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与政策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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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所谓世界规则和市场规则。
这场信用危机，主要影响美国和中国。
但是在美国和中国的影响很不一样。
美国透支未来收入，中国透支未来资源。
结果就是美国虚拟经济破产，中国实体经济破产。
美国是为本国人民高消费透支了未来，中国则是在压缩本国人民消费的基础上为美国透支了自己的资源。
美国透支了别国人民未来的收入，中国则是被别国透支了自己的资源，还透支了中国人的福利，中国人的健康，中国人的环境，所有这些透支最终都要由中国人自己偿还，如果现在把透支资源换取的一点财富再拿去美国救市，中国最后依靠什么偿还？
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
目前次级债券衍生合约的市场规模被放大至近40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7倍之高。
这次危机将导致全球金融资产缩水27万亿美元。
美国当前的金融危机为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现已显现，世界经济下滑几成定局。
中国是这次危机中受损最小的发展中国家，直接损失较小，但是间接影响也不可小视。
出口将减少，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其作用开始消弱；
投资者的信心有所动摇，投资积极性不高；
银行“惜贷”，国内流动性不足。
目前，扩大内需，尤其是刺激消费已成为政府和学界统一的经济调整口径，但仅依靠个体经济行为（个人与家庭消费和企业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显然有些“牵强附会”。
实践表明，当经济处于衰退、或预期衰退时（我国目前仍处于良性轨道上，但经济下滑）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
应该说，从不久前的“反通胀”到今天的“保增长”政策突变，正在考验着政府宏观经济驾驭和调控的能力。
3、后金融危机时代对于中国经济战略的挑战主要在哪几个方面？
后金融危机时代并不是一个准确的学术上的概念，而是媒体自己创造，用于乐观估计金融危机最危急时刻已经过去，世界金融现在处于恢复时期的时代。
然而2008年以来，美国华尔街危机不仅迅速波及全球金融市场，而且已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蔓延，目前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下滑，世界经济衰退迹象明显。
由于美国、欧洲等海外市场需求减弱，中国经济也面临很多困难，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企业效益下降，经济增速明显放缓。
近10年来，中国银行业经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取得了长足发展。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到目前为止，银行业遭受到的直接损失非常有限。
从工行、建行、中行、交行、招行、兴业、中信等7家银行持有雷曼兄弟债券来看，占其投资比例不高，银行已经准备了足够的拨备缺口，并没有对中国银行业的基本面带来重大影响。
截至去年11月底，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达61.1万亿元，资产总额快速增加；
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实现“双下降”，资产质量明显改善；
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净利润6905.15亿元，同比增长39.5%，盈利能力持续增强。
由此可鉴，我国银行业保持着健康稳定的发展态势，银行业实力被认为是处于历史最好水平。
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主要不是对银行业的直接财务影响，而在于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实体经济，进而对我国银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构成威胁。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仍无法判断金融危机是否已经见底。
从资金投入和救市措施来看，各国已经投入了大量资源，但是危机没有在金融层面得到控制，还在向实体经济层面传导。
银行业与整个实体经济密切相关，如果实体经济出现问题，银行业的稳健经营就会受到影响。
总体来看这主要由如下几个原因所致：
一是信贷对象减少。
二是利差收窄。
三是中间业务受到影响。
对于商业银行自身来说，在金融危机面前，一定要沉着冷静，积极应对，通过多方面努力度过“严冬”。
1.美元贬值，挤压中国商品出口的利润空间。
2.房价控制困难，暴涨之后，必暴跌，胁迫相关行业萧条。
3.农民工的养老、医疗、子女教育、住房、劳动保护等方面的问题诱发社会矛盾。
增加社会经济的不必要损耗。
4.赌博、嫖娼、盗窃、交通事故的刑事责任过轻，诱发犯罪率上升。
破坏经济的健康发展。
5.电子、服装、出版等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利，弱化科研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后进融危机时代并不是一个准确的学术上的概念，而是媒体自己创造，用于乐观估计金融危机最危急时刻已经过去，世界金融现在处于恢复时期的时代。
以上。
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造成一定冲击，但对中国更是一次百年难得的机遇。
中国应以此为契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以投资和消费为主导的内需型发展战略。
当前，财政政策的重点是增支减税，货币政策的重点是保持适度的流动性。
要加大金融监管力度，与金融创新相匹配；
要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全球经济失衡是在经济全球化的特定背景中形成的，各种因素的变化将推动这—格局在未来较长时期内持续动态调整，国际经济、金融格局将因此而发生深刻变化，必须高度重视全球经济失衡对本国经济金融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就我国而言，国际收支双顺差矛盾持续，已经成为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突出问题，也是当前金融宏观调控面临的重要挑战。
