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三农问题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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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要改变农产品单靠数量论高低的状况，努力增加农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农产品的质量档次（如高筋小麦、高油玉米、瘦肉型猪等），使农产品从低质向高质发展。
要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依靠科学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都市农业、设施农业和有机生态农业，使这一
“夕阳”产业逐步“青春化”。
尤其要鼓励农民发展
“1．5产业”，即：
把发展乡镇企业和农业产业化结合起来，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储藏、保鲜和运销业，增加农产品附加值。
鼓励传统农业向服务业转化，尽可能多的开发出像“观光农业”这种类型的产业。
要加快农业区域结构的调整。
在调整结构中，必须有发展当地特色经济的主动意识，因地制宜发挥资源、市场、经济、技术方面的比较优势，开发本地优势农产品，逐步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农业主导产品和支柱产业，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
要加快农业市场结构调整。
苏南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不能关起门来进行，必须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充分发挥苏南的比较优势，扩大农产品的对外贸易，发展创汇农业。
加入WTO后，虽然我们的粮食生产已经丧失竞争优势，但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如蔬菜、瓜果、花卉、猪肉、水产品等方面还是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优质大米、无公害油菜依然有较强的竞争力。
对于这些农产品要加以扶持，鼓励其出口创汇。
三、要下功夫研究和解决小生产和大市场对接问题。
我们要及时为农民提供市场信息，大力培育龙头企业，尽快使农业走向产业化，延长农业产业链，形成产、加、销有机结合与相互促进的机制，加快培育和发展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村流通中介组织，特别是要建立农民自己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这不仅有利于发挥专业化分工的优势，而且还有利于避免因分散经营带来的市场风险。
更重要的是，有了农民自己的组织，就能够增强其在市场中的谈判能力，掌握市场竞争的主动权。
其次，要退出“农本”思想，而“农本论”禁锢了中国农民上千年的农本思想，决定了整个社会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根基，形成了保守的天性和脆弱的经济基础。
要使广大农民群众的创新、创业、创造的热情迸发出来，必须淡化“农本”思想。
当前，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思想意识领域的问题，要在让广大农民普遍享受小康生活的实惠和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成果基础上，用发展的事实来说服农民、教育农民、转变农民。
1.要制定更加积极的城市化发展战略，为城乡产业转换和农民身分转换拓宽空间。
要重新考虑我们的城市化政策，正确定位大中城市发展与小城镇发展之间的关系，政策的重心应当转向积极鼓励发展大中型城市，特别是发展100－200万人规模的城市上来。
为数众多的小城镇上接城市、上达农村，处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和城市文明向农村渗透的交叉点，也是农民转换最低门槛，发展小城镇是我国城市化战略的重要内容。
但按人均计算小城镇建设所需的资金、物质消耗和土地占用量要高得多，一般要超出大城市的3倍，这在经济上是很不划算的，特别是小城镇经济的发展，必须有大中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为支撑，因此，实施城市化战略必定是优先发展大中城市的战略，同时为区位优势好、经济实力强的重点中心镇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
苏锡常城镇发展正是如此。
2.要大力发展城乡非农产业，在农民变市民的过程实现稳定就业。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隐含着一个农民就业问题（仅常州为例，农业劳动力为49万，其中剩余劳动力为34万）。
因此，必须把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转移为农村工作的首要任务，把“就业最大化”作为农村发展的优先目标。
无论什么政策，只要能促进农民转移和稳定就业，就是好政策。
要大力增强城镇经济的综合实力，城镇经济的实力上去了，才能提供更大的就业创业空间，大中城市和小城镇才能更快更好地发展。
