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农村教育反贫困战略研究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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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年限短、劳动力素质低、能力较弱这三重方面挤压，而我们政府的扶贫战略较多考虑的是容易立竿见影的开发性扶贫而较少考虑到农村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这就造成了一种错位，容易引发扶贫后的“返贫”现象和绝对贫困人口的反弹。
例如：
2003年，我国绝对贫困人口就出现了反弹，由2002年的2820万人上升到2900万人。
除了扶贫战略文本词语的弹性、政策的宏观性、贫困的差异性和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这些要素之外，我们不能不对扶贫战略也进行必要的反思：
中国农村的反贫困战略没有明确地将“教育反贫困”，亦即将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作为最重要的战略实施部分。
这样一来，在一些地方官员推崇的惟GDP的政绩标准的引领下，导致如何开发贫困地区和扶持贫困人口等关键问题，一直处于不确定状态。
二、青海省农村贫困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青海省农村贫困现状分析
1.农村贫困程度深
我国确定农村绝对贫困标准的方法是与国际接轨的，但根据此方法确定的我国农村绝对贫困标准在国际上被称为低贫困线，仅仅是指能提供生存必须的衣食等基本支出。
收入水平在这一标准周围的农户仍难以解决发展的问题。
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还可以通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指数反映出来。
有关课题组按照世界银行项目抽样调查惯用的20%的比例，抽取了青海的国定贫困县和非国定贫困县各一个，经过数据集中整理，列出下面的贫困深度表：
表12003年青海省农民家庭按纯收入统计的贫困深度指数
地区
绝对贫困线（元）
抽样调查人口数量（人）
绝对贫困人口占调查人口比例（%）
人均纯收入
（元）
贫困深度
指数
青海
637
4512
49
1040
-0.63
注：
绝对贫困线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2003年公布的数字[3].
由表1可以看出，2003年，在青海省，随着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贫困深度指数都呈现负值，表明人均纯收入已经超过了绝对贫困线，绝对贫困的人口在下降，而走向富裕的农户越来越多。
但相对东中部而言，青海的农村的贫困深度指数还是有较大差距的，农村贫困程度依然远远高于东中部地区。
2004年，25个扶贫重点县农牧民人均纯收入1650.19元，比全省平均水平2004.59元低354.4元；
而15个非重点县贫困村农牧民收入水平更低，只有全省平均水平的55.8%。
由此可以看出，贫困地区农牧民收入状况呈现出水平低、差距大。
具体表现在：
1）家庭经营收入渠道窄，第一产业收入所占比重居高不下。
由于我省农牧区自然条件恶劣，农牧区生产条件差，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农畜产品产量增加和商品率的提高，是造成农牧区经济结构单一、收入渠道狭窄和收入水平低而不稳的重要因素。
2004年，25个扶贫重点县农牧民家庭经营纯收入1206.79元，占全年纯收入的73.1%；
其中：
第一产业纯收入1126.72元，占家庭经营纯收入的93.36%，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10.06个百分点；
二、三产业收入80.06元，占家庭经营收入的6.64%，比全省平均水平低10.06个百分点。
15个扶贫非重点县贫困村农牧民家庭经营纯收入789.8元，占全年纯收入的70.6%；
第一产业纯收入752.73元，占家庭经营纯收入的95.3%，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12个百分点；
二、三产业收入37.07元，占家庭经营收入的4.69%，比全省平均水平低12个百分点。
因此可见，我省贫困地区农牧民家庭经营收入中第一产业收入所占比重大，二、三产业所占比重低是造成收入渠道狭窄和收入水平低而不稳的重要因素。
2）非农收入来源少。
自1997年以来，推动我省农牧民增收的主动力是非农产业收入。
但贫困地区工资性收入、家庭二、三产业收入和转移财产性收入来源较少，是收入增长慢的关键所在。
2004年，25个扶贫重点县和15个扶贫非重点县农牧民非农收入分别为523.46元和365.31元，比全省平均水平低340.05元和498.2元。
在25个扶贫重点县和15个扶贫非重点县农牧民收入结构中，来自工资性收入人均354.78元和142.02元，分别比全省平均水平低132.07元和344.83元；
