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秩序与世界霸权国家地区全球秩序的三重构建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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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局面则是国家主权秩序与世界（超国家）秩序重叠、现实主义秩序与理想主义秩序重叠、平等主义（民主）秩序与霸权主义秩序重叠。
一 国家主权秩序与世界（超国家）秩序的重叠
我们知道,现代主权国家体系源于西欧,西欧主权国家体系以资本主义为经济基础,以基督教文明为价值承载,以战争为主要扩张手段。
其全球扩展首先表现为殖民扩张,形成全球殖民体系。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最终结束了殖民体系,主权国家得以全球林立,全球性的主权国家新体系得以形成,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上造成深刻的世界性变化:
不同类型的主权国家共同支撑着当今国际体系,世界市场的扩展力量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多元文明及其价值观在交流中共处的局面形成,战争作为解决国际问题的合法性开始遭到普遍质疑。
这些变化密切了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增强了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愿望,彰显了世界向着人类共同体发展的观念变化。
所有这些变化成就了国际秩序在三个层面上的发展势头:
在国家（关系）层面,国际关系中的民族国家不仅作为民族权力机构,而且作为文化共同体存在,主权独立、平等、国家忠诚等理念被普遍接受,建立在主权原则基础上的国家秩序成为国际社会秩序稳定的主要支柱;
在全球关系层面,世界性组织在发展壮大,以联合国等机构为标志的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制约战争以及促进共同发展的全球机制的作用越来越不可替代,与国家法并存的国际法成为国际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因素;
几乎与此同时,在地区范围的关系层面,区域合作组织角色突出,依靠文化认同、地缘优势、经济互补、安全共享为依托的区域一体化或准一体化合作已经备受欢迎并成为发展趋势。
本来,全球主权国家体系形成之后,国际政治秩序建立在国家秩序基础上并依赖于国家秩序的稳定似乎已不成问题,但一些重要因素的变化对国家秩序的基础性地位构成挑战。
人类交往的增加、交往工具的发达、相互依赖的发展等,使得世界一体化的主张和强调世界秩序高于国家秩序的声音越来越不可小视。
对此,我们有必要审视国际政治秩序在上述三个层面上同时面对的一些基本问题。
（一）历史上,政治秩序的建立往往以基本政治单位的形成为基础,凡是为人类提供了最有力的保护和安全的单位毫无例外地成为基本的政治单位,而提供保护力的正是权力。
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单位,它的首要国际功能是保护本国居民和保证本国领土不容践踏,同时,国家还作为文化共同体存在。
近200年来,民族主义的发展,向着实现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一致化的方向前进,一方面使得民族国家由君主主权向政府主权再到人民主权的演变,另一方面使得国民对国家的忠诚不仅仅意味着意识形态上的一致,而且包括实际利益上的目标统一。
公民遵守国家法律,而国家则以提供无数有形的服务作为报偿。
因此,公民的效忠和政府的效益在实现国家功能的过程中是相辅相成的。
国家主权与公民权益走向统一是民族国家存在及保存地位的合法性基础。
这说明,国家地位是否稳定也取决于能否保持这种统一,或在原有统一被打破后能否走向新的统一。
有可能构成对国家的保护功能和共同体功能挑战从而冲击国家秩序的方面是:
新技术的发展（包括军事技术）、全球化浪潮、超国家组织的兴起、超民族意识、宗教意识、自治运动等等。
从新技术发展史看,一方面,技术能力和武器装备的发展往往是国际体系中政治组织类型演变的直接原因,比如有研究证明,欧洲封建国家体系和城邦国家作为自治的政治单位之所以消亡,与黑色火药的发明有关。
①另一方面,科技革命与军事打击工具的升级,造成国家在跨地区安全上的脆弱性和非地缘上的敏感性增加,也就是说国家安全上的领土、地理屏障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在超国家层面上,全球化的冲击越来越明显,全球化在为超国家组织和国际机制提供合理性基础的同时,也为超级大国提供领导世界和霸权主义的借口和机遇。
不少人都在说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但这未免有点程式化,因为在一定时段内,全球化不是对任何一个国家都利弊相等,而是对有些国家更为有利,对有些国家则更为不利,每一个国家面对的机遇和挑战不会均等。
全球化经济一方面可能削弱政府机构,另一方面则实际增强了政府能力,尤其是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政府,因成为世界“领袖”而提高了国民对政府的支持率。
②另外,全球化对民族主义所产生的最大影响在于,民族主义可以成为国家团结的力量,也可以成为国家分裂的原因,国际社会满足民族主义者的要求,既可能产生稳定的影响,也可能导致不稳定的后果。
（二）如何看待全球化中的一体化空间?
