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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先生以他的风格形象地解释了“差序格局”这样一种社会关系类型的特点：
“西洋的社会有些象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
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
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
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
我说西洋社会组织象捆柴就是想指明:
他们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
团体是有一定的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分得清楚。
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先规定的。
对于这种性质的社会关系，费先生称之为“团体格局”。
而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则与此明显不同。
“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
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
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
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费先生将这种社会关系模式，称之为“差序格局”。
（注释2）
对于费先生的生动而形象的描述，也许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概括。
首先，能够造成和推动这种波纹的“石头”是什么呢？
费先生明确地讲到，是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血缘关系。
也就是说，这种社会关系的基础，就是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特别是血缘关系，这种“缘”就是社会关系的基石。
其次是，这种社会关系的模式具有怎样的一些特点呢？
从费先生或明或暗地讲到的，至少有如下几点：
第一，“自我主义”。
从上面对这种关系的描述中就可以看出，在这种关系格局之中，自己总是这种关系的中心，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
第二，公私、群己的相对性。
在这种格局中，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可以说是公，是群；
向外看就可以说是私，是己。
两者之间没有清楚的界限。
第三，特殊主义伦理。
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得看所施加的对象与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
“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
第四，人治社会。
其特点在于，维持秩序时所使用的力量，不是法律，而是人际关系的历史传统。
第五，长老统治。
这是一种包含着不民主的横暴权力、民主的同意权力以及教化权力等复杂内容的权力结构。
应当说，整个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制度安排和权力运作，都是以这样的一种社会关系模式为基础的。
但应当看到的是，尽管可以作这样的一些概括和引申，而不能不注意到的是，“差序格局”这个概念是在一种类似于散文风格的文章中提出来的。
在文章当中，没有对于概念的明确定义，而是一种极为形象但又很难用准确的术语进行描述的比喻。
对于“差序格局”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基本上没有理论的概括和说明；
对其进行的分析，基本是融化在一种叙事式的描述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们在这种分析中所见到的是一种极有洞见和启发的思想，而不是一种严格的学术结论。
更为令人遗憾的是，在费先生提出“差序格局”这样一个极有意义的概念之后，无论是他自己，还是社会学界的其他人，都并没有对这个蕴涵着极大解释潜力的课题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更不用说，将这一分析与对现代中国社会中社会关系的变迁的研究联系起来。
能够见到的唯一例外，是香港中文大学在70年代所进行的一些研究。
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们试图将费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这一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概念，用于分析现代香港社会中社会关系的演变及其类型。
在这些研究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工具性差序格局”。
按照李沛良先生的解释，这一概念，表明了人们运用传统的文化资源来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中建立功利性社会关系的努力。
李沛良先生说明了“工具性差序格局”这个概念的五个方面的含义：
（1）社会联系是自我中心式的，即围绕着个人而建立起来；
（2）人们建立关系时考虑的主要是有实利可图，所以，亲属和非亲属都可以被纳入格局之中；
（3）从中心的格局向外，格局中成员的工具性价值逐级递减；
（4）中心成员常要加强与其他成员亲密的关系；
（5）关系越亲密，就越有可能被中心成员用来实现其实利目标。
（注释3）在此基础上，他们对香港近些年来社会关系的变迁，进行了描述和分析。
