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时评及社论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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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地方甚至把几年前就已经关停的炼钢高炉也列入今年的淘汰名单充数，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工信部上个月公布的18个行业、2087家企业的关停公告，就被媒体发现有些企业已经不存在，有些企业早已停产。
节能减排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要顺利完成“十一五”定下的指标，除了中央决心与全面布局，更需要解决地方干部的发展理念问题，解决考核与监督的路径困境。
如果地方干部满脑子是怎么“不择手段”地应付指标，如果落后产能企业在地方干部眼里还是“香饽饽”，那么节能减排就很可能沦为一场猫鼠游戏，折腾老百姓，背离中央的初衷。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关注"
三农"
发展的"
神经末梢"
张毅
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发布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的十大热点。
其中，农用生产技术服务投诉量同比上升118.5%，居投诉增幅首位。
这条消息耐人寻味。
农技服务成为投诉热点，而且增幅居高，这说明农民科学种田的需求越来越旺，但农业技术服务还比较弱，从服务内容到服务质量，农业科技都供不应求。
农业要发展，就必须正视新矛盾、解决新问题。
新矛盾是什么？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速农业现代化，任务非常紧迫。
目前，我国科技对农业贡献率约为50%，而欧美国家科技对农业贡献率在70%以上。
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有很大差距。
今后，农业增产增效，国家粮食安全，不能再靠扩大面积，增加量的积累，只能靠科技创新，实现质的飞跃。
农业现代化，要有三个支撑：
政策支撑、基础支撑和科技支撑。
近年来，中央面对农业农村发展历史欠账较多的现状，实施反哺“三农”战略，补贴农民，加大投入，加强科技，强农惠农政策不断完善。
比较而言，农业科技进步见效慢，过程长。
尤其是农业技术推广和服务，面广量大，而且一段时期内欠账过多，许多地方出现了“线断网破人散”的困局。
专家、农民“隔河相望”，两头急。
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不到４0%，而发达国家达80%以上。
因此，这个“118.5%”，再次提醒我们，打通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给农民以真正贴心、满意的技术服务，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必须跨越的障碍，也是反哺“三农”必须加强的环节。
关注这个“118.5%”，要不断充实反哺“三农”的政策内容，提升反哺水平。
不仅要给农民经济实惠，还要给科技红利；
不仅要满足农民务农增收的愿望，还要创造科学种田的平台；
不仅要立足当前，加强物质装备，还要着眼长远，构建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
关注这个“118.5%”，要不断深化改革，细化措施，夯实发展基础。
国家已经启动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和建设示范县建设，为新时期健全农技推广体系，增添农业科技的创新动力、发展活力，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政策措施还要坚持不懈地推进和完善，不能左右摇摆。
关注这个“118.5%”，还需要树立科学的政绩观。
“三农”工作，难点在基层，功夫在基层。
农技体系建设，往往是“潜绩”，而不是“显绩”。
这要求政府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在改革发展的大盘子中，在“三农”发展的长远规划中，一定要下决心解决“神经末梢”问题。
否则，末梢不灵，手足无措。
根深方能叶茂。
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提升，必须把基础性的工作做得更实，让农业发展的根须扎得更深。
方舟子的存在是面镜子
郝洪
他的境遇折射出的，是我们的社会在成就与德行、功利与价值面前的进退取舍
尽管人人喊“打假”，但并不是人人都喜欢“打假英雄”，方舟子被袭后的舆论反应就证明了这一点。
当方舟子将他在北京住所附近遭遇两个歹徒泼辣椒水和铁锤袭击的消息通过微博“广播”之后，舆论就明显分成两大阵营，一方呼吁“方舟子的危险就是我们的危险”，另一方则质疑被袭事件背后是否有自我炒作嫌疑。
方舟子究竟是因“打假”而被报复，还是为了自身利益而自我炒作，相信有关部门会查明真相，给所有关注此事件的公众一个交代。
但是，真相的查明恐怕并不能结束一直以来人们对于“打假英雄”方舟子的舆论分歧。
方舟子善于打假。
从打假案例的选择，到专业知识的运用，打假10年，他以“对真相要有洁癖”的近乎偏执的追求，触碰了许多个人、团体或是部门的利益。
同时，作为“打假个体户”，方舟子的打假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其独来独往的风格、嫉恶如仇的个性，都跟“和而不同”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
