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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孔子贵“仁”,有人说孔子重“礼”。
有人把六经看做孔子的学说,有人不以为然,以为那不过是周的旧籍,如此等等。
两千多年前的事,或全亡无征,或其征不足,或有征而解释不同。
看来,不仅孔门后学难以考订,就是孔子学说的有些内容也难以考订。
有些问题已经打了一二千年的官司,恐怕还要继续打下去。
不过困难虽然有,我们还是要勉力来做这场官司的一方。
因为关于孔子的学说,剔去种种超时代的增饰,毕竟还有线索可寻。
(二)孔子学说的著作
研究孔子,根据什么?
无非是根据有关书籍记载和所处的时代。
孔子十五志于学,二十四岁葬母时就有门人帮忙,但他的著述生涯却开始得较晚,根据周卜官和史官积累的材料整理出六经时已近七十岁了,修订《春秋》是在他死前的两年。
有人说,六经即孔门儒学。
六经为古籍古事,经孔子删定,孔子当然是立意宣扬并有所寄托的;
有的可能是作为珍贵的掌故文献保存下来。
周籍在平王东迁时丢失一大部分,春秋时所剩无几。
加之,原来在王室掌管书籍的缙绅先生们这时多已离散,各自找饭吃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删定六经,为我们民族保存了大批有价值的古文籍,实属难能可贵。
现在我们研究孔子,主要根据四部书:
1、《春秋》。
历来人们公认孔子修《春秋》的目的在于正名分、立名教,有褒有贬,使乱臣贼子惧。
所谓“正名分”,就是要求君臣、父子、夫妇、贵贱尊卑等各符其名,各守其分。
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就以春秋为最高标准。
古代中国一以贯之的宗法等级思想,以及奴隶制宗法等级思想与封建制宗法等级思想的一致性,都充分地表现在《春秋》一书里。
2、《论语》。
关于《论语》的流派尚有争论,但一般认为论语系战国时孔子的再传弟子(据说是曾子、有子的门人)编纂而成,非孔子亲笔。
康有为认为,《论语》虽出自孔门弟子之手,战国时儒分为八,则难免“各尊所闻,各明一义”,就难免有战国儒者的一些观点掺杂其中。
因此,《论语》尚不足以尽孔学的全貌。
3、《易经》据《史记》载,《易经》的一些卦象辞、爻象辞是孔子亲作。
孔子的重要哲学思想反映在《易经》这部书里。
这里附带说一下,《易》一般认定是殷末周初的作品,但后来郭沫若提出新说,认为《易》是战国初年的作品,姑存疑。
4、孔子删定的《仪礼》十七篇及其他礼学著作。
孔子生前大声疾呼以“复礼”为己任。
孔子关于“礼”的思想、正名分的思想,在《春秋》中已有充分表述,《春秋》不妨说就是一部礼学著作。
《仪礼》十七篇,其中最重要的是《丧服礼》一篇,孔子弟子卜子夏特为之作传,其中亲亲尊尊长幼男女有别那一套规定得最具体清楚。
此外,阐明孔子礼学的,还有汉时儒生所编的《礼记》一书。
此书有些篇目如《中庸》、《礼运》,记载孔子一些言论,其价值不低于《论语》,可以补《论语》之不足,明《春秋》之未尽。
总之从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明白:
孔子自己确实没有专著,孔子多借整理古籍或史料寄托自己的思想。
二、孟子学说
(一)孟子的仁政
孟子“仁政学说”体系完整不是表现在它的哲学理论基础,孟子至少谈到过它的经济和政治(现实)基础。
前者即井田制,《滕文公上》对此有详细记载,滕文公使毕战问孟子关于“井田”之事,孟子云“子之君将行仁政,夫仁政,必处经界始,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此其大略。
具体细节还有“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如此“则仁人以为已归矣”,百姓依之如水之就下。
“不违农时”乃“王道之始”,“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样“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矣”。
井田制的实行,可以得民众,可以招仁人,从而可以实现仁政。
孟子仁政的政治基础也可说现实基础即民本思想,这一点是学者们谈论的比较多的,此仅稍作补充。
孔子体会更多的是“礼乐制度”的崩坏,恢复“周礼”是他解决政治和现实问题的关键与终极目的,历史证明他的努力只是一场闹剧。
生产力进步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化,在战国时更加剧烈,如何在战争中取胜,在争霸中保国,这才是当时统治者关心的问题,也是诸子立说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天下恶乎定?
