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大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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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唤起对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重视，促使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是很有必要的。
收入差距扩大到现在这种程度，表明我们这个社会确实是生病了。
生了病不能讳疾忌医，应当把它提出来。
但仅提出问题并不等于解决了问题，还需要作理性的思考。
引起政府领导的重视，认真地研究问题到底是从何而来并提出对应措施。
差距不能归咎改革
现在有很多人把收入差距扩大归咎于市场化改革，你怎么看？
又该如何看待收入差距拉大和改革之间的关系？
这种论断缺乏对背后原因的深入分析。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收入分配差距本身的构造。
造成当前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城乡差距。
我们的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占全国收入差距的４０％左右。
１９９７年后，城乡差距不断扩大，远远超过城市内部差距和农村内部差距，成为过去一段时期内全国收入差距扩大的最大推进因素。
可以说，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与市场化改革本身几乎没有关系，相反，它们是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造成的。
长期以来的城乡分割制度和政策倾斜，带来城乡之间巨大差距。
在分析收入差距的扩大同经济改革的关系时，有两种倾向都需要防止。
一种是把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出现的问题都简单地归罪于经济改革本身；
另一种是把收入差距的扩大简单地归结为经济改革所应该付出的代价。
我认为，对于收入差距的扩大，应该分为３个不同层次来对待：
第一层次是属于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激励部分，这部分是属于克服平均主义的成果，应该加以肯定。
第二层次是属于经济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第三层次是属于过高的代价，或者说是属于不应该付的部分，或应该防止和避免的部分。
不会引起社会动荡
有人认为收入差距拉大会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对这种说法你怎么看？
我认为，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虽然比较高，应该十分重视，但是也不要感到有多么严重、可怕。
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说，这种基尼系数引起社会动乱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我国有很多特殊情况：
第一，总体来说我国经济处在一个发展上升阶段，贫困人口是有，但是总体来说是在下降和减少，广大群众生活水平在提高。
这和有些国家不一样，有些国家不仅是差距扩大，而且伴随着经济危机和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下降。
一个是上升趋势，一个是下降趋势，不一样。
第二，我国还有３条保障线，一个叫贫困线，一个叫低保线，还有一个下岗职工的最低补助线，这３条线保障了贫困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这３条线非常重要，人如果吃不上饭，就要闹事了。
国家对最低、最贫困的群众的生活做了适当的安排，通过最低保障线来保障他们基本的生活需要，这样就能够稳定他们的情绪和行为，能够起到稳定作用。
第三，我们的目标是要实现共同富裕，所以我们要逐步改变贫困者的贫困面貌。
国家通过各种措施，提高教育水平，提高健康水平，增加就业岗位，以此逐渐地保障贫困者生活水平的提高。
所以对不少贫困人员来说，他们也会看到希望，除了极少数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以外，多数人都有改变现状的希望，这样我国能够保持总体的稳定，不会出现大的乱子。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
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
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幅度过大、速度过快。
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严重、收入差距超过国际上警戒线的国家。
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也成为在“反思改革”名义下质疑乃至否定市场化改革取向的依据。
那么是市场化直接导致了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吗？
体制问题在收入差距拉大的过程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如何让收入分配差距不致于变成“数字鸿沟”？
《小康》：
