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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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评说自己的文章“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
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
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
胡适对梁启超崇敬之至，他曾讲：
“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XX、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
（指辛亥革命）”。
那个时代的年青一代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不受梁启超思想和文字的洗礼。
每当在《新民丛报》上看到梁启超的文章，都要反复地阅读。
郭沫若认为梁任公在当时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
正是因为梁启超在当时拥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他逝世后，XX、XX都举行了公祭，各界名流纷纷著文悼念。
杨杏佛的挽联是“文开白话先河，自有勋劳垂学史；
政似青苗一派，终怜凭藉误英雄。
”胡适的挽联是“文字收功，神州革命；
平生自许，中国新民。
虽然大儒梁漱溟因门户之见，学派对立，称：
“梁启超学术上的成就量胜于质，其参与政治失败多于成功。
”他的老师康有为也因政见不和，骂他是“梁贼”。
然而这都无损于梁启超的历史地位。
国难危重
主X变法
清末，中华民族危难深重，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竞相瓜分中国。
满清政府犹如一个病入膏肓的老者，已无一丝生气。
就像鲁迅所讲：
“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
此时在XX出现了两种主X变革社会的力量：
一是由孙XX领导，主X从下层社会着手；
一是由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主X从上层社会着手。
梁启超《三十自述》记述了自己成长的历史，特别讲到拜康有为为师对自己的影响。
他说，自己自幼好读书，祖父让他读《史记》、《纲鉴易知录》。
其父慈而严，督课之外，使之劳作，常训之曰：
“汝自视乃如常儿乎？
”他发愤读书，考取了秀才、举人。
但他并不以此自满，得知康有为在XX省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讲学，便去听讲求教。
而当时康有为还只是一名秀才。
举人向秀才学习，这在当时成为一段佳话。
梁启超这样记述自己当时的心情：
“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
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
康有为对于旧学的批判，仿佛当头棒喝，使他深刻地审视、剖析自己的弱点，在经世致用的路径上有了新的追求和方向。
他积极参加康有为组织的“公车上书”变法请愿活动，是康有为所设立的“强学会”中的积极分子。
应该说，这一时期梁是康弟子中最有力的人物，也最为康有为所器重。
其时，黄遵宪、汪康年、麦孟华、徐勤等在XX创建《时务报》，梁启超担任主笔。
《时务报》每期刊印两千至四千份，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为主旨，刊登京城及外省新闻以及英、日、法报纸、杂志的译文，特别侧重选译有关中国局势的文章，吸引读者警惕列强瓜分中国的威胁。
该刊也刊登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汪康年等人呼吁实行变法的文章，介绍君主立宪政体的原则，呼吁在清帝国的国家机构中实行XX化改革，吸收民族资产阶级、地主等代表人士参加管理。
更有许多文章提出：
在十年之内恢复已丧失的主权和领土，取消领事裁判权，使中国成为独立的国家等。
虽然康、梁所鼓吹的维新变法目的是实行君主立宪，但其言论则远远超出了君主立宪的X围。
梁启超声名鹊起。
康、梁并称，起于此时。
梁启超思想内涵的进一步丰富，除了康有为的影响，还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
一是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的影响；
一是他曾任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的秘书，进而对西方改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其时，维新变法已成时尚。
XX因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倡导，得到巡抚陈宝箴父子及署理臬司黄遵宪、学使徐仁铸的同心协力，倡立了南学会、时务学堂和《湘学报》。
根据《东华续录》记载，时务学堂“延聘学兼中西品端识卓之举人梁启超、候选州判李维格为中学、西学总教习”。
他们译书、撰文，激励士民爱国之心，培育许多实用之才。
自立军领袖唐才常、林圭等庚子六君子及著名爱国将领蔡锷等都是梁启超的学生。
