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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8

注释------------------------------------------------------------------------8

参考文献-------------------------------------------------------------------9

摘要：

李渔《无声戏》小说集，继承了劝善惩恶的话本小说的一贯主旨，即具有劝善惩恶、因果报应的主旨，并将戏曲中“立主脑、密针线、减头绪”的“结构第一”的创作理论运用于小说创作中，使《无声戏》小说篇篇精彩，立意明确。

同时李渔也借鉴民间故事、古人传奇，提炼日常小事，以轻松、幽默、诙谐和雅俗交融的语言，使小说贴近生活，阅读起来感同身受，从而树立“道德喜剧”的典范，以达到劝惩的目的。

关键词：

《无声戏》；

道德喜剧；

劝善惩恶；

结构第一；

雅俗交融

《无声戏》是明清著名戏剧家李渔的一本短篇小说集，也是李渔“无声戏”小说理论的具体实践的产物。

李渔之所以将小说命名为“无声戏”，实质上是强调了艺术虚构在小说创作中的意义。

在《闲情偶寄·

词曲部》中，他指出小说和戏曲是“同源而异派”，在创作要求上，不能把小说和历史等同。

把小说当成传奇剧本来写，是李渔“无声戏”小说观的理论概况。

他在《十二楼》的第七篇《拂云楼》的结尾说：

“此番相见，定有好戏做出，不但把私事定了，连韦小姐的头筹却被他占了去也未可知。

各洗尊眸，看演这本；

‘无声戏’。

”在这里，李渔把《十二楼》也称为“无声戏”，反映了他的小说观念：

把小说看成无声的戏剧，而戏剧就是有声的小说。

《无声戏》是一部合集，共收小说十二篇。

全部内容都遵循一个思想主旨，即“劝善惩恶”，李渔本着这个警醒世人的创作动机，收集民间故事、古人传奇，观察百姓日常生活，从中提炼、加工，语言平易近人，故事构思新奇，写出了广受市民欢迎的小说，娱乐大众的同时也起到了说教的社会效果。

在小说的结构上，虽各篇内容不同，但情节安排都秉承李渔“一人一事”、“立主脑、密针线、减头绪”的创作风格，主旨明确，人物事件不复杂，故事情节巧妙安排、前后照应，风格统一。

而在语言上，贴近生活，雅俗交融，诙谐幽默，以插科打诨的喜剧方式表达写作目的，是“道德喜剧”的典范。

一、“道德喜剧”的创作主旨

李渔小说在思想内容上没有脱离话本小说劝善惩恶的传统。

话本小说在思想内容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皆具有劝善惩恶、因果报应的主旨，作家把劝善惩恶、警醒人心当作创作小说的动机。

但李渔也认识到，光是在小说中宣扬因果报应，劝善惩恶，向读者说教，肯定不能受到广大市民读者的欢迎。

因此，在重视小说的社会效益——劝善惩恶，“有裨世道”的同时，李渔也十分重视小说娱乐人心的功能，以适合市民读者的欣赏兴趣，《无声戏》中的小说都取材于现实生活，一般不涉及重大题材，都是写日常生活小事，写小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各类人物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诸如男女相爱、妻妾争风、商人历险、寡妇再嫁、朋侪戏谑、丫鬟育孤、义仆奔丧、主妇持家、待诏嫖妓、败子赌博、财主求子、巧女克敌，等等，通过这些日常小事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是“道德喜剧”的典范之作。

（一）劝善

李渔小说的“善”，即要求人物行为要遵循社会风气，合乎伦理道德，家庭和睦，儿女孝顺，为人忠义，乐善好施，爱情真挚忠诚。

在小说中的表现，突出一个具体的主题，以达到劝导世人的目的。

例如，《丑郎君怕娇偏得艳》突出的是一个“和”字，着眼于夫妻之间的伦理关系。

李渔以对成语“红颜薄命”的别解，叙写丑陋的阙里侯“因累世积德”而一举娶得三个美人的故事。

李渔通过小说劝说世上的美女无论嫁个怎样的男人，都要认命、知足，夫妻之间要“相敬”、和睦。

杜濬说：

“此书一出，可使天下无反目之夫妻，四海绝窥墙之女子，教化之功不在《周南》、《召南》之下。

岂可作小说观？

”

