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案例 成田机场拆迁事件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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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在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70年代初也曾发生过一起闻名中外的土地征用纠纷——“成田事件”。
成田事件最早起源于1962年11月池田内阁修建首都圈第二国际机场的计划。
当时，由于越战期间羽田机场军用功能增加，已不能满足国际民航的需求，大官僚和资本集团就乘势而动，启动国家大型基建项目以攫取利益。
但由于当时选址问题未解决一直未落实。
到1967年6月，佐藤内阁迅速通过在千叶县成田市三里冢、芝山地区修建机场的计划。
这一决定遭到当地农民的激烈反对，后者结成反对机场建设的同盟以及青年、少年、老年、妇女等多个抗议团体阻止机场的建设。
日本政府用各种高压手段压制反对运动，甚至动用警察机动队。
多次冲突中最严重的一次是1971年9月千叶县出动5300多名警察机动队员强制执行时与包括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声援的5000多名抗议者发生的“东峰十字路事件”冲突，造成3死150多伤，被捕470多人，农民青年行动队员东三之宫文男自杀抗议的恶果。
此后日本政府虽没有放弃实施，但改变了原计划，缩小了占地。
1991年9月，以东京大学经济学部部长、日本女子大学校长隅谷三喜男为首的隅谷调查团成立，通过历时三年、由政府、农民双方以及其他相关各方参加的数十次的公开讨论会和圆桌会议，双方终于达成和解，初步寻找到所谓“共生”的道路，成田事件尘埃落定。
[2]
二
通过以上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二个事件在诸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其一，在事件的起因方面，都是缘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政府与农民为争夺土地资源而产生的纠纷。
土地作为一种稀缺的资源在人地矛盾十分突出的今天不可避免地成为利益纠葛的焦点，无论是在地广人多又分布不均、因而人均土地不到1亩的中国东部和中部，还是在地狭人稠的岛国日本都是如此。
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建国后，汲取了近现代历史“落后便要挨打”的教训，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现代化，缩短与西方发达国际的差距。
这种急切的心情与共产主义的理想图景纠缠在一起，在50年代“赶英超美”的口号和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等一系列政治化了的经济建设运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但是，作为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落后农业国，要积累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化）所需的资本就不得不从农业和农民身上打主意，这是无奈也最可行的途径。
因而从50年代开始，国家通过一系列措施，如区别工农的福利待遇、实行“工农剪刀差”等，从农民手里直接攫取了上千亿的资金，从而为现代化打下了基础，但同时也造成了我国特有的城乡二院格局。
这一不尽合理的现象到改革开放后仍未消除，城镇居民与农民在就学、就业、就医等诸多方面仍存在差别待遇，二者的收入差距反而有增大的趋势，“反哺农业”的口号多少落了空。
虽然近年来中央发布了一系列“一号文件”，但是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发展和障显政绩等[3]复杂因素的考虑，或熟视无睹或阳奉阴违。
对于工业，土地作为建设用地是企业的基本资产，因而权力与资本结合在一起时首要的目标就是土地。
在土地规划利用方面，由于城市人口稠密，土地紧张，已没有开发的空间，不少地方政府就将目光投向了临近城市的农村。
为了“上大项目”、“产高利润”，违法违规地低价将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更有甚者借机盘剥补偿款。
对于农业而言，土地是基本生产资料。
《说文解字》里说：
“农者，曲也辰也。
”从早到晚，脸朝黄土背朝天，就是农民的生活状态。
农民曾为了国家的现代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奉献自己的利益，但当他们感到自己唯一赖以生存的土地也要被剥夺时，就只得奋起抗争。
其二，在事件的表现方面，都首先是政府单方面征地引发矛盾后政府又单方强制执行，结果引起暴力抗争和流血冲突。
就实力而言，国家在与农民（包括单个的农民和农民的）的关系方面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
