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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多“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但无论蒲松龄怎样高明，也难以跳出其创作的社会生活。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已经萌芽，所以，除了这些狐妖鬼怪和科举士子，商人也是《聊斋志异》里面的主角之一。
他们没有鬼狐、书生的形象那么突出，但是作者也在其中表达了自己的欣赏与批判，也有他的独到之处。
一、各色商人汇总
《聊斋志异》中所出现的有关商人的作品之多，可以说是前代的文言小说所罕见的。
如：
《阿秀》、《雨钱》、《余翠仙》、《大男》、《青蛙神》、《金陵乙》、《张不量》、《雷曹》、《霍女》、《官梦弼》、《王成》、《义犬》、《罗刹海市》、《白秋练》、《金永年》、《二商》、《慧芳》、《刘夫人》、《黄英》、《小二》、《酒友》、《任秀》、《五成》、《珊瑚》、《侠女》、《细柳》、《青梅》、《辛十四娘》、《绩女》、《柳生》、《农妇》、《布商》、《胭脂》等等。
这些作品都或多或少地与商业或商人生活相挂钩。
在这些商人中，有品质优良、心地善良的“良商”，也有奸险狡猾，吝啬绝情的“恶商”；
在这个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不仅有精明能干的男性商人，更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商人。
总之，在《聊斋志异》中各色商人纷纷涌现，构成了一道别具特色的风景线。
二、良商形象的文学描写
在《聊斋志异》的商人形象中，有一部分是重义轻财，诚实本分，乐善好施的良商，而在这些良商形象中，有些是诚实本分的小商贩，他们善良、热心，作者为他们安排了美满的结局：
在神、鬼、狐的帮助下，小商贩发财致富、家庭美满、长生不老的梦想都变成了现实。
小商贩变泰发迹的故事在《聊斋志异》里屡见不鲜，《二商》篇描二商和大商为同胞兄弟，然而大商富裕，二商贫穷。
二商贫穷的时候想请求大商的救济，却遭到大商老婆的拒绝，然而二商却不计前嫌，在大商家遭难的时候，两次救他，并且在大商去世之后，还接济大商的老婆和小孩。
后来大商托梦，告诉他们故宅藏有窖金，二商用所得到的五百金做资本，勤俭创业，几年就发家致富了。
后来二商老了，还把一半的财产分给了侄子，可见二商为人真诚，孝悌。
《蕙芳》篇讲述了一个名为马二混的人，他性格木讷，以卖面为生。
然而因为他非常诚实勤劳，引得仙女蕙芳钟情于他，并且帮助他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布客》说的是长清县一个以卖棉布为生的商人，从算命先生那里得知自己将有大难，于是收拾东西赶回家。
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个衙役，因为他待人热情大方，并招呼他一起吃饭，因此博得衙役的好感，衙役告诉他自己实为城隍庙的鬼吏，是来抓他的，并泄露天机，让他修一座桥赎罪，结果阎王念其有功，又延长了他的寿命。
这些小贩们发家致富，只是聊以慰藉的梦，挖出藏金更是偶然，神鬼赐富纯是虚构。
然而抛开这些虚幻的梦想，现实告诉我们：
小贩们生活贫困，前途黯淡。
他们背井离乡苦心经营，常常折本而归，省吃俭用积攒的血汗钱，却被小偷窃取；
栉风沐雨赚钱糊口已很艰辛，贪官、奸商还要巧取豪夺，即使住店、乘船、行路也是险象环生，随时都可能成为强盗的刀下鬼。
上述种种苦难都是《聊斋志异》中的小商贩们真实生活的写照。
除却这些诚实本分的小商贩，在这些良商形象中，有很多是儒商的身份。
自战国后期商鞅明确提出“事本抑末”的口号以来，重农轻商、重本抑末的观点在中国封建社会流行了两千多年之久，处于四民之首的士与处于四民之末的商的社会地位也有着天渊之别，儒与商之间似乎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但是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特别是明清两代，尽管统治阶级依然推行各种轻商抑商的法令制度，可是儒与商之间的界限却日益模糊，以至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商人群——儒商。
什么是儒商——即早年投身儒业，后转而从商，以经商为职业和谋生手段的商人群。
这些商人多以儒家的价值观作为自己价值取向的准则和行动的指南。
儒家的理论核心是“仁”，提倡真正具有仁爱之心的人应将“爱人”推而广之，产生助人为乐、扶危济贫的意识。
因此这些儒商都有着诚信为本，乐善好施的品德。
儒家一向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把诚信作为立身之本。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王成》中的王成虽然家贫如洗，与妻子睡在牛衣中，却能拾金不昧，还金钗于狐仙；
