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word版春秋左传注修订版前言杨伯峻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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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並無夏殷春秋之名。
徧考卜辭，確如于省吾歲時起源初考所言，「有春、秋而無冬、夏气更没有「春秋」這一雙音名詞，足見所謂夏殷春秋者，是汲冢璅語作者所加，並不是如劉知幾所云「其先出於三代」。
據墨子，各國的史書都叫春秋，所以左傳昭公二年傳說：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
孟子離婁下也說；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那麽，「春秋」既是各國史書的通名，也是魯國史書的專名。
因為各國史書，有的各有專名，晉國的叫乘，楚國的叫檮杌，它們和魯國的春秋，是性質相同的書。
為什麽叫「春秋」呢？
根據春秋經，一般在一年四季（古人叫四時）的第一個月，縱是無事可記，也寫「春正月」或「春王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
春、夏、秋、冬四時之名，至遲起於西周。
以詩而論，我認為豳風作於西周，七月有「春日載陽」；
小雅出車也作於西周，有「春日遲遲」。
說文夂部說：
「夏，中國之人也。
」而朱駿聲說文通训定聲却說：
「春、夏、秋、冬四時並本字本義。
」林義光文源徵引這一說法，並引右戲鬲「夏」作「■」為證。
秋季本為穀熟季節，所以說文禾部說：
「秋，禾穀熟也。
」尚書盤庚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秋」字正是這意義。
左傳僖公十五年：
「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
」這個秋字，正是四時的秋。
古鈢（璽印之璽）文常見「千秋」字，「千秋」正如詩王風采葛「一日不見，如三秋兮」的「三秋」。
古人每年莊稼只收一次，所以「千秋」猶如「千年」，「三秋」猶如「三年」。
冬，說文《（冰本字）部云：
「四時盡也。
」四季最末一季自是冬季。
金文有■字，卽冬字，却假借為終，如頌鼎「頌其萬年眉壽，㽙臣天子霝冬」，「霝冬」卽「靈終」，和詩大雅既醉「高朗令終」的「令終」同。
井（邢）人安鐘云「永冬于吉」，即「永終于吉」。
詩唐風葛生∶「夏之日，冬之夜。
百歲之後，歸於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
百歲之後，歸於其室。
」這「夏」和「冬」，才是四季的夏和冬。
古人記事，標明春夏秋冬的，據趙汸春秋屬辭卷一說：
近代或有以書「王」為夫子（孔丘）特筆者，按殷人鐘鼎日「唯正月王春吉日」之文，可見時日稱「王」，乃三代恆辭。
趙汸說的重點在「王」字，我引他的文字重點在「春」字。
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也說：
商鐘銘日「惟正月王春吉日」，又曰「惟王夾鐘春吉月」，是三代之時皆然。
然而他們所舉商鐘，不曾傳到今天。
而在傳世彝器中，樂書缶有「正月季春」的紀載。
「正月」是晉用夏正的「正月」，對周正來說就是季春三月。
還有商鞅量標有「冬」字，這個商鞅量自己說作於秦孝公十八年冬十二月乙酉，便在春秋之後一百三十多年。
古本竹書紀年大半辑自前人所引，引文不但不完全，可能還有修改變動，然而原本既已喪失，現在不能不依靠輯本。
而輯本也绝大多數不標春夏秋冬四時。
唯初學記二、太平御覽十四、北堂書鈔一五二引西周時一條，說：
夷王七年冬，雨雹，大如礪。
这一條不知道是否紀年作者鈔自西周夷王原始紀載，還是他本人改寫。
但這條的「冬」宇，依情理論，後人難以妄加或妄改。
如果這個推斷不錯，那麽，古代史書於每季的第一月或者最初記事之月，標明春、夏、秋、冬，從西周已是如此。
古人於四季中，較多的重視春、秋二季，所以經常把「春」「秋」一字連用。
如周禮天官宫正說：
「春秋以木鐸修火禁。
」又地官州長說：
「春秋以禮會民。
」詩經魯頌閟宫說：
「春秋匪解。
」（左傳文公二年引有此語）禮記中庸說：
「春秋修其祖廟。
」其餘如左傳僖公十二年管仲之言「若節春秋來承王命」，周語上「諸侯春秋受職於王以臨其民」，楚語上「唯是春秋所以從先王者」，春秋二字連用的多得很。
這些辭語有些在春秋經文既成以前，而大多寫於春秋經文既成之後，更是寫在韓宣子所見的魯春秋之後，但它反映春秋和春秋時代以前的現象，是不容置疑的。
無怪乎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序說：
「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則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
」意思是史書之名為「春秋」，卽是節取「春夏秋冬」四字中「春秋」一字。
至於公羊傳隱公元年徐彦疏引春秋說說孔丘以其書「春作秋成，故云春秋」；
又引三統曆說「春為陽中，萬物以生；
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故名春秋」，恐怕都不足信。
