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宋代太湖流域的农业经济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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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器图谱集·
田制门》里也说：
“沙淤之田也。
或滨大江，或峙中洲，四围芦苇骈密，以护堤岸，其地常润泽，可保丰熟。
普为塍埂，可种稻秫；
间为聚落，可艺桑麻。
或中贯潮沟，旱则频溉；
或旁绕大港，涝则泄水：
所以无水旱之忧，故胜于他田”。
沙田涨没不定，无法精确测量步亩，享受免征或少征租税的政策优待。
这种耕作和政策上的双重优越性，确令农民提高了垦殖的积极性。
据《琴川志》卷6《版籍》，在常熟县总耕地数2,321,563亩中，沙田为4964亩，占2‰，这一比例或可作为当地沙田在耕地数中占有率的参数。
其二，塘涂田，亦名滩涂田、塘田、涂田。
上引《农书》说：
濒海之地，“其潮水所泛沙泥，积于岛屿，或垫溺盘曲，其顷亩多少不等；
初种水稗，斥卤既尽，可为稼田”，这是指沿海滩涂田。
此外大河之侧、水汇之地和陂泽之曲，“凡潢污泗互，壅积泥滓，水退皆成汙滩，亦可种艺”。
《琴川志·
版籍》记常熟县有塘涂田362亩、塘涂地457亩，应属后者。
其三，围田、湖田。
这里所说的围田是指以围筑堤岸的方式向水面争得的新耕地，以此围湖垦辟的田，也称湖田，例如宜兴即“县多湖田”。
[７]但在宋代文献中，这种新拓耕田往往与圩田混称。
实际上，圩田是指将已耕熟田筑以堤围或圩岸的水利田；
而围田则主要是指一种新拓耕地的方式和名称，当然这种新拓耕田在耕熟以后一般也都建为圩田，但在垦拓初期毕竟是有区别的，故而《文献通考》卷6将“圩田水利”和“湖田围田”分别列目。
宋代江阴境内的芙蓉湖，“周围一万五千三百顷，又号三山湖，今皆为圩田”，这些圩田显然是由湖田围田改造而成的；
而嘉定二年（1209）湖州境内因修筑堤岸，“变草荡为新田者凡十万亩”，自然也是围田或湖田；
绍兴年间，太湖“濒湖之地，多为军下兵卒侵据为田”，“盖队伍既众，易于施工，累土增高，长堤弥望，名曰坝田”，坝田也是围田和湖田的别称。
[８]围田或湖田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是向水争田增加了可耕土地，据《琴川志·
版籍》，理宗时常熟有围田54,016亩，约占全县总耕地数241,982亩的2.2‰；
另一方面毫无节制地围水造田，使河湖水面急遽减少，破坏了生态平衡，恶化了农田水利的环境。
其四，葑田。
北宋蔡宽夫指出：
“吴中陂湖间，茭蒲所积，岁久根为水冲荡，不复与土相着，遂浮水面，动辄数十丈，厚亦数尺，遂可施种植耕凿，人据其上，如木筏然，可撑以往来，所谓葑田是也”。
因为葑田是浮动的，苏州遂有投诉“夜为人窃去田数亩”的佚事，范成大诗说“不看茭青难护岸，小舟撑取葑田归”，印证葑田确是可撑取窃走的。
[９]上引王桢《农书》名之为架田，称其“既无旱暵之灾，复有速收之效，得置田之活法”。
大体说来，蔡氏所说葑田，最初是自然生成的，当地农民受其启发，有意“以木缚为田丘，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种艺之”，故谓之架田。
葑田不愧是江南水乡人民在与水争田过程中的出色创造。
此外还有宋代括官田时经常提及的积水茭荡田。
这类田虽已非湖泽河汊，但尚未成为可耕的塘涂田。
理宗时，常熟即有这类田3216亩。
另有安吉县境内“陂堰旧有七十二所，盖其地势高仰，近山之田号承天田，亦号佛座田，谓层层增高，灌溉不及也”，“储蓄灌溉，全藉陂堰”。
[１０]承天田、佛座田是当地农民向山争地的例证，“层层增高”表明其是梯田。
对这一地区耕地的增长作定量分析不无困难。
范仲淹在景祐年间（1034－1037）称苏州出税之田3,400,000亩；