要以工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为基础，以第三产业为吸纳进入城镇农民就业的主要领域，以混合所有制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为重要组织形式，以城市开发区和重点中心镇工业小区为主要载体，积极培育城镇经济新的增长点，为吸纳农民就业提供有力的经济支撑。
要改变对农民进城镇就业的歧视性政策和制度，实行“城镇统筹就业”，在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取消企业用工先城镇后农村以及对农民进城的各种限制，平等对待，竞争上岗，增加进城进镇农民就业的稳定性。
要将进城进镇农民的教育、居住、生活保障纳入统一规划，为他们提供正常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使他们进得去、留得下。
3.要重视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大幅度提升农民的自身素质。
由于工业化过程中会出现资本密集代替劳动密集所谓“资金增密”现象，“知识经济”时代又出现了“技术增密”现象，导致城市资本和技术排斥农民进入就业市场。
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定不移地普及农村义务教育，使之与发展农村高中等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及全社会高等教育结合起来，形成层次丰富、全面覆盖的农村教育网络。
要调整公共教育经费的支出结构，逐步增加中小学公共教育经费尤其是在农村的经费支出比重。
发展中国家实践证明，由于农村普遍短缺的是具有普通劳动技能的劳动者，所以在农村不能只重视国民教育，而应当以同等的甚至更大精力发展非国民教育，包括职业训练、职前训练、技术推广、成人识字、电视远程教育以及学会某种基本技能的各种短期教育。
这类教育投资少而效益高，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终身教育是一种普遍权利”的观点，对改善农民以及整个社会低收入人群就业状态最为有利。
第三，要退出“农田”制约
农民的土地问题历来是备受重视的一件大事，我国从保障粮食安全和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两方面因素考虑，采取的是严格限制农用土地转作非农用地和严格保护基本农田的“一刀切”政策。
而事实上，一块土地派什么用场严格说是一个经济问题，要靠市场化配置去解决，其原则是要用于产业发展的最大用途，况且土地紧张问题，最终要靠提高土地使用效率节约土地来解决。
因此对经济发达地区工业用地和城市用地采用同样的限制性政策既不合理也不科学。
很难想象未来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后，既要确保数以亿计的农民的进入城镇，又要确保现有基本农田数量和布局稳定。
在这个两难境地中，大胆退出“农田”制约就成为必然选择。
1.要确立新的粮食安全观，消除发达地区退出“农田”的思想顾虑。
我国目前的粮食安全政策，是在自给自足与自由贸易之间选择了前者，政策的核心在于“储粮于田”。
但国内外专家提出的新粮食安全观认为：
粮食安全的涵义已不再是保证粮食生产和储备数量的那种传统的备荒意义了，还要考虑食品健康、生态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以及世界粮食市场运作等诸多因素。
一个国家之所以出现粮食安全问题，从生产上讲主要是由于资源稀缺导致粮食成本上升的缘故。
而建立在比较利益上的粮食进口政策，实质上是利用国外资源来弥补国内相应资源的短缺，从而使国内资源配置更加有效，这就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国民的购买力，粮食供应则更有保证，这是现代粮食安全观的实质所在。
事实上，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出口粮食，仅有的几次粮食进口中，最多的一年也仅占国内消费量的5％，用汇30亿美元，相比之下我国石油进口占国内消费量的三分之一，年用汇150亿美元。
所以和平时期完全可以利用世界粮食市场运作，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
对于土地资源紧张的沿海发达地区来说，不计成本投入农田，后果必然是产量过剩、土地抛荒和农民受损，偏面强调“储粮于田”所付出的代价是长期的和不必要的。
2.要推进土地要素资本化，通过让农民变“股民”来保障农民退出“农田”的经济利益。
在发达国家，农用土地的国有、私有界限十分清楚，土地作为一种资本、一种财产在经济发展和财富增值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
在我国，土地被判定为不是商品而是生产资料，土地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农民对手中的土地还没有完整意义上的产权。
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土地不是商品的观点是可以商榷的，虽然土地所有权在法律没有改变以前是不能转让的，但土地的使用权或者称之为财产经营权是可以变动流转的。
现在城市的土地使用权已经商品化并资本化了。
农用土地使用权商品化、资本化后，“三农”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农民利益也就比较容易得到有效保护。
从张家港、昆山等地的试点经验看，推进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确实是在最大限度保护农民经济利益前提下，让农民顺利退出“农田”的最佳途径。
