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坊突然血案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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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行。
此前一天的4月29日，王永来签署了拆迁协议。
当天近晚，穆村派出所的一辆警车驶进尚庄村，但王永来已闻风而遁。
不过，王永来夫妇与村干部还是在晚些时候来到九龙街道办事处。
街道办一负责人称其房权证为假，并称，&
如果不签协议，就撤销你的党籍，没收房权证。
如果你自己不拆，就要强制拆除。
对党籍颇为看重、亦惧于&
强拆&
的王永来，遂签字同意。
回到村里，王对另一位需要拆迁的村民说，&
明天就要扒房了，公家来的人多，咱打不过。
这位村民向《财经》记者回忆，&
当时我说，不能打，打人犯法，他就不作声了。
未见丈夫反常，王素莲回去老房做早饭。
近七点，王素莲从老屋再次折回新房，发现王永来迎面返回老屋。
再次回老屋后她发现，丈夫和家里的摩托车都不见了。
老屋步行到学校只要五分钟。
但骑着摩托车的王永来，却在数十分钟后才携铁锤和汽油出现在学校。
他中间去哪里了无从知晓，不过可以肯定，&
汽油不是从家里带出来的，我家从来不存汽油。
其女王雪娟告诉《财经》记者。
这位23岁的女孩并不认为父亲听说过此前发生的几起校园杀童案：
这几天爸爸自己在新房里睡觉，那里的电视收不着台，老房的电视也早就不看了。
《财经》记者获知，公安机关对此案的定性为&
故意杀人&
。
违建房
高中文化、在部队入党、曾任村民小组组长，即便如此，王永来一家的经济并不宽裕。
夫妻双双以务农为生，长女在潍坊市打工，20岁的儿子在家待业。
一家四口住在父辈留下仅两间卧室的老房子里，平时夫妻二人与儿子一间房，女儿睡另一间卧室。
&
攒了一辈子钱&
的王永来，最大的愿望是盖一幢新房，好给儿子说个媳妇。
早在2001年他就在村委会获批宅基地，建房以前一度被王永来用做猪圈。
2009年，王永来完成了土地变更手续。
其家属提供的村委会《通知》称，&
经村两委同有关部门协调，决定将你处土地用途变更为建设用地。
为此每户需缴纳1500元变更费用。
而据村委会于2009年3月16日出具的收据，王永来已缴纳此费用。
随后，王永来举债六万元，共计花费约12万元，于2009年6月建成面积161.7平方米的五间平房，新房获得了潍坊市房产管理局颁发的房权证。
王永来的不安以今年4月23日为起点。
这天，他接到通知，由于&
未经批准，擅自占用九龙街道办事处尚庄村集体土地建房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
，&
责令自收到通知书之日起两日之内拆除。
逾期不拆除，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相关部门拟定的拆迁协议并未提及赔偿事宜，只提出安排王家住在村子附近一学校职工宿舍，租金由村委会支付。
按农村建房审批程序，建房前必须取得农村建房规划许可证、土地使用权证和建筑工程许可证。
此外，建房用地的性质是监管重点之一，若是&
18亿亩红线&
范围内的基本农田，则坚决不允许建房。
房屋竣工并验收后，凭上述证件才能获发房权证。
而王永来既已获得房权证，说明市房管局认可了王此前的各项审批手续。
王永来新房位于尚庄村东北角，由于村中心已无多余空地，故近年来村民建房都在此。
包括王永来在内，这次拆迁共涉及七户村民。
卫星遥感照片显示，这七户民宅所在地块确为基本农田。
建于基本农田之上的王永来新房却获颁房权证，房管部门后来作出解释，房权证的颁发系被村委会提供的虚假证明所骗取。
据《财经》记者了解，此&
虚假证明&
正是违规的土地变更手续。
由于《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明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房，村委会无权办理土地性质的变更手续。
《财经》记者另外获知，七户违建民房中只有两户拥有房权证，其中一户即为王永来。
这意味着，村委会只为这两户提供了&