当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形象出现时，有作为贯彻其意志载体的各级组织严密的国家机关和政党机关，有处于执政党地位而事实上凌驾于政府之上的党组织，有具有很强执行能力的行政机关，也有以强制力为后盾的法院、监狱。
而村民委员会虽然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与政府是“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但由于在实践中与上级政府密不可分的利益关系，实际上是“政权入乡”、承担着在基层贯彻国家的意志、政策政治任务的一级机构。
[4]另一方面，农民虽然整体人数众多，由于信息、知识、经济力量等诸多因素的匮乏，通常显现出分散、自利、无组织、地域性等特征，一般没有经常性的常设组织（土地革命期间有农会作为革命组织，但建国后逐步消失，现在只有工会没有农会了），一旦在临时性事件中具有共同利害关系，至多会组成以大队、村等小地域为基础的松散同盟。
正如马克思曾言的，一个组织的力量取决于它的组织紧密程度而非它的人数，因此国家是以不容反抗的强势者和家长的面目出现在农民面前的。
就正当性而言，政府通常自认为是“公共利益”[5]的代表：
一方面，其组成人员由全体人民（包括但不仅是农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组织上具有民主性和正当性；
另一方面，其决策“高瞻远瞩、考虑大局”，是为全体人民从长远利益考虑而决定的（当然包括其自身在内）。
另一方面，农民则被认为是“目光短浅”、“自私自利”、“愚不可及”，经常只代表自身和小家庭、小集体的利益。
一高一低，公共利益当然要压到局部的集体利益。
定州市委市政府的文件中曾这样描述：
“（定州电厂）是荫庇后代子孙的一件大事……造谣者的险恶用心，就是要制造混乱……如果影响了灰场的进场施工和电场正常发电，定州百万人民也不答应。
”[6]而日本政府在征用三里冢农民的土地时也认为，“修建机场时由上边来决定的……农民服从决定是原则”[7]。
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下，政府武断地自行征用土地而不与农民商量（在我国或许还有农村土地不属于农民个人所有的思想作祟），而当遭遇抵制时，就认为后者是在“非法集会”、“无理取闹”、“敲诈政府”，是“过激行为”，因而要采用强制性暴力措施来“坚决打击，决不手软”[8]。
也是在这样态度的纵容下，电厂灰场的负责人大胆甚至理直气壮地组织打手向农民的人身发起攻击。
其结果是矛盾进一步激化，乃至爆发大规模流血事件。
其三，在事件引发的深层原因方面，都是一党执政条件下权力与资本紧密结合攫取资源的表现。
亨廷顿在《强大政治论》一文中认为，一党执政对于发展中国家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不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初期经济高速发展但持续不长，就因为国内执政党更迭，政局不稳，内乱频频，社会动荡，致使政治和经济二个齿轮之间不合，最终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
因此其认为应有一个强大的正当长期执政来保证为经济发展提供环境的政治局面。
话虽不错，但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论点将追求的价值终点放在从国家宏观着眼的“效率”问题上，却忽视了内部分配的公正问题。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化（孟德斯鸠语）。
一党执政的执政党虽然可以从自己的性质和目标出发宣称自己的民意性和合法性，但是没有受到制约的外部制度保障。
其纠错机制往往主要依靠自身内部的监察，而如果党内又缺乏民主制度，就容易造成大多数情况下监督流于形式和权力失控。
由于不用担心会失去执政的地位，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无需对选民（包括农民）负责的心态；
又由于绝对权力最终由不能免于追逐自身利益政党成员拥有，故而“权力寻租”和“权力异化”就在所难免。
这是靠任何道德上的说教和意识形态的集中控制都是无法遏止的。
二起事件的背后都是权力与资本的紧密结合，在利益一致性的前提下共同肆无忌惮地向农民攫取土地资源。
定州血案固然是对中国共产党正确执政方式和民主制度匮乏的警戒，成田事件也是对日本社会民主体制限度的验证。
日本在战后虽然实施了非军事化、解散财阀、军阀等一系列措施，导入了民主主义制度，但随着世界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国改变了对日策略，将重心转向将日本变为自己的军事同盟国。
成田机场建设方案的出台是美日同盟的直接产物，成田机场之所以能强制执行也因为有同盟格局中长期稳固存在的、由号称“万年执政党”的自民党一党执政体制作保证。
[9]
但也要看到，二个事件也存在诸多方面的不同：
其一，成田事件持续时间更长、规模更大。
从1967年7月佐藤内阁通过机场建设计划，到1994年9月在隅谷调查团的斡旋下纷争画上终止符，成田事件前后前后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其间政府与农民冲突无数次。
在此过程中，不仅有由农民组成的多个抗议团体参与其中，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支援的学生以及其他人员。