要借鉴先行地区的经验，通过对传统社区集体经济的改造，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和农村集体资产不可分割为原则，将土地和其他农村集体资产量化到人，使资产权属明晰化、人格化、恢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基础上的农民经济组织的本来面目，创新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集体资产监管制度，让广大农民在土地的市场化流动中获得长期而稳定的收益。
3.要适时调整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方向，以乡镇工业园区为载体提高农村土地使用效率。
今后一、二十年，是我们继续推进工业化与加快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农村工业化应当选择有利于与城市化和农村城镇化协调推进的发展战略，特别是要按照十六大提出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适时调整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方向，将农村工业化转变为城镇工业化。
乡镇企业向城镇集聚，有利于发挥配套基础设施的服务功能，加快乡镇工业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有利于扭转乡镇企业布局分散的状况，控制和有效治理环境污染，节约土地资源；
有利于在农村工业化发达的地区，加快小城镇和城市的发展，将更多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转变为城镇居民。
农村工业化向城镇工业化方向发展，关键在大力发展工业园区，引导乡镇工业向园区集中。
要按照着眼长远、适度超前、优化结构、配套完善的要求，搞好工业园区的规划和建设，为乡镇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
要结合小城镇功能建设，把乡镇工业园区面积做大、基础设施做优，强化园区本身信息服务、金融服务和科技创新服务功能，更加合理地安排产业布局，敢于推出“净地招商”，彰显政府产业导向和行政效能，提高招商引资成功率，吸引更多企业落户园区；
要加强乡镇工业园区与国家级、省级开发区的分工协作，沟通乡镇企业与城市大工业的联系，推动企业联合重组，提高乡镇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要严格控制在乡镇工业小区以外新办、扩建工业企业，通过优化工业布局，合理调整土地资源配置，实行土地置换和土地复垦政策，在优先保障乡镇工业园区建设用地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节约农村土地资源，使退还的农田发挥出更大的土地产出和使用效率。
当今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日新月异，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与时俱进。
在区域经济竞争、比拼日趋激烈的重要时期，我们苏南地区务须先人一招、快人一拍，敏锐地发现并捕捉任何一种深具带动力的契机。
当前就是要树立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着眼全局创造性地做好“农退”这篇大文章，率先实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
如何解决中国食品安全问题
2008年10月21日15:
18凤凰网专稿【大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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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大讲堂][陈君石][王鲁湘][食品安全]
王鲁湘：
从今年九月，延续至今的三鹿奶粉事件，再一次把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推向了风口浪尖，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源头到底在哪里，其体制是否需要反思和重新估计？
如何解决存在的问题？
有关这些内容，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陈君石先生。
陈君石，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
1935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公共卫生学系后从事营养和食品卫生工作四十余年。
其间曾攻读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代谢专业研究生；
在美国阿尔巴尼医学院毒理学系和康奈尔大学营养科学系进修。
陈君石先生200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食品毒理学学科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营养和食品安全专家。
陈先生，每一次我们中国的食品出现安全问题，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或者一个普通的民众一般都会感到非常的愤怒。
作为一个食品安全方面的专家，您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陈君石：
我的感受可能跟消费者不会完全一样，因为我们从科学技术来探讨怎么来控制这样一个问题的话，我的感受是果不其然又来了一次
