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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的优势

浙江的优势、劣势与未来增长动力——沿海五省市经济比较分析

2011-04-2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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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十二五”伊始，比较分析四省一市经济运行情况，借鉴兄弟省市经验分析浙江经济，目的是研判过往，谋篇未来，努力保持浙江在当前重大转型期继续领跑中国经济。

“十二五”伊始，比较分析四省一市经济运行情况，借鉴兄弟省市经验分析浙江经济，目的是研判过往，谋篇未来，努力保持浙江在当前重大转型期继续领跑中国经济。

本文有如下主要观点。

1、浙江经济当前具有三大优势，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优势、本土企业家创业优势和民间资本积累优势。

2、浙江经济当前具有三个劣势，相对较高的商务成本、有待增强的技术创新能力以及趋于保守稳健的民营企业家投资心态。

3、未来浙江的经济发展不再是前三十年的简单外推，经济增长必须从依靠外延投入、数量型增长为主的“规模红利”，向依靠内涵提升、质量型增长为主的“生产率红利”和“新一轮制度红利”转变。

   一、经济总量继续处于全国领先位置，但与江苏、山东的差距呈扩大趋势

2010年，浙江国内生产总值突破2.7万亿元，自1994年以来连续17年位居全国第4位，仅次于广东、江苏和山东。

但与国内其他省市相比，呈现“追兵渐进、标兵渐远”的风险。

我省与其他省市的差距在哪？

■“十一五”浙江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首次出现下降，其他地区赶超势头相当强劲。

浙江GDP占全国比重2005年为7.3%，2010年为6.8%，下降0.5个百分点，为“五五”（1980年）以来的首次下滑。

下图显示，“十一五”时期广东和上海GDP占全国比重分别降低了0.8个百分点，而江苏提高了0.2个百分点，山东基本维持不变，我省经济总量与江苏、山东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另一方面，欠发达地区赶超势头相当强劲。

以河南为例，河南GDP总量连续十几年屈居浙江之后，位列全国第五位，目前两省GDP比值已降至1.19以下，为1999年以来的最小差距。

图表1

■我省人均GDP被江苏超越，对山东的领先优势也在缩小。

浙江人均GDP自1995年以来一直位居粤苏鲁浙之首，但2009年被江苏超越。

2009年，浙江人均GDP为44641元，江苏为44744元，江苏超出浙江103元，2010年这一差距进一步扩大到388元。

下图表明，1992－2003年我省人均GDP对江苏和山东的领先优势在持续扩大，但自2004年起，这一趋势发生了逆转。

图表2

当然，若与历史数据相比，我省经济总量的绝对值和相对值仍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上，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将逐渐收敛也是一个基本经济规律，但我省经济与江苏、山东差距扩大的现实不得不引起警示。

为什么浙江经济会与江苏、山东拉大差距？

进一步分析构成GDP总量的三驾马车的变化情况。

数据显示，2005－2010年浙江出口年均增速为20.8%，位居东部五省市第一位；浙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比较平稳，近几年年均增速略低于江苏和山东1－2个百分点；但2003年以来，浙江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基本处于直线回落趋势，且持续低于江苏、山东甚至广东，如2003－2010年浙江投资年均增长17.3%，而江苏是26.9%，山东是26.8%，广东是19.1%，而投资对各省GDP的贡献率高达40%以上。

从投资结构来看，浙江的第三产业投资增长相对较快，与山东、江苏的增速差距相对较小，但我省制造业投资增速则明显滞后，以2010年为例，浙江制造业投资增长10.7%，而江苏和山东的增速分别为25.8%和15.1%，因此我省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制造业投资乏力。

■2003年以来制造业投资增长趋慢，主要是因为省内制造业资本大量转移，一是向省外制造业转移，二是向房地产投机、金融信贷等虚拟经济转移。

   1998年以来，由于国际订单的“土豆效应”，东部沿海省市企业尝到了出口加工的甜头，很快形成对纺织服装等低端产业的外贸依赖。

随着要素成本的高涨以及2004年投资政策的调控[1]，浙江大量制造业资本外逃成为短期博利的游资，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冲击下，民营企业加剧了资本外迁和房地产投机、金融信贷等行为，制造业投资快速下滑，而江苏、上海和广东的制造业企业则适时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和人力资本投资，此举不仅使浙江产业层次低于其他省市，也导致浙江经济增速开始慢于江苏等省[2]。

