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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代表性的有：
《泰室石阙铭额》（阳文）、《少室石阙铭额》、《景君碑额》、《孔君碣额》、《郑固碑额》、《孔宙碑额》、《孔彪碑额》、《韩仁铭额》、《尹宙碑额》、《王舎人碑额》、《鲜于璜碑额》（阳文）、《华山碑额》、《张迁碑额》、《赵宽碑额》、《白石神君碑额》、《郑季宣碑额》、《樊敏碑额》、《赵菿碑额》、《仙人唐公房碑额》、《尚府君碑额》等。
碑额要求有较强
的装饰性，因而碑额篆书往往与一般篆书有较大的不同，概括而言有：
首先，由于碑额位置相对狭小，许多碑额篆书的整体布局必须因势利导，随形布势，因而章法比较奇特；
其次，这也必然影响到单字结构的处理，往往或长或扁、或方或圆，有时又互相穿插，同严谨的秦篆相比，显得活泼多姿；
再次，有时受到隶书的影响，笔划常有隶意，相对丰富得多；
最后，有的作品为了突出其装饰性，采用了缪篆体势或类似韭叶的笔划，别具一格。
3、铜器铭文汉代已经不
是青铜器的兴盛期，但是青铜器物的应用仍然比较广泛，主要是一些日常用品，其上铭文，多为器名、使用地点、铸造年月，以及工匠的姓名和器的重量等。
近人容庚《秦汉金文录》中收集有大量这类铭文。
其成字方法多为契刻，风格约可分为两类：
一类笔划均匀，字形端稳，有的接近规范的小篆。
如《寿成室鼎》、《长杨鼎》、《黄山鼎》、《安成家鼎》、《南陵鐘》、《池阳宫行镫》、《竟宁雁足镫》、《成山宫渠升》等的铭文。
另一类，体势不受小篆格局限制，笔划随意自如。
如
《云阳鼎》、《杜阳鼎》、《湿成鼎》、《永初鐘》等的铭文。
总的来看，无论内容还是书写，都比较简略，无法和前此的铜器铭文相比，但在“简”中也形成了特色。
新莽时
期有些例外。
王莽复古，试图恢复小篆，因而其间出现了不少制作精美、书写严谨的铜器铭文作品，如《新莽铜量》、《新莽铜衡桿》、《始建国铜方斗》、《始建国铜撮》和《始建国尺》
等。
布局整齐规范，结构方严刻厉，笔划瘦劲挺拔，《新莽
铜量》尤其具有代表性。
4、砖文和瓦当汉代瓦
当文是古代篆书的一束奇葩。
以圆形瓦当为常见，一般中央有一乳突，周围用线等分为四。
瓦当文记录建筑物的名称或是祈颂吉祥的语句，虽然简短，但由于其形制特异，篆法也极具异彩。
最为突出的是它的善于随形布字，文字围绕圆心进行安排。
因而常常省改变形，将文字简化或夸张，充分发挥篆书圆曲笔划易于伸展、收缩的特点，创造了既有很强的装饰性又不失篆书本性的新风格。
汉代砖刻在西都
长安、东都洛阳出土的为最多。
它与瓦当相似，但砖面近方，无需作太多的变形处理，因而文字往往于典型小篆近似，只是更为大胆雄放，有时采用印鉴上常用的篆法，形简而意远。
5、墨迹汉篆书墨迹留存至今的有四件：
《武威张伯
升柩铭》、《武威壶子梁柩铭》、《武威姑臧张□□柩铭》和《张掖都尉棨信》，应当都是所谓“幡信”一类的作品，笔划盘曲、穿插，婉转妩媚，结体或突出疏密对比，或强调撑满字格，与历史上所谓的缪篆的特征相近，由于丝织品年代久远变形，更增其纠缪婉曲的特征。
古代篆书墨迹留存极少，这四件作品是很有价值的。
二、西汉隶书西汉初期，是
隶书的蜕变期。
存留作品主要有两类：
石刻和简牍帛书。
石刻存世有《杨量买山地记》、《五凤二年刻石》、《麃孝禹刻石》等。
其结构与简牍相近，已是隶体，但多数笔划无波磔，
可能是制作方式造成的，显得很古朴。
后来评价，多据此认为它们是“体兼篆隶”。
简牍帛书有：
湖南长沙马王
堆1号墓《遣策》、3号墓《遣策》和帛书；
安徽阜阳出土的文帝时期残简；
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墓出土的《孙膑兵法》、《孙子》、《尉缭子》、《晏子春秋》等、2号墓出土的元光元年历谱；
湖北江陵凤凰山8号、9号、10号西汉墓出土的竹简；