而另一研究表明，苏州在雍熙（984－987）前后的耕地数至多不会超过1,400,000亩，50年间耕田数增加近1.5倍。
端平二年（1235）常熟的耕地数为2,419,892亩，常熟是苏州平江府5个属县之一，倘以该数据作为5县之平均数，那么这时苏州总耕地数应在12,000,000亩左右，约为景祐耕地数的3.5倍，雍熙耕地数的8.5倍。
[１１]从垦田增长率来看，显然景祐以后远远超过景祐以前；
南宋远远超过北宋。
以上分析虽有推断的成分，但或可据此把握太湖流域在两宋时期耕地垦辟增加的总体趋势。
二、水利田的全面建成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两宋时期太湖流域农业经济的决定性进步，是与水利事业的长足发展分不开的。
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中稍具规模的水利事业，政府的组织作用和管理机能至为关键。
《隆庆长洲县志》卷2《水利》指出：
“江南水利，无论汉唐，计宋有天下三百年，而命官修治凡三十余度，殆不十年一兴利也”。
宋代在财力物力上给水利建设以积极的支持。
熙宁变法大兴水利之时，凡有疏导水患而开决农田时，“即以官田计其顷亩，拨还田户，如无田可拨，即计田给直”；
政和六年（1116），徽宗拨封桩米10万石、常平本钱10万贯等命赵霖主持平江水道的大规模疏浚工程。
[１２]北宋曾给两浙路等下诏：
“辖下州军圩田并河渠、堤堰、陂塘之类合行开修去处，选官计工料，每岁于二月未农作时兴役，半月即罢”，把兴修水利纳入每年春耕前地方官的常规公务。
[１３]兴修水利的诸多内容在宋代不仅作为州县长吏的重要职责，还直接与考课磨勘优劣相联系，使他们对属地水利不敢掉以轻心。
当地人民深知太湖农田水利的症结所在，高度重视疏浚工程和堰闸工程，创造了成功的经验。
首先，疏通河湖港浦的水利工程，使广袤农田去水涝之害而得沾溉之利。
例如，至和二年（1055），调发民夫15.6工，疏浚诸泾64、浦44、塘6，筑成至和塘，“田无洿潴，民不病涉”，两岸膏腴之地数百万顷都蒙其利；
宣和元年（1119），赵霖役工278万余，历时19个月，浚治1江、1港、4浦、58渎，使平江府“二十年间并无水患”；
政和五年（1115），江阴浚治横河、市墩河、东新河和代洪港以后，使附近“十乡之田，频苦旱涝，尽除其患”，得益农田达6,573顷；
乾道二年（1167），开浚顾会浦河道，“故水所败田数万亩还为膏腴”。
[１４]开通疏导河湖港浦，不仅保证了太湖水系能循环畅通地流入江海，而且使当地农田能够有力抗御水旱灾害。
其次，堤堰斗闸则使疏浚的成果得以维持、巩固和发挥效益。
当地人民往往在疏浚同时，就“因塘浦之土以为堤岸，使塘浦阔深，而堤岸高厚”；
再在关键河段，设立斗闸，“大水之年，足以潴蓄湖瀼之水，使不与外水相同，而水田之圩垾无冲激之患；
大旱之年，可以决斗门水濑，以浸灌民田，而旱田之沟洫有车畎之利”。
[１５]类似例子不胜枚举：
嘉祐六年（1061），对六年前疏浚的至和塘“创石堤，疏斗门”，“得膏腴田数百万顷”：
熙宁时，“松江堤没，水为民患”，因筑丈高石堤90里，“复良田数千顷”；
政和五年（1115），江阴在开浚河港后，造马师闸、唐市闸“以南泄震泽，北节大江”，灌溉民田4060顷；
乾道二年（1166），江阴蔡泾闸改造工程与申、利二港疏浚相配套，遂使“附近七乡岁入增十余万石，毗陵诸邑固当倍蓰”；
淳熙年间，对海盐常丰闸和81处堰坝进行了两次修治和改造，“自是农被闸堰之利，频岁得稔”。
[１６]
在各种水利工程综合效应下，太湖流域的农田建设大受惠益，是宋代全国水利田最密集的区域。
有人对北宋熙宁年间各路水利工程、水利田及其占总耕地数作过统计，太湖流域所在的两浙路均居第一，水利工程为2,294处，水利田为10,484,842亩，占总耕地数的28.8％。
[１７]南宋淳熙前后，以太湖流域为主体的浙西路水利工程为2,100余处，接近熙宁时期两浙之和，《宋史·
食货志》说：