《美男子避惑反生疑》突出的是一个“正”字，着眼于邻里之间的道德关系。

作品叙写赵玉吾“天性刻薄”，怀疑蒋瑜与媳妇陆氏有染，一贯清正的知府“一钱太守”断案失察，采用逼、供、信，险些屈死良民。

李渔在小说的结尾阐明了写作宗旨：

“我这回小说，一来劝做官的，非人命强盗，不可轻动夹足之刑，常把这桩奸情做个殷鉴；

二来教人不可像赵玉吾轻嘴薄舌，谈人闺阃之事，后来终有报应；

三来又为四川人暴白老鼠之名，一举而三善备焉，莫道野史无益于世。

”《改八字苦尽甘来》突出的是一个“慈”字，着眼于一个人自身的行为举止。

小说叙写蒋成忠厚、老实、和善，“在刑厅手里不曾做一件坏法的事，不曾得一文昧心的钱”，华阳山人替他改了八字后，时来运转，苦尽甘来。

李渔借此向人们宣传《孟子》关于“修身所以立命”的道理。

《失千金福因祸至》突出的是一个“义”字，着眼于人们相互交往之间的诚信和友谊。

小说叙写秦世良与秦世芳相貌相同，却“偏要使那贵贱贤愚相去有天渊之隔”；

秦世良由于轻财重义，后来改变了一世贫穷的命运。

通过秦世良否极泰来的前后对比，以及秦世芳与秦世良的相互映衬，李渔阐述主题思想道：

“照秦世良看起来，相貌生得好的，只要不做歹事，后来毕竟发积，粪土也会变做黄金；

照秦世芳看起来，就是相貌生得不好的，只要肯做好事，一般也会发积，饿莩可以做得财主。

我这一回小说，就是一本相书，看官看完了，大家都把镜子照一照，生得不上相的不消说了，万一尊容欠好，须要千方百计弄出些阴鸷纹来，富贵自然不求而至了。

”《女陈平计生七出》突出的是一个“节”字，着眼于妇女的贞操。

李渔叙写耿二娘在兵荒马乱的时节，设法用巴豆护身，不仅保全了自己的节操，而且处死了企图侮辱自己的流贼。

李渔高度赞扬耿二娘的聪明能干，把耿二娘比喻为汉朝辅助文帝的著名丞相陈平，称之为“女陈平”，意在为妇女们树立一个可资效法的楷模。

《男孟母教合三迁》突出的是一个“情”字，着眼于晚明社会特殊的性爱方式——男风。

小说叙写尤瑞郎忠情不二，宁愿自我阉割，为许秀芳守节养孤。

在这里，李渔利用“三纲的变体，五伦的闰位”的形象塑造手法表达了对人伦的态度。

《变女为儿菩萨巧》突出的是一个“财”字，着眼于市民的利欲之心。

小说叙写施达卿贪婪刻薄，年近六十还无子；

后来听从菩萨的劝告，散财行善，但是为善不终，仅得一石女；

最后在菩萨的开导之下，“发狠施舍”，待善事圆满，石女变成了儿子。

李渔以施达卿为例告诫人们说：

“可见银子是妨人的东西，世上无嗣的诸公，不必论因果不因果，请多少散去些，以为容子之地”。

《儿孙弃骸骨僮仆奔丧》突出的是一个“孝”字，着眼于家庭内部父子之间的关系。

李渔说：

“看了这回小说，都要激发孝心，道为奴仆的尚且如此，岂可人而不如奴仆乎？

”《妻妾抱琵琶梅香守节》突出的是一个“善”字，着眼于妻妾守节的传统伦理。

小说叙写马麟如的妻子罗氏、妾莫氏背信弃义，丫鬟碧莲守“寡”养后，终得好报。

李渔鼓励人们多做善事，说：

“可见做好事的原不折本，这叫做皇天不负苦心人也”。

（二）惩恶

李渔在小说中重在劝善而淡化惩恶，在他的笔下，好人最终都得到了好报，而恶人未必都得到严厉的惩罚，让那些恶人行恶之后，最终幡然醒悟，洗心革面，改邪归正，同样得以善终。