贩葛都中，所借本银亏了十几两，葛布所售的钱又悉数被盗，却能依然恪守诚信的商业道德，不听信他人之言，不向官府告发店家来获取赔偿；
后来售鹑五府，得银五百两，又能掷金案上，让店主自取，足见其知恩图报，毫不贪财的品德。
还有《刘夫人》中的廉生，他不名一文，用刘夫人的本钱到荆襄经商，结果获利三倍，除了对同行的仆人伍某“常格外，另有馈赏”之外，全部交给刘夫人，分毫不入私囊。
后来与刘夫人的外甥女慕氏成婚，送归故里，依旧把全部收入“堆金案上”。
可见诚信的商业道德，是这些儒商的立身之本，行事之范，精神之魂。
他们经商不只是为了自己发财致富，总是自觉地为百姓、为地方行善布德、广施恩泽，奉献实实在在的回报。
《酒友》中的车生，囤积荞麦四十余石，在旱情极其严重、禾豆颗粒无收的情况下，解决了老百姓的种子问题，为维护一方民众的生存和生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雷曹》中的乐云鹤在观看雷公布雨时，也没有忘记父老乡亲正在受着旱魔的肆虐，利用见习行雨的机会，以器掬水，遍洒云间，使家乡及周边地区沟浍绋满，旱情顿除。
可见这些商人都怀着儒家的“仁”走在经商的道路上。
这些儒商的成功，改变了传统儒生走出书斋就难以生存的可悲境地，它提醒儒生不能一味地读死书，应该学以致用，具备实际的生活能力，这种认识也来自作者自己的亲身体验和他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三、恶商形象的文学描写
在《聊斋志异》这些形形色色的商人形象中，除了这些诚实本分，乐善好施的良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那些奸险狡诈的恶商了。
“恶商”唯利是图，奸险狡诈，欺朋骗友。
正所谓“天下商人一般奸”，并不是每一个商人能怀着一颗慈悲的心来经商的。
《聊斋志异》中所刻画的一些恶商的思想中，“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联系了”。
乃至于被看成为人间挚情的夫妻之情也被淡化。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有“商人重利轻别离”的名句。
《云翠仙》中刻画的梁友才“作小负贩，无妻子田产”，“媪送女儿到梁友才家”，使其“有男女数辇，各携服食器具，布一室满之”。
而当他听说将妻子卖给别人做妾，可得百金，卖为妓女，可得千金的时侯，他骨子里的那股贪念就窜出来了，以八百缗将妻子卖作官妓。
梁友才这个人本来就是靠妻子才起家的，他非但不知恩图报，感念夫妻情缘，反而将妻子卖作官妓，这种贪得无厌的行为，真是可耻之极。
另外，《大男》中的重庆贾、盐亭贾、保宁贾等商人们也完全置伦理道德于不顾，公然将妻妾当作商品多次交换买卖。
在这些商贾心中，爱情、婚姻分文不值，卖掉妻妾至少可以达到“少尝吾值”的目的，不能让自己的钱财受损，才是正事、大事。
这个便说明商人们不念夫妻之情是具有典型性的。
我们常说吝啬并不等于恶，但吝啬之极就不能不称其为恶了。
《宫梦弼》一篇写“乡有富者，居积取盈，搜算入骨，窖镪数百，惟恐人知，故衣败絮，啖糠秕以示贫。
亲友偶来，亦曾无作鸡黍之事。
或言其家不贫，变嗔目作怒，其仇如不共戴天。
暮年，日餐榆屑一升，臂上皮折重一寸长，而所窖终不肯发，后渐羸。
濒死，两子环问之，犹未遽告；
迨觉果危急，欲告子，子至，以舌蹇不能声，惟爬抓心头，呵呵而已。
死后，子孙不能具棺木，遂藁葬焉。
”如此可见，文中的“富者”绝不逊色于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甚至比葛朗台还要守财。
《金陵乙》中的金陵乙卖酒时，搀水加毒，大发横财，最后被变成狐狸，可耻地死去。
《任秀》中的申竹亭骗取朋友的信任，违背朋友遗言，侵吞其钱财，遭到鬼报，所得不义之财化成箔灰。
《纫针》中的黄某乘人之危，以利诱、威逼、欺骗、行贿等手段，企图夺人所爱；
《鸦头》中的赵东楼舍不得拿十两银子帮助朋友，追欢买笑，挥霍无度。
当然，对于蒲松龄而言，是非常讽刺这类人的，于是作者往往会在文章中，让这种人得到相应的惩罚。
出于惩恶扬善的动机，对梁有才、申竹亭、金陵乙等道德败坏的奸商给予谴责，并通过变狐、鬼报、暴死等手段加以惩罚，以此警示那些品行不端的奸商。
四、女性商人形象
在《聊斋志异》中，作者塑造的这些商人形象，虽然大多数都是男性商人，但其中也不乏一些精明能干的女性商人形象。
她们富有自主意识，充满着人情美和人性美，行事有胆有识，机智果敢，甚至能力亦不在男子以下。
她们自强、经济独立，不再是男人的附庸，而是自己命运的主宰，甚至成为家庭的主心骨，拥有和男性平等的地位。
在封建社会中，“女子无才便是德”，封建礼教要求女子做到“三从三贤”：
“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
“在家则为贤女，出嫁则为贤妻，嫁而生子则为贤母”。