目前对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有着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是“贫富差距过大”，有人认为是“分配不均”，有人认为是“分配不公”，究竟该怎样看待这些问题？
许善达：
从两个角度考虑，一是收入增长问题，一是支出问题。
中国在过去十多年间，中国居民的收入结构、支出结构都在发生变化，收入增长的速度在全世界都算比较快，但是支出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几大支出项目比如医疗、教育、住房，过去是免费提供，现在要花钱了。
居民支出增长最快的住宅问题，也就成为社会关注最多的问题。
这不仅仅是收入分配的问题，它的背景是中国经济现状的问题。
中国经济现状是：
第一，正在经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这当中会出现很多问题。
第二，是发展中经济。
尽管中国强盛了，GDP增长了，但是人均GDP仍然很低，只有1700美元左右。
体制是最大的诱因
这些年来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正在引起各方面的关注，那么您认为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什么？
收入差距扩大，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第一，制度问题、体制问题。
第二，发展问题。
第三，公共政策缺陷问题。
我认为这主要是机会不平等造成当前贫富差距拉得更大。
其中首要因素是腐败，腐败造成的不平等占多大分量？
应该加以估量。
由腐败造成的不平等，只有副作用。
而这种机会的不平等跟效率提高负相关。
所以，在当前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考虑平等。
在当前社会里，腐败的收入可不是个小事。
一位大学校长告诉我，这两年他们那地方最赚钱的是基层官员出卖小煤矿的开采权，基层官员、乡镇官员以入干股等办法收取贿赂，卖一个小煤窑就赚几千万，我认为这不是个小事。
我们要缩小差距，最重要的就是把腐败治住，把那些垄断部门解放出来。
寻租的问题怎么解决？
只有靠实现法治基础上的市场化才能解决。
寻租的条件就是权力买卖，没有行政干预和权力垄断就没有寻租的可能性。
在收入差距拉大的过程中，制度和体制因素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体制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一说起收入差距拉大，往往很多人的注意力一下子转到了非法收入问题、腐败问题导致的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这是典型的制度问题。
有的人说是市场经济造成的腐败加重。
但是基本的问题还是旧体制没有改革到位，旧体制遗留下来的很多问题正在解决当中，还没有彻底解决。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是改革造成的问题，而是改革过程当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前是以物易物，现在是市场经济货币化了，这个问题暴露出来了，解决的办法只有经济体制改革，这是第一类的体制问题。
还有一类体制问题就涉及到国有制、政府管制所造成的各个领域很多不均的问题。
比如国有垄断的问题，垄断行业的问题、资源行业的问题，这些都是制度不到位、体制改革不到位。
现在改了其所有权，但是资源的问题没有改，造成资源行业、一些自然垄断行业和其它竞争行业之间产生了大量收入差距和很多不均的问题。
这些都不是因为搞市场经济而导致的问题，而是因为有些还没有市场经济所造成的问题。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在过渡时期还会产生很多制度的真空、制度的摩擦，这些都是产生收入不均的一些根源，所以确实要看到制度的问题。
还有一类制度是关于社保、医疗、养老、教育等制度的。
这些制度改革也是会引起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
公共政策不到位
有人认为公共政策导向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确实还有公共政策方面的问题，公共政策就涉及到现在政府执行的过去二三十年里，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如何促进低收入阶层增加收入，如何保护低收入阶层，如何扩大扶贫的范围，有效地实现扶贫，如何保障低收入者的教育，如何保障低收入者基本的医疗服务等等这些方面，确实不仅体制上还存在差距，而且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讲，仍然有值得讨论的方方面面，仍然有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
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必须用一些公共政策的手段来进行一些再分配的调节，而这方面的政策如果没有，就会使一些特别需要照顾、扶持和关注的低收入群体得不到应有关注，这才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公平和效益，如何平衡？
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依据。
有人说是市场化过分看重效率，使平等受损，导致收入差距拉大。