经济全球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经济一体化与文化、民族之间距离加大是同时发生的现象。
既存在一体化空间,又同时存在多元文化,全球的一体化的可能性因此而变得难以想像,但地区或区域的一体化则可以充满幻想。
其实正是一体化空间与多元化张力才使得地区一体化有了可能,这种可能已经在部分地化为现实。
比如,导致欧洲统一运动的两个直接原因虽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和战后欧洲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衰落,但深层的因素则是欧洲人有了这样一种认识和价值趋同:
至少在西欧,过去几百年形成的民族国家是有点过时的政治组织,它已不能保证其成员的安全和权力。
当今,全球化经济竞争加重了民族的不安全心理,过去的不安凝聚了个人对国家的认同感,当今的不安则分化着人们的忠诚归属,因为如果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国家能够借助于比它更庞大的区域共同体来增进安全,那么,客观上会造成人们对于新共同体的忠诚,尤其是那些具有更多文化同质性或相似性的地区,经济全球化的压力和异质文明的距离共同强化着地区内的一体化功能。
同时,一体化造成了外部整合力量对内部一国的影响更加容易,产生和平干涉的效果,强调区域合作,甚至可以使参与国在政治和文化上逐渐标准化,这里就有个潜在的超国家秩序问题。
地区一体化抵御霸权的功能在于,参与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民族国家可以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联合或组织国际规模的活动,把超级大国的干扰降低到最小程度。
当然我们现在还不能过于夸大这一作用,因为地区一体化的不发达与世界多极化的不成型,整个世界还处于阻止强权的弱势阶段。
但这应预示着未来的发展趋向。
地区一体化的现实状况是:
（1）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上,经济层面明显大于政治层面。
（2）多数地区一体化进展缓慢,原因在于分歧大于团结。
（3）因徘徊于冲突与合作、战争与和平、权力与影响、实力与法律等两端之间,地区一体化会不时产生逆转现象。
（4）某些大国尽管口头上赞成地区主义,但却不愿仅限于地区,而是在不断维护和增进其影响世界事务的权利。
（5）许多国家对大国搞全球一体化还是地区一体化心存疑虑,等等。
（三）正像人们的忠诚可以转向比国家大的地区共同体一样,这种忠诚也同样可以转到像联合国一样的世界机构或全球性组织。
因为全球化已经产生出单个国家或地区难以解决而又事关人们切身利益的许多问题,社会发展已使人类面临新的威胁,正如哈贝马斯指出:
长期以来各种危险的全球化客观上将世界连接起来,使之变成了一个建立在所有人都面临之危险基础上的非本意所愿的共同体。
①这就应运而生出具有全球规范效应的法律和道德体系。
各类型国家自愿地遵守国际法等规范常常出于这样一些强有力的动机:
（1）国际交往与有秩序的合作对于参与各方都有利（由此而产生规范渴望）。
（2）客观存在着互惠的需要。
（3）公共利益分享机制的驱使。
（4）国家声望的考虑。
（5）免遭国际制裁等。
②
由于全球规范内含一定的价值标准,不会与所有现存文化同质,所以必然出现难以克服的不和谐,从而制约了规范的发展。
我们不能将全球法律等规范产生和发展的障碍归咎于文化多元性,而是应主要归因于不同国家利益之间的不相容性,起码目前如此。
更为有效和更具接受力的法律将取决于贫富两类国家之间差距的弥合程度。
然而,由于现实贫富之间的差距日益悬殊,国际规范更易于偏向发达或权重的国家,这些国家更愿意维持一种有利于己的霸权秩序。
对它们来说,遵守国际规范与霸权利益可能是一致的。
即使出现不一致,在遵守国际规范与采取霸权或单边主义之间,它们也有更多的随意度。
比如,美国半个多世纪来一直为建立和维持霸权煞费苦心,美国管理经济和社会都以制度建设见长,在国际上也一贯以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安排来巩固对它有利的国际秩序,而绝不仅限于强调“领导地位”、“单极世界”或干涉他国内政。
③尽管如此,美国还经常游刃于国际合作与单边主义之间,时而强调国家主权秩序,时而强调全球秩序。
二 现实主义秩序与理想主义秩序的重叠
应当说,理想主义一直伴随国际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只是其关怀对象历经了从神到人的变化。
在现代民族国家之前,世界和平秩序的各种理想都是围绕神（上帝）———宗教（所）———国王三位一体权力结构图而展开,欧洲的政治历经了神权笼罩下的城市国家、君主国家、最后走向民主国家的变迁,与此相伴,欧洲“普世”的理想主义也从对神的关怀走向对人的关怀。