无助者
《财经》记者获知，早在2009年4月，当地国土执法部门即发现尚庄村有15户居民在基本农田上建房，经口头通知后，其中部分停建，包括王永来的另外几户仍继续建房。
这意味着他对新生活的憧憬盖过了对可能执法的担忧，但悲剧的伏笔已然埋下。
口头通知无效的国土执法部门，随后将执法权委托给九龙街道办事处和尚庄村委会。
街道办的介入，让执法程度愈发严厉。
对于王永来的为人，受访的村民评价一致：
老实，并非火爆脾气，很少和人发生冲突。
种种迹象显示，在事发前，左右着这位好脾气老实人的并非愤怒，更多是恐惧与焦虑。
接到拆迁通知以后，爸爸一直就不爱吃饭，睡觉也少了。
村委、镇上的人经常来我家，叫我们签协议，我爸爸一直不同意签，但他们就说，签也是拆，不签也是拆。
王雪娟回忆说，父亲那几天很沉默，整个人也明显瘦了下来。
为了保住新房，坐立不安的王永来打了很多电话，&
12345市长热线&
12348法律热线&
，还找过电视台，可都没什么效果。
那几天爸爸给我打电话的语气都不一样，总是问我怎么办。
王雪娟回忆，&
我也打了好多电话，但就是没法解决。
曾密切接触王永来的村民介绍，在临拆的七户人家中，王永来因是前村民组长、老党员，被以&
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为由定为第一家拆迁对象。
王永来选择学校作为自己最后的归宿，被这位村民认为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上世纪80年代，修建学校征用了王永来所在村民小组的地，却未作任何补偿，于是他选择&
死在了自己的土地上&
王永来的新房子目前还在。
拆房日却成为祭日。
他用自己的死亡、五名儿童的鲜血，以及与之前数起校园血案一起形成的连环效应，暂时保住了他&
本刊记者高胜科对此文亦有贡献
张鹭手记
潍坊袭童案被遮蔽的动机
2010年05月18日15:
04:
29 &
我不明白的是他们怎么能拦你们记者采访的，他能管你们吗？
他们没权力管我们，但他们耍流氓啊，就拦着你，派几个人拦着你，哪都不让你去。
就像他们也没权力限制你们的人身自由，但你们不还是被软禁了？
那这还有百姓讲理的余地吗？
有，我们现在在网上说，其实也很方便的。
——技术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前者消解了后者的控制力，还是前者为后者的全权控制提供了便利？
放到宏观的国家层面，这确实不是一个很好回答的问题。
但若在微观层面，答案就很明显了。
这次采访的突破，最让我感到魔幻的地方在于，当我在当地摆出的铁桶阵面前无所适从，采访对象又被软禁无法外出、电话被监听无法通过电话线采访时，网络居然成了救命稻草。
而需要交代的背景是，这里只是一个并未经历城市化的、再普通和传统不过的山东农村。
（参见《财经》2010年5月9日报道&
潍坊突然血案&
） 三进村
我在五一节的前一天下午接到丁补之电话，当天早晨，潍坊下面一农村再次发生校园血案，凶手自焚身亡，新华社的英文简讯仅有六要素和少量现场细节，希望我能&
辛苦一趟&
WhataFUCKingday!
真是个名副其实的&
劳动&
节。
只能临时推掉跟朋友约好的聚会，订了5月1日下午的机票飞往济南。
5月2日才赶到村里。
村里的各大路口都看见了趴着不动的面包车，里面坐着一名司机，观察着所有路过的人。
人生地不熟，问路时的普通话一下子就暴露了我的身份，在学校附近问路时，几名围坐在一起聊天的人（事后跟我亮明其便衣的身份）故意将我指向学校。
正赶上一行人从学校门口出来，一看见我，为首的一个区委宣传部干部主动凑上来打招呼，你好，有事吗。
我回，你好，随便看看。
但既然被盯上，脱身自然不那么容易。
问答不到两个回合，我就被这位他带进学校，照例是一番&
记者证、单位介绍信、是否在当地宣传部报到&
之类的诘难，结果不难预料：
被礼送出村。
第一次进村毫无成效，没有问到任何情况。
我决定晚上包车再去一次，一般而言，晚上的防守要薄弱一些，若能敲到一两个老乡的门，至少能了解一些外围情况。
包车的出租车司机告诉我，正巧他此前拉过一个事发地所在镇上的乘客，这位乘客接到了亲戚发来的短信，谓此血案因拆迁而起。
车行至村里已近九点。
在水泥公路向村口的转角处，眼尖的司机发现了一辆可疑的面包车，司机打开大灯照过去，至少六名身穿夜光服的警察站在面包车旁边，齐刷刷警觉地看着我们。