後來别的書也叫做「春秋」，現存的有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春秋」意義和史書的「春秋」不同，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内。
（二）春秋和孔丘
據史記、漢書和陸德明經典釋文序绿等書，春秋有三種傳授本，也就是三種講解本。
三種傳授本，第一種是左氏春秋，它是用秦以前的文字寫的，所以漢書藝文志（以後簡稱漢志）春秋類列它於第一，名之曰「春秋古經十二篇」；
其他二種是公羊春秋和穀梁春秋，據漢志說，這兩種本子是口耳相傳，到漠代才用當時文字寫出來，漢志稱之日「經十一卷」，班固又自注說：
「公羊、穀梁二家。
」詳细情況，可以參看王先謙漢書補注和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二十五史補编本）。
古代經自經，傳自傳，各自單行。
傳是對經加以講解的，所以有三種傳授本，也就有三種講解本。
漠志列有「左氏傳三十卷，公羊傳十一卷，殺梁傳十一卷」。
其餘還有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
鄒氏傳没有老師傳授，夾氏傳只見於劉向別绿、劉歆七略的著錄，班固不曾見到書。
梁阮孝绪七錄說：
「建武（後漢光武帝年號，公元二五——五六）中鄒、夾氏皆绝。
」那麼，更不必談它了。
因為公羊和穀梁經、傳是用漢代當時文字隸書寫的，所以稱為「今文」，並且「立於學官」，即在國立大學中有「博士」講授。
左氏傳是用先秦文字寫的，所以稱為「古文」，却不得立於學官。
左氏傳當西漢時，雖然未能在國立大學開科傳授，却從戰國直到後代，相當盛行。
卽在西漢，傳授注解的很多，如漢書儒林傳說：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皆修春秋左氏傳。
」
三種經文，大體相同。
自然也有差異很大的。
而最重要的差異，一是公羊經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寫道：
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榖梁經也寫道：
庚子，孔子生。
而左氏經却没有這一條。
二是公羊和穀梁經、傳寫到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左氏經却繼續寫到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傳不但寫到魯哀公二十七年出走至越國，而且還大略敘述了趙襄子和韓、魏二家共同滅亡智伯，這是春秋以後幾年的事了。
由於三種春秋傳授本，二種紀載「孔子生」、一種紀載「孔丘卒」，左傳還記載了魯哀公弔唁孔丘之辭，又加上孔丘學生手貢的評論。
就從這個現象看，不能說春秋和孔丘没有關係。
首先提出春秋是孔丘所修的，是左傳作者。
僖公二十八年說：
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
仲尼曰：
「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日：
『天王狩于河陽。
』」
根據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所引竹書紀年，紀年作「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既没有以臣召君的文字，不知魯史原先怎樣敘述的。
從史記晉世家「孔子讀史記（當卽魯春秋或者晉乘）至文公，日：
『諸侯無召王。
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
』」那麽，今本「天王狩于河陽」，司馬遷便以為孔子所讀原文如此。
紀年記载和春秋不同，紀年是以晉和魏為主的史書，自然可能和魯史不一樣。
但左傳强調春秋為孔丘所修，不止一次。
又如成公十四年傳說：
君子曰：
「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
這君子之口的聖人，卽是孔丘，猶如公羊的「君子」。
公羊莊公七年傳說：
不脩春秋曰：
「雨星不及地尺而復。
」君子脩之日：
「星霣如雨。
」何以書？
記異也。
这是公元前六八七年三月十六日所發生的流星雨現象，並且是世界上最古的天琴流星雨紀事。
那麼「星霣（亦作「隕」）如雨」是纪實。
流星雨也有不曾達到地面而消滅的現象，那是西漢成帝永始二年，卽公元前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天琴流星雨，卽公羊傳所謂不脩春秋「雨星不及地尺而復」，而不是公元前六八七年的流星雨。
公羊傳作者認為有所謂不脩春秋，大概就是魯國史官所紀載的原本春秋。
孔丘曾經脩改它，便是今日的春秋。
公羊所謂「君子修之」，王充論衡藝增篇和說日篇都說：
「君子者，孔子。
」這是一語破的。
孟子滕文公下更說：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同又）作。
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懼，作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左傳和公羊傳只說孔丘「脩」春秋，孟子竟說孔丘「作」春秋，越說越遠。
孔丘自己說過「述而不作」（論語述而），孟軻硬說他「作春秋」，豈不和孔聖人自己的話矛盾嗎?