湖北光化县3号西汉墓出土的竹简等。
湖
南长沙马王堆1、2、3号墓是西汉初长沙丞相轪侯家族的墓葬。
其中，帛书《老子》甲本，尚有浓厚的篆书结构特点，但也已有一定程度的隶化痕迹，如化圆为方、末笔重按似波磔等。
帛书《老子》乙本，结构基本已是隶书，末笔更具波磔形貌。
可见到西汉初期，隶书的成熟程度又有了较大的提高，以致有的学者认为，这表明隶书的成熟期应当从此算起。
不过，综合来看，这种结论稍嫌乐观。
西汉末期，
是隶书的定型成熟期。
存留作品有：
青海大通县115号出土的宣帝时期竹简；
甘肃敦煌出土的天凤元年（公元前14年）的木牍；
江苏仪征胥浦101号汉墓（元始五年）出土的竹简木牍等。
而堪称代表的，当属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书于汉宣帝（公元前73年〜公元前49年）时。
结体取横势，波挑定型，点画之间已能自如地表现后来隶书常见的俯仰呼应，风格端庄、整洁，脱离了前此的古朴稚拙。
此外《王杖诏令册》简、《始建国天凤元年》简等也有一定
的代表性。
但全面来看，整个西汉时期，隶书始终没有完全建立规范，在上述比较成熟的简牍中，有相当多的隶字，或是笔划，或是结构，都多少有其它字体的因素搀杂其间，这也许是墨迹书写相对随意的缘故。
三、东汉隶书东
汉，尤其是东汉晚期，隶书发展到高度成熟的阶段。
由于东汉实行厚葬，为歌功颂德而大兴碑刻，成为官方正体的隶书在石刻中充分展示了艺术的光采。
故近人陈彬龢说：
“秦以
来隶书，多用方笔，至前汉末稍成斜方，至后汉更甚，同时用笔，点划亦趋巧妙。
盖前汉隶书之点划，有如儿童之用笔，其后渐次进步，执笔正直，起笔、止笔、波磔，亦能逆笔突起，或捩、或押、或浮，种种巧技，故用笔之变化，至后汉进步殆达极顶。
”1、碑刻东汉政治的核心是
地方豪强集团，豪强地主的庄园是经济的主体，文化上继续独尊儒术，人才选拔采用“征辟”、“察举”制度，这一切助长了浮华的社会风尚，其直接表现之一就是厚葬之风的盛行，以碑刻的形式谀墓的做法大为流行，从而为隶书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掀起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刻石立碑的风潮。
典型的墓碑，有“碑额”，相当于标题，刻在碑的
顶部。
有的有“穿”，或在碑额上，或在碑的中部，本来是用来下棺的。
碑的正面称邙日”，背面称“阴”。
有的碑有座，称为“碑趺”。
广义的碑主要形制有“墓碑”、“功德
碑”、“神庙碑”、“摩崖”、“石阙”、“石经”等等。
“墓碑”
和“功德碑”是门生故吏聚钱选石为主人树碑立传。
“神
庙碑”则是祈福或纪念神庙修筑的功业的。
“摩崖”主要是
纪念工程完工的。
“画像题字”是画像石上的说明文字。
“石
阙”是重要建筑物的附属，上面往往有装饰图案。
“石经”
则主要刊刻儒家经典。
相对于简牍来说，碑刻的制作目的比较庄重，在书写和工艺上比较讲究，更能集中地展示那个时代人们对于隶书美的追求和认识。
因而，通常所谓“汉隶”，
往往指这一时期的石刻隶书作品。
这些碑刻流传至
今的约有一、二百种，精品极夥，剧迹甚众。
朱彝尊把汉碑分为三类：
方整、流丽、奇古。
他在《西岳华山庙碑跋》中说：
“汉隶凡三种。
一种方整，《鸿都石经》、《尹宙》、《鲁峻》、《武荣》、《郑固》、《衡方》、《刘熊》、《白石神君》》诸碑属此。
一种流丽，《韩敕》、《曹全》、《史晨》、《乙瑛》、《张表》、《张迁》、《孔彪》、《孔宙》诸碑属此。
一种奇古，《夏承》、
《戚伯著》诸碑属此。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辑•本
汉第七》中把汉碑隶书分为骏爽、疏宕、高浑、丰茂、华艳、虚和、凝整、秀韵八类。
最能称作典型的有：
《乙瑛碑》、