“从”、“贤”的实质就是把她们变成男子的附庸。
然而在蒲松龄笔下，却出现了这样一些女性：
她们有的心灵手巧，勤劳节俭。
如《辛十四娘》中写到，“十四娘为人勤俭洒脱，日以纴织为事。
时自归宁，未尝逾夜。
又时出金帛作生计，日有盈余，辄投扑满。
”《青梅》中的青梅则擅长女红，“梅又以刺绣作业，售且速，贾人候门以购，惟恐弗得”。
《绩女》写出了绩女所做的女红“匀细生光，织为布晶莹如锦，价较常三倍”。
她们有的精明能干，幕后指挥。
古代封建社会的大环境里，是不允许女性抛头露面的。
这些女性商人便在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后，物色合适的人选，让他们在前台打理生意，自己就在幕后决策指挥。
《刘夫人》中的刘夫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刘夫人并未自己出面打理生意，而是在有一定资本后，寻找合适的人选，即今日所说的“职业经理人”。
她们在选择人选时很有眼光，以人品好和忠诚度高为原则。
比如刘夫人在选择廉生打理生意时就看中了他至性纯笃的品性。
另一方面，她们自己也有一定的战略眼光，选择的生意比较稳妥并且可盈利，同时她们也善于财务管理，对钱财方面的事情计算得极其清楚，在管理到位的情况下可有效地控制下属的不廉洁行为。
她们经济独立，不以男子为依附。
《黄英》篇中的黄英独自经营一份家业，弄得家道兴旺，资财丰盈。
与马子才论及婚嫁时，不要彩礼，并欲使马子才入赘。
婚后仍辛勤劳作，家道更富，“土木大作”、“楼舍连亘”，致使丈夫马子才深感“徒依裙带而食，真无一毫丈夫气矣”。
黄英是家庭的主人，丈夫因她而富，显示出女人的勤劳与创造力，具有现代女性特征。
《小二》中塑造了一个女性儒商形象，也是一个经济独立的女性。
她与丈夫经营了一家琉璃厂，小二在经营管理方面是很有天赋的，能够在技术方面给工人进行指导，在人员的工作安排上也很有方法，每个仆人都有事做，在人员管理上还有自己的方法和特色，考核到位，赏罚分明。
所以没几年的时间，就成为一方富贾。
蒲松龄对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世言女中丈夫，犹自知非丈夫也，妇并忘其为巾帼矣。
其豪爽自快，与占剑仙无殊，毋亦其夫亦磨镜者流耶？
”
在这些女性商人中，有的是为了解决家庭的温饱而从商的。
在封建社会，女性很少能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当一个家庭没有男子时，就会使得温饱成问题。
而小户人家在这个时候生存问题就显得越发尖锐。
《大男》中的何妾受到正室的欺压，日子过得很艰难，于是“惟纺绩佐食，养子自养”，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儿子带大了。
这些女性靠自己的力量经济独立，并能够自己养家，也是令人尊重与认同的。
《聊斋志异》中也有部分女性商人是家境不错的小康之家，对于商业经营大多是出于兴趣使然，属于“赚钱买花戴”的那类。
如《细柳》中的细柳天生就具有商业头脑，“柳于女红疏略，常不留意；
而于亩之南东，税之多寡，按籍而问，惟恐不详。
久之，谓生曰：
家中事请置勿顾，待妾自为之”。
优秀的经营才能让细柳轻松掌握了家中的财政，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而且内院的事务兼顾打理，可以说是做到了家庭与事业的平衡。
而且她教育出来的孩子亦有不错的成绩，最后兄弟俩一个“三年登第”，一个“货殖已累巨万”。
取得这样好的成绩，即使当代人也为之动容。
《聊斋志异》中表现的“女性独立，必须以经济独立为基础”的新思想是在明末清初，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影响产生的，是处在当时社会中女性谋求发展的表现。
蒲松龄塑造这些女商人形象，在肯定她们自身价值的同时，也对男女平等的思想发出了自己看法。
五、商人形象的意义及影响
（一）蒲松龄对商人形象的中肯态度
仔细体察我们会发现，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对于商人的态度，是相当中肯平实的，没有什么偏见。
首先。
对那些勤劳、善良的商人，蒲松龄给予了肯定与赞扬。
例如，《义犬》中的商人“赁舟将归，见堤上有屠人缚犬。
倍价赎之，养豢舟上”。
正是由于商人的这一善良行为，才使得其在被惯匪打劫时得到义犬的帮助，而财命俱无损伤。
其次，对于那些唯利是图、忘恩负义的恶商蒲松龄也给予了无情的挞伐和痛斥。
如《任秀》中的申竹亭，他唯利是图、不顾道义侵吞他人财产。
对于这种可耻小人，蒲松龄自然也不会轻易放过。
他设置了鬼报情节，使申竹亭那二百金不义之财悉数化为箔灰，真金仍然归任建之之子任秀所有。
此外，蒲松龄对商人的这种平实中肯的态度的最独特之处还表现在《聊斋志异》中一批士商合一的儒商的出现。
在蒲松龄看来，理想的商人形象应该是心地善良，情趣高雅，善于经营。