如《人宿妓穷鬼诉嫖冤》突出的是一个“嫖”字，着眼于世人的嫖娼恶习。

小说叙写王四借为雪娘蓖头，企图为她赎身，结果被鸨母和雪娘欺骗，弄得一贫如洗。

“做娼妇的，那一日不骗人，那一刻不骗人”，因此，“奉劝世间的嫖客及早回头”，要戒嫖，不要“把血汗钱被他（她）骗去”。

小说最后写解粮的运官设计帮王四讨回了一百二十两银子，惩罚了雪娘和鸨母。

《鬼输钱活人还赌债》突出的是一个“赌”字，着眼于世人的赌博恶习。

李渔叙写王竺生幼稚无知，被王小山诱骗，结果把全部家产输得干干净净，致使家破人亡。

李渔要人们以之为鉴，“奉劝世人，三十六行的生意桩桩做得，只除了这项钱财，不趁也好。

”小说最后写王竺生的父亲王继轩死后变做鬼以赌博的形式报复了王小山，使他倾家荡产。

《移妻换妾鬼神奇》突出的是一个“醋”字，着眼于家庭内部妻妾之间的关系。

李渔叙写韩一卿的妻妾不和，妾陈氏嫉妒妻杨氏，处处陷害杨氏。

先下毒还杨氏，却以毒攻毒，使疯皮癞子的杨氏还原成了美貌佳人；

后栽赃杨氏为贼，又施诡计让韩一卿误会杨氏与表哥有奸情欲休之。

结果陈氏机关算尽，不但没能赶走杨氏，反道鬼使神差地晚上与癞猪睡了一觉，并且传染上一身的癞疮。

为此，李渔说：

“我这回小说，不但说做小的不该醋大，也要使做大的看了，晓得这件东西，不论新陈，总是不吃的妙”。

二、“结构第一”的叙事主张

李渔论戏剧非常重视结构，“填词首重音律，而予独先结构。

”他在《闲情偶寄》“结构第一”章特别提出戏曲创作必须“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线”、“戒讽刺”、“脱窠臼”、“戒荒唐”、“审虚实”。

前三条与结构布局问题相关，而后四条皆不属传统的结构论范围，主要论述戏曲创作的“文德”要求、情节创新与合理的关系、虚构与真实的协调等具体问题。

李渔所说的结构与我们今天的结构概念有一些出入，但核心意思是相通的。

因为小说是“无声的戏剧”，所以李渔把“结构第一”中的“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线”的戏曲理论运用与小说的创作之中，他的小说总有一个鲜明的主题，围绕这一主题组织情节，一般单线发展，头绪不多；

前后照应，滴水不漏，这样，小说结构非常紧凑，不枝不蔓，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

（一）立主脑

李渔认为戏剧结构应该集中紧凑，他说：

“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

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

传奇依然。

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设。

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终，离合悲欢，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竟俱属衍文，原其初心，又止为一事而设。

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

李渔认为“立主脑”是决定传奇作品结构好坏的关键，它在传奇中通常表现为与某个主要人物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事件，它是作者据以安排剧情结构中一切人物、情节、关目的核心。

《无声戏》各篇都有明确的主题，故事情节的安排也是围绕这一主题开展来的，所以主题即主脑。

如《变女为儿菩萨巧》，中心事件是灶户施达卿为得儿子广施善缘。

施达卿以烧盐起家，后发了财，就只发本钱与别人烧，自己坐收其利，但他利心太重，烧出盐来，除实用外，他得七分，烧的只得三分，渐渐聚拢了家资。

偏他这个富户，年近六十仍未得一儿半女，心上甚是忧煎。

听闻人说准提菩萨感应极灵，于是吃斋诚心向佛求子。

终于在六十岁寿诞那天，菩萨于梦中告知了得子的方法，让他“尽着家私，拿来施舍；

又不可被人骗去，务使穷民得沾实惠。

你的家私，十分之中，散到七八分上，还你有儿子生出来。

”施达卿次日便施舍穷民，烧盐的利息也与以前相反，烧的得七分，他得三分。

施善一阵后，果然他的一个通房便怀了身孕，施达卿便挺了施善的行为，闭门不舍了，谁知通房生下的是一个半雌不雄的石女。

施达卿又去求菩萨，菩萨开导他要“拼着家私去施舍”，不要为善不终，于是施达卿重发誓愿，呼集众人，“凡有该做的好事，不时相闻，自当领教”。

果不其然，到他的家私几近散尽，善事圆满时，石女变成了儿子，且资性聪明，人物俊雅，进了学，做了官，家资仍以万计。

小说突出主题“财”字，告诫人们不要利欲熏心，多少用于做些善事，才有“容子之地”。

又如《改八字苦尽甘来》，中心事件为华阳山人为蒋成改八字，在此之前，蒋成落魄倒霉，人见人嫌，改了八字后，命运登时发生逆转，不但阔绰起来，积攒了家私，娶妻生子买屋，甚至发达起来，选主薄升经历，小说突出主题“慈”，好人有好报。