可以认为，尽管对“差序格局”的概念是否严格还存在不同的看法，其中的许多问题也应当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澄清，但不管怎样说，“差序格局”这个概念，应当是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关系结构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同时也是分析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社会关系类型演变的一个重要基础。
二、资源配置与新的社会关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社会关系的一次深刻变化。
但是，在经历了这样的一种深刻变化之后，在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中存在的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社会关系？
对于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至今还仍然缺少认真的研究。
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傅高义（BzraF.Vogel）试图用“朋友式关系”和“同志式关系”来概括和描述这种变化的基本线索。
在傅高义的分析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最基本的假设。
首先，其分析的基本框架是以帕森斯的“模式变项”中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两分法为基础的。
其次，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社会关系性质的假设是以帕森斯模式变项中的“特殊主义”一端为基础的。
傅高义认为，朋友关系代表着一种特殊主义的人际关系和道德准则，而同志关系则代表着一种普遍主义的人际关系和道德准则。
这种同志式的普遍主义人际关系的基础，就是共同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价值标准和理想。
这种普遍的价值标准和理想超越了在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基础上形成的特殊主义的道德、规范和伦理，从而为一种特殊的普遍主义的人际关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注释4）由此可见，傅高义所强调的是新型社会关系的意识形态基础。
在汉语中，“同志”这个词汇是伴随革命而来的，其本义是志同道合，就是说，“同志”是那些有着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的人们之间的一种互相的称谓。
在1949年之前，这种称谓只限于革命者的内部；
到1949年之后，这个称谓才开始在整个社会中通用，而只是将“敌人”排除在外。
在对这种同志关系进行描述的时候，傅高义强调了同志式关系的如下特征：
第一，平等性。
如规定在党内，不得以官职相称，而要以同志相称，就表明了这样的一种努力。
第二，公民性与普遍性。
傅高义指出，“同志这个词语的实质，并不仅仅是共产主义的效忠，而且也在于同志式关系的普遍主义性质”。
所有的公民都是同事式的同志。
从伦理上说，它表明，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是与其他的人相联系的。
同时，每个人都不应当与其中的部分人拥有特殊的关系。
第三，互相帮助。
这种帮助不仅仅具有帮忙的意义，而且也具有利用同志间应当具有的共同的价值观，对其他人的缺点进行批评的含义。
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互相之间的斗私批修，“一帮一，一对红”，就是典型的例子。
不管傅高义的这种概括是否准确，不可否认的是，在1949年之后，中国的社会关系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变化，但傅高义分析的一个明显弱点，是片面地强调了社会关系变迁的意识形态基础，而忽略了现实的社会资源配置体制变迁对社会关系的影响。
因而，这种分析就很难揭示出这种社会关系变迁的深刻内涵。
如果我们将这样一种社会关系的变化与当时中国社会中的社会结构和组织结构的变化联系起来，就不难发现其中的深刻含义。
新的社会关系的建立，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新的组合形式的必然要求。
在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的有效武器之一就是其新式而有效的组织形式。
这种新式的组织形式区别于旧的组织形式的地方，不仅在于其组织结构本身的严密，同时也在于组织成员与组织的关系的不同。
在这种组织形式中，要求组织成员对于组织要有极深同时也是极全面的投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组织可以称之为一种总体性的组织形式。
在这种组织中，一个人并不是以一个片面的角色成为这个组织的一员的，相反，而是以一个完整的个人的方式成为这个组织的一个成员。
在其他的组织形式中，人们除了与这个组织以及组织中的其他成员的关系之外，还可以与组织外的成员有广泛而多样的关系。
但在这种总体性组织当中，则要求它的成员与组织建立全面性的关系，而且除了一些自然属性的关系之外，其人际关系应当主要限于其组织之内。
形成这样的一种组织形式的基础，是个人对组织的全面依赖与效忠。
那么，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因素造成了社会关系中的革命性的变迁？
一般地说，在各种社会现象中，社会关系的稳定性是比较高的，发生的变化一般都是较为缓慢的。
如果一种社会关系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急剧的、根本性的变化，说明是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因素在起作用。