浙西“南渡后水利之田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
太湖水利使“低田常无水患，高田常无旱灾，而数百里之内，常获丰熟”，经过治理的太湖流域“畎浍脉分，原田棋布；
丘阜之间，灌以机械；
沮洳之滨，环以茭楗；
则泻卤硗确，变为膏泽之野；
萍藻葭苇，垦为秔稻之陆”，成为宋代集约化农业的首善之区。
[１８]
在太湖流域水利田的建设中，疏浚和堰闸的功效不可低估；
与此同时，每一田块的圩岸修筑也起了重要作用。
这种圩岸，有些岸段就是前文述及的堰搪堤坝所构成，但更多的岸段则是围田别建的田塍。
圩岸所围之田大小不一，少者数十亩，多者以千计，形成了这一地区特有的田圩之制。
当地历来将“大筑圩岸，高围民田”，视为农田水利的要策。
嘉祐三年（1058），两浙转运使即建议在苏、湖、常、秀修作田塍，位位相接，以御风涛，以狭水源，并“令县官教诱殖利之户自作塍岸，定其劝课为殿最”。
[１９]政和元年（1111），提举常平司命苏、湖、秀三州令佐主管创立圩岸工程，浙西掀起了兴筑圩岸的热潮，仅平江府就兴修田围达2,000余顷。
南宋黄震曾针对太湖农田水利建设指出：
“田岸之事在民。
在民者，在官不必虑；
水利之事在官，在官者，在民不得为”。
[２０]他所说的水利之事应指疏浚河道、修建堰闸等大型工程，而田岸之事则指圩岸田塍的修筑维护。
正是在发挥和协调政府与农民各自职能的基础上，太湖流域的农田水利建设在两宋时期走在全国前列，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为本地区农业经济的全面起飞准备了硬件条件。
其中不少农田水利工程还泽被后代，为太湖流域农业经济在明清时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集约农业的样板地区
两宋时期太湖流域的农田水利建设，为农业集约经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而具有地域特色的农具体系的形成，也是有助于农业集约经营的。
这一体系虽在唐代大体定型，在宋代却有了进一步的完善和改进，完备、实用、先进是其基本特点。
曲辕犁创制于唐代，宋代以两浙最称先进。
曲辕犁调节转向灵活方便，犁镵加大则为深耕创造了有利条件，而犁镵、犁壁的分工，既能犁起上块，又将后土翻下，常令熟土在上，生土在下，利于作物生长。
这种犁在宋代被改造得更适合于水田操作，俗称江东犁。
秧马也是浙西水利田的主要农具，能减轻插秧季节的劳动强度。
其体制“以榆枣为腹欲其滑，以楸桐为背欲其轻，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两髀雀跃于泥中，系束藳其首以缚秧，日行千里，较之偃偻而作者，劳佚相绝矣”。
[２１]宋代江浙间还创制了耘荡这一新工具，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
据王桢《农书》说，耘荡“形似木屐，而实长尺余，列短钉二十余枚”，用以推荡水田禾垅间草泥，“使之混溺，则田可精熟。
既胜耙锄，又代手足，况所耘田数，日复数倍”。
因农田灌溉和圩区排水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水车，是当地农具体系中最具个性的代表。
其型制不拘一格，有一二人手摇的刮车，也有四五人或六七人脚踏的大棚车，有畜力水车和风转翻车。
王桢《农书》还载有一种高转筒车，“如田高岸深，或田在山上，皆可及之”。
龙骨水车（即翻车）的使用最普遍。
苏轼《东坡集》卷6《无锡道中赋水车》曾述其形制功用：
“翻翻联联衔尾鸦，荦荦确确蜕骨蛇；
分畦翠浪走云阵，刺水绿针抽稻芽”。
龙骨水车不但可用于临水地段，倘有足够的车水劳力，其所汲之水竟可达到3丈以上的高旱之田。
范成大有诗似即说此：
“下田戽水出江流，高垅翻江逆上沟；
地势不齐人力尽，丁男长在踏车头”。
水车是当地水利田集约化经营不可或缺的主要工具。