我赶快嘱咐司机千万别向村里拐弯，而是继续前行，再设法折回停在稍远的地方，我下车抄小路进村。
北方农村的夜晚，村民睡觉很早。
在夜里用普通话敲开村民的门，颇为费劲，我敲门无数，仅有一家人隔着门帘跟我聊了几句，告诉我受伤的孩子在区人民医院，据说其中一个孩子伤势较重。
我一路问路摸到王永来的家，却发现虽然已经夜半，但这位核心人物的家门口依然有照明灯亮着，一群人在走动巡逻。
我远远看着，无法接近。
而且越进入房屋密集的村中心，越容易招惹狗吠，我所过之处，狗吠声此起彼伏，考虑到容易暴露，只好悻悻撤出。
至此，除了熟悉地形外，我第一天的采访几乎颗粒无收。
第二天，我仍然沿着小路进村，但这次学乖了，不直接进入最核心的村中心，而是找在地里干活的村民。
一位愿意帮忙的村民跟我聊了聊，相互换了电话，事后证明，这位村民的电话本，成为了我突破的关键。
在这位村民的指点下，我绕过守在进村主干道的便衣，抄小路来到事发的学校附近。
时刻打起精神绕过巡逻的面包车的同时，也走访了几位住在王永来家附近的村民，了解了一下外围情况。
这并不能代替对王永来家属的采访。
但问题是，王家门外24小时都有人值守，强行闯入只会平白暴露自己。
我心里盘算着，能弄到他家电话就好了，但上哪去弄呢？
网络无疆
暂时联系不上王的家属，我决定去医院看看。
若能接触到受伤孩子的家属，说不定会有些线索。
当然，更重要的是，我想知道，被铁锤砸伤的那些孩子怎么样了？
有生命危险吗？
区人民医院不大，一问护士，孩子们果然就在我之前猜测的外科病房。
我径直向孩子们所在病房走过去，三位坐在病房外的明显并非孩子家长的人齐刷刷地站起来，其中一人径直用普通话问，请问找谁？
我也心领神会，请问厕所是在这吗？
那人说不是，亲自把我领到厕所，看我进去了才离开。
从厕所出来，我又在外科病房附近徘徊了一圈，看看地形，其间，那几位干部一直在直勾勾地看着我。
双方都心照不宣。
眼见突破无望，只好再次撤退。
回到宾馆，想起面对对方所摆铁桶阵时的无力感，沮丧不已。
心烦意乱地翻了翻采访本，那位给我留了电话的老乡的号码跳了出来。
一个电话打过去，试探性地问，有没有王永来家属的电话？
对方帮我翻了翻电话本，很快报出一个号码。
那是王家的座机。
接到我的电话后，王的儿子答应得很干脆，直接问，你能来我家吗？
我说抱歉进不来，反问，你能想办法出来吗？
他回，没办法，昨天跟二叔想去趟潍坊，还没出村就被拉了回来。
我问，能在电话里说吗，他说，有监控，要不我们QQ聊吧。
我根本没想到他居住的小破房子里居然能上网，加上他的QQ号，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仅凭一根网线，我们居然能绕开这些有形无形的铜墙铁壁，从容地实现交流。
在聊天/采访过程中，小王一边说父亲的故事，一边抱怨：
昨天有个记者要来，但还没到就被接走了；
记者来两个女的，不到十分钟拉走了；
刚才（又）来了个记者别（被）看护起来了，我去要人不但不给还恐吓我，要给我砸断腿。
恶魔&
、&
心理畸形&
丧失人性&
#8230;
，在信息被刻意封锁的情况下，网友对于王永来多有恶评不难理解。
而据我在村里的了解，王的为人忠厚老实、也不是急脾气脾气，从不与人发生冲突。
他只是想保住耗费了自己毕生积蓄和借债才新盖起来的房子，在有限渠道的求助统统宣告无效后，在开除出党、出动警力的威胁下，心力交瘁的他不得不被动地接受这个令他感到无力反抗的权力安排。
这些由信息级差造成的误解与偏见所带来的舆论压力，同样通过网络传递到被软禁家中的王永来家属身上。
这也是王永来家属急于向我倾诉的动力：
他们试图说明，在万人唾骂的施暴者形象后面，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被权力逼迫得无路可走的弱势者形象。
权力的傲慢
王永来的作案动机，看得见的部分当然是，他耗尽毕生积蓄并举债修建的新房要被强拆，但他的故事并非简单的能以&
官逼民反&
逻辑蔽之，因为他的房子违建在了&
内的基本农田之上。
根据我事后辗转获知的情况，这座违建房拿到了合法的房权证，而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村委会出具虚假证明，骗取了房管部门颁发的房权证。
有此背景，虽然王永来举债建房要被强拆其情可悯，街道办（实际上是镇政府）近乎人身威胁的强硬态度显得咄咄逼人，但平心而论，后者的强拆，其实是一种执法行为。