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对这种变化还缺少有说服力的说明。
傅高义在解释从朋友关系到同志关系的转变的时候，强调的是恐吓的作用，这未免将复杂的问题过于简单化。
另外一种合乎情理的解释是，1949年之后多次大规模开展的移风易俗、批判封建思想残余、革命理想教育等意识形态运动，是造成社会关系革命的重要原因。
应当承认，这些意识形态运动对于社会关系的转型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如果据此来说明原来那种历史悠久、顽强有力的社会关系的根本性转变，显然是不够的。
革命理想可能会对革命精英的思想和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但对于普通民众的社会关系的变化，仅有此种影响还是明显不够的。
只要人们注意一下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顽强的生命力，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因此，我们必须对1949年前后中国社会中稀缺资源的配置制度的演变以及这种演变对于社会关系模式转型的影响给予足够的关注。
过去人们对于中国传统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研究，包括上面提到的费孝通先生的著名的研究，大多是从一种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解释社会关系的性质和特点，而忽视了社会中的稀缺资源的配置制度对人际关系形成的作用。
实际上，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并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格局，或是一种伦理道德的模式，它还有着极为深刻的社会内涵。
我这里所说的社会内涵，指的是，“差序格局”实际上也是一种对社会中的稀缺资源进行配置的模式或格局。
只要我们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血缘的关系和地缘的关系之所以能占有这样一个重要的地位，根本的原因是在于，社会中的那些最为重要的资源正是按照这两个基础，特别是血缘的基础来进行分配的。
财产是依照血缘关系来继承的，生产和消费是以家庭来进行的，合作的形式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和以地缘为基础的邻里，交换基本上是以地缘为基础实现的。
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形成了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权威性，形成了个人对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依赖与效忠。
而1949年之后，稀缺资源配置制度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就是，用社会主义的再分配经济体制取代了过去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配置制度。
在社会主义的再分配体制中，国家垄断了社会中几乎所有的重要的稀缺资源。
这里所说的稀缺资源，不仅包括物质资源，而且也包括就业和得到权力、威望的机会。
举凡生产资料、就业机会、居住的权利，都直接控制在国家之手。
国家机构对稀缺资源的垄断和再分配，直接造成了两个方面的结果：
一是能够支持传统的“差序格局”的资源被剥夺了。
当家庭的财产仅仅剩下最低限度的生活用品的时候，家长的权威就削弱了;
当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不再能够向人们提供利益的时候，特别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主要不是来自这里的时候，其重要性无疑就会迅速下降。
可以说，所拥有的资源的被剥夺，对于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来说，起到了一种釜底抽薪的作用，这种作用比起口诛笔伐的意识形态批判来说，要更为有力得多。
二是国家利用这些资源得以构筑一种新的组织框架，以重组社会。
这种新的组织框架既是向社会成员进行稀缺资源再分配的机构，又是构造新型的社会关系的最基本的基础。
这种新的组织框架，可以称之为总体性组织，在城市中就是单位，在农村则是人民公社。
之所以将这种组织称之为总体性组织，是因为这种组织是总体性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与一般的专业化的功能性组织并不相同。
国家所控制和垄断的稀缺资源，正是通过这两种总体性组织，在社会成员间进行分配的。
在这种情况下，个人要进入由国家所控制的活动空间并获得接近国家配置的资源的途径，一般要经过两个步骤。
第一，要获得一张或是城市或是农村的户口，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资格。
否则则成为“黑人”或“黑户”。
“黑人”或“黑户”不具有进入国家控制的活动空间并进而获得国家配置的资源的资格。
第二，要成为总体性体制中的两个基本组织之一的成员，即或是成为人民公社的一个成员，或是成为城市单位中的一分子。
只有当上述两个条件齐备的时候，一个个人才算被纳入了这种总体性体制。
在农村这标志着一个人获得了生存的基本权利，即参加劳动的权利和获得生活资料的权利。
在城市中，这意味着就业、住房、公费医疗、子女就学、副食补贴以及其他福利等资源的获得。
（注释5）
正是这种新的稀缺资源的配置方式，成为新的社会关系形成的基础。
在这样的一种稀缺资源的配置体制中，社会关系的血缘与地缘的基础，不能不日益失去其重要性；
人们不得不在新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基础上重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三、原子化与庇护主义关系