2006－2010年我省民间投资年均增长15.8%，而江苏民间投资年均增长26.3%，山东民间投资年均增长25.2%。

2009年浙江百强民营企业中，超过七成涉足房地产业。

下图演示了这一变化过程。

图表3 浙江制造业资本输出过程

那么，在相同的宏观背景下，为什么浙江制造业资本转移的动力远远强于沿海其他省市呢？

   一是浙江制造业商务成本较高。

商务成本，其内涵包括工资成本、土地成本、运输成本、生产经营用房使用费、公用事业费、通信费、税金和规费等，其外延包括当地商务环境的各种因素对投资效益的影响。

以劳动力成本为例，浙江每增加1亿GDP需新增劳动力为5692人，远远高于山东和江苏；以土地成本为例，浙江可用土地资源是江苏的1/3、山东的1/4，许多企业想做大但没有用地指标，而江苏有广袤的苏北平原；以环保成本为例，浙江万元GDP综合能耗目前仅高于广东[3]，在节能减排指标区域非差异化考核制度下，浙江工业企业所受的环保压力相对更大。

商务成本高企导致我省工业企业利润率持续低于沿海其他省市，如2009年浙江规上工业企业利润率为5.3%，而江苏是5.7%，山东是6.4%[4]。

在成本趋高以及利润率偏低的情况下，我省制造业资本向省外或非实体经济转移的冲动性更为强烈。

图表4

另外，浙江市县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大大高于其他省份。

2008年，浙江市县财政的一般预算收入占GDP的8.0%，随机与河北、河南和内蒙古进行比较。

河北同期市县一般财政收入仅占GDP的2.6%，只有浙江的32.5%；河南数据为2007年，市县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占GDP的3.7%，仅为浙江的46.3%；内蒙古近几年经济发展持续位于全国第一位，2007年市县一般预算收入占GDP的4.4%，也只有浙江的55.0%。

二是科技底蕴相对不足。

2008年我省研究与开发机构仅有102家，从业人员为13332人，远远低于沿海其他省市。

另一个重要论据是我省211工程高校仅有1所，山东3所，广东4所，上海10所，江苏11所。

科技底蕴的不足影响了企业的研发活动，2008年规上工业企业中，浙江科技活动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只有1.2%，而江苏是1.4%；2008年浙江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为58.9亿元，仅为山东的89.3%，江苏的62.7%，广东的29.2%和上海的15.3%。

相对于自主研发，我省企业更倾向于跟踪仿制，当近几年面临更频繁的专利纠纷和反倾销案件时，资本转移则成为一个更“合理”的策略。

图表5

三是浙江民营企业家投资心态趋于保守稳健。

改革开放以来，以家族企业为代表的民营企业迅速崛起，成为推动浙江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然而如下三个因素导致浙江的民营企业往往更青睐于资本转移而不是产业升级，一是要素紧缺、民工荒和国际金融危机等外部环境的变化，是他们创业20多年以来从未遇过的，从小商品经济时代向国际商业时代角色转换经验不足；二是知识结构的缺陷以及不得不面临的接班问题，使得浙江这些民营企业家在作出战略决策时往往偏向于“短平快”的方法，如选择投机房地产和直接到要素成本更低的中西部建厂；三是家族企业关注控制权往往胜过做大规模和提升综合竞争力，企业产业结构转型往往相对漫长和艰难[5]。

相较而言，江苏和山东的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和转型升级的动力更强于浙江。

一个论据是，浙江民营企业规模一直相对较小。

2009年规上工业企业中，浙江私营企业占比为70.0%，但平均产值仅为4242万元，江苏私营企业占比为67.0%，平均产值为6111万元，山东私营企业占比为64.9%，产值更高达9104万元。

2010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占180家，尽管仍居全国第1位，但比2005年减少23家，似乎显出了某种颓势。

江苏是129家，比2005年增加了25家，山东也增加了2家。

另一个论据是，浙江企业产业结构变动相对较慢。

浙江纺织业2000年产值占比为13.2%，2009年降至11.4%，9年仅下降1.8个百分点，依然是制造业的领头行业[6]，全国则仅占4.2%，列第10位。

浙江新兴产业发展也没有较快跟上，如电气机械产业，2000年产值占比为8.4%，2009年仅提高到9.1%，而江苏、上海和广东的领军行业，均已成功转变为电子行业。

图表6 2009年东部五省市主导产业比较

主导工业

浙江

纺织（11.4）、电气机械（9.1）、交通运输设备（7.0）、通用设备（6.9）

上海

电子设备（20.1）、交通运输设备（13.5）、通用设备（9.0）、化学原料及制品（7.0）

江苏

电子设备（14.3）、化学原料及制品（9.7）、黑色金属冶炼（8.6）、电气机械（8.9）

广东

电子设备（23.0）、电气机械（10.8）、交通运输设备（6.1）

山东

化学原料及制品（10.1）、农副食品加工（9.4）、通用设备（7.0）、纺织（6.8）

二、内需对浙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不低，但需警惕最终消费下滑风险

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浙江出口依存度过高，另一种观点认为我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下降，我们不同意前一种观点。