何况在执法权的合法性方面，后者也确实获得了国土执法部门的委托。
但这些内情，忠实执行系统内部神秘指令的当地宣传部门并不愿意让我知道，哪怕这些情况的公开，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在为他们&
脱罪&
我去街道办采访时，一位分管社区工作的副主任得知我没有记者证（因跳槽故，旧证上交，新证暂未发下来）后，很火大：
你连记者证都没有，没资格跟我说话！
我问，就算只是个普通群众，来问问情况总可以吧？
回曰，那么多群众，都来问，我们接待得过来吗？
好吧。
对待记者尚且如此，对待强拆对象的态度可以想见——事实上，正是事发前一日街道办另一位副主任的强硬表态，成为了引发这起血案最显而易见的触点。
尽管如此，我并不赞成将街道办强硬的执法方式与这起校园血案之间建立直接的因果关联，那是一个过于专业化的讨论。
收起对粗暴傲慢的基层权力者的反感，回到事实本身，通过梳理一下与建房有关的时间节点，会发现弱势者王永来本身也有瑕疵：
2009年3月，在取得了村委会出具的并无法律效力的土地性质变更通知后，王永来开始建房；
4月或5月，包括王在内，村里15户同时在基本农田上建房的村民，即被当地土地执法部门发现并处以口头停建通知，部分村民自觉停建，包括王在内的部分村民顶风偷偷建房，这意味着此时，他已知道自己所建之房确属违建；
但6月，王将房子偷偷建好后，仍通过村委会出具的虚假证明从房管部门获得了合法的房权证。
显而易见，在&
骗取&
房权证过程中，王永来即便不是一个合谋者，也至少是一个知情者。
但是，王得以如此的前提在于，村委会的造假。
我粗略掌握的背景是，由于该村管理混乱，几年未召开村民大会，对于村委会成员的构成，很少有村民能完整说出，村里的各项大权由此实际掌握在村委会主任之手。
而出具加盖了村公章的虚假证明，绝无可能绕过他进行。
至于这种证明的价码，我辗转听到的或许不尽准确的数字是，上万。
瞧，追根溯源，悲剧的尽头仍然是肆意的权力。
一个人的恐怖主义
福建南平，广西合浦，广东雷州，江苏泰兴，山东潍坊。
这几起因形势相近而被联系在一起的血案，由于作案动机不尽相同，并非都具有可比性。
具体到这个案例，王永来的伤人和死亡，在村里有着复杂而多重的解读。
其中一个阴谋论的解释，并不支持上述&
报复说&
，一个村民宁愿相信，王永来并非在报复社会，他此举是在以幼童的鲜血和自己的死亡为代价，引发社会舆论的注意，借以保住自己的房子。
那他自己死了，保住房子有什么用呢？
可以留给儿子啊。
——中国农民的逻辑，有时候现实得可爱。
看完我的初稿，昌平在MSN上问我：
你如何判断这事？
偶尔性的吗？
防不胜防？
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回：
——这种事情，他的犯罪门槛和成本是很低的。
只需要一把刀，设法进入校园即可，而相应的防守成本却很高很高。
——犯罪者和受害的孩子，都不是特定对象，你没法预防。
即便把校园守得像铁桶阵，那还有放学的时候呢，广西合浦不就是这样吗？
——这种事情的犯罪者，跟贩毒啊赌博啊之类的犯罪不同，他平时可能就是一个不起眼的老实巴交的农民，比如王永来，村里人无论如何都想不到他会做这种事。
袭击的对象是无目的的非特定对象，这是定义个人恐怖主义的一个事实要素。
实际上，类似的新闻并不鲜见，编者按提到，2004年至少七起校园凶案造成100多名未成年人死伤，此外，我印象里好几年前就有几个城市连接出现过公交爆炸案。
其中一个关于公交爆炸案的报道提到一个让我感到不寒而栗的细节：
在公交爆炸前的一霎那，凶手脸上浮现出的，是笑意。
把所有类似的案件都归结于个人恐怖主义可能并不科学。
在社会急速变动产生的利益分化中，被抛离出主流社会的失落人群，因生活际遇的不如意和各种心理因素造成的极端个案，就不应归入此列。
还有的情况，纯粹是精神疾患或先天性犯罪人格也是例外，美国还有德州电锯杀人狂，十二宫杀手呢。
我这里乐于讨论的还是那个&
强势/弱势&
的逻辑：
这个逻辑支配下的个人恐怖主义的恶性膨胀，并不表明犯罪者强大有力，而恰恰相反是一种弱势者的挣扎，因为不通过此举，他们的遭遇无法被人们所关注。
而这背后体现的，正是个体利益表达渠道的缺失。
人们发现自己与这个国家的纽带，一方面是如此地强韧，以至于让你无以遁逃（比如纳税，不论大人小孩，购买行为即纳税）；