谭嗣同在自己的文章里经常称赞XX人，说他们不依赖外国人，自己创办现代化学校，组织各种学会、社团、开矿，维新运动生气勃勃。
虎口余生
流亡日本
1898年4月，康有为同梁启超在发起成立了由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组成保国会，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光绪皇帝于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
康、梁为之奋斗的事业，总算有了成果。
然而，由于陆续颁布的一系列谕令新政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光绪帝被囚，六君子遇难。
康有为逃到英国使馆，梁启超逃到日本。
为什么日本会接纳梁启超呢？
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正在鼓吹东洋扩X论，而中国内乱正是日本扩X势力的好时机，所以当时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同意梁启超到使馆避难。
为了设法帮助他离开中国，林权助组织了以日本人为主的猎人小分队，梁启超夹在其中，并在日本驻XX领事馆领事X永昌的协助下，一行人从的XX门火车站，坐火车来到XX。
他们的行踪在XX火车站台被发现后，梁启超和X永昌马上转移到海河上的一艘日本帆船驶向塘沽，登上日本大岛号军舰。
26日后，日军舰起航东去。
此时梁启超作诗一首，名为《去国行》：
“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
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
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
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在其中讲到恨自己在困难时没有能力，既不能报君恩，也不能报友仇。
虽然他自己很想报仇，但是徒然死于贼手并非大丈夫作为，所以“掉头”去了日本。
后来有人夸X地讲，梁启超在船上当夜就学会了日语，梁启超自己也说不是这样的。
他说：
自己在五个月里学会读日本书、念日文——即便这样也是很快的学习速度了。
在日本，他的大女儿梁思顺给他做秘书当翻译。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向西方学习。
欧美革命思想的书籍和历史名著在日本大为流行，如《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史》《民约论》《万法精理》等书。
梁启超在此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所以这段时间对他思想的影响很大。
在日期间，梁启超创办了七八种报纸，最著名的就是《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
他公开批评满清政府，要求废除专制。
他还介绍了大量西方变法改革的经验，并第一个把德国学者伯伦知理（J·
K·
Bluntschli）的国家学说介绍到中国。
这期间，他还曾到美国考察半年，广增见闻。
他还曾经和孙XX合作，但后来两人分道扬镳，根本原因就是梁启超一直认为光绪是位开明的皇帝，因此主X君主立宪。
当时革命和立宪成为水火不容的两大阵营。
1907年，梁启超和蒋智由、陈景仁等在东京组织政闻社，并发表宣言，提出四大纲领：
一、实行国会制度；
二、厘定法律；
三、确立地方自治；
四、慎重外交，保持对等。
这是他们要实现新的国家形态的梦想。
政闻社的许多成员后来回到国内，在各省宣传他们的政治主X，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广阔的视野让梁启超的思想有了巨大的跃进，、XX、科学、自由等概念已深深扎根在他的心里。
东渡一年后，他讲到自己的感受：
“亚洲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尽瘁国事不得志，断发胡服走扶桑。
扶桑之居读书尚友既一载，耳目神气颇发皇。
少年悬弧四方志，未敢久恋蓬莱乡，逝将适彼世界XX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
”这几句话简洁地描绘出他的心路历程。
梁启超将中国和日本作比较：
日本明治维新40年，驱逐外力完全自强，仅20年间政治开明、科学进步、言论自由；
而中国是个老大的民族，守旧精神特别久长，数千年来的封建主义影响实在太深，进行社会变革并非易事。
他在《新民丛报》上讲“夫我既受数千年之积痼，一切事物，无大无小，无上无下，而无不与时势相反，于此而欲易其不适者以底于适，非从根柢处掀翻之，廓清而辞辟之，乌乎可哉！
乌乎可哉！
此所以Revolution之事业（原注：
即日人所谓革命，今我所谓变革），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
不由此道而欲以图存，欲以图强，是磨砖作镜，炊沙为饭之类也。
”目睹中国之现状，他的忧患意识喷发出来：
“今天下之可忧者，莫中国若；
天下之可爱者，亦莫中国若。
吾愈益忧之，则愈益爱之；
愈益爱之，则愈益忧之。
”他希望全国人民都听得见他的呐喊，都像他一样，参加到救国之大业中来。
捍卫民国
旗帜鲜明
民国初期，是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中国社会曲折复杂多变。
但辛亥革命成功建立的民国是主体，没有谁能够逆历史潮流而动。
梁启超在日本流亡十五年，极其兴奋地回到祖国，希望能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他先后在袁世凯和段祺瑞政府中担任司法部长和财政部长，但都不到一年就退出来。