二、三产业收入人均80.06元和37.07元，分别比全省平均水平低148.69元和191.68元；
转移和财产性收入人均88.61元和186.22元，分别比全省平均水平低59.29元、高38.32元；
可见，我省贫困地区非农收入与全省平均水平差距较大。
2.农村贫困人口的比例大，扶贫难度大。
由于青海农村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深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干旱地区以及水库移民区和地方病高发区等，这些地方早已陷入“贫困——人口膨胀——生态环境恶化——贫困加剧”的“怪圈”，可以说，贫困的日益加剧是这一特定时空范围的必然现象。
表1中绝对贫困人口占调查人口的比例一项表明，还有大约近一半的居住在深山僻壤的贫困农户其生存状况堪忧，这部分人吃粮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有病不敢看，子女交不起杂费而早早辍学，苦苦挣扎地生存着。
如何看待这种贫困现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曾经对于贫困现象进行了分层研究，并确定为三重结构：
从表层来看，贫困可以说是“不能获得最低的生活水平”，而“贫困线”的含意就在于将能获得最低生活水平的人与不能获得的人区别分开。
从中层来看，贫困则主要是能力贫困，贫困者在人的发展基本领域能力欠缺。
从深层来看，贫困则同更深刻的文化和精神生活的贫乏与落后有关，这主要是人的多方面潜力不能得到全面的发挥[2]。
3.条件环境差，服务功能弱。
1）基础设施落后。
虽然近年来国家和地方加大了对我省农牧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贫困地区的社区状况得到一定改善，但与全省水平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在25个扶贫重点县被调查的786个自然村中，只有423个自然村通了电，通电率只有53.8％，比全省平均水平低39.5％；
通电话的自然村仅有318个，开通率为40.4％，比全省平均水平低42.1％；
通公路的自然村为583个，通车率为74.2％，比全省平均水平低20％；
能接受电视节目的自然村413个，接收率为52.5％，比全省平均水平低38.6％；
通自来水的自然村有336个，占42.7%。
如此落后的社区状况，对贫困地区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的进一步改善产生着十分不利的影响。
同时，由于我省贫困地区大都地处东部干旱山区和青南牧区，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农牧业生产靠天吃饭的传统方式没有根本转变；
加之我省自然灾害较为频繁，农牧业生产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依然很弱。
因此我省贫困地区农牧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受制于气候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十分明显。
2）社会服务功能不全。
据调查资料显示，2004年，25个扶贫重点县196个调查村中，有小学的村101个，占51.5%，每个小学有学生159名，小学教师7.8人；
在有小学的村中，小学桌凳少或不齐全的占了23.8%，同时，学校教师素质普遍较低、缺乏专业培训，而且教师工资低、待遇差都严重影响我省农牧区基础教育水平的提高。
被调查的196个村中，有卫生室的村75个，其中，卫生室设施不齐全的村40个，占有卫生室的村比重高达54.3%；
有合格乡村医生、卫生员的村115个，占调查村的58.7%；
有合格接生员的村82个，只占调查村的41.8%；
在调查户家庭常住人口中，有病不能及时就医的比重达49.7%，主要是由于农牧户家庭经济困难和医院太远而不能及时就医，一般情况下，农牧民小病扛、大病拖，不能再拖的病，治疗费用就成了这些农牧户的沉重负担，这些状况的存在，严重影响着贫困地区农牧民的身心健康。
4.劳动力文化素质低、缺乏必要的劳动技能，“教育贫困”问题严重
贫困不仅是指收入贫困，而且指教育和知识贫困。
应该包含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知识贫困，这是显形贫困。
“教育隔离”是知识贫困的直接原因。
这是由于贫困而导致失学、辍学，因而在当今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中被边缘化。
主要表现有：
a在文化教育方面,青海省的儿童入学率远低于东中部地区。
b文盲和半文盲人口高居不下。
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西部贫困县贫困农户劳动力文盲、半文盲率高达29.5%，是全国非贫困人口文盲率的3倍，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文盲率的近2倍，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劳动力所占的比重，不仅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低于西部农村和国家贫困县平均水平。