另一方面又是如此脆弱，以至于在你遭受到来自底层权力（考虑到权力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故有必要加以区分）的侵犯时，找不到一个能够维护自己利益的依靠。
无所慰藉，无所依赖，无所凭峙。
有理由相信，无论是在高房价下苦苦支撑的知识白领，还是在自家楼顶引火自焚的被拆迁者，他们复杂内心感受的共同交集，一定饱含被动与无力之感。
怨恨与权力结构
如果我们认同韦伯的著名论断，现代资本主义除了是一种经济制度以外，同时也是一种精神结构，那么，形成这种精神结构的内在动力是什么？
现代哲学人类学的奠基人马克斯&
#183;
舍勒的答案是：
（对于旧制度的）怨恨心态。
这种反应性的情感，建立在他者行为的先行理解之上。
舍勒进一步深入剖析：
一，在产生此种情感以前，必须曾经受过他人的伤害；
二，对他人的伤害不能立即作出相应的反击，必须隐忍；
三，隐忍因于一种至少是暂时的&
无能&
感和&
软弱&
感。
而怨恨感跟与其相近的报复感、恼恨感的区别在于，怨恨感并不针对具体的特定对象，它并不产生于某一特定具体的诱因，也不随特定诱因的消失而消失。
这种怨恨心态下发酵出的启蒙思想，催生了以暴虐而著称的法国大革命——大革命过后，法国逐步进入资本主义时代。
但在托克维尔看来，就以法国大革命为例，这种怨恨感的源头还是权力的作祟：
在王权中央形成了一个集行政、立法和司法权于一身的统一权力机构，有中央政府派出的各省总督总揽了地方政府的全部权力，中央集权制的政府几乎达到了对全国的全面绝对控制；
更有甚者，旧制度实行官员保护制，专横地庇护大小官员。
这样，中世纪各地区、各人民团体和个人的政治自由权利也统统丧失了。
由于中央政权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个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府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
如此的后果是，人们对中央集权政府的绝对依赖，而这种绝对依赖又很容易转变为另一个极端：
当中央政府不能满足人民心愿时，便产生人们对中央政府的极端仇恨。
保留托克维尔的理论模型，但去掉具体背景。
比如，把&
集权&
换成&
极权&
中央政权&
政府&
中间政权机构&
公民社会&
，托氏的结论是不是一样有效，舍勒无特定报复对象的&
怨恨说&
是不是一样灵验呢，不然的话，何以&
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左拐是政府&
？
作为对比，在许鞍华导演纪录片风格的《天水围的夜与雾》中，嫁到香港贫民窟的大陆妹在遭受家庭暴力后，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去找区议员——谁叫你是我们一票一票选出来的？
你有义务为我解决问题，不然下次把票投给你的竞争对手。
若我们能理解，国家权力结构的安排与其城市规划存在必然联系（莫斯科和北京共同的&
摊大饼&
城市发展模式，恐非&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所能解释），那么，沿着舍勒和托克维尔的理论进路，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是，国家权力结构与其民众的日常生活秩序与社会心理结构同样有着隐匿而深远的关联。
当然，我们也得承认，即便是在现代民主制下，那姑娘最后还是被丈夫砍死了。
但是请仔细看，虽然同样是对血案的反思，深入到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的生活细部，连细节都不同。
《天水围》血案折射出的不过是现代民主制的冷漠一面而已，属于吃饱了撑着型的&
富贵病&
而托克维尔模型的现代版呢？
其可怕之处在于，它在事前决策和事后担责时的成本太低。
你陷入一个无物之阵，不知找谁申诉，只能任由恐惧、焦虑在内心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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