■内需对我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实际并不低。

传统意义上的出口依存度通常用出口总额除以GDP计算，数据越高经常被作为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需的依据[7]。

但这个指标至少有两个弊端，一是出口总额是生产值的概念，GDP是增加值的概念，两者并无可比性；二是出口产品中包括了相当一部分进口用作原料或者零部件的产品，这样计算得出的出口依存度明显偏大。

经估算，浙江出口扣除进口零部件后的附加价值占GDP的比重约为25%左右，这一比率与很多国家基本一致，如法国是20%、意大利是22%、韩国是35%，因此，实际上浙江的出口依存度并不高[8]。

即便是考虑传统意义上的出口依存度，目前也正处于下滑趋势。

下图表明，这一指标自1996年起持续上升，在2007年达到52.0%的高点后转头向下（撇去2009年金融危机的影响），目前已降至45.3%，相当于2005年的水平。

图表7

通常而言，内需用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衡量，其贡献率用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变动率计算。

经测算，2004－2008年，浙江内需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84.9%，远远高于外需的贡献度。

但值得注意的是，沿海五省市中，内需对总体经济的贡献率仅高于广东（80.9），低于上海（95.2）、山东（90.6）和江苏（87.4）。

我省对国内市场的开拓还大有文章可作。

图表8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出现下滑。

考虑内需中的投资形成和最终消费两部分，由于投资高度波动，我们这里计算2004－2008年的平均值。

山东和江苏两省投资对内需的拉动要强于消费对内需的拉动，上海和广东消费贡献率大约超过投资10个百分点，而浙江消费和投资对内需的拉动基本持平。

值得注意的是，我省消费对经济的贡献自2005年以来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9]，2008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26.8%，为20年来的最低值。

图表9

■投资效率有待提高。

投资系数（亦称投资乘数），指的是每增加1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新增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可以衡量一个地区的投资效率。

2001－2010年，我省平均投资系数为2.1，略高于江苏和山东，但远远低于上海和广东。

这可能也是我省民间资本转移的重要因素之一。

图表10

三、服务业发展总体向好，但亟需形成服务业发展新优势

2010年浙江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43.1%，处于全国第8位。

同沿海五省市相比，浙江服务业占比仍低于上海（57%）和广东（44.6%），高于江苏和山东。

图表11

■浙江服务业增速并不慢。

1995－2010年间，浙江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3.1%，仅次于江苏的13.3%，高于上海的12.7%、山东的12.6%和广东的11.9%。

“十一五”期间，浙江服务业年均增速为13.4%，也仅次于江苏的14.2%和山东的13.5%。

浙江服务业增速始终处于沿海五省市相对靠前的位置。

图表12

■金融业增长较快是浙江服务业发展的重要特点。

从服务业内部结构上来看，目前沿海五省市服务业占比最高的四大行业均为批发零售，金融，房地产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十一五”期间，浙江服务业增长最快的行业为金融、居民服务、房地产、文化娱乐以及住宿餐饮。

同上海和江苏相比，浙江科学技术服务、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略显滞后。

但金融业的快速发展是浙江服务业一大亮点，2009年浙江金融业占服务业比重比2006年提升了4.7个百分点，达到19.1%，高于沿海其他四省，只略低于上海。

图表13

省市

各省市“十一五”期间增长最快的服务业行业

上海

金融（23.6）、租赁和商务服务（19.8）、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16.1）、批发和零售（15.2）、信息和软件（14.1）

浙江

金融（26.0）、居民服务（16.7）、房地产（16.3）、文化体育娱乐（16.1）、住宿和餐饮（14.7）

江苏

金融（31.7）、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27.1）、房地产（21.7）、住宿和餐饮（16.8）、批发和零售（14.5）

广东

金融（18.5）、批发和零售（12.6）、房地产（10.0）

山东

金融（19.1）、批发和零售（16.7）、文化体育娱乐（15.1）、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13.8）、社会保障和福利（14.3）