c贫困地区继续产生大量新文盲、半文盲。
第二，信息贫困。
表现为获取、吸收和交流信息的能力的匮乏或途径的缺乏，处于“数字隔离”的状态。
第三，观念贫困。
这是一种隐性的文化贫困，这种贫困主要表现在：
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反市场经济思想；
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条件下的自给自足思想；
积淀在贫困者心灵深处的贫困文化；
在自然就业模式下对“学校教育的冷淡和拒斥”态度；
缺乏进取精神，等、靠、要思想等。
当今社会，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和掌握的劳动技能与其收入密切相关，即农牧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程度越高、劳动技能掌握多，其所获得收入就越高。
而青海省农村贫困地区劳动力文盲半文盲率居高不下，掌握和受过技能培训的劳动力极少。
据调查，2004年，25个扶贫重点县农牧民劳动力文化素质中文盲半文盲率达49.18%，比全省高18.66个百分点；
受过劳动技能培训的劳动力仅有3.89%，比全省低0.07个百分点。
因此，造成贫困地区农牧民思想意识陈旧、保守，接受新观念、新知识较慢，利用新技术、新科技发展生产的意识和能力受到限制，势必影响到家庭经营渠道的拓展，加之贫困地区生产技术粗放、落后，生产规模小、效益低下，导致收入难以有大的提高。
（二）导致青海省农村贫困现状的主要因素
1.历史形成的原因。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这是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比重高、程度深、数量大的重要的历史原因。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向来呈梯度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因为国家实施的是重点发展东部地区的经济政策，使得东、中、西三个经济区域带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迅速拉大，发展不平衡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地区间农民贫富差距拉大了，这是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比重高、程度深、数量大的重要原因。
从造成我国三大地区间农户收入差异原因分析，非农收入差距成为地区间农户收入差距最主要的因素。
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水平之间有着高度的相关性，主要是由于省际农民从本省乡镇企业中得到的收入不同引起的。
到2001年，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间乡镇企业发展的规模和效益有很大差距。
乡镇企业从业人数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高出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
2.人口素质方面原因。
1）医疗条件落后，贫困农村普遍存在着营养不良、健康状况差的现象。
“全国农村有病未就医的占28%，贫困地区农村有病未就医的占72%，该住院而未住院的占89.2%，因病致贫的占贫困户总数的30%～40%，个别地区占60%"
”。
加上缺乏基本的医疗保健设施，致使一些地区地方性疾病多、发病率高、控制难度大。
另外，由于人口基数小，就医人次少，逐步市场化运营的医院普遍处于“经济效益低—医疗设备老化、无力更新—医疗水平低—就医人次减少—经济效益降低”和“经济效益低—医务人员工资低—高水平医务人员流失—医疗水平降低—经济效益降低”的双重恶性循环状态。
身体素质差进一步降低了贫困人口的劳动生产率，即使从事简单的、传统的体力劳动，效率也比较低。
2）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匮乏，导致一些贫困人口思想观念落后。
调查表明：
我国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民在思想观念上，广泛存在着观念保守落后，缺乏进取心和责任感，对政府产生依赖心理，不愿创业，不愿承担风险等问题对于这种情况，单从物质上扶持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的，而必须依靠普及教育，全面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素质加以解决。
3）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的年限短,人力资源素质偏低。
目前,西部地区劳动者文盲率为12.5%，而全国为7.8%，东部地区为6.6%。