然而,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并不是理想主义的产物,而主要是在现实主义主导下确立起来。
超越国家来关注人的理想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仅停留于理论层面,体现为一种抽象的终极关怀。
①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和全球国际机制的发展,国际社会似乎才有实施理想主义价值原则的现实土壤。
从1948年联合国发布《世界人权宣言》到当今一连串的国际人道主义干预,重建国际秩序的理想主义色彩越来越浓烈。
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也似乎映出战争的新形式:
强国似乎是以原则和价值观念而不只是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发动战争,也就是说他们起码在名义上高举的是为了别人的命运而战的旗帜。
但在公理与强权的对抗中还是强权最后成了“公理”。
本来,理想主义的追求可以对构筑新秩序产生较强的启迪性,甚至已经使世人看到克服战争与和平这一对峙关系的前景,而理想主义逻辑与单边主义权力政治结合,使人们很快又陷入现实主义逻辑中。
其实,现实中多数国家同时在两种泾渭分明的法律、道义等规范层次上行事,“高级”层次强调抽象原则,即反对暴力,赞成正义、利他主义和善良;
“低级”层次上则是实用主义规则支配国家行为,因为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基础上运用和遵守着相同的国际准则,②那些抽象的“高级”原则却往往沦为有形的国家利益、派系利益或个人利益的牺牲品。
世界各国对人类业已形成的民主、自由、和平、安全等表述虽然都表示赞同,但真实的解释和执行的背后却是思想对立。
比如,世界各地最广泛一致的舆论就是反对战争并避免战争,在战争问题上仿佛存在着真正的世界舆论,但这种一致仍是在抽象的道德或政治向往层面,一旦具体到特定的战争或进行时态的战争,世界舆论便分裂为各国的不同舆论。
在权力政治逻辑中,国际政治有两个基本构成因素,一是为追求目的而形成的国际价值,二是作为获取、维持和扩大国际价值手段的权力。
国际政治具体现象是由当事国所认定的价值及其与别国如何结成恰当的权力关系所规定的。
所以,国家之间围绕权力不仅会存在对立的关系,而且还可以建立合作关系和结盟关系。
虽然参与国际政治的各行为主体都抱有安全、富裕、繁荣、和平等目的,但为了达到目的,各自采取着能够使其他行为者接受的举措,由此对其他行为者构成一定的影响。
这种情况下,权力就是为了贯彻自己的意图而满足他国条件的能力。
以这种权力理解国际政治,国际政治就成了以权力关系为媒介的行为主体间的国际价值分配过程的相互作用。
③由于不平等的国力分配,法律上主权平等的国家在其行动之前,获得、维持权力的潜在能力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因此,在价值实现与条件满足之间,每个国家找到的是各自不同的权力平衡点。
也就是说,尽管存在基于不同文化、不同利益观基础上的不同国际价值的理想标准,但由权力决定的国家地位的不平等则造成不同价值理想的作用不同,并产生出强势与弱势之分。
不仅如此,自从价值之间有了权力因素的存在,理想的追求往往引出灾难性实践。
比如,渴求绝对安全的和平主义是一种理想,但军事力量与国家理想结合作为保证国际安全的支柱,就为现代的全面战争提供了一种政治框架。
只要现代国家决心履行它们保护本国公民生命财产的诺言,那么掌管这些国家权力的人就必须诉诸一切可能的手段去对付那些现实的或潜在的敌人,这样,寻求安全可能是导致冲突的根由。
外交可以为首选,而一旦通过外交手段所进行的努力失败,战争则仍然最具说服力。
战争作为达到现实目的与安全理想的工具二者本应截然不同,但赢得和平的理想在应用到击败敌人的残酷战争中时已经降得非常次要。
于是,“安全———战争”成了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
④在单极格局中,即便霸主国能够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政策运用自如,国际社会能够依照并实施强权方的价值理想,霸主国仍然需要寻找那些事关合法性问题的答案。
人道主义国际干预已经按照某些大国的规范在进行,但起码有以下问题有待解决:
（1）人道主义干预与《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主权原则还不一致,只有在安理会声明某国家行为威胁了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情况下,惟安理会才可被授权处置,否则都不合法。
（2）现实存在的人道主义干预既没有消除人道灾难,甚至成了人道危机的一部分。
（3）对国家秩序和世界秩序同时提出一个重大的挑战:
正义的、和平的国内秩序和国际秩序靠什么?
