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进程与区域经济发展Word文档格式.docx
《市场化进程与区域经济发展Word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市场化进程与区域经济发展Word文档格式.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关键词】市场化/区域经济/制度创新/比较优势
marketlization/regionaleconomy/systeminnovation/comparativeaduantage
【正文】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892（2003）02-0001-10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经济取得快速发展，尤为令人瞩目的是，近年来浙江经济在面临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出现衰退之虑，同时，国内通货紧缩内需不旺的不利条件下依然取得高速增长。
浙江经济发展的这种可喜局面被誉为“浙江现象”而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与政府高层领导的关注，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是什么？
其增长潜力来自何方？
浙江经济为什么能规避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而保持很强的竞争力？
浙江经济有何特点？
其优势又在哪里？
一连串的问题都是希望通过解析浙江经济的增长之谜，来认识区域经济发展之路。
对浙江经济发展缘由与路径的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对温州模式的认识及其争论上。
从分析思路上加以辨析，主要有以下几种路径：
其一，体制说。
认为浙江个体私营经济发达，较为典型的一个例证是把温州的个体私营经济与苏南的乡镇集体经济加以比较，亦即曾经倍受关注的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的优劣之争。
其二，机制说。
机制不能脱离体制而存在，就浙江而言，就是民营机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机制由于产权清晰，激励到位，其效率比较高是个不争的事实，理论上也得到充分的论证。
其三，文化传统说。
文化传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马克斯·
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早就提出来了，在实践中也是可以充分感受到的。
浙江近代自西学东渐与外资流入以来，得风气之先，商品经济的意识较为浓厚，这对经济发展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综观上述诸说，都不无道理，但是，又都独木不成林，既难以概括浙江经济发展的缘由，又不能一以贯之透彻剖析浙江经济的增长之谜。
本文认为，对浙江经济增长之谜的解析，应该从更宽的背景与更高的理论层次上加以综合与把握，概要言之，解析浙江经济增长之谜在于浙江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正由于此，在国内市场的竞争中，浙江发挥了体制创新的先发优势；
在国际市场，浙江充分发挥了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
市场化进程的领先，使浙江经济在国内外两个市场的竞争中游刃有余，发展势头良好，值得我们去深入了解与认真剖析。
二、浙江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度量与比较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同时，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是通过渐进的方式来实行的。
在旧体制向新体制转换的过程中，由于各地在经济、社会、文化、人口、资源、资金与区位等方面的差异，加之主观努力与政策环境的不同，因而呈现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这种差距从改革进展上讲，就是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同时，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又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
两者的逻辑递进关系既有学理上的依据，也得到实践的支持，从而说明：
市场化进程作为衡量经济体制改革的程度以及解析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度量指标，是可以成立的。
换言之，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各地的市场化进程来分析区域经济发展的状况及其原因（参见表1、表2）。
表1 各省市区市场化程度排序（1999-2000）
附图
表2 浙江省市场化进程概况（1999-2000）
表1、表2数据来源：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2001年报告》，2002年7月（初稿）。
上引排序不包括中国的香港、澳门与台湾地区，以下同。
本文以“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为评价标准，来说明浙江经济市场化进程走在全国前列的现实。
有必要加以说明的是，上述指标体系是一个初稿，本文之所以引以为据，是因为这是目前国内较为权威的研究成果。
而且，本文使用的内容主要是市场化进程的排序，并不要求对所有指标进行准确的量化，相关指标的数值是否完全精确，原则上也不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
从上引市场化进程排序的结果看，浙江1999年与2000年都处在广东之后居全国第2位。
同时，沿海地区的市场化进程明显快于中部与西部。
以前10名为例，只有居第九位的安徽是内陆省份，其余都地处沿海。
这说明，市场化进程与经济的开放度以及对外交流的区位优势息息相关。
值得关注的是，浙江既无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亦非传统的工业基地，在政策因素与经济条件并不有利的情况下，市场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却走到极大多数沿海地区的前列。
显然，必有其独特的原因，或说成功之处。
三、浙江经济市场化进程的诱因与特点分析
浙江经济市场化进程处于全国前列已是不争的事实。
从中国加入WTO后，浙江经济快速增长，外贸出口一枝独秀的情况推断，浙江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实际上已超越上述指标体系所揭示的状况。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促使浙江经济在自身条件并不优越的情况下，率先走上市场化进程并一直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本文认为，在转轨经济中区域经济发展深受市场化进程的影响，市场化进程又与区域特定的自然、社会、经济与人文的因素相联系。