军阀任意横行、鱼肉百姓、污辱民国，官场中，顺此风潮者，则优而容之，逆之则锄而去之。
在这样的环境下，虽然他自己也组织学会，组织党派，希望有所作为，但在军阀混战中，终难有所作为。
1915年8月14日，袁世凯授意筹安会六君子杨度、孙毓筠、严复、X师培、胡瑛、李燮和著文鼓吹帝制。
梁启超立即意识到这是帝制复辟的序幕。
时任袁世凯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全国经界局督办蔡锷秘密到津，在中国银行总裁汤觉顿家中会晤梁启超，共同商议发难，梁说：
“余之责任在言论，故余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君则军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
”他们选择XX为首先发难之地，理由是蔡在辛亥革命前后是XX革命运动的掌舵人，声望高，于军界政界均有好友和拥护者。
梁启超于8月22日，怀着不忍坐视袁世凯及六君子“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能复属文耳”的态度，竟夜写成《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檄文，让汤觉顿和X旭东赴XX和在报刊上发表。
9月1日，他还堂堂正正将此文呈请袁世凯阅览。
袁派内使夏寿田赶赴XX，贿以“二十万元，令勿印行”，遭到梁启超的拒绝。
袁继之又派人威胁道：
“君亡命已十余年，此中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
”梁启超则以蔑视愤慨的语气说：
“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
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
”使来者尴尬，无言以对。
梁启超讨袁檄文于9月3日先在英文《京报》汉文部刊出，随后《国民公报》。
从4日起，XX各大报刊刊登，XX各界抢购传抄，为前所未有，威力震动了全国。
1915年11月17日，蔡锷由京到津，19日，以治病为名，东渡日本，然后经XX（有一说经XX）、XX、越南，于12月17日到达XX，联络旧友，国民党温和派和进步党人士加入进来，于22日在XX召开独立大会。
25日，XX宣告独立，组成滇黔护国军，蔡锷任总司令，兴兵讨袁，全城欢呼、悬灯结彩。
此后，梁启超也摆脱了袁世凯的监视，南下XX，为护国军起草了讨袁檄文和宣言，多次致函蔡锷，在战略战术、组织宣传、对外方针方面，予以指导。
他还联络策反黔贵粤等省共同反袁。
XX省督军龙济光谎称赞成反袁，实为袁之死党，枪杀了前去策反的汤觉顿及其赞成反袁的部下谭学夔、王广龄、岑伯铸，此即“海珠惨案”，梁仍期望龙能转变，只身入粤而谈，以乡亲之谊诉说，也陷入险境，幸得他人相助，逃出一劫。
当此之时，反袁声势席卷全国，东南各省相继响应，袁世凯焦劳羞愤，宣布取消帝制，于6月6日死去。
一场丑剧就此结束。
袁死后，1917年7月1日又出现X勋复辟，梁启超与汤化龙、林长民、X崇佑、籍忠寅等研究系XX在饮冰室开会，商讨反复辟事宜。
梁启超起草了讨伐X勋复辟的通电。
此时让梁启超想不到的是，康有为竟然署名拥护复辟，于是他秉笔指斥康有为。
有人对此表示惊讶，梁说：
“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
”梁启超坚持自己的道德观，以真理为重，对捍卫XX政体作出了重大贡献。
旅欧一年
思想巨变
梁启超思想上最大的跃进是1918年12月至1920年到欧洲考察。
同行者一共七人，包括地质学家丁文江、军事理论家蒋百里、政治学家X君劢及杨鼎甫、X崇杰、徐新六。
在欧洲一年多时间，梁启超在英国和法国停留时间最长。
他参观了欧洲的国会、银行、商会、教堂、农村、城市，对欧洲社会进行了认真的观察，收获颇丰。
在欧洲的所见所闻也引发了他新的思考。
那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十分萧条。
恰逢天气寒冷，烧的煤比金子还贵，人民生活十分困苦。
梁启超感慨，欧洲文明源远流长，又一向以个性解放、自由、法治著称，怎么会发生世界大战这种灾难，怎么会有这样混乱的社会状况。
旅欧期间，梁启超还参加了正在法国举行的解决一战后国际问题的巴黎和会。
会上，美、英、法等战胜国列强不顾中国利益，将原德国在XX的权益全部交给日本。
这让梁启超对西方各国大失所望。
根据见闻，梁启超提出东西文化各有所长，应取长补短，认为“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
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
由此可见，梁启超对客观事物的看法并不因循守旧，而是采取宽容、崭新而开明的态度。
在欧洲游历期间，他还不失时机地学习了法文、英文、拉丁文。
讲学南开
著书立说
1912年他从日本回国以后，在待了十二天，十九次被请去参加各种应酬活动。
他不适应的这种政治气候，感到不胜其扰，决定找个安静的地方，避免嘈杂，这样可以有时间来梳理自己的思想。
于是，从1915年开始，梁启超住进XX意租界（今XX区民族路46号）。
他将自己的房子命名为饮冰室。
“饮冰”出于《庄子·
人世间》：
“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
”比喻自己内心对国家、民族的忧虑。
梁启超在这住了将近十五年，直至去世。
晚年梁启超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长期在南开、清华等院校讲学。
1917年梁启超应邀在南开学校演讲。