新型的资源配置体制的特征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的特征。
从这样的一个思路来看，傅高义所概括的从朋友关系向同志关系的转变，就未免有些简单化了。
从理论上来说，同志式的关系是一种普遍主义的关系。
但即使是傅高义本人也发现，这种同志式关系也有亲疏之分。
他在对同志式关系进行描述的时候，注意到了一种“密切的同志”关系的存在。
他说：
“虽然从理论上说同志之间都是平等的、密切的同伴关系，但在实际上，有些同志关系要比另外的一些同志关系更为密切”。
（注释6）比如在从事某项工作的时候，有的人愿意与某些人去做，而不愿意与另外的一些人去做；
一些关系比较好的人喜欢在一起从事看电影等娱乐型的活动。
之所以存在这样的现象，傅高义特别强调了共同的身份的作用。
比如，那些老乡能够讲同样的语言，在饮食上有着相同的口味，对地方戏曲有着相同的爱好;
那些有着共同的教育背景，或是相同的年龄和性别的人，也趋于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此外，傅高义还注意到，某种政治色彩也会对人们关系的密切程度产生影响。
在一场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的人会与那些在同一场政治运动中被批判的人关系更为密切。
而积极分子也往往与积极分子的关系更为密切。
同时，也有人注意到了这种关系中的另外的一些方面。
在对1949年之后的新型的社会关系的特征进行描述的时候，有人提出了原子化（atomization）这一概念。
克恩豪塞（WilliamKornhauser）在《大众社会的政治学》一书中，弗里德里希（CarlJ.Friedrich）在《极权主义社会的独特特征》一文中，均对原子化的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解释。
在他们看来，这种社会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个人之间的联系是很少的，而这些个人之间的联系也主要是通过与一个共同的权威的联系才得以建立，而不是直接发生联系，不是生活在一个互相依赖的群体之中。
他们认为，这并不仅仅是由于保护权力的需要，同时也有利于消除进行社会动员的障碍。
这种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关系看成是一种原子化的看法，后来受到新制度主义的尖锐批评。
（注释7）但在我看来，关键是如何理解原子化这一概念的含义。
我认为，可以将原子化的含义确定为两个方面：
一是说个人间社会联系的薄弱；
二是说在追逐自己的利益时，是以个人而不是以群体的形式行动的。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社会联系的薄弱是一个明显的事实。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象原子论者所说的那样，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联系就不存在了，而是说，这种直接的联系在简单化，在明显变弱。
特别是在从1949年到改革前这一段时间里，这种情况更是明显。
人情的淡薄，即是这种趋势的一个通俗说法。
其含义在于，在这种人际关系中，除了利益的考虑之外，其他的因素已经明显减少。
而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上，这种原子化的趋势则表现为在争取自己的利益时，往往是以个人为单位而不是以群体为单位行动。
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种社会关系模式中，政治行动者往往是个人而不是群体。
这一点，新制度主义不但是承认的，而且也是特别加以强调的。
（注释8）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关系表现出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明显差异。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职业和阶级往往是形成群体性的重要基础，在相同的职业和经济地位的基础上，社会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利益群体，人们正是以这种利益群体的形式来追逐自己的利益。
而在中国社会，无论阶级还是职业群体，都是不发达的，比如同样是炼钢工人，但由于不是在一个单位之中，就几乎很难说有什么共同利益的存在。
单位制成为分割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
那么，即然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是薄弱的，追逐利益的行为是以个人为单位进行的，是否就出现了原子论者所说的人与人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联系的情形了？
问题并非如此。
如果我们承认，无论任何社会中，追逐利益都是社会行为的基本内容之一，那么，尽管我们说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是以个体为单位来追逐自己的利益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是在一种与世隔绝的环境中追求自己的利益，他在追逐自己利益过程中仍要与其他人发生种种的社会联系。
在沃尔德（AndrewG.Walder）和奥伊（JeanOi）等人看来，这种联系集中地表现为一种庇护主义关系网络的产生和存在。
这种关系主要是存在于工厂领导人与积极分子之间，以及农村的人民公社社员与农村干部之间。
在《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一书中，沃尔德曾对中国城市单位中的这种庇护主义关系进行过相当富有理解力的分析。
在《当代中国的国家与农民》一书中，奥伊则对中国农村中存在的这种庇护主义关系进行过分析。
按照沃尔德的看法，这种存在于领导人和积极分子之间的庇护主义关系并不是纯粹的“非正式组织”或个人性的关系网络。