就浙江的情况而言：
自然资源相对匮乏所带来的生存压力与反激励效应；
较为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与工商业文化传统等，是促进浙江市场化进程的主要缘由与路径。
首先，自然资源相对匮乏所带来的生存压力与反激励效应（注：
浙江省人口总数4501.22万（2000年），陆域面积10.18万平方公里，为全国总面积的1.06％，是中国陆域面积最小的省份之一。
全省耕地总面积为160.76万公顷，人均占地0.54亩，约为全国人均耕地1.59亩的三分之一。
浙江省矿产资源以非金属矿产为主，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煤等矿产较为贫乏。
）。
从以往的研究成果看，学术界注意到这种现象，但是，并没有从理论上加以认识与概括，也没有把它作为促进浙江经济市场化进程的一个基本原因进行具体阐述。
本文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任何经济活动赖以进行的基础，它是我们认识浙江市场化进程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门径，以及分析这一问题的逻辑起点。
一般而言，自然资源禀赋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良好的自然条件可以促使区域经济更快发展。
同时，自然资源状况对人的行为取向也具有反作用，换言之，环境恶劣也可以唤起人的生存欲望与奋斗精神，从而变环境制约为发展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与区域经济发展之所以快于其他地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是浙江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相反，是自然资源相对匮乏所带来的生存压力与反激励效应促进了市场化。
浙江省经济发展中以温州模式在全国最有影响。
温州模式之所以产生的主要原因与最初动机，与其说是出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不如说是迫于生存的压力而通过市场化手段寻找生活的出路，它是浙江市场化进程的动因之一。
从浙江情况看，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温州、台州等地市场化起动早，进展快。
经济条件较好的嘉兴、湖州等地市场化进程与经济发展相对较慢。
从全国范围看，广东、浙江在沿海省市中自然资源禀赋相对匮乏，但是在全国的市场化排序中分别列于第1与第2位，GDP与财政收入增长等都位居全国前列（注：
浙江省GDP1978年为123.72亿元，2000年为6036.34亿元，1979年至2000年平均年增长13.2％。
财政收入1978年为27.45亿元，2000年为658.42亿元，1979年至2000年平均年增长15.5％。
资料来源：
浙江省统计局《浙江统计年鉴》2001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7月。
（以下不另注明出处者资料来源相同））。
可见，无论浙江自身的实践还是全国范围内的比较，都证明本文的上述观点可以成立。
问题是，这种效应的产生还需要有相关的因素诸如制度安排、人文环境与地理位置等的配合。
因为，人的行为选择与市场化进程不是单一因素促成的，而是多因素协同的结果。
从浙江的市场化进程与区域经济发展来看，这些相关因素与协同机制不但存在，而且是资源匮乏所带来的反激励效应的重要诱因。
对此，本文将在下文作进一步阐述。
其次，国有经济薄弱所具有低改革成本与高制度创新效率。
（注：
1978年浙江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22692万元，2000年为14899778万元.增长121倍。
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是经济转轨与体制转换的产物，由于改革的取向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因而，与计划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国有经济就必须作大的调整，国有经济从竞争性行业中逐步退出是调整的必然趋势。
可以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漫长很大程度上是与国有经济调整过程的艰难相联系的。
中国的许多老工业基地，国有经济比重很大，由调整所带来的转制成本非常高，常常使改革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市场化进程缓慢，中国东北三省的情况就是典型的例证。
与之相反，浙江省在改革开放以前，工业基础与国有经济相对薄弱，这使浙江在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中具有低改革成本与高制度创新效率的优势。
从总体上评价，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浙江国有经济较为薄弱，国有经济的调整虽然也带来诸如职工下岗等社会问题，由于规模不大，没有造成全局性的影响（注：
2000年浙江省企业下岗职工总计6.09万人。
同时，它使民营经济与乡镇企业得到较大的发展空间，亦为外资的流入以及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这些经济成分直接与市场经济相联系，其成长与市场化进程同步。
换言之，这些经济成分的增长使浙江的经济结构发生相当大的变化，非国有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已逐渐处于主体地位。
2000年浙江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6036亿元，其中公有制经济实现增加值3227亿元，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增加值2809亿元，分别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53％与47％。
全省工业增加值为2883亿元，其中公有制经济实现增加值1175亿元，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增加值1708亿元，分别占全省工业增加值的41％与59％，非公有制经济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
此外，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对政府管理经济的观念与方式必然带来较大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经济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制度安排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地方政府对经济管理的方式与途径随之转换，行政化的直接管理逐渐被市场化的间接调控所取代；
另一方面制度变迁必然影响到人的观念与文化氛围，商品经济意识的增强使地方政府在决策与管理的过程中必然体现更多的市场化倾向。