（二）密针线

结构要集中紧凑，除了“立主脑”外，李渔还提出了“密针线”的主张。

所谓“密针线”，是个比喻，李渔说：

“编戏有如缝衣，其初则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凑成。

剪碎易，凑成难，凑成之工，全在针线紧密。

一节偶疏，全篇之破绽出矣。

每编一折，必须前顾数折，后顾数折。

顾前者，欲其照顾，顾后者，便于埋伏。

照映埋伏，不止照映一人、埋伏一事，凡是此剧中有名之人、关涉之事，与前此后此所说之话，节节俱要想到，宁使想到而不用，勿使有用而忽之。

以裁剪、缝纫形象地说明剧作的组织过程，要想完成一件无缝天衣，即组织照应完美的戏剧作品，必须有高超的剪裁和缝合技术。

李渔不仅把这一点贯穿于传奇的编剧过程中，同时也运用到了他的话本小说的写作中。

如《失千金福因祸至》围绕秦世良、秦世芳失财又发财的曲折跌宕的故事，安排了许多伏笔与照应，前后应，巧妙自然。

事实上，小说并不只是一处照应，凡是前面出现的人物与事件，后面几乎一一有交代。

李渔在小说的开头就为最后的“让本还财成巨富”这一情节埋下了伏笔。

如写秦世良“平日的笔头极勤，随你什么东西，定要涂上几个字在上面。

又因当初读数时节，刻了几方图书，后来不习举业，没有用处，捏在手中，不住的东印西印。

这也是书呆子的惯相。

一日舟中无事，将自己绸缎解开，遂匹上用一颗图书，用完捆好，又在蒲包上写‘南海秦记’四个大字”。

因此，当后来做了朝鲜驸马的强盗良心发现，改邪归正，便自然能根据秦世良所盖的图书和所写的字，找到这五百匹绸缎的失主，并以十倍之价发还。

又写地方新来的知县敬秦世良如座上宾，经常请他吃酒，一日好似一日，地方上的人见知县礼貌他，那个不趋奉，有事就来相央，还替他进个徽号，叫做“白衣乡绅”，不上一年，他受了知县五六千金之惠。

在又一次和知县吃酒时，知县才道出原委，原来秦世良在往湖广贩米途中遇到的拐去他三百两银子的老汉就是知县的老仆，因当时知县遭难，老仆救主心切，才于当时拿了秦世良三百两银子帮助主人打点，使主人勾复还原职，现在知县是补还前债。

这样，前面安排的所有情节，至此得到了照应落实。

由于在安排情节时能瞻前顾后，因此，整部小说的情节发展前呼后应，既十分流畅，又严谨完整。

（三）减头绪

至于“减头绪”，在小说中同样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李渔认为头绪繁杂带来的弊病是“事多则关目亦多，令观场者如入山阴道中，人人应接不暇”

，使作者精力分散，无法一一顾及，也使作品线索、人物、事件过多，让观众看得一头雾水。

小说作为案头文字，自然比戏剧作品能够容纳更多的线索，但也有一定的限度，即作者能够对各个方面从容驾驭，读者看起来也不至于太劳神。

而话本小说的短篇体制也决定了人物、情节和线索必须相对单纯洗练。

李渔的小说通常线索单一，故事涉及的人物也不多，作者有意淡化了主要线索和主要人物之外的枝节性线索及陪衬人物，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读他的小说就像看戏，主要人物频频登出亮相，其他次要人物只给人以淡淡的印象。