我認為莊子齊物論是莊周自己的筆墨。
他也說：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内，聖人論而不議。
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莊周這裹所謂「聖人」指的是孔丘。
天下篇也是莊周自己寫的，他又說：
「春秋以道名分。
」细玩莊周的文字，似乎也肯定春秋有孔丘的思想意識，卽有孔丘的筆墨。
不過只「議」而不「辯」，目的在「經世先王之志」而「道名分」。
那麽，孔丘在什麽時代脩或者作春秋呢？
史記孔子世家列之於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以後，而且說：
子曰：
「弗乎弗乎！
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
」乃因史記，作春秋。
如果這話可信，孔丘作春秋，動機起於獲麟。
而孔丘於二年後即病逝。
以古代簡策的繁重，筆寫刀削，成二百四十二年的史書，過了七十歲的老翁，僅用兩年的時間，（據第一節所引春秋說，僅用半年的時間。
）未必能完成這艱巨任務罷。
同樣是司馬遷做的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却說：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
這一段話又和孔子世家相矛盾。
世家記孔丘到周王朝，在孔丘三十歲以前，其後未載再去周室。
孔丘三十歲以前去周室，在魯昭公之世，如何能作春秋至哀公之世？
論語是專記孔丘和他門下弟子言行的書，却没有一個字提到春秋，更不曾說孔丘修或作過春秋。
論語中記载孔丘讀過易，而且引用過詩和書，並且自己說：
「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子罕）那麽，他確實整理過詩經的雅和頌的篇章。
他若寫了或者修了春秋，這比整理雅、颂篇章貢獻還大，為什麽他和他學生都一字不提呢？
春秋經文記載二百四十二年的大事，在魯國經歷十二個君主，尤其是當時形势經過很大的變化。
春秋為魯國史書，又不曉得經過若干人的手筆。
這些史官（當時叫太史）一方面不得不適應當時的形勢，一方面也有他自己的觀點和文風，這在春秋經文中表現得相當明顯，下文將舉例證明。
如果孔丘果真修或作了春秋，為什麽不把文風统一，尤其不把體例统一呢？
以形勢論，春秋初期，黄河下流諸國比較富强，而鄭國以為王卿士之故，稱强稱霸，甚至和周桓王相戰而獲勝。
不久，齊桓稱霸，楚也日見强盛，宋襄争霸未成。
秦穆霸西戎而晉文、晉襄久霸中原。
這是一變。
晉國政出多門，吴國突起，越又滅吴。
這是後期形勢。
因之，魯史紀事便有不同體例，在注中都曾注出。
現在我略舉出幾條：
一、隱、桓二公時，若不是魯國之卿大夫，無論盟會、征伐都不寫卿大夫之名。
莊公二十二年春秋「及齊高傒盟于防」，這是和外國卿结盟寫出他姓名的開始。
文公八年春秋經「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這是盟會魯國和魯以外之國卿都寫上姓名的開始。
二、征伐，非魯大夫書名（寫出姓名），詳隱公二．九注。
三、諸侯書某人，詳隱公一○．二注。
四、書「帥師」見文公三．七注。
五、楚國君，春秋在文公九年以前都稱「楚人」，文公九年一則書「楚人（實是楚穆王）伐鄭」，一則書「楚子使椒來聘」，書「楚人」「楚子」同在一年。
宣公五年以後就都書「楚子」。
而且楚大夫書名，也從「使椒來聘」開始，椒是鬬椒，却不寫他的姓氏。
孔穎達疏說：
「推尋經文，自莊公以上諸弑君者皆不書氏，閔公以下皆書氏，亦足以明時史之異同，非仲尼所皆貶也。
」（見隱四年經、莊十二年經、文九年經孔疏。
文九年疏「亦」下衍「不」字，應依校勘記刪正。
）孔穎達說「時史有同異，非仲尼所皆貶」，這是確有心得的話。
不但孔穎達有這論點，其他人也有相類似或者更進一步的看法。
前文曾徵引趙汸的看法，「王」字並不是孔丘的特筆。
陸粲也徵引金文，認為：
今世所傳古器物銘，往往有稱「王月」者，如周仲稱父鼎銘則「王五月」、父己鼎銘則「王九月」，敔𣪘
銘則「王十月」，是周之時凡月皆稱「王」，不獨正月也。
商鐘銘曰「惟正月王春吉日」，又曰「惟王夾鐘春吉月、是三代之時皆然，亦不獨周矣。
以為立法創制裁自聖（孔丘）心者，殆未考於此耶?