那么应该说您是专门研究这一方面的专家，而且是我们中国的这一方面的一个学科带头人，您接触的食品安全问题，远远会超过我们一般普通的消费者，那么像听到了这么多的事情，而且总是在你的意料之中的话您自己的饮食会不会受到影响？
当然不会，老百姓一句话，我们现在还能吃什么？
我从来不认为这句话是对的，我们吃得很好。
就是说这些食品安全问题，不足以让你产生那样的恐惧，就是拒绝接触咱们中国的食品？
因为实际上我们整个的健康指标是在改善。
而不是说假如我们还能吃什么的话，那完全不是现在这个状况，但是并不等于我这么说就不存在问题，我还是承认存在着问题，而且有些问题还是很严重的。
您有一句判断：
就是我们总的食品的这一种安全状况是在改善，但是我们很多的普通消费者，各种信息也好，包括我们自己亲身碰到的事情也好，总觉得好像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是越来越严重，那为什么会跟专家之间这种判断会有这样的一个差距？
我等一下有机会的话会详细讲这个事情，这就是信息沟通的问题。
信息沟通会一定程度上解决专家和消费者之间在食品安全问题认识上面的差距，但是要完全一样，那是不可能。
我想不仅仅食品安全领域，所有的领域都是有差距的。
食品安全问题再掀风暴，问题出在哪里？
影响究竟多大？
技术、体制、观念，哪一个是安全隐患？
生产、监管、良知，谁能为我们的健康负责？
食品安全专家陈君石做客《世纪大讲堂》，深入分析《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隐忧》。
食品安全正如刚才主持人说的，受到了极大的关注，食品安全问题的定义，什么叫不安全的食品？
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是，食品当中有毒有害物质，对身体健康影响的公共卫生问题，两个关健词，一有毒有害物质，二，对消费者健康有危害。
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我们上至政府领导，下至消费者，都认为前几年的阜阳奶粉的事件，大头娃娃事件是食品安全事件。
根据我刚才说的这样一个定义，不符合。
阜阳奶粉没有有毒有害物质，它只造成了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所以它是由于掺假造假造成的营养不良问题。
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定义？
因为假如没有共同的语言的话，那就会造成我们到处都是食品安全问题，无形当中就扩大了我们真正的食品安全问题。
另外一点，很重要的一点，什么是我们最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
我可以讲三个问题，你们选一个。
第一，食品添加剂滥用。
第二，化学性的污染，包括农药、兽药、重金属，以及这次三聚氰铵的污染奶粉。
第三，由致病性微生物污染的食品，引起的实验性的疾病。
肚子疼拉稀住院，痢疾、伤寒、霍乱等等。
全世界的第一号的食品安全问题，当然也是我们中国的第一号的食品安全问题，是致病性微生物，因污染的食品引起的实验性疾病。
我刚才已经说了一些例子了，痢疾、伤寒、霍乱，这还不厉害吗？
美国每年有1/3的人次，也就是说有七千几百万的人次发生实验性疾病。
我们中国上海上一世纪80年代发生的，生食毛蚶引起的甲肝流行，30万人得病。
其它我们每年所发生的食物中毒数不胜数，各位自己在家里面吃的不合适的，拉肚子偶然一次，这都是实验性疾病。
从危害健康这个尺度来衡量，毫无疑问它是第一号的。
假如结合我前面讲的定义来衡量。
但是这仅仅是我们从公共卫生角度来说它是第一号的，各位刚才的回答说明我们今天讨论的食品安全这样一个题目，不仅仅是一个公共卫生层面上的问题，它影响到经济、贸易。
食品安全问题还往往引起了政治层面的问题，德国的农业部长和卫生部长因为德国有了那么两三头的疯牛，相继辞职，那么我们国家的情况也不例外。
恐怕从食品安全波及政治，在中国可能是比较显然的一个问题。
这次三鹿奶粉事件，尽管病人很多，上万人，死掉了三到四个小孩。
从公共卫生来讲，不是什么大事，远远够不上一级什么什么预案。
我们每天由于肿瘤高血压而死亡的人，比这个多得太多。
中国的食品安全现状如何？
种植、生产、加工、销售，问题环节出现在哪里？
农户、企业、政府，各自承担着那些责任？
我的观点，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总体情况是好的，而且一年比一年好。
我的根据就是食品合格率逐年上升，从十五六年以前的50%、60%的合格率，已经增长到现在90%左右，像北京这样大城市都已经超过了90%。
我相信这足够有说服力。
那么我的后面，后半句话说，但是我们还存在很多食品安全问题，有的还是很严重的。
这两句话似乎有矛盾，我想不应该，这是我们发展中的必然经过的阶段，为什么说是不矛盾的，而且为什么说现在的有些问题还是普遍存在，而且不能是明天就解决的。
这里面有两个大背景。
第一，我们现在有两亿多的农户都在分散的生产我们所吃的所有的食品，鸡鸭鱼肉蛋。
粮食、水果、蔬菜。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两亿多的农户分散的，我强调分散的生产出来的。
以我们对我们农民的知识水平的了解，对我们农民的守法意识的估计，再加上利益驱动，中间有那么一伙人，在挑动教唆农民来犯法。
农民一看效果明显，经济利益效果非常明显，不管是红心鸭蛋还是瘦肉精，还是这次的牛奶污染，三聚氰铵的问题。
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才说果然又来了一次。
不发生任何事件那才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说不真实的。
第二，大的背景，我们现在大概有50万个左右的食品生产加工者，不包括饭店，就是生产加工食品的，那么这50万个生产单位里面，绝大部分都是中小型，所谓的小型，人数不超过10个人，投资不足10万元，这还不包括那些今天有了，明天不见了的，我说的这50万个，都是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