如《女陈平计生七出》，写明末崇祯年间，陕西西安府武功县乡间民妇耿二娘聪慧异常、巧计克敌的故事。

小说始终围绕“智”和“巧”展开情节，包括七八个小故事。

首先写她巧妙地帮人从肚肠中取出钓钩，医好手臂的两个事例，得到“女陈平”的雅号。

然后写她在动乱年代如何与贼头巧计周旋，她先让丈夫去生药铺买了几粒巴豆，取其肉缝在衣带之中，到后来为李闯王前锋所掳，她为了不受辱，将巴豆油擦在身上，致使全身肿毒，从而保住了贞洁，而且还将巴豆搅拌在前锋的饭中，使其吃后大泻，卧床不起，她则趁机外出抓药之机，逃回家中，将贼头掳来的金珠首饰告知丈夫，又赚得金银。

最后借敌人之口播扬自己的芳名，置敌于死地。

其间她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从容不迫，应付自如，把敌人玩弄于股掌之上。

小说歌颂了劳动妇女的智慧、勇敢，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下层人民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品质。

又如《人宿妓穷鬼诉嫖冤》一篇中，主要人物仅王四、雪娘而已，运官在推动情节进展方面虽然起来很大作用，作者在他身上花的笔墨也限于交代其来历和帮王四讨回公道而已，可谓厦门人见了。

这些小说都是单线发展，一线到底，这样，头绪清晰，有条不紊，更便于读者把握故事的情节内容，接受教育，也符合李渔“减头绪”的原则，“头绪繁多，传奇之大病也。

故而其小说的结构都非常紧凑、精炼，没有支离散漫的毛病。

这种精心组织的作品，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三、雅俗交融的语言追求

李渔小说中雅俗相兼、雅中有俗、雅不绝俗，语言上具有通俗浅显的特点。

而且他曾说：

“又有极粗极俗之语，止更一二字，或增减一二字，便成绝新绝雅之文者。

神而明之，只在一熟。

兼为戏剧艺术家的李渔也曾如此谈论戏曲的语言：

“科诨之妙，在于近俗，而所忌者又在于太俗。

不俗则类腐儒之谈，太俗即非文人之笔。

吾于近剧中，取其俗而不俗者，《还魂》而外，则有《粲花五种》，皆文人最妙之笔也。

其中的重点当在“俗而不俗”四字，而这其实也正是对李渔小说语言风格的极佳概括。

（一）雅化

李渔在小说创作中用轻松通俗的语言、平民化的故事来劝善惩恶，而在故事叙述时也时常流露出他作为文人的情感基调，语言通俗中又带有雅致。

如在《妻妾抱琵琶梅香守节》中有一处提及马麟如因耽于行医而荒废了举业，本属可一笔带过的闲笔，但为李渔略加发挥也就成了无伤大雅的笑料：

“一日宗师岁试，不考难经脉诀，出的题目依旧是四书本经。

麟如也写惯了药房，笔下带些黄连、苦参之气，宗师看了，不觉暝眩起来，竟把他放在末等。

”有时这种文字游戏甚至完全只是对字面意义的拆解，只因所用恰到好处。

又如在此篇小说开头对于曹操焚香卖履事迹的奇谈，以及《丑郎君怕娇偏得艳》中对于“红颜薄命”的妙解，也无不别致流畅，显示出了作者的独特思考，不但增加了小说的蕴涵，也使小说平添了几分名士手笔的通脱清狂，这正可以视为李渔将小说“雅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李渔小说用语中雅俗交融的一面，其具体内涵是以文人的典雅之笔来委婉地表达具有市井情调的内容，即“以雅说俗”。

而能充分检验李渔在这方面“能力”的，是对一些涉及猥亵内容的表达。

李渔口头上是要“戒淫亵”的，但出于在实际生活中，有过淫亵的内容在制造喜剧效果方面总有事半功倍之效，也就由不得李渔不在文中略做点缀。

不过李渔自认为凭借某些巧妙的手段，也可以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如说口头俗语，人尽知之者，则说半句，留半句，或说一句，留一句，令人自思。