当地“农器甚备”，为精耕细作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太湖流域水热条件虽然优越，但土壤性状并不理想。
《禹贡》列其所在的扬州“厥田下下”。
但两宋“天下之田称沃衍者为吴越闽蜀，其亩之所出视他州辄数倍”，秦观以为是“培粪灌溉之功至也”；
陈傅良也说：
“闽浙之土，最是瘠薄，必有锄耙数番，加以粪溉，方为良田”。
[２２]可见施肥是经营集约农业的重要环节。
当地农学家陈旉在其《农书》里主张“地力可使常新壮”，提出“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当常新壮矣，亦何敝何衰之有？
”为这一地区地力养护提供了积极的建议。
当地农民也在农业实践中充分重视了这一问题，大量使用有机肥，可以加速土壤熟化，改变其理化构成，以提高肥力。
这一时期，粪肥来源扩大，施用也更合理，此即陈旉所说：
“俚谚谓之粪药，以言用粪犹用药也”。
据其介绍，“浙间络年备办粪土，春间夏间常常浇壅”，当地“凡农居之侧，必置粪屋”，人畜粪是农家肥的主体，但“凡扫除之土，燃烧之灰，簸扬之糠秕，断槁落叶”，也都沤入粪屋，堆积发酵，成为上好的有机肥。
河泥是另一项重要肥料，罱泥不仅可以积肥，还能使水域不致淤潴。
故稍有农闲，农家便以小舟驶入河港塘浦罱取河泥。
宋人诗说：
“竹罾两两夹河泥，近郭沟渠此最肥，载得满船归播种，胜如贾贩岭南归”，可见河泥肥效之高。
[２３]
太湖流域精耕细作式的集约农业，在宋代已积累了较系统的经验，影响、指导着这一地区以后农业的发展。
除去肥料，耕、种、耘、水在当地水利田的经营中，都是别有讲究的。
首先是耕田。
“大凡秋间收成之后，须趁冬月以前，便将户下所有田段一例犁翻，冻令酥脆”，利用冻晒使土壤酥碎，起自然松土与杀虫作用；
“春二月又再耕，名曰炒田”。
经两次犁耕，土质松细，故时人认为“浙人治田，比蜀中尤精，土膏既发，地力有余，深耕熟犁，壤细如面，故其种入土坚致而不疏”。
其次是播种。
选好良种后“拣选肥好田段，多用粪壤，拌和种子，种出秧苗”，浸种下秧，深耕浅种后，秧苗既长，“便须及时栽插”。
再次是耘田。
在禾苗生长过程中，杂草亦生，“浙间三次耘田，次第转折，不曾停歇”；
有时还放干田水，逐一拔出杂草，沤在泥中，培固禾根。
最后是换水。
在水稻生长过程中，如果天旱缺水，便须以水车车水，“全家大小，日夜不停”；
“大暑之时，决去其水，使日曝之，固其根，名曰靠田；
根既固矣，复车水入田，名曰还水”；
而“还水以后，苗日以盛，虽遇旱暵，可保无忧”。
[２４]这种烤田技术远比前代进步，且沿用至近现代。
集约农业是天时、地力、人工的统一体。
为准确预测阴晴、水旱、寒暖、丰歉等气象和农业的前景，当地农民积累和形成了气象占测的系统经验，归纳为各种口诀韵语式的农谚。
宋元之际松江人陆泳曾采方言俗语作《田家五行》（亦名《吴下田家志》），例如“清明断雪，谷雨断霜”，“四月麦秀寒，五月温和暖”，“蜘蟟蝉叫稻生芒”，都有关农业气象。
这种农谚甚至被范成大写入诗中：
“湔裙水满绿萍洲，上巳微寒懒出游。
薄暮蛙声连晓闹，今年田稻十分秋”，自注道“吴下以上巳蛙鸣，则知无水灾”。
这些气象农谚虽有附会成分，但大量保存了当时农民的直观经验，反映了集约农业对气象的重视。
《乾隆吴江县志·
生业》引述范氏语云：
气象占测，“自古说者纷纭聚讼，曾不如老农之言，慧于鬼神”，高度肯定当地老农在占测气候上的准确预见。
总之，无论水利、农具、肥料，还是耕种耘荡等田间管理，两宋时期太湖流域的农业在精耕细作方面，都走在各地区的前列，无愧为全国集约农业经营的样板地区。
陈旉《农书》以及元代王桢《农书》的相当部分，都是这种集约农业的经验总结。
四、举足轻重的粮食生产
粮食生产是封建社会农业经济的最主要的内容，也是衡量一个地区农业水平的主要标准。
太湖流域在宋代已实行了两熟制，这对提高更多利用效率，增加粮食产出数量，都是至关重要的。
这种两熟制有两种情况。
其一是稻作两熟制。
苏籀《双溪集》卷9《务农札子》所说“吴地海陵之仓，天下莫及，税稻在熟”，即指稻作两熟制。