如果靠外界力量,那么,外界力量怎样才有助于建立这样的秩序,而不是使混乱升级?
这些问题无疑也是处在国家秩序与世界秩序、现实主义秩序与理想主义秩序重叠时期国际社会难以解决的问题。
三 平等主义（民主）秩序与霸权主义秩序的重叠
在20世纪以前,虽然国际社会一直存在着霸权秩序,但是,单一霸权势力所及也只是限于地区之内或地区之间,很难达到全球范围。
伴随着20世纪殖民体系的瓦解和主权国家体系的全球化进程,国际秩序才出现两大新变化:
一是建立在主权原则基础上的平等主义成为国际社会的潮流,平等主义发展的目标是建立民主的国际政治秩序。
一大批新独立的主权国家成为推动这一潮流的主要力量。
二是全球范围的霸权主义成为可能。
在一段时期内,不但制约霸权的力量不能与霸权力量同等增长,而且制约因素发生了更有利于世界霸权的变化:
第一,地理因素的变化。
过去,地理阻隔和国家边界是维护国家和地区安全的天然屏障,是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在向往世界霸权和采取行动时都必须面对的难关,它是使霸权势力限于地区之内的因素之一。
今天,科技发展已经使交通信息便捷,“地球村”现象使过去表现在远距离军事打击、军事侦察、军事封锁上的天然屏障几乎消失,这为全球范围的霸权势力提供了便利。
第二,过去军事征服手段有一大缺陷:
战争就是赌博,胜负难以意料。
当今科技制高权突出,高科技战争使军事打击目标和打击效果可以被事先预料,先进武器的威慑作用明显增强。
第三,过去经济手段对于行使霸权一般不那么有效,而今的经济全球化增加了国民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赖性和敏感性,经济制裁和经济封锁成为越来越重要和有效的霸权手段。
第四,由于信息越来越难以被国界阻隔,利用外来文化的吸引力,强国可以借助传媒使自己的政治文化成为强势文化,通过向世界各国输入文化产品等手段以达到影响或改变对象国国民政治观念的效果,以便增加霸权的合法性认同。
文化帝国主义已成为推行霸权的重要辅助手段。
上述变化已经改变了人们对权力的认识,形成综合国力的新观念。
也改变了强权追逐国对权力运用的方式,增加了追求新权力的欲望。
比如,美国已将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使用硬权力要达到的目标是:
美国有能力诱使他者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运用软权力要达到的目标是:
说服他者做美国希望他们做的事情。
①
上述变化也已经导致安全观的更新。
在安全内容上,已经流行使用新安全观、综合安全观。
在安全关系上,人们体会到,一国的安全与另一国甚至与世界的安全紧密相连,造成一国乃至整个世界安全形势紧张的方式可以有多种。
这为加强国际合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也为增加国际干预提供了更多的理由,又为霸主国领导这种国际干预提供了更多的机会,霸权主义秩序似乎有了“合法性”基础。
全球化时代,虽然各国家和地区之间在各个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明显增加,但是,当今支配整个世界的还不是理想的、稳定的相互依存关系,也不是平等和对称的相互依存关系,而是一种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上都不平等、不对称的相互依存关系,依然具有支配———从属关系的特征,因而是不稳定的、危险的相互依存关系。
所以,在一个时期里,尽管存在制约战争和维持国际和平的某种均衡秩序,但也只能说人们依然生活在一种“恐怖的均衡”而不是“安全的均衡”秩序之中,依然体现了大国意志,与平等主义要求变革现状的呼声相比,维持现状的势力依然强大,结果总是中小国家的利益受到压抑。
以往对国家追逐权力的制约往往通过均势途径,但即便均势能够制约霸权,那么当今多元主权国家体系也难以依赖均势,因为均势发挥作用必须建立在信心一致的思想和道德基础上,且哪里有共同利益哪里才有均势起作用。
凡是共识不复存在或已经削弱,对均势体系不再有自信心时,均势便不能履行其功能。
②0世纪民族国家的多样化、主权国家体系全球化之后,各国之间不再有过去区域内部那种有效限制各国争夺权力的共同信念与共同价值体系,各国对外政策不会在一个框架内运转。
那么,人们期待的制约霸权的国际政治秩序将如何到来?