定于一”,这是诸子百家的共同心愿。
孟子憧憬西周的王政,但不能仍停留在孔子的方法上,必须对孔子所言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方法与途径加以改进。
孔子有“苛政”之说,也要求当权者“使民以时”,也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对孔子“礼乐”追求的扩充,是对孔子“苛政”、“德政”的发展。
孟子“仁政思想”内涵可谓无所不包,有学者曾分三个方面作过总结,经济方面有制民之产、薄其税敛、不违农时发展农业生产、坚持社会分工重视商业,其目的在于富民,有王天下的物质基础;
政治方面要求以身行道、宽猛相济、与民同乐、选贤举能,这是仁政的直接成果;
教育方面主张礼治德教。
这一总结基本上将孟子的“仁政思想”概括齐全,此外,孟子强调战争中对被攻占国也要实行“仁政”。
孟子“仁政思想”内容虽然很多,涉及面也非常之广,这并不表示其学说高深莫测,相反,孟子认为任何执政者只要愿意,都能实行他所说的“仁政”。
梁惠王初见孟子即言何以利其国,孟子对之以“仁义”,后进之以“王道”,即“仁政(王政)”,行此“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滕文公下》载万章担心宋以小国行王政,而“齐、楚恶而伐之”,孟子则对曰:
“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
”
三、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的相同之处
孟子的“仁政学说”是由孔子的“德政”提升而来的,在孟子看来实施“仁政”在战争动荡时期能达到“王天下”的目的,当然这一“学说”也没有最终实现。
然则何以儒学“仁政思想”又经久不衰?
“仁政学说”的道德含义,正是孔孟之学经千年而不灭的原因之一。
在一统太平时期实行“仁政”能出现治世,治世在百姓的眼里,即是好皇帝施行仁政的结果,而乱世则是暴君带来的恶果,皇帝的好坏即谁勤于政事,替天下苍生着想,布惠天下,行仁政。
在中国整个历史长河中,人治始终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人治的好坏直接表现便是道德的评判标准,孟子的仁学便只是对执政者如何要求,其具体施政内容也多为一些大而化之的东西,没有具体的规范与教条,仁义礼智,虽强调个人的修身,却正好是对个品德的修养,而不是对法律、法治的把握,道德与政治的合二为一,便产生了人治方面的弊端,对官员的执政公平与公正,依法与道德的差别则偏向道德的要求,《云梦秦简》《语书》中曾一再强调“依法”,说明在我国专制早期,曾有一个好的开头,但却没有被继承与发扬,毕竟道德对人性来说,更显眼也更容易让人理解。
而这正是孟子仁政学说的后果,虽然不全是孟子的功劳,但其始作蛹却不容回避,法制排除道德上的干扰,而儒学又千方百计把道德作为其一个重要内容,人治很容易以道德为治国的依据,《春秋》决狱本身就是对法律的破坏,对时代的一种静止理解,所以汲黯对汉武帝有“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言论,道德的评判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与掩饰性,法律讲求唯一性和公平性,道德却参与了人的感情与同情,这也是孟子人性善论的基点。
“仁”与政结合便是“仁政”,主体偏向于政治范畴;
与礼、义、智结合则是个人修养问题,更多的属于道德范畴,而道德是个人自愿的行为而不具备强制性。
德治与仁政,在孔子和孟子看来都是以个人修养为前提的,如果能落在实处,而不流于形式,当然有它的作用。
孔子与孟子同为儒家文化的大师,都推崇“仁”的思想,讲求“仁者爱人”。
四、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的不同之处
1、从两人的人格来看。
孔子偏向敦厚,而孟子则偏向愤世疾俗。
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自然要以身作则,要别人大气,自己就得是个敦厚的儒者长者。
这与孔子的人生经历有关,孔子早年家贫,作过吹鼓手,也放过牛羊,他是自学成才,因而他自然就养成了谦逊的性格,他向长者请教时也总是恭恭敬敬。
成材后,他也将这种恭敬的习惯一以贯之,所以才有“有教无类”的思想,他要让年轻人少走弯路,对年轻人的教诲总是不厌其烦。
他是老师,也是长者,所以,脾气暴躁的子路都会受他的影响,并拜他为师。
宽恕始终是他的人生信条,如在陈国,被别人形容为“丧家之犬”,他都不生气。
但在原则上则义正词严,毫不妥协。
当他发现鲁国国君的臣子享受了不该他享受的音乐时,他也会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孔子的敦厚中是蕴藏着凛凛正气的。
孟子则不同,孟子更偏向愤世疾俗。
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在那个时期内诸侯们交相攻伐,仁义早被抛诸脑后,“兴灭继绝”的传统也烟消云散,然而,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
孟子把个人与社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以解民倒悬为己任,自然是看不惯诸侯们的那一套的,百姓的血流在他的眼中,哀号回荡在他的心中,这更激起他的愤世疾俗。
