依陶弘景以来医家共用的斤、两、分、铢制，亦即小升小两。

2、唐代医家对药量的标注

唐代医家王焘于天宝十一年（752）完成的《外台秘要》卷31乌麻地黄酒方：

六月六日曲四升 

忘斯油麻六斗五升 

生地黄四斗，前三味并用大斗大升 

丹参 

生石斛 

牛膝 

杜仲 

萆薢 

生姜各二斤 

人参八两，以上并药秤秤之。

在“代茶新饮方”，中，要求将“右十四味并拣择，取州土坚实上者，刮削如法，然后称大斤两”这里提到了“大斗大升”、“药秤秤之”、“秤大斤两”。

为什么要特别标出来呢，因为合汤药用药秤，药量皆为小升斗，小斤两，若需用通行的大斤大两，则需标出。

3、宋代医家对古方剂量的注解

大约以唐末宋初为界，前后的医家开方用药使用的衡制及量值都有很大的差别。

汉唐时期用斤、两、分、铢制，宋元以来使用斤、两、钱、字、分制。

前者用的是小两，唐末宋初以后用的是相当隋唐时期的大两，两者相差约三倍，所以唐以后的医家读古方时多对剂量加以注释，以示古今的不同。

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隋唐医家用小升小两。

庞安时（约公元1042～1099年）《伤寒总病论》：

“按古之三两，准今一两。

古之三升，今之一升。

”成书于北宋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朱肱《类证活人书》：

“古之三两，即今之一两也；

二两即今之六钱半也。

古之三升，即今之一升也。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一《陶隐居名医别录合药分剂法则》引金?

李杲曰：

“六铢为一分，即二钱半也。

二十四铢为一两。

古云三两，即今之一两；

云二两，即今之六钱半也。

”这些医家非常准确的解释了古今衡量的演变，汉唐时期4分等于1两，唐以后10钱等于1两，古今衡制相换算，则4分=10钱，一分等于二钱半。

宋之一两约等于汉唐之三两，六钱半乘以三，即朱肱所谓“二两即今之六钱半也”。

4、自然科学史家的考证

卢嘉锡主编，丘光明等著《中国古代科技史?

度量衡卷》对汉唐时期各代的衡量值考证结论如下⑤：

朝代 

斤 

升 

两

新莽 

245克 

200毫升 

15.3克

东汉 

222克 

13.875克

曹魏 

220克 

13.75克

晋 

220克 

隋 

660克 

600毫升 

大：

41.25克

小：

唐 

662～672克 

600毫升 

41.4～42克

13.8～14克

宋 

661克 

41.3克 

从上表可以看出，汉魏至隋唐时期一两的衡值，没有大的变化，与文献所记隋唐沿用旧制相符。

西汉到唐，一两的平均值是14.05克，新莽一两最大，为15.3克，与最小的13.75克相比，相差1.55克。

考虑到经方出自东汉，则东汉与隋唐只有0.025克的细微差别，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汉唐时期的一两折为13.8克应符合实际。

三、经方药量的比较及药与水的比例

1、唐代医家用经方药量与仲景同

隋唐医家用的是小升小两，剂量和汉魏时期没有大的不同。

孙思邈《千金翼方》所录《伤寒论》方和张仲景使用的剂量基本一样⑥。

这可以有两种解释：

一是孙思邈认为古今剂量一样，毋须改动，完全可供当前临床实践用；

一是古今剂量虽不一样，但为了存古，不能改动。

我们认为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医家所录方剂是供临床使用的，如果剂量不能作临床使用而不作任何交代，那是不可想象的。

唐以后，药用衡制及量值都有很大的变化，所以，宋元的医家，在供临床使用的方书中录用张仲景方的时候，基本上是两种情况：

一是交代古今剂量的不同，而后直接录用汉方，如明?

许宏《金镜内台方议》：

“伤寒方中，乃古分两，与今不同，详载之。

铢：

曰铢，二十四铢为一两。

两：

曰两，古之三两为今一两。

分：

曰一分者，即今之二钱半也。

”他交代了古今剂量的不同之后，照原剂量录用仲景方而不加改动。

徐灵胎在《伤寒论类方》交代了古今剂量的不同之后，也照原剂量录用仲景方而不加改动⑦。

而陈修园等医家在书中未交代古今剂量的不同，则按当时的用量改动仲景方的药量⑧。

2、一两折13.8克，药和水的比例恰当

分析汉唐医家汤方药量与水的关系，说明汉唐药用一两折今约 

13.8克，药量与水的比例关系是合理的。

从《千金翼方》中随便抽一汤方看其药量和水的比例。

防风汤八味计19两，“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分为三服”。

小两小升则：

13.8克×

19=262克 

水1800毫升，药水比例合理；

如是大两则一副药798克，药量太大，不合理。

王焘《外台秘要》卷十五载南朝宋齐间医家深师的防风茯苓汤方，七味计21两，“以水一斗，煮取三升，绞去滓，分三服”。

小两小升则药水为：

290克，2000毫升；

大两则882克。

该方人参三两，如是大两，则每天需人参120克，无理。

隋唐药秤沿古制，近900年间药用衡值基本不变这个结论，不仅要经得起唐人方子的检验，重要的是，还要经得起张仲景方的检验，也就是说，药量和水的比例要恰当，剂量要合理。

我们看《伤寒论》中桂枝汤方：

前四味药计11两，13.8克×

11=152克。

柯雪帆先生测十二枚大枣约30克⑨，则总量为182克,水1400毫升，煮取600毫升，药水之比约1：

8，是合理的。

如将药量增加一倍，水则太少，或象今天把一两折为3克，则水又太多。

葛根汤共七味药，前六味计16两，13.8克×

16=221克，加大枣11枚约25克，总计246克，水一斗煮麻黄用去二升，八升水为1600毫升，煮取600毫升，药水之比约1：

7。

综上所述，汉唐时期的药用单位及量值，历经数百年而没有明显的变化，自宋开始，采用新的衡制，到了元明，医家在用经方时，药量较仲景已有很大的变动。

今天，医家则依据自己的医疗实践改动经方的药量，随意性太大。

如果能准确地确定汉方的剂量，分析古今剂量不同的原因，从而形成相对稳定的经方用量，对中医药的现代化及走向国际，无疑有重要意义。

① 

李培生主编.伤寒论讲义.长沙：

湖南科技出版社，1986.326

② 

王伊命.为古方权量正本清源.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86，

（2）

③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汉代医简.北京：

文物出版社，1975.1

④　郭正忠.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5

⑤　卢嘉锡主编，丘光明等.中国古代科技史:

度量衡卷.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1.244.249.274.281.304.347.391

⑥　个别方与现今通行的宋本不同，疑为依据的版本不同或有讹误

⑦ 

李铁君校注.清?

徐灵胎.伤寒论类方.南京：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2

⑧ 

陈竹友校注.陈修园.伤寒真方歌括.福州：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⑨ 

柯雪帆.现代中医药应用与研究大系:

伤寒与金匮.上海：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1995.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