如果再由于受其个人价值观、知识面的影响，追问的过程偶有瑕疵，就更容易撩拨起“苛求‘苛求者’”的社会心理，引来旁观者的动机质疑。
而这还不是公众对方舟子10年打假行为最为困扰之处。
更大的纠结在于，人们渴望知道真相，但是，当真相总是以这样非正常的渠道被揭露，当事实总是需要经过如此极端的方式被呈现，面对这样的真相，人们不知该是喜还是悲。
一方面，人们为方舟子一次次的打假而欢呼；
另一方面，人们却又为每次打假事件的“虎头蛇尾”而沮丧和犹疑。
比如学术领域的许多打假，大多数也是不了了之。
轰轰烈烈的打假往往以响亮的掌声和喝彩为开端、尴尬和失望的沉默为结尾，打假十年，有多少案例能称得上“真正的胜利”？
方舟子的存在是一面镜子，照见我们这个社会的难堪与窘境——对诚信制度的呼唤为何如此艰难？
所谓制度打假，无非是建立起一套社会诚信制度，完善对造假的惩罚机制，让所有造假者付出惨痛的代价。
倘若学术造假者被开除，永远被排除在学术圈之外，文凭造假者的职业生涯因此被截断，造假之风还能如此猖獗吗？
让造假者为自己的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相信从技术层面讲并不是太难的事。
关键在于惩罚机制从哪个层面启动，是不是在惩罚机制面前，所有造假者都能一视同仁。
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我们始终没能跨出实质性的一步。
如此这般的举步不前，成就了方舟子的知名度，也常常令他孤独的努力功败垂成。
他的境遇折射出的，是我们的社会在成就与德行、功利与价值面前的进退取舍。
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追问也正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将来面对历史时，无法摆脱的追问。
保障房监管应与建设同行
马红漫
据报道，近10年来，山西晋中市城区建设了约600万平方米经济适用房，当地却从未面向社会登记、审核过符合经适房购买条件的家庭。
更有甚者，该市城区相当数量的经济适用房被充当普通商品房出售，购买者中不乏外地人。
正常情况下，经济适用房的供应对象应是当地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因此，经济适用房的销售价格要远低于商品房价格。
与商品房由市场形成价格不同，由于保障性住房管理制度强调的是社会福利功能，因此行政审批权力就必然介入到筛选机制之中。
如果缺乏必要的信息透明和外部监督功能，行政权力介入很容易与腐败问题关联在一起。
最终，本应享受社会保障性住房的低收入困难家庭被排除在外，社会收入不公平问题被进一步强化。
就个案而言，晋中市的问题可谓典型。
无独有偶，陕西某县网友爆料称，“16名政府官员集资建起一座对外公开出售的17层住宅楼”。
此事引发了媒体关注，当地纪检监察部门也已介入调查。
尽管调查尚无最终结论，但从两方面给人启示：
其一，行政部门的公权力与房地产行业挂钩之后，很容易出现腐败问题；
其二，来自于公众，特别是网络的监督有助于腐败问题曝光，从而形成一定的遏制效果。
换言之，既然保障性住房市场供给机制中，存在寻租腐败的可能性，那就应该实施最全面的信息透明公开制度，同时允许并鼓励社会公众介入监督，最终才能使腐败的隐患被消除。
保障性住房之所以成为腐败问题的“多发区”，根本原因在于相关的监督制度建设长期无法得到完善。
近期有关保障性住房建设监管的新闻并不少，但主要都是侧重于督促各地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进程和规模，而围绕保障性住房分配制度弊病的监管方面却并没有体制性突破。
而回顾以往，类似保障性住房抽签“六连号”、“带名牌手表住保障房”等问题屡屡见诸报端。
所以，不仅要加快推进保障房建设，更要注重正本清源，让保障性住房体制回归公正轨道。
如果分配体制上存在巨大漏洞，即便保障房供给规模加大，也很难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反而可能加剧社会矛盾的激化。
除了信息公开透明和惩戒机制跟进之外，还应考虑扩大租赁住房范围，而相应减少经济适用房范围。
从海外市场经验看，租赁房同样可以解决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与此同时还有两个好处。
一方面租赁住房并不拥有住房产权，寻租腐败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另一方面，租赁房可以设定严格的收入限制，一旦租房者超过界限，能够依法顺利回收，从而提高了保障房的实际使用效率。
正因此，未来保障性住房建设更应侧重于租赁住房，适当控制产权性质的经济适用房比例，从而优化社会保障住房结构，防范寻租腐败的发生。
博士生教育，有淘汰才有质量（人民时评）
沈文钦
日前，一则题为“中国成‘博士生产大国’:
一个导师带47个博士”的报道引起广泛关注。
该报道中的若干提法并不完全准确。
例如，该报道指出2008年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数超过美国。
事实上当年美国授予博士学位数为63712人，多于我国的43759人。
据统计，2006年我国博士生教育的生师比为4.74，略高于美国的4.0，一位导师指导数十名博士生的情况毕竟是少数。
不过，该报道所反映的博士教育规模扩张所导致的质量隐忧确实值得深思。
2000年至2006年，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数高速增长，年增长率几度超过20%，远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同期5%的增长速度。
诚然，每个国家的博士生教育发展都会经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
比如，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博士授予数也一度居高不下，年增长率一度高达15%，但随后很快进行了调整。