而此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被认为是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表现，意味着政府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公平上，在更加注重公平的同时，那么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还
要不要“效率优先”？
收入差距拉大，学界有讨论，但未引起有关领导重视。
对于拉大的原因，最近两年出现一个解释是：
因为太过重视效率的缘故，所以造成了平等受损。
我对这个解释很怀疑。
根据这个解释，开出的处方是限制高收入，这个收入不是非法收入，是合法收入。
比如说就提出了国企领导人的收入不能超过本单位平均工资的5倍。
如果确实是因为市场经济已经形成了，因为过分重视效率，所以能力高的人收入已经很多，而引起了社会的冲突，那这个处方可以。
如果不是这样呢？
所谓效率与公平是可以互相取代的，这个本身是有问题的。
考虑到不平等对效率的影响，必须对另外一个问题做出估量，即现在的不平等有多少是因为机会不平等，有多少是在机会平等情况下造成的不平等？
易纲：
“孔孟之道”、老庄的“道家思想”，这是我们中国文化最深厚的根基，也是中国的核心竞争力。
如果讲“中庸之道”，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应该说收入分配这个问题是可以处理得好的，这是从我们的文化根基来讲。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少次农民起义，都提出均贫富的思想。
再加上我们的孔孟之道、老庄哲学，从历史上看中国完全是能够处理好这些事。
在西方出现过非常多的慈善家，无一例外都是大企业个人财富的归属，应该说是全给社会了，福特、洛克菲勒、卡奈基梅隆，这些企业家都发表过对待财产、税收、个人家庭财富积累、遗产的看法，在西方有非常多的文献和著名的宣言、故事、传记，这使得发达国家能比较好地处理好这件事，没有产生仇富，所有富人的轨迹都差不多。
在中国，富人最终也是要回报社会的，这里有税收的问题等等，要过这一关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但是从我们的哲学上、文化根基上是能够做好这件事的。
破解之道：
从全民低保开始
5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等问题。
您也提到收入差距拉大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那今天我们该做哪些努力，来避免这种差距进一步扩大？
应当是少说、多做。
美国的经济学家很奇怪说，中国经济学家大炒基尼系数，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要唤起民众对贫富不平等的抱怨，这是非常难以理解的。
问问美国人，美国基尼系数是多少，相信美国的很多经济学家也不知道美国的基尼系数是0.45还是0.42。
我们应该多做，比如城市化的进程、农民工在城里的平等待遇的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捐赠税收可以免税的问题、慈善事业问题，所有这些收入分配的税收问题都可以做，要非常扎实地做这些事，而不是空谈贫富差距如何大这些问题。
也许解决公共政策问题的相对时间要短一点，但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都不是短期能够解决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从这个角度来看，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要有一种长期的准备。
中国也许刚刚进入收入分配扩大比较明显的阶段，也许在今后几十年，这个问题会伴随着我们。
同意樊纲讲的。
在我国市场经济框架初步建起来的条件下，不平等问题应认真对待，当务之急是把社会保障系统尽快建立起来，起码第一支柱是全民低保，这应该成为五年规划中的一个约束性的指标。
全民低保，这是国家财力完全能做得到的。
另一个是归还国家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欠账补偿问题，国家财力也是完全能够做得到的。
“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我还是呼吁尽快能够把这个事情办成。
贫富差距主要矛盾不在富人太富，而在穷人太穷———这个原本仅属学者一家之见的观点，近日被写入了官方报告中，由发改委牵头，财政部、国资委等13家部委协同参与制订的《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称：
许多人在谈到居民收入差距的时候，普遍认为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太高了。
然而，从宏观意义上讲，中国收入差距之所以如此之大，原因并非高收入阶层收入太高，而是中低收入水平太低。
换句话说，并非是富人太富，而是一般人太穷。
（8月10日《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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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穷人太穷拉大了收入差距，这是一个在直觉上挺符合辩证理性的命题。
但仔细推敲就会发现，这个命题其实偷换和混淆了许多概念，似是而非的文字游戏中隐含着一种话语霸权。
在收入差距矛盾凸显、底层对贫富差距充满怨愤的语境下，官方报告中出现这种带着浓厚归咎意味的话语，很容易进一步刺激底层的对立情绪，强化社会的阶层分裂感。
因为“穷人太穷”本身是一种穷人无法自控、受体制分配决定的被动性结果，把这个被动性结果作为一种原因，会让本身处于弱势的穷人在道义上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