相反，它是不能离开正式组织而独立存在的，这种关系是受到官方的支持的，是其组织角色结构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于这种关系，过去人们往往从“领导方法”的角度加以分析，但同时人们往往忽略了，这是一种包含着社会结构核心要素的稳定关系。
无论是在物质的层面上，还是在精神的层面上，这种关系都有极深的社会含义。
正是这种关系网络将个人的忠诚、制度角色的履行以及物质利益联系在一起。
换言之，它是当时那种社会能够正常运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机制。
这种庇护主义关系的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将公共的因素与私人的因素结合在一起。
用沃尔德的话来说，是将对一个组织和一种意识形态的公共效忠与对领导者个人的私人效忠结合在一起的。
因此，这种庇护主义的关系，既不纯粹是公共领域的事情，也不全然是私人领域的事情，而是体现了一种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结合在一起的现象。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界限不清的产物。
沃尔德认为，积极分子不仅会积极响应领导人的倡议，而且会协助干部做许多工作。
对于一个领导人来说，他要完成他的各种任务，对此，积极分子的帮助是至关重要的。
正因为如此，在各单位中依靠积极分子和骨干来推行各种活动，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而在八小时之外加班加点工作，也成为积极分子活动的一部分。
而在这种场合中，积极分子和领导人很容易熟悉起来，并建立其密切的私人关系。
那些表现好或有能力的积极分子将被选拔到办公室工作。
因此，在这种关系中，实际上存在一种交换，付予的报酬除提升外，还包括许多其他的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好处。
就这一点而言，它很类似于传统社会中的庇护关系。
（注释9）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庇护主义的关系体现了一种个人化社会中人们的生存策略。
奥伊明确地将这种庇护主义的关系称之为，是以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以风险的最小化为特征的。
（注释10）这种庇护主义关系的重要性，无疑是与单位和人民公社在稀缺资源的再分配过程中所处的重要位置直接有关的。
在城市中，由于绝大多数的稀缺资源都是由国家通过单位来进行分配的，这就使单位中的领导人拥有很大的稀缺资源的配置权。
更多地得到物质福利，获得住房，得到提升的机会，要获得这一切，就必须与单位的领导人搞好关系。
一般地说，这种关系的重要性直接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个是个人的生活资源中有多大的比重或部分是由单位提供的，这个比重越大，这种庇护关系就越是重要。
因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单位向职工提供的福利越是全面，职工就越是需要与单位的领导人搞好关系。
二是在单位的外部存在不存在替代性的资源的来源，越是没有这种替代性的资源来源，人们就会用更大的努力来建构这种庇护主义的关系。
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在改革开放之后，虽然有些单位提供的福利增加了，而庇护关系却松懈了，原因就在于，在单位之外出现了替代性的资源的来源。
如果说庇护主义关系主要是体现着社会地位不同的人之间的纵向关系的话，那么，在社会地位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人们之间存在的，则是工具性的横向私人关系。
不过要加以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横向关系实际上也包括了一个人与单位外的与自己社会地位不一样的人，特别是比自己社会地位高的人之间的关系。
之所以将这后一种关系也看作是一种横向的关系，是因为，双方的社会地位虽然有高低的区别，但并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工具性的个人关系的作用在于，它为人们以个体的形式追逐自己的利益，提供了一种可能。
这种工具性的个人关系，既存在于单位之内，也存在于单位之外。
在单位内部，这种工具性的个人关系与上下级之间的庇护主义关系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
但也并非完全如此，比如在地位相同的个人之间存在的工具性个人关系中，就不存在庇护主义的因素。
但是，由于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另外一些资源不容易在单位之中获得，因此，在单位之外，建立以利益为取向的工具性个人关系，就成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人在单位之外，认识人的多少，办事能力的大小，就成为衡量一个人的社会资源多少的主要的标准。
在这种工具性的个人关系中，既可能是掺杂个人之间的感情因素的，也可能是纯粹的互相利用的关系，但更多的，则是一种沃尔德称之为“目标培养”式的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一些人有目标地培植与另外一些可以为自己带来好处的人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只有在很长的时间后才能起作用，而并不期望马上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获得回报。
这种工具性的个人关系与上面所分析过的官方的庇护关系并不完全相同。
可以说，正是纵向的庇护主义关系与横向的工具性的个人关系的交织，构成了再分配体制中中国社会关系的基本轮廓。
一般而言，除了掌握着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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