其中“东峰十字路”事件中双方冲突的人员达到5000人以上。
其历时之久，规模之巨，世所罕见。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成田事件不仅仅是官僚、资本和农民间的利益之争，而演化成了国家暴力逻辑和民主自由精神的对抗。
而定州血案从2002年9月到目前定州撤换主要领导人为止历时未到3年，尚未终结。
事件过程中发生冲突的一方也仅仅是绳油村本村的村民，没有任何其他人员声援其中，直到现在才有一小部分律师去进行法律援助。
其二，与定州绳油村农民的要求相比，千叶县三里冢地区的农民更多地是为人格尊严和生存权利抗争。
前者停留在对非法强制被剥夺资源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愤怒和不满和补偿问题产生的质疑问题上，后者则不然。
生活在三里冢地区的农民大多被迫参加过二战，将自己宝贵的青春献给了日本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
战后为解决粮荒又响应政府的号召来到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开荒，经过辛勤耕耘将之变成沃土。
现在国家却不容分说地又一次要求他们“奉献”，他们感到了“亲手培育的田地被夺取、宁静的故乡遭到破坏”[10]，人格尊严和生存权利一再遭到国家的侵犯和剥夺。
他们所要争的并不是经济利益和补偿问题，而是一种合理正当，能让他们服气的理由。
如果能这样，“就是不要补偿，我也会高高兴兴地把自己的土地财产拱手相让”[11]。
后来在隅谷调查团斡旋的谈判中，反对联盟绝口不提经济补偿问题，也证明了这一点。
但另一方面，定州血案引发的矛盾更复杂。
成田事发时日本关于土地征收的法律具体规定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事件整个过程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日本政府的逻辑起点正是不断强调征收行为的合法（律）性，而农民和知识分子也并未对这一点提出质疑，双方对此不存在争议。
而定州事件中，双方对征收程序合法性问题则存在很大争议。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条和河北省有关法律规定，这类事情“必须要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
定州政府反复强调其行为是合法的，并拿出一张据说“看了什么都明白的”的“绳油村问题真相说明”：
原村主任牛全占说，两委干部、党员、村民代表会都开了，并有会议记录。
但绳油村民则矢口否认，并出示一份时任村民代表的19人的共同摁了手印的声明：
“电厂征地之事未开过村民代表大会。
”[12]另外，按照《土地管理法》第46条第1款的规定，国家征用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
而定州市政府未依法公告征地及其征地安置补偿方案，听取农民的意见。
征地也未签订过合同（据说这几年来都是如此）。
此有邻村党支部书记的说法为证。
定州政府则认为按“政策”政府应代表农民与用地单位谈判。
第二，补偿问题是定州事件的另一个焦点。
从用地单位支出每亩征地费用33919元到通过计算应该发放农民手中的14335元，按照所谓“政策要求共上交了各级政府6项每亩19584元各种费用。
这里面不仅有已被取消的“南水北调费”，还有按《土地管理法》规定不应包括在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青苗补偿费中的向各级政府交纳的有关费用。
政府以政策为幌子公然违法的做法必然招致农民的抵制。
第三，定州事件还夹杂着屡见不鲜的贪污问题。
这里既有补偿款不到位引发的贪污质疑，又有前几任村主任遗留的历史问题。
就是按照定州市政府核对的每亩14335元的补偿费也没有完全发放到农民手中，市级财政说已经发放到镇级财政，镇级财政则说没有，政府间相互推诿使得村民对款项的趋向产生质疑，认为被政府官员贪污。
对征地问题的抗争也使得查清前几任村主任经济问题的诉求在一起凸现出来。
绳油村几任村主任都存在贪污浪费集体财产的情况，村民多次向镇里反应却得不到解决，这个于本案看似无关的问题在此时一并被提了出来，使得事件更加复杂。
三
在我看来，定州血案与成田事件最大的区别还在于解决方式的不同。
当然，定州血案党目前为止还很难说已经得到完满的解决，但从目前采取的措施看，无外乎是撤换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血案事发后市委书记和市长已被撤换），然后由上任的新领导“体恤民情”、“妥善解决”纠纷，将补偿款发放到位，保证追查其中存在的贪污问题。
这种“换位思考”[13]的方式似乎已经成了解决土地纠纷问题的一个套路，但往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除了体制和经济环境的影响外，还在于在解决纠纷的整个过程中，我们看不到任何第三者的影子，而只有政府和农民二端。
而农民在这二者中又处于劣势，所以纠纷解决过程往往依旧是政府“自话自说”、“顾怜弱者”的表演场，依旧是体制内部的纠错，其背后依旧是国家主导一切的逻辑。
成田事件则不同，其得以最终解决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知识分子团体——隅谷调查团的介入，从而使得政府与农民间的“二人转”（或政府一方的“独角戏”）变为“三人秀”。