彝器銘文標年月時有「王」字，在現今傳世古器物中可以得到證明。
而且這「王」字有不同意義，如羋伯敦（王國維觀堂別集補遺羌伯敦跋讀羋為羌）云「唯王九年九月甲寅，王命口公征眉敖」云云，彔伯■敦云「唯王正月，辰在庚寅，王若曰：
『彔伯■！
𧪬
自厥祖考有勞于周邦」云云，這種「王」字，是指周王，卽周王所頒曆法之年月，绝不是如公羊傳所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叔夷鐘銘云「唯王五月，長在戊寅，師于淄涶」云云，齊子仲姜鎛（楊樹達先生積微居金文說改稱𩍂
堇命鎛）「唯王五月初吉丁亥」云云，也是表明齊用周曆。
至于楚王熊章鐘銘之「唯王五十有六祀」，此「王」乃楚惠王自稱，器亦戰國時器。
楚王頵鐘銘云：
「唯王正月初吉丁，楚主頵自作鈴鐘」云云，楚王頵卽楚成王，文元年春秋「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可證。
則春秋時，楚所鑄器物，銘文之「王」，是楚王自稱，楚自用楚曆，非周王之曆，由此兩器可以斷言。
我而且懷疑晉姜鼎銘之「唯王九月乙亥」之「王」也不是周王。
晉姜乃姜姓女嫁于晉國者。
銘有「勿廢文侯頵（顯）命、文侯就是晉文侯仇，周平王東遷得到他的大力支援，現存尚書文侯之命足以為證。
晉用夏正，不得稱「王九月」，則「王九月」之「王」是指晉侯。
王國维觀堂别集補遺有古諸侯稱王說，舉羋伯敦、彔伯■敦蓋等彝器為證，而不知楚之稱王，明見左傳，彝器中亦有之。
晉器亦有稱王的。
足見公羊傳所謂「大一統」之說只是秦漢大一統後想像之辭而已。
公羊傳昭公十二年云：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約北燕伯于陽。
「伯于陽」者何?
公子陽生也。
「我乃知之矣。
」在側者日：
「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
「如爾所不知何？
何休注云：
「子謂孔子。
時孔于年二十三，具知其事。
」依孔子之意，「伯于陽」應作「公子陽生」。
姑不論這點的是非。
據何休注和徐彦疏，孔丘親見其事，魯史有誤而不改。
那麼，明知史文有誤而不訂正，孔丘到底修了春秋没有?
這不是不打自招，孔丘只是沿舊史文麽？
俞正燮癸巳類稿卷二春秋不告不書義曾經問：
「策書參錯，孔子何以不訂正之？
殼梁傳於僖公十九年云：
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
「我無加損焉」，這也是穀梁傳作者偽託孔丘的話的自供狀，說明孔丘對魯春秋原文並没有增減。
至于「正名而已矣」，不過為孔子修春秋作一調停之筆罷了。
孔丘作或修春秋之說，到西漢所謂經師之手，越說越神奇。
舉一個例子為證。
僖公經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公羊作「霣」，同）石于宋五。
公羊傳說：
曷為先言「霣」而後言石？
霣石記聞，聞其磌然；
視之，則石；
察之，則五。
穀梁傳也說：
先隕而後石，何也？
隕而後石也。
于宋四竟〔境〕之内，曰宋。
後數，散辭也。
耳治（猶言聽而知之）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說：
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
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
故名「霣石」則後其五。
……聖人之謹于正名如此。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本是孔丘對子路說的話，見論語子路篇。
董仲舒就用來贊美春秋，以為春秋真是孔丘所修或所作，一字的先後都有重大意義。
殊不知史通惑經篇引竹書紀年也作「隕石于宋五」。
竹書紀年難道也是孔丘所修或所作?