《史晨碑》、《礼器碑》、《张景碑》、《华山碑》、《朝侯小子残碑》、《曹全碑》、《熹平石经》、《韩仁铭》、《鲜于璜碑》、《张迁碑》、《幽州书佐秦君石阙》、《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石门颂》、《西狭颂》、《郙阁颂》、《武梁祠画像题记》、《左表墓门题字》、《苍山画像石题字》等。
从风格上讲，或雄强，或
秀美，或飘逸，或凝重，或古朴，或优雅……可谓千姿百态，朱彝尊和康有为的分类都不足以完全概括，故王澍说“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又称《汉明府孔子庙碑》、《韩敕碑》等。
现藏山东曲阜孔庙，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刻。
清王澍《虚舟题跋》评：
“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
”《礼器碑》笔画以瘦硬见长，但雄健有力，结体劲拔谨严，整体风格清刚峻迈、端庄秀洁。
《乙瑛碑》,
全称《鲁相乙瑛置孔庙百石卒史碑》。
现藏山东曲阜孔庙。
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刻。
全碑十八行，每行四十字。
明赵崡评价：
“其叙事简古，隶法遒劲，令人想见汉人风采。
”清何绍基《东洲草堂金石跋》评：
“朴翔健出，开
后来隽刻一门，然肃穆之气自在。
”《乙瑛碑》点划秀润而不失端劲，结体扁方整肃，规矩森严，整体风格密丽典雅。
《史晨碑》，碑有两面，故后人分称《史晨前碑》、《史晨后碑》。
前碑全称《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或《史晨请出家谷祀孔庙碑》等，刻于东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
后碑全称《鲁相史晨飨孔庙碑》，刻于东汉灵帝建宁元年。
清杨守敬《平碑记》说：
“昔人谓汉隶不皆佳，
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此种是也。
”《史晨碑》点划含蓄圆润，结构修饬整密，风格相对朴厚。
《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
东汉灵帝中平二年刻（公元185年），现存西安碑林。
清张廷济评：
“貌如罗绮婵娟，神实铜柯石干
清杨守敬《平碑记》引孺初说：
“分书之有《曹全》，犹真行
之有赵董。
”《曹全碑》以横为主笔，点划严谨而飘逸，藏露相济，方圆并用，结构注重疏密对比，虽严整而外势极绵长，如长袖舞筵、仙鹤远举，是汉隶的典范之作。
《张迁
碑》，全称《汉谷城长荡阴令张迁表记》。
东汉中平三年（公
元186年）刻。
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评此碑：
“典雅
饶古趣，终非永嘉以后所能及也。
”此碑刻工较粗，但反
而因此而获得奇特的姿致：
笔画方整厚重、刀味森森、斩钉截铁，显得极为古朴刚强；
结构时出别体，而或横或方，敦穆方严，饱满厚重，与《曹全》的秀洁恰成阳刚与阴柔两种风格的对照。
2、砖刻东汉还有一类刻契文字，即
砖刻，主要又是墓砖。
大多是长方形，内容主要记录砖的数量、制砖时间等，有的则刻有古代文献。
刻制方法一般分为有模印、干刻和湿刻三类。
目前发现的东汉砖刻比较
重要的有：
洛阳、偃师出土的刑徒墓砖和安徽亳县出土的曹氏墓砖。
（1）洛阳、偃师刑徒墓砖1956年和19
62年出土，后者发掘出522座刑徒墓，墓砖820馀块，其中刻有刑徒死亡日期的共229块，始自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终于延光四年（公元125年）。
由于只是死亡刑徒有关事件的简单记录，书写、刻契都比较草率，但别有一种挥洒自由的气质，有些甚至有草书的意味。