图表14

图表15同等收入水平下浙江与上海服务业结构

浙江2009年服务业行业占比（%）

上海2004年服务业行业占比（%）

批发与零售业

21.4

18.2

金融业

19.1

14.9

房地产业

13.3

16.3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9.0

12.0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7.6

3.8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5.2

7.4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7

6.2

■浙江服务业占比提升相对较慢。

“十一五”期间，浙江服务业占比仅提高2个百分点，而上海、江苏、山东、广东服务业占比分别提升6.4、4.0、4.0、2.1个百分点，这使得浙江服务业对GDP的贡献同上海、广东的差距有所加大，而江苏、山东服务业占比的赶超趋势也十分明显。

   浙江服务业占GDP比重提升相对较慢，主要是受到工业转型较慢以及城市属性较低的制约，谋划服务业跨越发展的关键在于“跳出服务业”来发展服务业。

■依靠工业高端化“内推”服务业扩张。

欧美发达国家经验表明，服务业的发展是按照不同顺序和阶段梯次演进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进入人均GDP10000美元以后，服务业才会逐渐占据主体地位。

从国内情况来看，服务业发展也与转型升级所处阶段紧密相关。

如上文所述，上海、江苏、山东产业结构调整速度相对较快，主辅分离和服务外包需求更为强烈，服务业增速要明显快于工业增速。

而我省目前纺织服装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比例仍然较高，代工生产较为发达，企业对服务外包需求相对不足。

因此，工业由低端向高端转变的过程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过程，我省服务业占比提升相对较慢或许只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一旦制造业完成从加工环节向研发设计、品牌营销价值链“微笑曲线”两端的转型后，服务经济就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

   ■依靠城市集群化“外推”服务业扩张。

服务业发展规模、发展层次与区域经济体的城市属性紧密相关。

同广东、江苏各大城市相比，浙江各城市的城市属性相对较低，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相对较弱，影响了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如距离上海较近的苏州、无锡城市化率均超过了60%，而同样位于上海周边的嘉兴、湖州城市化率仅为51.2%和50.7%，接受上海辐射的能力明显偏弱，服务业比重明显偏低；再如两大省会城市，2010年杭州服务业占比为48.7%，而南京已达50.7%。

因此，加快城市化是实现浙江服务业跨越发展的重要条件。

   ■利用外部资源实现服务业借力发展。

国外跨国公司和中介服务机构经济实力雄厚、管理方法先进、信息网络发达，对FDI输入地的经济发展可以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和联动作用，如“家乐福”、“麦德龙”等企业的进入，带来了先进技术手段和全新经营模式，促进了我省新型商贸流通业态的发展。

以江苏为例，江苏“十一五”期间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居全国首位，且外资流向服务业趋势日益明显，推动其产业结构不断调优调强。

“十二五”时期，浙江应借鉴江苏经验，逐步加大开放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利用外资带动高端服务业发展。

同时，顺应制造业企业向省外投资趋势，发扬浙江强劲的企业家创业精神，不断推进经营和生产的空间分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产品制造基地，打造浙江总部经济，推动我省服务业加速发展。

四、浙江出口优势仍然相当明显，但出口结构有待优化

2010年，浙江出口首次突破1800亿美元大关，达到180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5.7%，在四省一市中仅次于江苏。

2006－2010年，浙江出口年均增速高达18.6%，位居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山东五大省市之首。

过去20年间，浙江与江苏占全国的出口份额增长也是最快的，上海和山东次之，而广东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出口占比几乎处于直线下降的趋势。

图表16 浙江等五大省市出口增长率（%）

浙江

广东

江苏

上海

山东

2010年增速

35.7

26.3

35.8

27.5

31.1

2006-2010年均增速

18.6

13.7

17.1

14.8

17.7

形成出口优势的原因有哪些？

■从国际来看，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相对于发达国家，浙江劳动力成本仍相当便宜，2009年我省城镇制造业职工月平均工资为1765元，日本制造业2009年职工月平均工资为27589元（人民币），浙江工资成本仅为日本的6.4%；二是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仍然十分明显，出口商品的平均离岸价格仅为海外零售价的25％；三是尽管目前越南、印度等国家的土地、劳动力成本低于浙江，但这些地区要么没有那么多的适龄劳动力，要么存在严格的劳工保护法律限制，要么是产业配套环境不佳，要么是由于文化差异导致效率差异，出口企业生产向境外大规模转移还存在一些问题。

   ■从国内来看，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我省出口以一般贸易为主，一般贸易出口增速相对较快。