当时周恩来正在南开读书，对梁启超久已敬仰，他前去听讲并作了认真记录。
梁启超的演讲让他感到“言若金石，入人脑海”。
1921年9月梁启超在南开大学演讲《大学的责任》，11月讲《市民与银行》，1922年2月在开学仪式上讲《青年元气之培养》，7月在暑期班演讲《教育家的自家田地》……在几次公开讲演以外，他还讲中国文化史，后整理为《中国历史研究法》，成为史学名著。
梁启超讲课很有吸引力，听讲者不仅有南开学生，XX市民数百人都来听。
梁启超告诉学生们治学要融汇中西：
“不要怕难，奋兴起来，一面发扬我国祖宗传下来的学业，一面输入欧西文化。
”他对南开大学倍加称赞：
“我们希望大学办得欧美那样好，能发扬中国固有的学术，不能不属望于私立的南开大学了。
南开师生有负这种责任的义务。
如是南开大学不独为中国未来私立大学之母，亦将为中国全国大学之母。
梁启超在讲学的同时，勤于研究、写作，先后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先秦政治思想》等颇有价值的著作。
即使在病重期间，他仍从医院跑回家，继续编写《辛稼轩先生年谱》。
少年中国
启发深远
梁启超百科全书式的研究以及他在重大历史关头的表现，就是高扬革命的民族精神，是希望国家富强、走向振兴。
这也是他一生从事学术、从事政治最重要的一个动力。
比如著名的《少年中国说》，梁启超以其富有感染力的笔触，将他振兴国家的追求呐喊出来，读完后让人有血脉贲X的感受：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
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这一篇激情飞扬的文章，激励了无数有为的年轻人走上报效国家的道路。
我们也许可以说，梁启超的影响超过同时代的任何人。
从梁启超的政治、学术活动中，我们能得到很多启发。
第一，他的治学精神是我们永远学习的典X。
他求知欲很强，一直追求新鲜的事物，以报人锐敏的眼光掘发研讨，观察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物和人物。
清末民初的历史都活在他的笔下，在研究过程中，每一步骤都是自己操劳。
他以言论起家，也以言论扬名于世。
他的成功是他刻苦的结果。
他曾讲，“责任心”和“趣味”这两件事情是他生活的资粮。
做一件事，认为有价值就应该热心地去做、独立思考、批判分析，总会有好的结果，要有使命感，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
做学问，要成功，没有侥幸之事。
第二，治学要有分析批判的精神。
梁启超曾讲：
“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
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
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
”他鼓励人们要多思考，不能盲从。
学术是多样性的，不能以一个人的论断为准则，应发现前人未曾发现的东西。
他主X开展批评和讨论，在辩论中厘清真理和谬误。
在《思想解放》一文中，他有一段很深刻的话：
不能“拿一个人的思想作金科玉律，X围一世人心，无论其人为今人为古人，为凡人为圣人，无论他的思想好不好，总之是将别人的创造力抹杀，将社会的进步勒令停止了。
”他还以汉武帝独尊儒学，中国学术发展受到束缚为例，论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
第三，要珍惜时间。
他说“天下最可宝贵的物件，无过于时间。
因为别的物件总可以失而复得，唯有时间，过了一秒，即失去一秒；
过了一分，即失去一分；
过了一刻，即失去了一刻。
失去之后，是永不能恢复的。
任凭你有多少权力，也不能堵着它不叫它过去；
任凭你有多少金钱，也不能买它转来。
”他告诫有志于学术的人，要抓住时间，要有远大的抱负，千万不要饱食终日，无所作为。
梁启超1922年在XX东南大学演讲时说，中国之学术就如矿产，宝藏极富，应用新方法来开掘，新的方法是西方来的……但不是用西方文化来替代中国的旧有文化，而是选出西方文化好的部分，补充我们的文化，造成一种新文化。
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讲：
“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
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资料，映吾眼而忽莹；
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经吾手而忽整；
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
”但也出现了偏差，“吾侪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
”他在《忧国与爱国》一文中严肃地告诫学界：
“视欧人如蛇蝎者，惟昔为然耳。
今则反是，视欧人如神明，崇之拜之，献媚之，乞怜之，若是者，比比皆然。
”这是爱国的思想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声音。
梁启超的思想和文笔是超群的，他代表了一个时代，他的著作也是一座矿山。
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对现实的观察、理解。
不断研究梁启超，发掘他思想的精华，发扬民族精神，可以丰富我国的思想文化宝库，这是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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