毕竟，只有适应经济发展潮流与市场经济规则的要求，才能使政府对地方经济发展的管理产生相应的效率。
既然政府把促进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那么，多用市场化的手段来管理经济对于实现地方政府的政策目标与地方官员的政绩追求都是明智的选择。
因而，浙江各级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态度大多倾向于多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比较尊重企业的自主权与个人的积极性。
政府的务实态度以及观念与职能的转变，有利于市场制度的完善与市场竞争的有效性，也加快了浙江的市场化进程与地方经济的发展。
其三，较为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与工商业文化传统。
经济活动离不开人的观念与文化传统，在解析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缘由中，文化传统说颇具影响。
的确，浙江人商品经济的观念比较强，尤其是温州人，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所表现出来的创业精神、市场观念与竞争意识使人们感受到他们似乎具有与生俱来的商业本能。
对浙江人的商品经济意识及其作用，学术界已作了充分论述，本文不再重复。
但是，对浙江人商品经济意识的由来以及商业文化传统的形成的解释显得过于宽泛，不得要领，有必要略作辨正。
从历史渊源讲，南宋时期永嘉学派的事功学说对形成浙江尤其是温州人的工商业文化传统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这种影响毕竟过于久远，又主要是学术思想上的，因而，难以对现实产生直接的影响，不能估计过高。
况且，历史传统也是变化的。
如明清时期的徽商，可以说融商业文化与商业实践于一体，对于培育安徽人的商品经济观念以及形成商业文化传统的影响理应比南宋永嘉学派要大得多。
但是，现实中的安徽人，从总体上并没有表现出比浙江人更强的商品经济意识与商业文化传统。
历史传统之所以没有在安徽人身上表现出来，很重要的一点是，传统需要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得到累积与强化，否则，这种文化因子所传递的历史信息就会不断衰减，以致于在现实中已难觅其踪影。
与安徽地处内陆不同，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唐宋以降商品经济因素的增长大多与海外贸易有关，诸如，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经济的兴起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就反映了经济发展的这种趋势。
由于区位优势，浙江的工商业文化传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得以滋长。
本文认为，对浙江人商品经济意识以及工商业文化传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近代以来由外国资本主义入侵肇始的中国近代工业化过程。
浙江的宁波成为“五口通商”口岸城市之一，外国商品拥入浙江市场，外国资本流入浙江各地，外国商人在浙江办厂经商。
浙江经济与外国资本主义联系的加强，对封建自然经济的分解以及民族资本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兴起的作用不可否认。
诚然，这是外国资本主义胁迫的结果，在政府上不免半殖民地化，但是，从对外开放，培育商品经济意识与工商业文化传统，形成工业化的基础等来说，它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国民党统治时期，浙江财团被公认为是国民党的经济基础，这一方面说明了其政治上的反动，另一方面也显示其经济上的巨大力量。
况且，所谓江浙财团尽管不乏官僚资本因素，但是，本质上并非落后的封建地主经济，而是代表新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经济。
这至少说明，近代以来浙江是受资本主义影响较深，商品经济发展较早，民族资产阶级数量较多，商品经济意识较强的地区。
尤其是宁波，“五口通商”的便利条件使宁波成为浙江甚至东南沿海外国资本主义进入中国的重要通道与商品的集散地，其辐射范围甚至远及上海、香港等地。
宁波商人成为中国近代最具影响力与经济实力的群体，上海近代民族金融业即钱庄基本上由宁波人操办与控制，可见一斑。
这充分说明，近代以来，浙江得商品经济风气之先，形成了较为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与工商业文化传统，培养了浙江人开拓实干的商业才能。
事实上，传统的形成需要有一股强大的社会潮流，而且，时间相隔越短历史对现实的影响力越大。
不妨说，浙江人的商品经济意识乃至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与中国近代的工业化以及浙江在中国近代工业化过程中一直处于国内前列的历史事实以及所孕育的工商业文化传统分不开的。
如果我们把讨论的范围略作放大，不难发现，江苏、上海或说长江三角洲的发展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明清以来商品经济因素成长以及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影响，这也可以为上述观点佐证。
浙江市场化进程的缘由与路径是互为因果互相关联的，简言之，自然资源相对匮乏所带来的生存压力与反激励效应蕴蓄着市场化进程的内在动力；
国有经济薄弱所具有的低改革成本与高制度创新效率提供了市场化进程的发展空间；
较为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与工商业文化传统是市场化进程的外在诱因，在改革开放政策催化下所产生的协同效应促进了浙江的市场化进程与区域经济发展（参见图1）。
图1 浙江经济市场化机理图
同时，浙江在市场化进程中还形成自己的特点，从以上较为具体的分析中，我们大致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点：
首先，市场化进程的自发性。
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总体上讲是由政府决策与推动的，由于改革采取渐进的方式，加之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尚缺乏明确的定位，因而，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带有较多的探索性。
从浙江的情况来看，市场经济的实践推动了理论的突破与政策的开放，市场化进程具有很强的自发性。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后浙江温州在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上走在全国前列。
当时，由于思想认识，政策环境的滞后以及个体私营经济自身行为的不规范，对温州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争论一度颇为激烈。
诚然，地方政府在当初采取默认实质上是比较鼓励的态度，为温州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支持。
但是，起主要作用的还是民间对发展商品经济的执着追求。