对我国而言，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数量剧增后，博士生教育已经到了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重要关头。
要保障、提升博士质量，首先必须严格贯彻博士学位授予的质量标准。
博士学位是教育金字塔的塔尖，其授予标准非常之高，世界各国均普遍规定，博士学位获得者必须以博士论文的形式在学术或专门技术领域做出原创性贡献。
原创性是博士论文最为核心的要求，也是博士论文的质量底线。
由于严格贯彻这一要求，高等教育强国的博士生不仅淘汰率高，修业年限也相对较长。
根据美国2008年的统计，在1992至1994年间注册的12135名博士生当中，共有31%在前10年被淘汰，其中前4年淘汰的博士生最多。
为了在时间上保障博士生的创新，美国不强行要求博士生在一定年限内毕业。
即便在注册10年之后，仍有相当比例的博士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而在我国，由于受到人情因素的影响，加之学制僵化，综合考试“走过场”、论文评审“放水”的情况时有发生，结果是大部分学生按时毕业，淘汰率几乎为零，少数不合格的博士论文蒙混过关。
教育部2000年以来的博士论文抽查结果表明，一部分博士论文质量确实不尽如人意。
今年，我国博士招生的指标达到6.2万人。
如果不建立严格的淘汰机制，我国很可能在未来几年成为世界博士教育第一大国，但在质量上仍然与高等教育强国相差甚远。
近年来，我国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控制博士授予数量，2009年的博士学位授予数仅比2008年增长1.1%。
这表明教育主管部门已经将博士生教育的发展战略重点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
然而，只有在严格遵循质量标准、建立博士生淘汰机制的前提下，这种作用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博士生的“含金量”才能得到提高。
门票涨价背后的“畸形价值观”（人民时评）
张铁
申报世界遗产、整修古镇大庙、197万元的星级公厕、22个部门的运行成本……这些，让南岳大庙门票的涨价，成了“板上钉钉”。
旅游景点“涨”声一片，都有如出一辙的理由：
“三孔”景区涨价，源于“需要资金进行遗产保护”；
“中国丹霞”列入世遗名录，广东丹霞山就传出“或将涨价”传闻。
然而，这些并不能成为门票涨价的充分条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规定，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游览参观点，制定和调整门票价格“应充分考虑群众消费水平”，“不能片面强调经济利益”。
门票并不单纯是“经营”问题，而应看做一种管理手段，为的是保护文物、维护环境、提供服务。
对门票的认识，也是对风景名胜的认识。
大山大河、古寺仙观，或为自然馈赠，或为先祖遗存，所有权属国家，使用权属公众，人人都有登临览胜、寻幽探秘的权利。
风景名胜不只是商品，公益性、公共性才是其本质属性。
建立在大手笔申遗活动、大额度“专项开支”、高成本运营费用之上的涨价，已经让门票远远越过了本义。
而背后，正是对旅游资源“公益性”认识的缺失，折射出旅游开发中的“畸形价值观”。
一方面，旅游景点的管理体制仍不清晰。
在“市场化”旗号之下，一些地方“卖山卖水卖风景”，出售或转让风景名胜区的经营权。
政府“大撒把”，成为“甩手掌柜”；
而企业或承包人，则追求利益最大化，重开发、轻保护，少投入、多产出。
这样，提高门票就势不可免，消费者将最终为涨价埋单。
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运营的风景名胜，成了当地财政的“摇钱树”。
不管是不计成本拆了建、建了拆的申遗，还是此起彼伏的名人故里之争；
不管是斥巨资打造人造景观，还是名目繁多创意雷同的各种“节庆”，都体现出对旅游经济的饥渴。
可以想见，在这种发展冲动、政绩冲动之下，手头已有的“肥肉”会遭遇怎样的涸泽而渔，更遑论保证其公益性了。
无论政府运营，还是市场运作，都无法改变风景名胜的公益性、公共性。
即使旅游资源是摇钱树，政府也只是管理者；
即使风景名胜被市场化，政府管理、保护的责任也不能丢。
如果把公共资源的垄断经营权当做创收手段，则更是与民争利，背离公共服务的本义。
从这个角度说，无论是申遗、整修，还是修建公共设施、发放员工工资，都不应通过门票完全转嫁给消费者。
南岳大庙的涨价，肯定不会是“涨价大战”的终点。
当前最需要的，是理顺各种旅游景点的管理属性，市场的归市场，公共的归公共；
从法律上确立公益性景区保护管理单位的性质和任务，规范公益性旅游资源的商业开发，制定公益性参观游览场所门票调控政策，让中华儿女共享秀美山川。
人民日报社论：
再闯一条科学发展的新路
——热烈祝贺深圳等经济特区建立三十周年
３０年前，在中国改革开放大幕初启之时，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建立，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试验场，开始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创业岁月。
３０年来，深圳等经济特区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不辱使命、敢为人先，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谱写了勇立潮头、开拓进取的壮丽篇章，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史上的奇迹，为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实践，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成功之路。