無怪乎劉知幾於惑經篇對孔子作春秋，提出很多疑問。
劉氏真有高見特識！
我還可以從春秋、左傳本身提出春秋本是魯史本文的證據，孔丘不曾修改。
左傳文十五年說：
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
辭曰：
「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
臣承其祀，其敢辱君？
宋華督殺宋殤公在魯桓公二年，春秋說：
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華耦說「先臣督……名在諸侯之策」，可見各國史官都是這樣寫的。
至於宣公二年春秋「晉趙盾弑其君夷皋」，襄公二十五年春秋「齊崔杼弑其君光」，都本於晉、齊兩國太史的直筆，左傳都有詳细的紀述，孔丘何曾改動？
另外再提幾個證據。
襄公二十年傳說：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
「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
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
君入則掩之。
若能掩之，則吾子也。
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
」悼子許諾。
惠子遂卒。
由這段文字看，孫林父、甯殖當初逐出衞獻公，諸侯史書都書「衞孫林父、甯殖出其君」，這是甯殖自己也知道的。
他臨死迫切期望他兒子替他洗刷、掩蓋這一醜名，惟有把衞獻公再送回國一法。
他以「不來食」（不享受祭祀）要挾兒子這樣做，甯喜（卽悼子）果於魯襄公二十六年殺掉衛殤公，復立衛獻公。
現在的春秋于襄公十四年春秋經把「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改為「衛侯出奔齊」，不罪甯殖，而罪衛獻公，就是甯殖的「掩之」。
這一定是甯殖把持衞國政權，改行通告諸侯，諸侯太史也依通告照改。
孔子若真修或作春秋，為什麼不保留「衞孫林父、甯殖出其君」的原文原事呢？
足見孔子未曾修或作春秋。
禮記坊記曾兩次引魯春秋，一次說：
故魯春秋記晉喪曰：
「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
這是坊記作者引兩年之事並舉，因而文有省略。
春秋僖公九年說：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十年又說：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苟息。
坊記作者所引為魯春秋，卽是魯史記，而基本上和今日春秋相同。
一稱「殺其君之子奚齊」，一稱「其君卓」，可見魯史原文本來和今日春秋經文同。
坊記還引魯春秋「孟子卒」，更和今日哀公十二年春秋經文一樣。
由此，更可見孔丘未曾修或作春秋。
坊記還曾引論語，足見其作者在論語書名已定之後，他引春秋而稱魯春秋，一種可能是當時他還能看魯史記，更可能是他不認為孔丘曾修春秋，當時所傳的春秋就是魯史本文。
竹書紀年「楚囊瓦奔鄭」（春秋集傳纂例一引劉貺書）和定公四年經「楚囊瓦出奔鄭」，只少一「出」字，可說基本相同。
由此看來，孔丘實未嘗修春秋，更不曾作春秋。
後代學者也有不少人對孔丘曾修或作春秋表示懷疑，但他怕背負得罪聖人之名，不敢直說，只能婉曲說出。
縱是說得婉轉，他們的真意還是可以看出。
今根據朱彝尊經義考引幾條：
鄭樵曰：
「以春秋為褒貶者，亂春秋者也。
朱熹日：
「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
劉克莊曰：
「春秋，史克之舊文也。
另外，清人袁穀芳春秋書法論說：
春秋者，魯史也。
魯史氏書之，孔子錄而藏之，以傳信於後世者也。
石韞玉獨學廬初稿春秋論也說：
吾則曰，春秋者，魯史之舊文也。
春秋總十二公之事，歷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筆而書者必更數十人。
此數十人者，家自為師，人自為學，則其書法，豈能盡同？
那磨春秋和孔丘究竟有什麽關係呢？
我認為孔丘曾經用魯春秋作過教本，傳授弟子。
論語述而曾經說「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在这四者之中，文自包括魯國歷史文獻，卽當時的近代史和現代史。
他必然看到魯春秋有闕文，所以又說「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春秋一定有闕文。
僖公十四年經「冬，蔡侯肸卒、無月無日，便是闕文。
顧棟高大事表列入闕文篇，便是一例。
總而言之，春秋和孔丘有關，僅僅因為孔丘用過魯春秋教授過弟子。
仲尼弟子列傳所謂「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弟子，尤其是子夏，受授春秋，有幾分可能。
第一，子夏是孔門晚期弟子，少于孔丘四十四歲，晚年為魏文侯師，教授于西河。
第二，春秋之傳又多出于子夏。
第三，韓非子外儲說右上有明文：
「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
」至于「孔丘生」「孔丘卒」，當為後人傳春秋者所加，不是魯春秋舊文。
加者不過藉以表示春秋和孔丘的關係罷了。
假定有人說，孔子修春秋，或者孔子作春秋，自戰國以來，便曾這麽說，難道能輕易否定?