那么以我们对这些小型企业，中小型企业的素质的了解，对他们的守法意识，我们的估计，要是不出现食品添加剂滥用，那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们得承认我们现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阶段就是这样。
所以出现一点问题，这是某种意义上必然的。
当然，出现问题不是理直气壮的，统统是不应该的，但是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
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方法是什么？
专家、政府、民众，如何评估？
管理与交流，普通消费者怎样才能保护自己？
风险分析这个框架有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叫做风险评估，是由专家完成的，跟政府没关系。
举一个红心鸭蛋的例子比较合适。
风险评估专家就要搞清楚，苏丹红是一个化工产品，不应该放在食品里，苏丹红是有毒有害物质，对动物是致癌的，肯定，对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对人是有致癌作用的。
专家进一步的评估，我们的红心鸭蛋里边含有多少苏丹红？
所以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要吃我们现在这样的含量的，含有苏丹红的鸭蛋，大概要吃2000个每人每天，而且要长期吃下去才有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而且前提是人和动物对苏丹红同样敏感，这就是风险评估的结果，这个结果及时地报告给政府，进行另外一个圈就是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是纯政府行为，他需要根据专家的风险评估的结果，作出决策，这个管理的决策大到法律，现在我们正在讨论的，审议的《食品安全法》，小到具体的食品的卫生标准，以及某一项临时的措施，比如说三聚氰铵在婴幼儿配方粉当中，不应该超过一个毫克公斤，这就是一个风险管理的措施。
那么风险管理的措施，要根据科学评估，但不仅仅，还要考虑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习惯，社会发展阶段等等等等。
所以每个国家的标准，每个国家的措施不可能是一样的，尽管这个风险评估的结果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对苏丹红这件事情来讲，那么政府的风险管理的措施，两条：
第一，所有发现含有苏丹红的鸭蛋统统不许出售，有了的要下架，从生产环节要杜绝，禁止。
因为这是非法使用食品和饲料添加剂。
第二，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通过媒体当然要，告诉大家，假如你已经吃过含有苏丹红的鸭蛋，不必对你的健康有所担心，因为专家告诉我们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环节叫做风险交流。
也就是说风险里有很多信息，信息需要交流，那么专家的评估的结果，以及政府的管理的措施，都需要在第一时间，以百分之百的透明度告诉所有跟食品安全相关的团体和个人。
除了消费者以外，包括媒体，还包括食品生产经营者，还包括他们的行业协会，还包括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这是一个。
而且这个三个部分，评估、管理和交流，这个箭头是双向的，不是说消费者是被动的，消费者有意见要问科学家，要问政府，政府有意见反馈。
苏丹红是我们一个反面例子，做得都不好，我作为科学家，倒不是为科学家来开脱，科学家当时是做了自己的事情，但是政府没有第一时间出来讲话，所以媒体炒作六个礼拜之久，炒得谈红色变。
那么这次三聚氰铵污染奶粉的事件，应该说是一个正面事件，我们基本上，也就是说在中国的食品安全监管的历史上，空前的第一次基本上遵循了风险分析框架，也就是说这个三部分都做了。
当然不是说没有缺陷。
问题还很多，但是大体上是做了。
专家在第一时间做了评估，报告给了政府，政府做了一大堆的决策，同时国务院作出了一个很重大的决策，就是把22家查出掺了三聚氰铵奶粉的企业，22家，一家不漏的暴光了，这个符合信息交流。
好，所以这个风险分析，这是全世界公认，大家都在努力做，中国过去做得不好。
从这次事件我觉得会吸取经验教训，而且这次做得基本上是成功的，当然不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相信假如说对食品安全有什么灵丹妙药的话，也就是说都要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往风险分析框架努力。
科学家要做他自己的事情，政府要做他自己的事情，然后食品生产经营者也要做他自己的事情，因为安全的食品是生产出来的，我们经常说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是食品安全事件的第一责任人，这是在现行的《食品卫生法》和未来的《食品安全法》当中都是明确规定的，也是其他国家所明确规定的。
要达到食品安全应学会一点自我保护措施既然我说了这个样子的道理，那么作为消费者，除了明白道理以后，必然有很大一个悬念，这食品安全问题我可发现不了，对不对，我怎么知道奶粉里头有三聚氰铵，我怎么知道苏丹红的鸭蛋，这个红心鸭蛋是加了苏丹红？
那我不是很悲观吗？
很被动吗？
所以我觉得在当前形势之下，除了要认清形势，来理性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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