我理解“贫富差距主要矛盾在穷人太穷”这句话的含义：
是说因为穷人太穷，所以中国的收入差距“看起来”非常大———这个判断在逻辑上是不错的，但“看起来”表明，“穷人太穷”实质上只是“收入差距很大”的一种形式性和表现性原因，而非实质性原因。
收入差距所以如此之大的实质性原因在于改革过程中政府部门的失职和权力的失范：
一方面，中国还有许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中国许多省市的最低工资还达不到国家标准，政府的救济和保障责任尚未穷尽；
一方面，政府或政府属下的经济实体控制和垄断了国民经济中的大量资源，垄断使这个社会相当一部分财富流入权力腰包。
“穷人太穷”只是某种原因的结果。
穷人为何太穷？
有人总结：
因为他们半个多世纪以来至今一直被户口和身份制度排斥在城市和主流之外；
因为工厂污染了他们的田园、损害了他们的健康却无处求告；
因为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他们连5%都拿不到；
因为在城市他们永远只是农民工，十年不涨工资而且常常被无限期拖欠。
所以，对“收入差距过大”完整的因果链判断应该是：
政府缺位和越位导致穷人太穷，而穷人太穷又使差距显得特别大———这个因果链下，只把作为被动性结果的“穷人太穷”凸显出来而隐去起点上的实质性原因，这对本身就处于利益受损状态下的穷人是一种伤害。
虽然“贫富差距主要矛盾在穷人太穷”并没有把穷的责任归咎于穷人自身，而是隐含着政府应承担“提高其收入”的责任，但这种选择性的凸显和省略会强烈地刺激底层的视觉，让他们产生“被富人和权力挤兑”的误解和被放逐的价值孤独感。
如果这句话表述为“贫富差距主要矛盾在政府缺位和权力越位使穷人太穷”的话，政府与穷人在价值上站在一道，穷人太穷被强调为一种被动性结果，这样的表述会更准确，更容易被底层接受。
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来反思改革的：
改革是中国必然要走的道路，汇入世界主流文明是我们必然的归宿。
在具体问题上，包括市场化、民营化、民间力量的发育等，都是必须的。
这是我们与借反思改革来反对改革者，与那种力图通过反思改革来复活旧体制的人的区别。
这是我们反思改革的前提。
但我们必须正视目前对改革的争论与分歧，必须正视改革本身所出现的问题。
在这里有必要将人们心里理想化的改革与近些年来现实的改革进程加以区别。
我觉得我们不能仅仅将改革的概念看作是一个理想化的概念，所有好的东西都是改革带来的，所有不好的东西都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
这种神话改革的方式，不利于对改革的反思，不利于对改革经验教训的总结，不利于进一步深化和推进改革，在更现实的意义上也不利于通过反思来重建对改革的共识。
所以，我们需要对改革去神圣化，使改革成为一个可以进行理性讨论，可以进行批评的对象。
这样才有利于改革。
应当说，在过去的20多年中，虽然对改革的争论是存在的，但对改革的建设性的、负责任的批评是缺乏的，因为改革本身是神圣的，是笼罩在意识形态色彩下的。
我所说的近些年来改革出现了某些问题，确切地说是现实的改革进程出现了问题。
在近些年来的几项改革中，特别是目前争议比较大的三项改革——住房改革、教育市场化、医疗改革中，问题是明显的。
结果是社会中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由此造成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
对于这些问题，我想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社会中，相当多的人都是承认的。
分歧是在于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是改革失误还是改革被扭曲？
现在的分歧是，造成这些问题究竟是由于认识不够，是想出的办法不够，形成的设计和所进行的选择上出现了失误，还是这里面既得利益集团在左右改革，在扭曲改革？
这是关于改革争议中一个实质性的分歧。
这个实质性的分歧会影响对未来改革的一些重要选择。
如果是改革失误，需要改进的是改革的设计等问题，但如果是改革被扭曲，问题就不这么简单，而是需要解决改革推进的机制，包括形成反扭曲机制。
比如，在类似像公车改革这样的改革中，如果不能形成有效的反扭曲机制，改革的走样变形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改革收不到预期的结果，可能性是很大的。
所以，这个判断并不是无关紧要的。
那么究竟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目前出现的问题大体有这样一些特点：
第一，大多都涉及重大的利益关系；
第二，出的错不是散射性的，即几乎每次总是对同样的一些人有利，也总是对另一些人不利，大体上说，总是对多数人不利，对少数人有利；
第三，总是对强势群体有利，而对弱势群体不利。
基于这样的几点，我们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能仅仅归结为偶然失误。
真正的问题是，在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在有意扭曲改革。
这也是改革面临的重大风险之一。
扭曲机制是如何形成的？
在这种明显的分歧之下，说改革没有问题就说不过去了。
如果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不对改革提出的这些质疑，以及质疑背后包含的实质性问题做出正面回答，问题就解决不了。
所以应当承认改革本身存在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改革的扭曲。
应当看到，现在改革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阶段。
这时期改革的特点之一是越来越专业化和技术化。