西部地区劳动者文化水平明显低于东部和全国，显然，这是因西部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的年限过短所导致的后果。
由于人力资源素质低（见表2），青海贫困地区农户或不懂科技种田，或外出打工无门，或从事技术含量低报酬低的传统体力劳动，或去挖虫草、发菜等。
换言之，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就业渠道狭窄，从事的大多是简单、粗放的工作。
由于农耕条件改善不够，农业科技含量低从而导致有限的资源不能生产出更多的粮食，创造更多的财富。
加之农村市场发育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
导致工资性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很大，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2，甚至1/4，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青海乃至西部地区农村家庭的人力资源素质低,打工基本上属于最简单的体力型劳动。
表2青海省农业区、牧业区及城市人口受教育程度单位：
万人
合计
小学
初中
高中和中专
大学专科以上
小学以上程度
6岁及6岁以上人口
15岁及15岁以上的文盲人口
农业区
小计
107.19
65.00
18.21
4.49
194.89
265.54
53.18
比重（%）
40.37
24.48
6.86
1.69
73.39
56.66
25.18
牧业区
26.04
10.75
7.52
1.95
46.26
94.48
34.19
27.56
11.38
7.96
2.06
48.96
20.16
46.18
城市
24.10
34.76
25.02
10.63
94.51
103.58
7.66
23,27
33.56
24.16
10.26
91.24
22.10
8.50
注：
乡村和城镇中的比重为各种教育程度的人口占6岁及6岁以上乡村和城镇人口的比重；
文盲人口比重为15岁及15岁以上的文盲人口占15岁及15岁以上的人口比重
3.自然环境恶劣、生态恶化、农牧业生存空间狭窄
恶劣的自然、生态条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森林锐减，植被破坏。
目前，分布在青海省内的森林植被，尤其是江河源地区的绿色屏障正在锐减。
黄河源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只有7.56%左右，长江源地区则仅约为2.03%。
第二，耕地减少，沙化严重。
截至2005年，青海省境内黄河上游地区属中度退化的草场面积已达423万公顷，荒漠化草地面积达113万公顷（详见表3），“黑土滩”面积200万公顷，并且仍以每年2.2%的速度逐年递增。
第三，生物多样性屡受威胁。
如青海省可可西里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就面临灭顶之灾。
同时，有些人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盲目地采掘虫草等野生植物，造成植被的大面积毁坏。
第四，大气污染，形势严峻。
目前青海省企业废气排放量为28360亿标立方米，排放各种有害物质总量为19.07万吨，其中燃烧废气中有害物质质量占97.22%，而净化率只有0.47%。
这一状况给附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农牧业生产带来了直接危害。
第五，水土流失，后患严重。
据资料显示，省内年均输入江河泥沙量已达11495万吨，其中黄河流域8814万吨，长江源1303万吨，其它地区1378万吨，水土流失已成为严重困扰青海省农牧业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
第六，水资源短缺，危及农牧业生产。
青海素有“中华水塔”的美称，但也是缺水的省份之一。
主要由于雪线上升、冰川退缩、植被锐减、草地沙化等缘故致使水源枯竭、湖泊干涸。
如湟水的水量现在比40年代减少了30%以上。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一流域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
总之，青海的农牧业，基本上处于“靠天吃饭”的状态。
据青海省扶贫办《扶贫开发工作情况汇报》，青海省农牧民有347万人，到2003年底农牧区贫困人口还有197.67万人，占全省农牧民总量的44%，而且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南高寒牧区和十年九旱的东部干旱山区。
这当中约13万人缺乏就地生存发展的条件。
表3青海省沙漠面积发展趋势统计表
年份
面积（k㎡）
增减面积（k㎡）
平均增减面积（k㎡）
年增长率（%）
1959
59700
-
1977
79000
19300
1072.2
1.36
1986
95700
16700
1855.6
1.94
1994
125330
29630
3703.8
2.96
1998
144750
19420
4855.0
3.35
资料来源：
阿怀念，石蒙沂.青海省高原环境演化及生态对策，青海省环境，2003（12）.