孔子也愤世疾俗,只不过他最大的愤怒也就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则不同,他是“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孔子的愤怒是出世,孟子的愤怒是入世,是一股豪迈之情,自信之气,他越愤怒越要入世,正如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所以,从对后世文人的人格的影响来看,孟子的影响超过了孔子。
2、从他们对“仁”的看法来看,孔子是大厦的奠基者,孟子是大厦的建立者和完善者。
孔子针对“春秋无义战”提出了“仁”思想,他并没有将“仁”的思想形象化具体化,“仁”还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
孟子则在“仁”的基础上将其形象为“不忍之心”,并建立“性善论”来对其进行论述,进而提出“仁政”的概念。
由“仁”到“仁政”是一种从社会道德到社会政治的一个飞跃,这种飞跃将能更好的巩固“仁”的观念,并能更好地施行“仁政”。
第三,从具体的施政来看,孔子的施政纲领比较简单原始,孟子的施政纲领则详细具体的多。
孔子治理天下,不外“礼乐”二端,他的礼就是不僭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他的乐就是“浴乎沂,风乎舞雩,沐而归”,简单说来就是简政施仁。
孔子也赞同发展经济,他很赞同管仲,他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
他也赞同用适当的刑罚来惩戒,不过,他不赞成滥施刑罚。
孟子则不同,他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可诛杀“独夫”,虽多了点杀伐之气,却表现出其朗朗正气;
他认为乐也当用来治理国家,“古之乐犹今之乐”,为君者当“与民同乐”,以此来教化百姓。
孟子不赞同刑罚,只因战国时期各国刑罚太甚,他认为施刑是“网民”,他倒赞同教化“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
而他最赞同的是发展经济“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亩之田,无夺其时,十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孟子的经济就是“教养”二大端,毕竟“仓廪实而后知礼节”。
总的说来,孔子和孟子的不同大概就这三个方面,他们的不同主要是时代使然。
中国思想意识中都这样认为“孔子思想和孟子思想是一致的,孟子思想是孔子思想的延续和发展------所谓‘孔孟之道’” 这里我要说的是,孔子思想是孟子思想表面是一致的,但其实质却是完全不同的。
换言之,虚的是一致的,实的方面不是。
即,虚的伦理说教是一致的,实的制度构建却完全不同。
这种不同,即展示中国的历史命运巨大的转变。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君君臣臣”。
孟子思想的核心则是“人人皆可为尧舜”,孟子有言“君不肖,则易之”。
虽然孟子与孔子同为儒家,且关于道德修养方面的主张一致,但若仔细思考他们的言论,可以看出孟子思想是孔子思想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竟管后世所奉行的思想一直是孟子的思想,但因为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言论上孔子思想又不明确,加上后人的曲解。
中国儒家思想一直以“孔孟之道称于世”。
宋代就有学者对孟子提出质疑,但因为声音小,又缺乏论据,很快就被人们的传统思维所淹没。
他们的最主要的论据就是“孟子没有提到尊周室”,步调没有和孔子保持一致。
这正是孔子与孟子思想分歧之处,也是政治制度构建思想的不同之处。
这里也有孔子的原因。
孔子所表达的思想一直都处于矛盾之中。
他提出根本的主张“君君臣臣”,但在论证的时候却提出“复礼复古”。
而在其中他却不得不面对又实在不敢反对“汤武革新”的正确性。
而他又没有意识或者能力用神学的论证来推动他的主张。
“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其中的写照。
如果孟子----这个思维简单却又有些偏激但是颇为雄辩的人没有登上历史舞台,中国的历史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或者没有孟子中国也会构建秦到清的模式。
但是中国多年受孟子思想的支配却是事实。
尽管孟子直到宋以后才被列到与孟子同列的地步,但是他却是孔子思想的最主要解释者。
正是孟子持角,诸法家合力,孔子与世俗的思想的斗争失败了。
孔子提出“君君臣臣”,强调“君君”却忽视“臣臣”。
所以当法家废除贵族继承制的时候,孔子的继承者却没有激烈的反对。
也正因为“君君”与“臣臣”是相互依存的,离开了臣臣,也就开始的一乱一治,也就开始了后来我们所垢屑的“迂腐的忠君思想”。
孔子主张拥护周王室,却强调赞美文武王,这是矛盾的,也难怪后来的儒家继承者和几乎所有的民众得出错误的理解。
结论
孔子与孟子都是儒家学说的代表,他们的思想不存在谁对错,时势造英雄,孔子和孟子的不同主要是处于不同的时代使然,对此作个总结,有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孔孟思想。
我在学习儒家学说时应正确对待,吸收孔子与孟子二人好的方面,全面的看待其学说。
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儒家学说,使儒家学说更加适合当今世界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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