浙江一般贸易出口占比达到80%左右，而其他省市出口均以加工贸易方式为主。

从出口实绩来看，我省“十一五”期间一般贸易方式出口增速年均增长19.2%，比加工贸易出口增长快4个百分点，其他省市情况也基本相同。

二是我省出口企业议价能力相对更强。

浙江机电产品出口占40%左右，纺织服装产品出口比重高达30%，而其他三省市机电产品出口占比高达70%，纺织服装产品出口仅在10%左右。

在国际市场上，纺织服装产品的比较优势是成本，且是生活必需品，可替代性较弱，而机电产品的比较优势是技术，可替代性相对较强，因此，在目前仍然依靠低价竞争、以量取胜的出口模式下，国外进口商的选择余地较小，企业的议价能力相对较强[10]。

因此，相对于机电产品出口占主体的其他省市，我省目前的出口增速相对较快是很正常的。

图表17

未来应遵循怎样的出口模式？

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回归实体经济、国内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的大势所趋，决定了低成本竞争、粗放型增长的出口导向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继续发挥纺织服装等传统产业的出口优势，有序引导其向高端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台湾地区的自行车产业大都转移到大陆，留在台湾的则实现了整体的转型升级，当前其平均出口价格达到300美元，这一数字是大陆出口价格的6倍，十年前台湾出口单价的3倍。

   ■积极培育新兴出口产业。

战后日本产业结构的转换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次转换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演进，即以轻工业为中心转为以重化工业为中心，钢铁、电力、造船、机械、化学、汽车、石油精炼等新兴重化工业成为制造业核心；第二次转换受石油危机影响，由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演进，包括钢铁、化学、纺织在内的资源消耗产业走向衰退，而能源消耗少、加工程度高、附加价值高的组装加工业，如电器机械、精密机械等产业成为制造业的核心；第三次转换是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演进，电子计算机、通讯器材、广播通信、软件等信息产业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但需指出的是，这次转换并不完全成功，信息产业并未成为新的支柱产业，对经济缺乏有力支撑，从而使得日本经济长期处于萧条之中。

图表18 日本产业结构调整过程

  ■大力实施出口产业梯度转移战略。

上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产业共发生了三次重要转移，第一阶段是1950年代美日之间的产业转移，第二阶段是1960年代美日与亚洲“四小龙”之间的产业转移，第三阶段是1980年代亚洲“四小龙”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主要是我国东部沿海省市）之间的产业转移，产业转移依赖的正是比较优势原理，被转移地区相应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和加工贸易中心。

由于我国东中西部要素禀赋价格差异较大，第三阶段的产业转移现在又演化为第二个子阶段，即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这一转移过程至少还可以持续十年。

浙江应充分发挥资本富余优势和浙商创业精神，将“浙江经济”打造成为“浙江人”经济。

   ■努力打造全球性的进出口贸易中心。

从数量上看，目前进口贸易仍是浙江外贸“短板”，抢抓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对先进技术设备的需求，居民消费水平升级对进口消费品的需求，以及人民币升值的战略机遇，加快释放进口贸易潜力，促进进出口平衡发展。

以较好的进出口形势带动浙江外贸经营发展，以宁波-舟山港和宁波保税区为龙头，以杭州高科技制造业为拓展，以义乌小商品市场为支撑，形成杭州、义乌、宁波外贸金三角，打造国际性资源交易配置中心和全球性的进出口贸易中心。

五、经济社会综合协调性较高，但未来发展优势并不明朗

发展趋势显示，浙江经济社会综合协调性较高，特别是“十一五”期间，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的协调性优势进一步凸显。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多年低于沿海其它各省。

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浙江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就位于沿海五省市的第二，略低于上海。

“十一五”期间，浙江农村居民收入分别为江苏1.2倍、山东的1.6倍、广东的1.4倍。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十五”期间逐步上升的趋势逆转为下降趋势，到2010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42，低于沿海其他四省。

图表19

浙江城乡农民收入较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浙江农民收入的多元化，2009年，浙江省农民人均全年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50.9%，工业和服务业收入占19.3%，农业收入仅占17.8%，同期江苏省、山东省、广东省农民纯收入中农业收入分别占比为25.4%，51.1%和21.9%。

社会事业加快发展，民生投入处于沿海省市较高水平。

    “十一五”期间，浙江省财政用于民生的支出年均增长26.3%，高于同期财政总支出增长4.6个百分点，2009年浙江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达到66.9%，处于沿海四省市的较高水平，略低于山东。

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三项支出年均增长分别达到18.7%、20.1%和26.1，处于沿海省市前列，其中教育和医疗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分别达到19.6%和6.7%，沿海五省市最高。

较高的民生支出带动社会保障和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加快发展，城乡统筹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