自诞生之日起，经济特区就肩负着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先行探路的特殊使命。
３０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自身发展遇到多大困难，经济特区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战胜了一个又一个严峻挑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成就，为全国其它地区的改革发展提供了鲜活范本，向世人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勃勃生机。
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实践，充分证明了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３０年来，从单项改革突破到综合配套推进，从经济领域改革到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改革，率先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从勇敢开启对外开放的“窗口”，率先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到大胆“走出去”利用全球市场和全球资源，改革开放一次次为经济特区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
经济特区３０年的历史性巨变，靠的是改革开放；
中国现代化航船的破浪前行，仍然离不开改革开放。
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实践，充分证明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途径。
３０年来，经济特区始终坚持发展第一要务，深圳ＧＤＰ年均增速达２５．８％，从昔日的边陲小县崛起为现代化大城市，成为经济特区的最大说服力所在，也成为中国发展道路和成就的精彩缩影。
３０年来，从引进外资企业，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再到走自主创新之路；
从追求速度的跨越式发展到追求经济、社会与生态综合效益的科学发展，一次次发展理念的革新和发展方式的变革，都推动着经济特区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展现着科学发展的光明前景。
３０年是一个历史单元，也是一个历史起点。
对于中国而言，改革开放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对经济特区来说，先行先试仍然是必须肩负的使命。
今天的经济特区面临着重起步、新定位、再出发。
如何推动发展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如何解决地区之间、经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各种矛盾，如何应对能源紧缺和环境压力问题……先行一步的经济特区，有责任也有能力先行破题，率先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的突破，努力当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排头兵，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新鲜经验。
邓小平同志说过，“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
如今，对于深圳等经济特区而言，责任与使命仍在，信心与勇气依旧。
以“敢为天下先”的胆魄，以“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经济特区必定能加快实现新转型、新发展、新跨越，闯出一条科学发展的新路，引领潮流，再创辉煌。
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
一个在灾难中傲然挺立的国家，必然是一个拥有伟大精神的国度；
一个懂得弘扬伟大精神的民族，必定会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四川汶川、青海玉树，见证了中华民族遭遇的重大地震灾难，也铸就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
面对极为罕见的玉树强震，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众志成城、团结奋战，开展了极为艰苦的抗震救灾斗争，夺取了重大胜利，创造了在高原高寒地带灾难救援史上的奇迹。
8月19日，中央在西宁召开大会，全面总结玉树抗震救灾工作，表彰抗震救灾英雄集体和抗震救灾模范，这是对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一次大力弘扬，必将极大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夺取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全面胜利。
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就是要把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转化为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