有学者以为这种稻作两熟主要并不是双季稻的复种连作，而是所谓再熟稻，即“丰岁已刈，而稻根复蒸苗，极易长，旋复成实，可掠取，谓之再熟稻。
恐古所谓再熟者即此”；
这种稻“春夏收讫，其株有苗生，至秋薄熟”，产量不高。
[２５]但从苏籀所说“税稻”，应不仅指自生自长的再熟稻；
有意识有计划的双季稻复种连作，在宋代太湖地区虽未普及，但已出现。
其二是稻麦两熟制。
北宋后期，当地已是“刈麦种禾，一岁再熟”，但稻麦轮作制似尚未推广，故苏轼说：
“两浙水乡，种麦绝少，来岁之熟，指秋为期”。
[２６]小麦的大规模种植和稻麦两熟制的全面推广也在南渡以后。
南迁北人从面食喜好出发，当地南人从土地效益出发，竞相种麦。
宋代“佃户输租，只有秋课，种麦之利，独归客户”，而“农获其利，倍于种稻”，优惠政策和经济因素刺激了农民（尤其客户）的种麦积极性。
“处处稻分秧，家家麦上场”，“五月江吴麦秀寒，移秧披絮尚衣单”，诗人记下了两浙普及稻麦两熟制的历史场景。
有学者认为宋代江南“也就只能象北方那样实行两年三收”，[２７]至少并不符合太湖流域的实际。
随着稻麦轮作复种的发展，当地水旱轮作的耕作体系也渐趋完善。
排水是水田变旱作的关键，本地农民在水稻刈获后，便在畦旁起垅作纵沟，再作横沟贯通纵沟，纵横交错以利排水。
而整地灌水则是旱作变水田的要件，时人便在小麦收割后精耕细耙，将田面整为平畦，稻秧入田后，以勤灌浅灌方式保持一定深度的水层。
两熟制大大提高了太湖流域的粮食亩产量和总产量。
北宋当地亩产据范仲淹所说：
苏州地区“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硕至三硕”。
南宋嘉定二年（1209）湖州“变草荡为新田者，凡十万亩，亩收三石”；
约略同期苏、湖的“江乡田，上色可收谷四石”，但“四石之田，固不多见”。
理宗时高斯得说：
两浙“上田一亩收五六石。
故谚曰：
苏湖熟，天下足。
虽其田之膏腴，亦由人力之尽也”。
[２８]宋元之际，方回《续古今考》卷18指出，吴地之田亩产米三石，山田二石。
综合以上数据，太湖地区普遍的亩产量在三石左右，少数上田可达五石，在全国是处于先进地位的。
良种的引进与品种的改良，是粮食生产提高产量、满足需求的重要环节。
两宋时期太湖流域粮食品种之多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
以稻为例，如以成熟早晚而论，在粳稻中以杷稏稻较早，箭子稻、乌口稻、雪里寻、师姑粳皆晚熟，而红莲稻、乌野稻、白野稻、稻公拣登都有早晚两个品种，麦争场六月就成熟，闪西风则迟至八月；
糯稻中秋风糯早熟，而抄社糯“未交社先熟”，师姑糯和矮糯都属晚熟品种；
至于赤谷稻似为补种的稻种，而“立秋日如东南风，不撒种”。
以成色形状论，杷稏稻精白，师姑糯皮黄而圆，金钗糯皮糠黄而粒扁，雪里寻、雪里拣颗粒硕大。
以吃口质量论，乌口稻“其谷色黑”，是“米之最下者”；
香※米“米粒甚香，晚熟，著数合，余饭皆香”；
箭子稻是贡品，“此品最高”。
红莲稻在唐代颇有种植，故陆龟蒙诗说“近炊香稻识红莲”，其“米半月有粒，碓时红粒先白”，但北宋一度不种，南宋因其早熟味香，在太湖流域再广为莳植，范成大说：
“二十年来，农家始复种，米粒肥而香”，公认为“米之最佳者”。
故《吴郡图经续记·
物产》说：
“稻有早晚，其品名甚繁，农民随其力之所及，择其土之所宜，以次种焉”。
[２９]
值得一提的是占城稻的引进和改良。
占城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大中祥符四年（1011），因两浙江淮“稍旱即水田不登”，宋真宗派人赴福建取占城稻种3万斛，分给两浙等三路，“择民田高仰者莳之，盖旱稻也”。
后经改良，使其能适应各种水土气候而成为不同品种，太湖流域的六十日稻、赤谷稻、金钗糯等都是占城稻的改良种，六十日稻又名早占城。
对占城稻的浸种，在实践中摸索出行之有效的经验：
“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用竹笼周以稻秆，置稻种其中，约五斗许，又覆以秆，入池浸三日，伺微熟，如甲坼状，则出而布于地，及苗与谷等，别用宽竹器贮之。