比如原来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大家都明白，每个人都可以说上几句，但现在的金融改革，非专业的外行就完全没有发言的能力，因为不懂。
但我觉得，这不是问题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我们应当看到改革以来中国社会本身的变化。
我们总是说“改革以来”，实际上这个说法会掩盖一些问题。
应当看到，即使都是“改革以来”，1980年代的社会和1990年代以来的社会，特别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社会已经明显不同了。
不仅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社会也进入了一种新的状态。
这种变化对于改革本身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就此而言，这两个时期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体制改革和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不同。
大的社会变革过程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体制的变革，实际就是一套规则的变化；
一方面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就是各种社会力量组成的变化。
在改革的第一个阶段上，体制改革处于更主动的状态，体制的改革造成社会结构的变化。
体制每变一步，社会当中不同人群，不同阶层，不同力量的组合都会发生变化，这些社会力量更多的是适应体制的变化。
在这个过程当中，新的社会力量开始生长出来，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定型，即我原来多次说过的“结构先于体制定型”。
这个结构一旦先于体制定型之后，逻辑就变化了，结构反过来左右改革的进程。
社会结构与扭曲机制
关于这个社会结构，最近我一直在讲这样几个概念：
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赢者通吃。
其中有的是明显的趋势，有的是刚刚在显露的迹象。
结构定型应当说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一种明显趋势。
在逐步定型化的结构中，精英的联盟应当说是一个明显的事实。
而在最近几年，精英联盟似乎在呈现某种寡头化的迹象。
表现在利益博弈当中，就是“赢者通吃”的现象出现。
在最近这些年的改革中，“赢者通吃”的问题开始越来越突出。
要分析改革的条件以及扭曲机制的形成，就需要看到社会结构发生的这些变化。
扭曲机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扭曲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可以发生在两个层次上：
一个是决策或改革方案的制定；
一个是决策的执行或改革方案的实施。
从大的方面来说，无论国企改革，还是医疗改革、住房改革，还是其它渠道社会福利的改革，都是快刀斩乱麻。
凡是涉及到削减福利，进程就非常迅速，但补偿远远不够。
而对特权群体不利的改革，基本进行不下去。
这背后的背景就是社会结构以及在这个背景下形成的扭曲机制。
国企改革，公车改革，都是典型的例子。
改革的扭曲还在于社会中的普通民众无论在改革方案的制定上还是执行上都无法施加有效的影响。
也就是改革中的公众参与问题。
社会下层不是一点影响都没有，但影响发挥作用的途径很曲折。
一般民众没有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更缺少通过组织的机制凝聚集中意见的方式，无法使得他们的要求能够达到接近决策层面。
那么作用是如何发挥的呢？
在一些场合下，我们可以发现，中央政府要比地方政府更关注政治和社会层面的问题，特别是社会稳定。
在现实的生活中，往往是下层的要求，要通过矛盾激化、社会问题增多等非常因素，才能有意无意地将信号传达到高层决策机构。
但这样的信息传达渠道不仅效率低，而且代价大。
由于民众无法有效在改革中表达自己的要求和意见，更进一步加强了改革的扭曲机制。
如何看待这场关于改革的争论？
我个人认为，这次关于改革的争论和分歧比1980年代改革开始时的争论和分歧要大，因为这两次争论的基础不同。
1980年代那次争论主要是在意识形态的氛围当中进行，或者说主要原因是意识形态的。
当时的理论务虚会就冲破旧的体制形成了基本的共识，精英关于改革的分歧和争论大体有了结果。
但这一次的分歧和争论的基础是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
正因为在利益的基础上，这次争论更具有实质性。
但要看到，由利益引起的分歧虽然是一种理性的冲突，但在表达上会带有情绪化的色彩。
但我们需要注意两点：
第一，这种情绪背后究竟是什么；
第二，在利益基础上发生的分歧，在其初级阶段上应当是带有很强的情绪化，这时社会中应该有一种机制使争论超越情绪的层面，但是目前我们的社会没有这种机制。
这就使得误导成为可能——把这种情绪误导到意识形态的层面上，于是，就形成了关于改革的意识形态的争论。
这个机制实际上就是凝聚要求的机制。
通过这个机制，来使得情绪化的要求，能够从情绪的层面上升到理性的层面，明确表达。
所以，现在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怎么避免这样一个情绪化状态转变为意识形态化的状态，同时将这种情绪化状态转到理性化状态。
实际上，如果把这些争论降到一个比较理性的层面上，就会发现，当中的分歧可能没有表面上表现出来的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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