（2）
曹氏墓砖出土于两座墓中，一为1973年在安徽亳县董园村发掘的一座汉墓，计字砖238块，画像砖3块，有桓帝延熹七年（公元164年）字样。
一为1976年至1977年在该县元宝坑村发掘的一座汉墓，计字砖140块、画像砖6块，有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年）纪年。
曹氏墓砖砖文作于同时期同地点，却呈现了各种不同的书体和风格。
文字是在砖坯上直接刻写的，有隶书、草书和篆书，笔划运行自如，总体上比较率意。
3、简牍东汉简牍
近年发现渐多，从内容上看，有经籍、官方诏书、屯戍文书等。
官方诏书和经籍书写工整、法度谨饬，其成熟程度不下于碑刻隶书。
屯戍文书则自由随意、自然、率真、活泼生动。
其中著名的有：
（1）甘肃《武威简牍》195
9年在甘肃省武威县的磨子嘴后汉墓中出土469件竹木简。
1972年在武威县旱滩坡后汉早期墓中出土简牍92件，其中木简78件，木牍14件。
《武威简牍》多是成熟
的隶书，也有章草。
（2）《甘谷汉简》197
1年在甘肃省甘谷县后汉墓中出土数十件，其中有永和六年（公元141年）简和延熹元年（公元158年）简。
字体为成熟隶书。
《甘谷汉简》因为书风接近《曹全碑》而得到了很高的声誉。
四、草书和行、楷书1、草书是在汉
代成熟的另一字体。
草书分为章草、今草两种。
有文献说张芝在东汉晚期将章草逐渐推进到今草，但现在还没有确切的
证明。
许慎说“汉兴有草书”，指的是章草，是隶变过程中
成熟的，带有隶书的波磔，又省减笔画、改变笔顺、增加牵丝映带，基本可以看作是隶书的草体。
章草具有隶书的渊雅静穆与草书的灵动活泼，气息比较古朴高远，是极有审美价值的一种字体。
现存汉代的章草有三类作品：
第
一类，简牍，代表性作品有甘肃武威出土的《武威医药简牍》，敦煌出土的《天汉三年十月牍》、《可次殄灭诸反国简》、《入十一月食秔一斛简》、居延肩水金关出土的《误死马驹册》等。
此类风格最为多样，有的简约古朴，有的大开大合，有的优雅从容，都极具活力。
第二类，砖刻，代表作
品为《急就奇觚砖》和《公羊传砖》等。
此类则点划凝重，结体纵横奔突，大气磅礴。
第三类，刻帖，代表作品张
芝《秋凉帖》。
此类温文尔雅，矩度森严，一般认为经过了后人翻刻的改造。
楷书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后定型的
字体，行书一般被认为是它的快写体。
但实际上它们是一母同胞，行书可能还早于楷书。
它们的一些形式因素在隶变时已经出现，但直到东汉后期才逐渐凝聚成一种字体。
东
汉永寿二年（公元156年）陶瓶题字、熹平元年（公元172年）陶瓶题字、光和年陶瓶题字、永元四年陶瓶题字，尤其是宝鸡市铲车厂1号墓出土的无纪年陶瓶题字，已有相当明显的行书和楷书意味，标志着楷书、行书作为字体正式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
五、两汉书法家两汉以来，社
会对于书法的重视又超过了秦代，特别是汉末以后。
《后汉
书•宗室传》记载：
“（刘睦）……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及寝病，明帝使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
”卫恒《四体书势》
记载：
“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
自矜其能，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顾观者以酬酒值，计钱足而灭之。
”又记曹操喜爱梁
鹄书法，“悬著帐中，及以钉壁玩之”。