而这第三者的居中斡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总结隅谷调查团成功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组成人员的合理性。
这个团体由五位知识分子组成，代表人物隅谷三喜男曾任东京大学经济学部部长、日本女子大学校长，主要研究领域是劳动经济学，他与日本及亚洲的底层劳动者保持着广泛接触，对和平与民主主义有着独到见解，并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被誉为当代日本的“良心”。
宇泽弘文，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在隅谷调查团成立以前就不断与反对联盟的农民接触，对“成田机场问题”有着深刻理解。
何宫信郎，中京大学教授，专业为金属物理，对地球环境问题素有研究。
山本雄二郎，原本是新闻记者，后为高千穗商科大学教授，与成田机场行政方面有较深接触。
高桥寿夫，原运输省航空局局长，因为成田机场问题被追究责任，其实与机场行政部门每遇任何瓜葛，是位清廉而有正义感的人，出于寻求符合社会正义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愿望，作为日本空港的会长，接受邀请参加调查团。
可见，隅谷调查团的成员都是富于正义感和对社会弱者怀有深刻同情心的知识分子，也正是在社会使命感的驱使下他们介入到成田事件中来，践行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品格和理想。
同时，在专业属性方面，他们中既有经济方面的专家，又有环境和行政方面的专家，专业领域的多样性保证了考察问题的多角度和全面性；
在身份倾向性方面，既有与农民接触较多的知识分子，又有与行政部本关系良好的知识分子或原本就是行政部门人员，还有超然独立的知识分子，又保证了自身的不偏不倚，能抱着理性和冷静解决问题的态度去行事。
第二，工作重心和方向的正确性。
隅谷调查团成立之初，就明确了自己的理念：
探明成田机场问题的原因所在，弄清现状，寻求符合社会正义的解决问题的途径。
他们认为首先应弄清反对联盟及其支持者所痛恨的内容。
而他们痛恨的对象无疑是日本政府特别是运输省，所以政府诚恳地承认过失，是消除反对联盟抵制情绪、解决问题的前提。
日本战后建立的民主主义体制要求政府在做重大决策时必须听取相关利益各方的意见，而不能仅凭单方意志行为，否则就是对民主的违背。
尽管修建成田机场有其客观原因——出于羽田机场已达到使用极限的现实需要，但日本政府单方面强行推行机场建设方案，其背后“你碍事，就走开！
”的国家强权主义逻辑明显违背了民主主义体制，侵犯了农民的自由意志和人格尊严，其过失是不言而喻的。
对此，在协商会议上，政府代表承认了在处理此事上存在的诸多不妥，对农民长时间忍受痛苦表示了歉意。
此外，由于成田事件并不是由于经济补偿问题引发的，所以调查团在调停过程中将重心放在了“机场与区域共生”的观念下。
在协作、相互包容、共同发展而不是你死我活的前提下，在第十次圆桌会议上反对联盟发表了“为了后代，约束自由”的主张。
在第十二次会议上，双方达成了三点共识：
一、设立“共生委员会”，商讨、处理今后可能发生的机场噪音问题；
二、讨论未来农村应有面貌，并设立“地球问题实验村”的讨论委员会，以推进实施；
三、承认增建平行滑行跑道的必要性，但必须在不行使强制力的条件下进行。
成田事件的本质并不是经济问题，隅谷调查团从民主主义体制和“共生”的原则着眼，把握住了问题的本质，所以才斡旋成功，使政府、农民和相关区域住民达成了多方共识，最终导致问题的解决。
第三，工作方式的中立性和透明性。
社会良知和对弱者的同情心并不意味着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于农民面前，这样的话将犯与政府同样的错误；
也不意味着完全站到农民的一边，帮农民一起对抗政府，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成为了辩护人而不是斡旋人的角色，不能赢得政府的信任和理解，也不利于事件的解决。
在调停的过程中，隅谷调查团始终坚持着中立性和运作程序的透明性，因而赢得了官民双方的共同信任。
为了解决纠纷，隅谷调查团共召开了十五次公开讨论会，主要有反对联盟和政府代表参加。
还召开了十二次圆桌讨论会，参加者除了前面二者外，还有机场公团代表、千叶县政府代表、民间代表以及相关区域的住民，前后历时三年。
当政府就其过失承认错误并致歉时，隅谷调查团陈述意见说：
“机场问题发生以来，政府一贯主张计划的正当性，对强制镇压行为没有任何解释，致使与反对同盟之间的关系僵化，使二者形成了难以消除得不信任感。
但在公开会上政府能坦率地反躬自省，承认过失，这一态度应给予高度评价。
同时，反对联盟始终如一地把立行对话作为解决问题的宗旨、努力调整内部的各方意见、诚恳地接受政府态度转变的应对方式，对他们所作的这些努力，表示敬意。
”[14]这种遵从事实、公正的处理方式使得双方开诚布公，使得会议顺利进行。
事实上，自从成田事件以来，也曾通过各种渠道尝试过对话解决，特别是1979年，反对联盟代表与当时的内阁官房长官达成过“诚恳对话，相互协助，建立信赖关系”为内容的“备忘录”，但终因没有中立者的居中协调，因其不透明性和忽略了运输省的作用，也因农民对政府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而告失败。
