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青岛青岛之根在青岛村你知道在哪里吗请读胡氏家族风云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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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传自永乐初年，由云南迁居即墨，世居青岛之上庄，第自隶籍于此”。

——《胡氏族谱》　　探讨胡家的过往，其实就是在挖掘青岛村的来历。

　　明洪武年间，跟随迁移队伍来到山东的，有一支队伍较为特殊，他们姓胡，“明洪武迁入鲁”，清末胡氏族人胡存约的《海云堂随记》如此记载。

明永乐初年，他们看中一处濒临大海、碧水青山的风水宝地（今迎宾馆一带），于是落脚栖息，繁衍生息，盖起错落的村舍，并建起家庙和祠堂，取名胡家庄。

“民国版《太清宫志》记载创建天后宫时写有:

‘乃有青岛胡家庄胡善士，捐地皮数亩，以供庙基地。

’后来胡家庄的许多人家，在龙口路以西，后来的东方市场一带筑舍居住，渐成小村落，称之为‘下庄’，而原村则称‘上庄’”（《岛城的胡姓移民》，侯文程著）。

青岛文史学者王铎也告诉记者:

“青岛人的根是胡家，青岛的文化也诞生于胡家，他们来此地植树立村，甚至从云南带来了树种，他们还把当地的文化也带来了”，王铎说，最初胡家庄就建在迎宾馆一带，后来村民发展越来越多，达到300多户了，“要知道当时的一户不是三口人，加上祖父、曾祖父，叔叔大伯，少说得有二三十人，所以得有将近一万人。

于是村庄的地点也逐步扩展”。

我们知道，后来便形成了“上青岛村”和“下青岛村”。

但“青岛”二字引入的时间在业界一直颇有争议。

　　明代，“青岛村”的名称尚不存在，大家更为熟知的是胡家庄。

对于“青岛”的引用时间，文史学者前辈们更是博览群书，翻遍了各种奏章、史志、碑文等，并纷纷亮出证据，比如明代万历年间即墨县令许铤在《地方事宜议》中指出:

“岛人可人居者，曰青、曰福、曰管、曰白马、曰香花、曰田横、曰武……”其中的“青”指的就是青岛，既然“可人居”，那么肯定指的是青岛村的青岛了。

许铤上奏朝廷，要求开放口岸，青岛口随后名气大作，海运贸易繁荣，吸引了南北商贾。

由此可见，自明代开始，便有“青岛”之称。

青岛口上，货船出入。

　　当然，大家都知道，“青岛”之名在当时还指胶州湾入海口的小岛，即现在的小青岛，那么，到底是先有海上“青岛”，还是陆地青岛呢?

据《青岛城市民俗》中称，应该先有小青岛，后有青岛，“‘青岛’这个名字自明代开始便从海中逐渐移向了陆地，当时在‘青岛’对岸的陆地上有一个村庄的名字就被称为青岛村，其周围的海湾名、河流名、山名等名字基本都是以‘青岛’二字来命名”。

对此，王铎不予认同:

“我个人认为，先有青岛村，后有小青岛。

名字是人起的，人来了，才给周围的岛屿、山川等起名，才有后来的小青岛、青岛山、青岛湾”。

　　或许关于这一说法至今仍有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当时的青岛已经发展成一个繁华的市镇。

　　明朝万历年间，青岛口就已形成。

“到了清朝，这里就很繁荣了。

根据天后宫碑文的记载:

旅客商人云集于此。

到了1891年青岛建置时，这里已经有了数十家作坊、商店。

这时的胡家庄就类似于现在的‘城中村’了，逐渐的，不叫胡家庄，而是青岛口的一部分了。

”鲁海先生告诉记者，在《即墨县志》地图中，竖排的青岛口被标注为“行（hang）街”，“当时很多人把人民会堂一带的青岛口称作‘街里’，后来才演变为中山路一带，这也是最早的街里的来源，胡家就是最早的街里人”。

“行街”里开设了许多商号、店铺、作坊等，地图都只把青岛村标注为行街，可见这一街道对整个村子的影响力。

“一二一，上街里，买书包，买铅笔”，稚嫩的童声原来并非起源于中山路繁华的时代，而是起源于清代行街，早在德国租借青岛之前，周边“各村村民到青岛村的天后宫和行街买卖交易、赶会进香、许愿看戏等，都称‘去街里’”。