他笔下的理想商人是儒商，这些商人亦儒亦商，既有书生的敦厚儒雅，又不失商人的干练务实，他们对金钱的态度很豁达，既不会唯利是图，也不会自甘贫穷。
他们保持着高雅的生活情趣，在辛苦忙碌的经商活动中仍然不忘以琴棋书画陶冶情操。
蒲松龄如此称赞儒商，也与他自己的家庭出生有直接的关系。
蒲松龄的父亲蒲敏吾就直接影响了他的商业意识和商业道德。
蒲敏吾天资聪颖，刻苦好学，文效陶邓，操童子业却迈不进廪生的门槛，贫困无奈之下，只好去读从贾。
二十多年后，成为村里的小康之家，有“素封”之称，然而四十多岁了膝下无男，这成为他一块难以释解的心病，虽有董、孙、李一妻二妾，也无济于事。
于是广行善举，好施尚义，“得金钱则散去。
值岁凶，里贫者按日给之食，全活颇众。
”到了四十多岁，连得四子，其中蒲松龄是嫡出次子。
在蒲松龄的生命因子中便带上了浓重的儒家文化，父亲又是蒲松龄的家塾蒙师，言传身教，细说生命来历，不能不让蒲松龄刻骨铭心。
蒲松龄在塑造儒商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寄托了对父亲的怀念和歌颂。
（二）反映的社会现象
从《聊斋志异》中这些涉商的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商人和经商的看法始终是积极的。
《黄英》中有两句话：
“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
”集中反映了作者对商人和经商的态度。
这也反映了那个时代下的一些社会现象。
1、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
蒲松龄通过对比描写，揭示出商品经济的价值观，否定了书生抑末安贫的思想。
认为人只要自食其力，无论从事什么行业都是正当的，一味的追求贫贱已经不适合时代的发展。
随着明代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展，商品经济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重商意识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思想行为之中。
《聊斋志异》中有很多的商人都是弃文从商的儒商，它是明清商品经济空前繁荣、文人积极从事商业活动等社会现实的艺术再现，反映了明清思想界对商品经济的肯定和重商的社会思潮，并且折射出蒲松龄进步的义观。
2、通俗文学中，商人成为正面主人公
在文学作品，长期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诗文，一直被看成是载道的工具，正统文人在诗文里抒发的是济世安邦的抱负以及怀才不遇的牢骚，市井细民的生活和感受是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
即使在许多戏曲、小说中正面主人公也多是王侯将相、英雄豪杰、神仙鬼怪、才子佳人，而这些贩夫走卒的任务就是担当反面、丑角和配角的任务。
在蒲松龄之前，也有不少的以商人为题材的小说，对商人经商既有赞美也有批评，但是从总体上看，由于抑商政策和贱商观念的影响，士大夫阶层的小说作者对商贾及其生活存在隔阂和偏见的。
我国古代商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到明代时，随着社会分工不断发展，商品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商业活动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向前发展。
清代前期，城市手工业和商业再度繁荣，这不仅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壮大成长创造了条件，而且在某些生产部门中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较为明显的增强，市民阶层也随之壮大起来，商业思想成为时代思潮，商贾们从此在社会舞台上扮演起重要角色，与此同时，他们在小说创作领域也开始夺取主角的地位。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明清时期，已经有不少人把经商和举业看得同等重要，甚至更热衷于经商。
而由于蒲松龄自身的经历，他发现了商人诚实守信、乐善好施的美德，因此不为歧视商人的偏见所左右，给予他们由衷的赞美。
五、结束语
总之，《聊斋志异》中塑造的这些形形色色的商人形象始终透露出对文人生存的关注和对自身的打量,他是以商贾之事为依托,寄寓自己独特的文人情怀，商贾之事是一生怀才不遇，清贫困苦的文人蒲松龄的畅想之地，透露出的是一个以科举入仕为人生目标却屡困场屋的业儒者无尽的悲凉和艰难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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