四 国际政治秩序的未来发展
对于制约霸权,人们最容易想到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世界机构和以国际法为主要规范的国际机制等,因为这些方面的作用显而易见。
其实,单靠健全世界机构和国际法也不能完全制约霸权。
在主权国家体系全球化之后,随着国际社会平等主义愿望和民主性的增强,小国常常欢迎国际机制,将国际机制视为防止强国随意滥用权力的屏障。
大国也希望通过国际机制为稳定的国际环境创立规则。
可是,一旦规则确立,即使超级大国也可能越来越无力支配它们。
如果在事关国家重大利益而无法支配国际组织时,大国便会采取单边主义,而这种单边主义就是走向霸权或强权的开始。
限于国际机制在效能上的难以克服的障碍,单靠国际机制的完善来制约或消除单边主义是不可能做到的。
而防止单边主义归根到底是一个对国家追逐权力的制约问题。
现实的国际机制效能不足的问题在于:
（1）国际化首先意味着国际合作的加强,而国际合作的效率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共同定义上的一致,其背后是利益认同的程度问题。
（2）凡是没有共同利益和制衡力量的地方就没有国际法,法的国际化进程通常是由危机发动起来的（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人权宣言,使人权变成了可以与立法者甚至国家相抗衡的东西）,但危机是要付出代价的,而共同利益和制衡力量也需要等待而不能人为造成。
（3）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政治社会,即使存在一个世界性的政权机构,那么其政权机构也必须同时具备合法和有效两种条件,否则,外交和战争两种形式依然都在力求填补这一全球机构的空白,也就为强权留有余地。
而且,合法性的世界性机构未必有效,也不能为了有效而不具合法性。
（4）国际机制始于维护和增进国际交往中的国家利益,而在国家利益这一点上,单边主义比国际机制更易获得其合法性基础。
正是因为有这些问题难以很快解决,所以国际机制现有的4根支柱:
国际法、解决争端的机制和机构、监督办法、惩罚违法行为等,都尚未健全。
从国际政治秩序发展趋势看,对世界霸权的制约取决于现实三个层次秩序的共同发展,需要国家主权秩序、区域化发展的地区秩序和有待健全的国际机制三者的共同作用,这三个方面的发展不足正是制止世界霸权不力的原因所在。
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世界组织无论在立法、执法、监督的效能上还是其合法性上,都还存在欠缺;
国际法、国际道德等规范的价值认同困境和历史局限尚未摆脱;
地区一体化只能算刚处在起步阶段,其效能远未显现;
全球范围的主权国家体系也只是在20世纪70年代成型,正在经历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考验,主权将经历从政治合法性到功能合法性的全面发展。
国际化需要国际合作,国际合作需要国际认同,国际认同往往是在历经国际危机后才易促成,在可预见的将来,伴随着国际社会历经的一次次危机、困难和进步,国际社会的认识会一步步深化,将会发现更多共同的利益点和价值判断,从而创造更具效能的国际规范,孕育并产生一个建立在成熟的国家主权秩序基础上的多元世界的政治文明秩序。
世界的多极化发展,不但是力量的多极化,而且是文化和价值观的平等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它将为全球秩序提供强有力的价值支撑和力量支撑,为国际机制在增进合法性和提高效能上注入活力。
支撑这个世界的将是一个完善的全球机制、成熟的民族国家秩序、有高度内聚力的一体化或准一体化的地区秩序,它们将共同保障一个民主的、反对并制约霸权的国际政治新秩序。
作为主权国家,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的外交战略目标,中国着眼于建立民主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并与加快自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联系起来。
但中国反霸不是挑战霸主,考虑到反霸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中国正以合作的姿态参与国际机制,以对话而不是对抗的态度解决分歧,提倡国际社会的和而不同,并开始积极参与地区合作,采取友好富邻的周边外交新举措,切实贯彻和平、合作、发展的战略方针。
随着中国的自身强大,中国将坚持一个合作的主权大国形象,积极投入到国际机制和地区组织的创建中,从而推动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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