　　随着时间的流逝，市镇日趋繁华，富商也逐渐崭露头角。

“青岛村初为渔舟聚集之所，归有居民三四百户，大都以渔为业，今之天后宫、太平路一带，乃三十年前泊舟晒网之所。

章高元驻兵而后，渐成为小镇市矣”，1928年出版的《胶澳志》总结道。

“小镇市”打破了多年来德国人口中的小渔村之说，足以说明，当年的青岛百姓用勤劳的双手正在构建自己美丽的家园。

天后宫　见证胡家兴衰命运　　青岛天后宫，在市区前海岸，创始于明成化三年丁亥。

当时往来商船停泊其处，祭祷无地，乃有胡家庄胡善士捐施地皮数庙，以作庙基地，倡诸同善建筑”。

　　——《太清宫志》　　中秋、十一假期陆续将至，太平路上的天后宫人流逐渐密集起来。

逢年过节来这里祈福成为不少青岛人的习惯。

而这里，因为深厚的历史背景，也成为青岛不可不看的一大景点。

549年前，这座并不大的庙宇，出自于胡家庄胡善士之手。

　　倭寇被打跑，海上贸易逐渐兴盛起来，青岛前海常有船舶停靠。

往来商船停泊“祭祷无地”，胡善士便捐地皮出地兴建了一座妈祖庙。

明成化三年（1467年），它的名字叫天妃宫，规模较小，“有正殿三间，内供天后，东、西两配殿供龙王和财神，另有东、西厢房为住室”。

来往船只停泊于此，祭祷天后，祈求平安。

坐落于胡家庄，历代胡姓之族长，便世替为行监督之职的“庙董”。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近200年后，天妃宫得以扩建，住持道人宿义明和胡姓庙董，广为募捐，增建了戏楼和钟楼。

这样，人们除了祈福外，还增加了看戏的去处。

这也标志着，当时的青岛村已经逐渐热闹起来，人们在忙于生计之余，还会抽出闲暇季节娱乐消遣。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青岛村的胡启喜、胡存约等人，集资购香火地20亩，即今之太平路小学校址及其操场，令住持道人陈谦元永远看守，不许典当”，此时的天后宫已经颇具规模，由一个小庙变成了集祭拜、祈福、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繁华中心。

天后宫庙会唱戏场景。

　　一座历经500多年的建筑不可能一帆风顺，它与青岛的命运休戚相关。

在讲述天后宫跌宕起伏的命运之前，我们来认识一下一位胡姓名人。

　　胡姓人从即墨迁居青岛村之后，因这里近山靠海，大多数人以半农半渔为生。

经过数百年的休养生息，到了清代，胡氏族人逐渐发展起了家族企业，有的世代下海捕鱼，有的则下海经商。

在以海鲜为主要食物的青岛村，配些小酒是人们祛湿驱寒的主要饮品，即使现在，“哈啤酒吃蛤蜊”还是青岛人饭桌上的标配。

看准商机，青岛村的胡姓后裔胡增瑞便在“行街”上开设了一家酒作坊，名为“瑞茂烧锅”，生产白酒。

从小作坊到大作坊，胡增瑞的生意越做越好，名气也大增。

因而，当青岛商家在天后宫碰头开会，决定成立“公所”时，胡增瑞因为人正直，名望较高，被推举为“会首”，也就是商会会长。

　　胡增瑞的长子胡存约是胡家的关键人物。

他字规臣，系胡氏家族的第15代孙，与1924年主持修家谱的胡存盛是同一辈。

“他生性纯笃，少年读书时，聪颖异常，应童子试时，屡名列前茅，青年时弃读从商”。

除了关于他从商经历的介绍，他还留下了一本《海云堂随记》，这本书是他勤于笔耕的作品，虽然这不是一篇文学佳作，但他记录的点滴细节成为研究清末青岛市井面貌的重要史料，在随记幸留的残稿中，我们依稀可以窥见清末青岛口的社会风貌，青岛口航运之通达，货物之繁茂，天后宫庙会之盛况，集市之繁荣，都比我们想象的要热闹得多。

前面提到“行街”的盛况，主要来源于《海云堂随记》的记录:

“除附近即墨、平度、金口、海阳来赁屋暂营者六家外，计车马店九，洪炉一，成衣、沽衣、剃发三，油房、磨房、染房六……酒馆饭铺九，酱园豆腐坊各一，糕点茶食三，计六十五家。

航载军船多由洋广杂货、木材诸号兼业”，详细的勾勒让我们似乎进入一个古朴的市镇，穿梭于来往的人群，各种吆喝声此起彼伏。

若俯瞰这一街道，好一幅青岛版《清明上河图》!