于耕过田细土停水二寸许，布之三日，决去水，至五日视苗长二寸许，复引水浸一日，乃插莳”。
[３０]
由于重视新品种的引进和改良，仅《玉峰志》卷下《土产》和《琴川志》卷9《叙产》所载昆山和常熟两县的水稻品种，去其重复至少也有50种以上，糯稻中的宣州糯和粳稻中的睦州红，从命名的地名即知是引进的良种；
而乌青一镇就有籼稻70余种，糯稻40余种；
倘据太湖流域的有关方志作一统计，两宋时期这里的水稻品种应过百数。
难怪当地人自豪声称：
“吴地宜秔稻，玉粒甘香，为天下甲，其种名不一”，诗人范成大还把一连串的稻米名品写入他的诗里。
[３１]太湖平原是宋代粳稻主要产区，肥田沃土在精耕细作下，最宜粳稻生长。
曾在湖州为官的王炎说：
“管内多系晚田，少有早稻”；
其他诗文也可印证：
“犁田待雨插晚稻”，“浙西纯种晚秋禾”。
[３２]除去水稻，当地粮食作物还有大麦、小麦、荞麦、粟、黍、胡麻（芝麻）、豆类等。
仅据《琴川志》，这里豆类就有十余个品种。
太湖流域是宋代最大的粮食产地，政府极为重视这一地区的粮食生产，所谓“苏、常、湖、秀，膏腴千里，国之仓庾也”。
而这里的丰歉也直接关系到全国的粮食供应，“故岁一顺成，则粒米狼戾，允然有余”，米价也大幅回落，例如熙宁五年（1072），“苏湖大稔，米价视淮南才十分之五”。
[３３]这一地区的粮食生产在宋代社会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
其中主要是作为税米漕运入京，以保证中央官僚机器的正常运转。
此外，和平时期，太湖流域不啻是国家赈灾济民的备用粮库，如皇祐四年（1052），江南饥荒，遂命苏州运米50万斛赈贷饥民。
战争时期，太湖流域更是军粮的大宗征集地，例如建炎三年（1129）命浙西籴米40万斛供东京留守司支用；
绍兴十八年（1148），浙西军储米额竟高达76万斛。
太湖流域粮食增长趋势是明显的。
以苏州税米为例，宋初才18万石，元丰三年（1080）升至35万石，元符二年（1099）竟激增至60万石。
再如南宋和籴，浙西路原为105万石，到嘉定时期（1208－1224），仅平江府的和籴数就高达100万石；
嘉定以后，常熟一县“岁籴多至三十万石，少亦不少十四五万石”，为该县苗税的三四倍之多。
[３４]在税米与和籴米的巨大增幅背后，尽管有剥削加重的因素，但水利田的开发与亩产量的提高却是最根本的前提，同时也充分反映了这一地区粮食生产的举足轻重的实力和地位。
“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最生动地证明这点，而这一局面要直到明代才逐渐被“湖广熟，天下足”所取代。
五、领先一步的商业性农业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和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是宋代农业长足进步的表现之一。
在这一方面，太湖流域也是得风气之先的。
这里，试述当地主要的商业性农业门类。
1、棉麻桑蚕业
在为纺织业服务的商业性农业中，棉花在太湖流域的推广种植，无疑是一件大事。
棉花，宋代以前称为木棉，也名贝吉，西北、西南和闽广早有种植。
王桢指出，作为纺织原料，棉花“比之桑蚕，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
埒之枲苎，免绩缉之工，得御寒之益”，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故而从南宋后期起太湖流域就已栽种。
旧说多以为这一地区是在黄道婆于元代元贞年间（1295－1296）从海南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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