这种自发性可以说是启动浙江市场化进程的主要动力，也是浙江市场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特点。
其次，市场化进程的民间性。
如上所述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政府主导型，因而，国内的市场化程从总体上讲是通过舆论宣传与政策推动的。
浙江的情况与之有所不同的是它更多地表现为民间的积极投入与主动参与，诸如专业市场的出现，中小企业的兴起与民营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是民间自发并以民营资本为主导的。
民间发展市场经济的积极性还推动了地方政府的职能转换以及经济管理的市场化。
在浙江经济的发展中企业推着政府走的现象并不少见，以致于地方政府常常以“无为”来推动市场化进程，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浙江市场化进程的民间性源于它自身的主客观条件，民间对商品经济的自发追求使政府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工作不在于驱动，而在于引导。
浙江经济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现实，反映了浙江经济市场化进程的民间性这一特点。
再次，市场化进程的扩展性。
浙江的商品经济发展与市场化进程也经历了由点到面的发展过程。
改革开放后，浙江的民营经济在经济条件相对较差、国有经济较为薄弱的温州与台州地区率先发展起来，尔后向全省各地扩展。
浙江最早的专业市场是1983年2月出现在温州永嘉的桥头纽扣市场，其后，义乌小商品市场与绍兴轻纺市场相继兴起并取得极大成功，由此带来的示范效应使专业市场在全省各地星罗棋布。
专业市场不仅是商品的集散地，还形成了以专业市场为依托的产业集群，大量中小企业通过分工与专业化生产以及企业集群形成了规模效应与特色经济。
目前，温州商人、义乌商人已将市场建设推向全国，甚至远及南非。
可以说，正是这种扩展性推动了浙江各地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市场化进程。
其四，市场化进程的整体性。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在地区之间虽然存在着基础条件、经济特色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但是，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相比较而言并不悬殊。
总体上保持了相对均衡的发展态势，这种趋势有利于提高浙江经济的整体素质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不妨说，这种发展状况是与浙江市场化进程的整体性特点相联系的，这种整体性主要表现在市场化进程具有发散性，从而克服了类似于国内经济由沿海到内地的梯度发展以及各地主客观条件不同所带来的市场化进程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落差，有效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其五，市场化进程的差异性。
从上引浙江市场化进程的相关资料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以及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三项指标显示出较高的市场化水平。
相反，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与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二项指标的市场化程度较低。
这种不平衡反映了浙江民营经济发达与专业市场繁荣的特点以及宏观经济管理改革与社会化服务相对滞后的现状，也说明浙江省虽然总体上市场化水平较高，但是结构性缺陷亦不容忽视。
这是制约浙江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的瓶颈，必须尽快突破。
四、市场化进程与浙江经济发展的效应评析
从严格意义上讲，市场化进程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并不完全具有正相关的关系，市场化进程只是反映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度以及市场机制在社会经济运行中所起作用的程度。
由于市场存在缺陷，市场机制的作用就存在一个适度的边界。
因而，从理论上讲，市场化的无穷大不是经济学的最优选择。
而且，市场化进程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相关条件并不具备的情况下，以行政手段强行推进市场化其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至少，它会带来经济与社会的剧烈震荡，前苏联的“休克疗法”就是一个较有说服力的例子。
当然，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经济转轨与体制转换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市场化进程不仅是衡量经济体制改革程度的主要度量指标，而且可以作为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参数。
因而，对中国以及某一区域而言，市场化进程与经济发展具有正相关关系。
亦即市场化进程快，市场化程度高，往往表明经济具有更大的活力，更强的竞争力与更高的发展水平。
这种关系在现实中的存在，是以市场化进程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或者说，市场化进程所具有的效应即观念、体制与机制创新所带来的比较优势来体现的（参见图2）。
图2 浙江市场化进程与区域经济发展机理图
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利用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是多方面的：
资源优势包括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本、资金优势、科技优势、体制优势、产业优势、产品优势、价格优势，等等。
在市场竞争中，利用比较优势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有效和不可或缺的。
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来临与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就成为中国加入WTO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生产要素与商品的跨国界流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要在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除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别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