面对强震袭向玉树，举国上下同玉树人民“在一起”，前方后方坚信“玉树不倒、青海长青”，四面八方“一方有难、八方支援”，56个民族血脉相通，凝结成患难与共、坚不可摧的命运共同体，彰显了我们党具有的强大号召力和向心力，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展示出同舟共济、团结一心的国家力量和民族气蕴。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和衷共济、团结奋斗，我们的事业就会不断兴旺发达，我们的国家就会更加繁荣富强。
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就是要把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民族品格转化为开拓进取的坚定意志。
玉树强震突如其来，灾区各级党委政府紧急动员，各级干部身先士卒，广大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基层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各族群众奋力自救和互救。
我们的人民军队冲锋在前，以坚强毅力挑战体力极限、精神极限、生存极限，冲破千难万险为灾区群众送去生命的希望，共同展现了泰山压顶不弯腰的英雄气概。
在前进的道路上，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自强不息、不断进取，我们就必定能够不断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辉煌业绩。
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就是要把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时代理念转化为关爱生命、崇尚理性的实际行动。
在抗震救灾的全过程中，“人的生命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大于一切”成为共同信念，最大程度搜救了被困群众，最快速度救治了受伤人员，最大力度安置了受灾群众。
党中央科学指挥，广大军民和各专业救援队伍坚持科学救援，充分发挥了科技在抗震救灾中的重要作用。
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必将进一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前不久，甘肃舟曲发生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军民团结一心，顽强拼搏，与自然灾害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我们深信，玉树抗震救灾斗争的重大胜利，必将激励各族干部群众经受各种考验，战胜人世遭遇的各种灾害。
大力弘扬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我们一定能够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不断开创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历史伟业。
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简称《教育规划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这是21世纪我国第一个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它描绘了2010至2020年教育改革发展的宏伟蓝图，体现了国家意志，回应了群众关切，是一份指导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新世纪继科技规划纲要、人才规划纲要之后的又一个支撑国家战略的纲领性文件。
制定《教育规划纲要》,是党中央、国务院着眼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全局做出的战略决策，是对我国未来十年教育事业发展进行全面谋划和前瞻性部署。
《教育规划纲要》的颁布，是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它不仅对推动未来十年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教育规划纲要》的制定，是科学民主决策的一次伟大实践。
在近两年的制定过程中，广纳群言、广集民智，两次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充分问计于民，问需于民，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专家学者建言献策，最大限度地把全社会对教育改革发展的期盼、意见和建议吸收到《教育规划纲要》中。
《教育规划纲要》是广大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更是全党全社会集体智慧的结晶。
蓝图绘就，重在落实。
贯彻好落实好《教育规划纲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任务，是教育战线的主要工作。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按照“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工作方针，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充分发挥领导作用，把教育改革发展摆在重要议事日程，健全领导体制和决策机制。
各部门之间要加强协调，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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