则欲事不挂齿颊，而与说出相同，此一法也。

如讲最亵之话虑人触耳者，则借他事喻之，言虽在此，意实在彼，人尽了然，则欲事未入耳中，实与听见无异，此又一法也。

得此二法，则无处不可类推矣。

而在具体小说创作中李渔也确实是照此办理的。

如《丑郎君怕娇偏得艳》中描写阙里侯和邹小姐洞房花烛夜，李渔写道：

“邹小姐是赋过摽梅的女子，也肯脱套，不消得新郎死拖硬扯，顺手带带，也就上床。

虽然是将开之蕊，不怕蜂钻；

究竟是未放之花，难禁蝶采；

摧残之际，定又一番狼藉。

女人家这种磨难，与小孩出痘一般，少不得有一次的，这也不消说。

”将害羞的邹小姐比作将开之蕊，急切的阙里侯比作采花之蝶，又将第一次男女之事比作小孩出水痘，真的是俗事雅说。

在此，杜濬批评说：

“极戏谑的话，说出来又不伤雅，所以为妙”。

类似的“以雅说俗”在李渔小说中非此一处，如以“诚于中而行于外，自然有许多声响做出来了”形容夫妻久疏后的欢爱（《移妻换妾鬼神奇》），大多涉及对成语、典故的有意曲解，足以显示出李渔对于文字的把握能力。

（二）俗化

与文人情调相比较而成另一种极端的是，李渔小说语言中又有非常“俗”的一面。

如在《变女为儿菩萨巧》中叙述施达卿苦于晚年无子，娶了几个通房希望延后，谁知同样是一无所出。

李渔如此写道：

“却也古怪，那些通房在别人家就像雌鸡、母鸭一般，不消家主同衾共枕，只是说话走路之间，得空偷偷摸摸，就有了胎；

走到他家，就是阉过了的猪，揭过了的狗，任你翻来覆去，横困也没有，竖困也没有，秋生冬熟之田，变做春夏不毛之地，达卿心上甚是忧煎。

”以无所顾忌的口语夹杂大量生活化的比喻来叙述生活中的可笑场景，也就将主人公的困窘表达得淋漓尽致，朴野的白话文在此具有了文言所不具备的力度和明快。

李渔还擅长将戏曲中令人发笑的科诨引入小说中，在小说中插科打诨，语言诙谐、滑稽，形成李渔小说独特的喜剧性品味，又能体现李渔小说“俗化”的特点。

如在《丑郎君怕娇偏得艳》中作者写了一首诗后写道：

“这首诗，单说世上姻缘一事，错配者多，使人不能无恨。

这种恨，与别的心事不同。

别的心事可以说得出、医得好，惟有这桩心事，叫做‘哑子愁、终身病’，是说不出、医不好的。

若是美男子娶了丑妇人，还好到朋友面前去诉苦，姊妹人家去谴谴兴，纵然改正不得，也还有个娶妾讨婢的后门。

只有美妻嫁了丑夫，才女配了俗子，只有两扇死门，并无半点生路，这才叫做真苦。

”李渔把婚姻错配比作“哑子愁、终身病”，叙述语言在风趣中见深沉，才女配了俗子，“只有两扇死门，并无半点生路”，具有黑色幽默的味道。

小说后来叙述财主阙里侯时写道：

“只有一件，但出有才之贝，不出无贝之才，莫说举人进士挣扎不来，就是一顶秀才头巾，也像平天冠一般，承受不起。

”作者运用拆字法，说阙里侯有“财”而无“才”，使读者阅读时发出会心的微笑。

作者在小说的叙述语言中常常赋予一些常用词语、惯用语、成语以特殊的解释，使人在诧异中感受到科诨性语言的魅力。

不过李渔所谓的“俗”，要义并不在于意义的庸俗和用语的粗鄙而更在于形式的平易与含义的直白，这正是李渔在《闲情偶寄·

词曲部》中强调“话则本之街谈巷议，事则取其直说明言，凡读传奇而有令人费解，或初阅不见其佳，深思而后得其意之所在者，便非绝妙好词”

的用意所在。

故而在小说中如此无所顾忌的表达终属少见，较多的还是借鉴了市井阶层的思维方式或是现成的套语，应用与小说之中，虽然分量不多，却如颊上三毛，倍加传神。

结语

《无声戏》是李渔将戏曲创作理论应用在小说创作中的精彩之作。

他将“立主脑、密针线、减头绪”的“结构第一”理论运用于《无声戏》各篇，情节安排巧花心思，篇篇生动精彩。

内容多以传奇故事提炼加工，贴近生活并翻出新意，叙述诙谐幽默，语言雅俗交融，娱乐大众的同时也言明寓意。

篇篇主题鲜明，道前人所未道，劝善惩恶，以“道德喜剧”的模式教化人心。

注释

李渔《杜濬批评<

无声戏>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

李渔《闲情偶寄·

结构第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6、28、29页。

李渔《闲情偶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