4.农村人口快速增长、人地矛盾加剧
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青海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达到了11%左右。
有研究显示，青海的土地承载能力有限。
土地承载能力是指农业生态系统与功能在不遭受破坏的前提下，可以为最大容量人口的生存与发展持续稳定地提供足够食物的能力。
土地承载能力可以通过单位面积的人口密度具体反映出来。
当特定地区人口数量与该土地承载能力相近或前者小于后者时，表明该地区人口与生态系统能够稳定支持的人口数量的能力相适应，有利于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反之，如果该地区人口数量与土地承载能力相当或超出时。
则已临近或超出了人口数量的警戒线。
1999年全国平均人口密度为131人，而西部的重庆为371人，四川为174人，贵州为215人,陕西为178人，均已经远远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数。
虽然青海的平均人口密度低于全国平均数，但是青海的自然生态相当脆弱，土层相当薄，一旦破坏恢复起来就相当困难。
特别是在在青海牧区，由于人口增加，又增养了山羊，结果草场已经荒漠化。
青海省扶贫办主任宋秀岩在2004年2月10日全省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青海省海东地区的农区人均只有0.9亩梯田。
水浇地每亩产量为300公斤小麦，而旱地每亩产量为100公斤小麦。
如果按照水浇地和旱地各占0.45亩计算，那么人均每年只能收获180公斤小麦，按照市场价格每公斤1.20元计算，只能折合人民币216元，扣除税金（每亩水地18.8元、旱地9.4元）、经营费用（种子、化肥、灌溉、劳力费用）支出，也就只剩下80元左右，这种状况如果没有外出打工等其他收入来源，显然很难脱贫致富。
5.产业障碍——经济结构不合理，制约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及振兴。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实施了先沿海后内陆的区域梯度发展战略，在产业发展方面，根据东部沿海地区的资源优势、已有基础和兴地富民的要求，选择重点发展的主导产业和部门，给予投资和政策的双倾斜，使之率先起飞，成为我国产业发展最快的地区。
然而，不发达的西部地区获得国家各种优惠政策较迟，2000年西部大开发之前，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投资份额相对较低，西部地区传统优势产业相继萎缩，新兴产业发育迟滞，产业发展缺乏新的增长点。
青海农村地区的经济多数建立在传统初级产品和原材料的生产、简单加工基础之上发展起来，对技术与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宽松，导致人力资源开发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因此，产业发展的低水平，产业结构的低层次和产业结构的高偏离度，成为青海建设新农村的产业障碍。
6.造成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
贫困累积恶性循环是青海地区农村绝对贫困复杂性和解决绝对贫困艰巨性的根本原因。
从青海农村贫困的发生机制来看，存在着贫困的累积恶性循环。
对我省农村的贫困地区而言，贫困人口的综合素质相对低下。
由于存在着“教育贫困”，农村的贫困人口往往缺乏改善自身状况的进取心与自信心，适应不同经济环境的能力较差，这可以称为“动力素质较差”；
大多数人缺乏多样化的谋生技能而只能从事简单的农业劳动且效率不高，部分人还缺乏健康的体魄，无法胜任持久、紧张的劳动，这可以称之为“能力素质较差”。
要打破青海农村的这种贫困累积恶性循环的链条，就必须提高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增加教育投入。
同时，在教育投入的流向上进行调整，把有限的投入更多地用于基础教育，特别是瞄准农村和绝对贫困人口的基础教育，对他们采取适当的倾斜政策，增加他们的受教育机会和改善教育条件，通过平民化教育提高他们对生存和发展机会的选择、把握能力，进而改变命运，摆脱贫困。
三、青海省农村“教育反贫困”及新农村建设战略研究
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可持续发展为代表的社会发展理论有了重大突破，在这种社会发展观念支撑下，我国农村扶贫工作开始认识到扶贫不只是“输血”机制，更应当重视“造血”功能的发挥，即扶贫的重心应从物质扶贫转移到精神扶贫上来，注重农村贫困人口“能力”的培育和提高。
与此同时应在农村扶贫活动中充分考虑到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等各系统、各要素协同并进的整体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
显然，按照“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发展观，青海省必须纠正在农村扶贫开发上的错位，而选择一种具有“扶正固本”特征的“教育反贫困”战略：
坚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通过教育对人的素质和发展技能进行全面提升；
以政府的宏观调控为保障，以科技为先导，以“市场化”为导向，以塑造市场主体为中心，以人力资源为根本，以培育市场体系为条件，以社会保障为依托，逐步实现省内贫困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可见，反贫困战略的实施不能以短期经济的增长为主要目标，而应该以提高人口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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