而与谷调查团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理性的工作方式——中立和透明。
成田事件这一日本现代史上的悲剧在一个知识分子的介入下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决。
可见，在社会重大事件中，有理性和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参与是十分必要的。
四
古语有云，人生在世有三大事，谓之立德、立功、立言，其中以立德为首。
对于知识分子而言，立言是“利在千秋”，即著书立作，流传后世；
立功则是“功在当代”，即积极参与到社会活动特别是社会重大事件的解决中去，运用自己的良知和专业知识服务社会，实现社会正义；
立德则是上述二方面的结合，通过研究学问和践行学问提升自己的品格，为社会树立正面的榜样。
可叹的是，我们中的一部分学者，都只专注于立言，或是“躲进小楼成一统”搞一些玄之又玄的知识，或是在笔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忽视了立功，故而也不能立德，其知识品格必然是不完满的。
立言和立功，其实可以大体类比于韦伯所说的“学术与政治”。
在《以学术为业》中，韦伯塑造了一个职业学者形象，竭力将价值判断和形而上学从科学研究中“除魅”，塑造知识分子的清明品质。
在《以政治为业》中，韦伯则立足于世俗的现实政治，呼唤领袖民主制下职业政治家的诞生。
表面上我们似乎很难将这两幅截然相对的肖像合成到一个人身上。
但正是知识分子这内在难以消弭的张力构成了知识分子的本质和使命。
“知识分子”一词最早源于俄文，指称19世纪俄国那些具备一定西方知识背景同时又具有一定社会批判意识的独立群体。
学术追求和批判人格是知识分子的内在规定性。
学术追求关乎个人的学术志趣，其目的在于求真，本质上是私域中的行为。
而批判人格则和社会背景紧密关联，是对公域的介入，其目的在于求善，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和公共关怀。
[15]当然，韦伯将学术当作一项严肃的专业科学化活动，认为学者的职业精神就在于严守价值中立，即严格避免将自身主观的价值判断引入学术论证和说明的过程，以达到增强学术的真实性与准确性的目的，将学术塑造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但以今天的通说看，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任何学术活动都是学者主观精神活动的表现，而精神领域的特点在于其个性化和某种程度上的不可通约性。
特别是与自然科学存在很大不同的人文社会科学，其在很大程度上传达的仅仅是一种带有学者强烈价值倾向的“意见”，而非客观意义上的“知识”；
即使是纯粹的自然科学，也不能绝对免于价值判断，晚年的牛顿就是一个著例。
而这种价值倾向，并非是学者天生带来的，而是来源于其生命的经历和世俗的关怀，换句话说，来源于社会实践。
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的阶级论和出生论也并非全无道理。
反过来说，社会实践的活动也要受到学术理念和思想的影响，前者其实就是对后者的践行，也是后者的生命力所在。
韦伯所说的“政治”不应被理解为仅仅是参加选举、倡导改革等直接的政治性活动，也包括当重大社会事件中正义遭受扭曲时积极参与的社会活动，比如1894年发生在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正因为有左拉、克雷孟梭、饶勒斯等一批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才得以最终昭白于天下。
[16]可见，学术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其并非如韦伯描述的那样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和存在内在紧张的二个事物，相反，二者在一起构成了知识分子完整的人格和知识品格。
而将二者联系在一起的是对社会正义的不懈追求与深切的人文关怀。
从社会的角度看，社会风气的“型塑”需要知识分子的参与。
从历史的角度看，知识分子往往被誉为“社会的良心”，对于一个社会的风气和品格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中国士大夫阶层几千年来新火相传、层层积淀的士人品质对于传统伦理道德之风的形成和影响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而美国宪法至上的精神与自由主义的开拓者品质也与国父们的思想密不可分。
考察一部知识分子的历史，就往往可以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特质是如何被“历史地型塑”的。
从现实的角度看，知识分子又经常是政府与民众间沟通与对话的桥梁。
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
雷德菲尔德在说明复杂社会中存在的二个不同层次的文化传统时提出了大传统和小传统这一对概念。
所谓“大传统”是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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