那我們可以徵引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記晉文公伐原一事來論它。
春秋經不載伐原事，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却有這事，韓非子却說「孔子聞而記之」，这樣，左傳也是孔子所記的，難道左傳真是孔子所記的麽？
縱是戰國人的說法，也是不可盡信的。
（三）春秋評價
春秋是魯國的一部自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後人又續至十六年）共二百四十四年間的不完備而可信的编年史。
第一，為什麽說它可信呢？
以天象而論，春秋的紀載可信。
以近代和現代天文學的發展，不但能推測未來的日蝕，遗可以追測古代的日蝕。
春秋紀載日蝕三十六次，而襄公二十一年九月朔、十月朔的一連兩次日食，又二十四年七月朔、八月朔的兩次日蝕，相連兩月初一而日蝕，前人叫做「比食」，雖然有這種可能，但在一地兩次都能見到，可能性没有。
尤其在前一次是全蝕或環蝕之後，決不能于下一月又發生日蝕。
因之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初一的日蝕可能是誤認或者是誤記；
襄公二十四年八月的日蝕，可能是錯簡。
除此二次而外，實三十四次，而三十三次是可靠的。
這是古人所不能偽造的。
又如春秋紀載有「星隕如兩」（莊公七年經），這是公元前六八七年三月十六日所發生的天琴星座流星雨紀事，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紀載。
不是當時人看到，當時史官加以紀載，誰也不能假造。
還有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是世界上哈雷彗星的最早纪绿，也是無法假造的。
由于春秋有關天象的記載，根據近代和現代天文學家的研究，證明它基本上是真實的，也就證明春秋作為歷史資料是可以相信的。
其次，由于彝器和古代文物不斷地發現，很多能和春秋相印證。
這在本書注中引用不少，也就不重複。
又其次，兩晉以至唐宋人所引用的竹書纪年，也有能和春秋相印證的，本書注中都加引用，然而所引不多。
為什麽呢？
雷學淇於竹書紀年義證卷三十一「八年晉文公卒」條說：
纪年為晉、魏之史記，其原本錄晉、魏之事必詳。
宋初傳本止記其異於左氏經、傳者，以備稽核；
其同者則不錄。
而唐以前諸書徵引又皆取春秋經、傳，而不引纪年。
故紀年之同於經、傳者多不傳於後。
如文公之霸業，紀年豈有不詳記者，而今皆不見，卽此之故。
若史通惑經篇、唐書劉貺傳所引，皆其僅存者矣。
我認為這話有一定道理。
也足以說明春秋之可信。
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後序說：
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内舊冢者，大得古書。
……其紀年篇……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法也。
……略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告。
劉知幾史通惑經篇也說：
觀汲冢所記（即竹書紀年）皆舆魯史符同。
這些都是確鑿證據。
一則證明春秋史料的可信；
二則證明孔子未曾修，更未曾作春秋。
第二，為什麼說它不完備呢？
這可以從兩方面來說。
一方面，古代史官紀事本來簡略，宣公二年，晉靈公被趙穿所殺，其中有一段經過，而晉太史僅僅寫「趙盾弑其君」五個字，魯太史才根據通報寫作「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而於具體情況，一字不寫。
而且實際殺晉靈公的是趙穿，為什麽太史歸罪於趙盾呢？
這一道理，春秋也不曾提及。
同樣，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殺掉齊莊公，其中經過更為曲折，也有醜事，而齊國太史也僅僅寫「崔杼弑其君」五個字。
魯國史官才根據齊國通告，補上被殺日期和齊君之名，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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