　　胡存约继承了父亲的“瑞茂烧锅”，在青岛村被拆时，迁往了今甘肃路，“更名为‘瑞泰协’，经营干海货、果品、土产、杂货等，并代办货物航运业务，由胡存约任经理，并继其父任商业‘公所’之会首，为当时青岛地方上的富户和名人”（《岛城的胡姓移民》，侯文程著）。

胡存约的身份和名望就连德国人也惧他三分，他们设立的咨询机构参事会，除了德国人担任的各个官职外，还有4名市民代表，其中之一便是胡存约，1902年德国总督批准在天后宫成立的“中华商务公局”，胡存约也是董事之一，他还是齐燕会馆的创始人。

胡存约据理力争保住根基　　逼于德意志蹂躏，田产庐舍荡然无存，坟墓亦迁徙殆尽，致吾数百年聚处之族姓，荡析离居散之四方，祭祀不获共，庆吊不与闻”。

——《胡氏族谱》

1897年，德国人的入侵让青岛村的平静热闹戛然而止。

青岛村人逐渐意识到这群金发碧眼的洋人来者不善。

他们扬言要把青岛建成大都市，旋即把胡家人规划出了城市的中心，但是，他们的土地必须留下。

拆迁已提上日程。

以青岛村为中心的会前村、鲍岛村等多个村庄都在拆迁之列。

当然，地理位置最佳的青岛村“首当其冲”。

　　胡家几百年的基业就这样被夷为平地，房屋、店铺、土地都化为乌有，一片废墟之上，胡家族人含泪而去，他们星流云散，四处迁徙。

“有的迁往海阳县柳树庄和前塘村，有的迁往胶县之徐哥庄，也有的迁往即墨县之王演庄、庄子、青中埠、小庄、中华埠等，还有的迁往青岛近郊的南渠、仙家寨等地，另有部分胡姓族人，迁往市内浮山所和台东镇”。

和他们一起迁徙的，还有胡姓祖茔，“旧在即墨青岛上庄之南，枕山带海”（今观海山前）的胡家祖坟，被迫几度改迁，最后落定于“四方之湖岛子”。

　　如果这些胡家还能忍耐，那么德国打算拆除天后宫的行径则彻底惹怒了胡家人，也惹恼了青岛人。

此时的天后宫已经不是简单的妈祖庙，是青岛人聚集的中心地，其地位不可撼动。

　　胡存约挺身而出，率领商家和居民代表与德国当局交涉，《据太清宫志》记载，他向德国总督瓦德克陈清利害:

“青岛为水路码头，而运输货物多赖帆船，而帆船所信仰者，惟天后圣母也。

一旦该庙废毁，恐帆船裹足而商业减色矣。

”但德国总督认为“前海岸一带已定为德人居住区域，若留该庙，则与原定计划不符”，他还提出在皇帝街（今馆陶路）拨出土地，“督令天后宫速迁”。

胡存约岂能罢休?

他争言道:

“商埠初开，商业幼稚，迁庙之举，非同小可，须俟一二年后，聚得巨资，方可举办。

”德国总督看到胡存约如此“难缠”，只好暂时搁置。

在瓦德克回国述职时，胡存约仍不放弃，他在与众商家举办的送行宴会上说:

“天后宫建自明代，历史悠久，若以古迹观之，尤足以壮行色也”。

德国总督连忙推脱说得请示德皇，其实德国人不可能不知道古迹的作用，而且他们更怕引起众怒，只得作罢。

1931年，天后宫又差点被拆，主要因为时任青岛市长沈鸿烈认为天后宫在洋楼之间很不协调，准备将其迁往市外。

此时胡存约早已去世，但他的三个儿子胡毓岱、胡毓嵩和胡毓华都时为名流，并兼任天后宫庙董。

天后宫住持道人赵泰昌听到要拆迁的消息，连忙联系到胡毓嵩兄弟及庙董傅炳昭和朱文彬共同商讨对策，他们立刻向市政当局晓以利害，并讲述了德租时期力争保庙的经过，最终保住了天后宫。

　　天后宫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宣统三年（1911年）、民国二十年（1931年）三次大修，两次拆迁风波，胡姓人功不可没。

　　就在天后宫第二次大修那一年，胡存约因襄助赈灾活动有功，特蒙清廷赏五品花翎，授后补同职官衔。

5年后，56岁的胡存约病逝，乡谥“孝慎”。

他的作为和事迹成为胡家人的典范，后人一直铭记。

他的三个儿子，长子胡毓岱，字镇东，继承父业，担任瑞泰协经理兼任青岛总商会董事；

次子胡毓嵩，字镇中，号孚园，1922年收回青岛立功，得到北洋政府授予的六等嘉禾章，后任青岛小学校（今北京路小学）校长，并曾兼任青岛教育会副会长；

三子胡毓华，字镇西，从事科学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1924年修《胡氏族谱》，胡氏兄弟出资出力，胡毓嵩还撰写了跋。

　　如今，除了几经努力保存完好的天后宫，旧日青岛村、胡家的村舍、私塾和家业都难以寻觅，鲁海先生告诉记者，据称在原平度路33号院有胡氏祠堂，但记者前往寻找，一无所获，随着胡姓人的分散，旧日的故事也逐渐被淡忘。

被德国人强拆的青岛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