这些情况，表明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书法不仅有实用价值，而且富于审美价值，表明人们开始更加主动地欣赏、追求和研究书法的美，预示着书法艺术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更高的阶段。
史书记载的
汉代书法名家有：
曹喜、杜度、王次仲、崔瑗、崔寔、张芝、蔡邕、师宜官、刘德昇、梁鹄。
曹喜（生卒不详），字
仲则，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
章帝建初中（公元70年〜83年）为秘书郎。
能篆隶，尤长于篆书。
杜
度（生卒不详），原名操，字伯度，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人。
章帝（公元75年〜88年）时为齐相。
擅长草书。
卫恒《四体书势》说他“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
文献记
载，汉章帝特许他以草书来写奏章。
崔瑗、崔寔父子皆受其影响。
与崔瑗合称为“崔杜”。
张怀瓘《书断》列其章草入
“神品”。
崔瑗（公元78年〜143年），字子玉，
涿郡安平（今河北）人。
曾任济北相。
擅长草书和小篆。
《书断》说其书“点划之间，莫不调畅”，“章草入神，小篆入妙”
南齐王僧虔《论书》说“崔瑗笔势甚快，而结字小疏”。
书
迹有收入宋《淳化阁帖》中的《贤女帖》，已非真品。
其子
崔寔，字子真，亦擅章草，有父风。
王次仲（生卒不
详）关于他的情况，历史上说法很多，但都没有确实的依据。
张芝（生卒不详），字伯英，敦煌酒泉（今甘肃酒泉）人。
学书于崔、杜，极为刻苦，《四体书势》说他“家
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池水尽墨”。
最擅草书，
后人誉为“草圣”。
传世作品有刻入宋《淳化阁帖》中的《冠军帖》、《终年帖》、《今欲归帖》、《二月八日帖》、《秋凉帖》等。
其中只有《秋凉帖》较可靠。
其弟张昶，字文舒，也擅长草书，与张芝相似，后人以为筋骨不及，而妍华继之，誉为“亚圣”。
蔡邕（公元132年〜192年）,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汉献帝时为左中郎将，世称“蔡中郎”。
擅长篆、隶，创造“飞白书”。
梁萧衍说他书法“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
张怀瓘《书断》说：
“八分书则伯喈胜，出世独立，谁敢比肩。
又创造飞白，妙有绝伦，尤得八分之精微，体法百变，穷灵尽妙，独步古今，篆隶绝世，中岁之迹，笔力未精，及其暮年，方穷其妙，动合神功。
”蔡
邕是《熹平石经》的主持人，但是否亲自参加书写，则不得而知。
后人曾附会《刘熊碑》、《夏承碑》等名碑出于其手，皆未足徵信。
师宜官（生卒不详），南阳（今河南）人，约生活在灵帝时期。
擅长隶书，灵帝徵集天下工书者数
百人于鸿都门，师宜官最优（《书断》）。
后为袁术将。
德昇（生卒不详），字君嗣，颍川（今河南禹县）人，约生活在桓帝、灵帝时期。
擅长行书，为锺繇、胡昭所师。
梁
鹄（生卒不详），字孟皇，安定郡乌石县（今甘肃平涼西北）人，约生活在汉末至魏时。
学书于师宜官，擅长隶书，灵帝时官至选部尚书，后奔刘表，曹操破荆州，招为军假司马。
曹操认为其书胜于师宜官，宫殿题署，多命为之，又常以其书悬帐中欣赏，为书史佳话。
此外，在汉代一些名迹
上，也保留了一些书家的名字，唯其生平功业已不可考，如
《西狭颂》作者仇靖、《郙阁颂》作者仇拂、《武斑碑》作者纪伯元、《衡方碑》作者朱登等。
这些书家也是应该被历史所记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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