在经济失衡调整过程中，金融市场扮演着作十分重要的角色，特别是我国资本市场，面临着重大的发展战略机遇，需要通过加快发展从而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
对于全球经济失衡，有着广义和狭义的理解。
广义的全球经济失衡，既包括国家或地区之间发展水下、增长速度的差异，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投资等同际收支的失衡。
狭义的全球经济失衡，主要是指一国拥有巨额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少数国家。
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存在已久，并不是现阶段所独有的现象，当前同际社会所密切关注的全球经济失衡显然不是指广义意义上的失衡，而是指最近儿年不断加剧的贸易尖衡。
基于概念可比性及现实意义的考虑，本文将所讨论的全球经济失衡限定在狭义的概念上。
从这—概念理解，全球经济失衡的基本表现是，美国贸易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等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
一方面，美国2006年贸易逆差达到7640亿美元，占GDP的比率由10年前的1.2%上升至5.8%。
另一方面，日本等亚洲国家、主要石油输出国及部分欧洲国家存在较高贸易顺差，我国尤其受到关注，2006年我国贸易顺差达到1774.7亿美元，其中对美国的顺差达到1442.6亿美元。
全球经济失衡格局的形成是经济全球化、国际金融体系演变、全球增长动力不平衡等一系列全球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能将其简单地归咎于个别国家经济政策的失误或操纵，否则，容易陷入经济民族主义的泥淖。
全球经济失衡是一种不可能无限持续的状态，经济体系的自我纠正机制要求对这—状态作出调整，而国际社会对此的自觉努力更是会加快这一调整进程。
但考虑到全球经济失衡的形成有更复杂的产业和金融背景，可以预期它的调整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将对全球产业和金融格局产业布局产生明显的反馈作用。
这样一种趋势必然会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给我国资本市场带来的机遇
全球经济失衡凋整的过程，也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的过程，而资本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平台，必然会因此获得相应机遇，我国资本市场尤其如此。
1、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为什么要确立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球”分配格局？
温家宝总理指出，“橄榄型”社会是我们此次收入分配改革的终极目标，而所谓“橄榄型”社会，是指“两头小，中间大”的椭圆球形社会财富分配格局。
这一社会财富分配模型所表明的是，极富极穷的“两极”在社会财富分布阶层结构中只占很小的比重，而中间阶层相当庞大。
从全球视阈来看，世界上许多的现代化发达国家都是这种结构，当然也正是这种结构铸就了许多国家今日的发达和社会稳定。
因为庞大的中产阶级具有对社会贫富分化有着较强的调节功能，对社会利益冲突有着较强的缓冲功能。
与“橄榄型”社会相对的是“哑铃型”社会，假如一个国家处在“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状态之中，那么贫富分化所导致的阶级对立肯定会加剧“为富不仁”和“杀富济贫”并存、推进式的、永无休止的阶级斗争，于国于民都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那么，从我国的现实出发，如何才能塑造一个理想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呢？
部分学者认为，只有通过社会政治改革，改写不合理的社会规则，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给民众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实现各个阶层之间的良性社会流动才是构建“橄榄型”社会的根本。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李宝元教授认为，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关键不在市场而在官场，从长期战略和治本策略来看，要尽快破除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各种限制市场自由的身份歧视制度，旗帜鲜明、大刀阔斧地进行反行政性垄断和各种腐败行为，从而在长期战略方向正确、短期应对策略有效的情况下，通过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实行个人高额累进所得税、开征遗产税等再分配手段，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问题。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王占阳教授认为，解决当前收入分配的巨大差距问题需要落实到两点上：
一是大幅度地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从而使之有钱花；
二是大幅度地提高他们的社会保障水平，从而使之敢于把增加的收入花出去。
而要做到这两件大事，最根本的就是要深化改革，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坚冰，解决分配制度问题，还富于民，建立起公共财政制度。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研究员认为，鉴于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复杂性，建议成立国家层面的收入分配改革领导小组，由国务院领导挂帅，有关部委参加，统筹规划收入分配改革问题。
要研究拟定收入分配整体改革方案，进一步明确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指导思想、原则，明确调整经济结构以促进调整分配关系、深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以促进分配制度改革的主要措施和步骤，制定一系列收入分配改革的政策措施。
部分学者则认为，中国目前的现实是中产阶级成长环境极为恶劣，房奴、车奴、孩奴……光鲜的外表下是中产阶级夹缝中求生的真实境遇。
在“每一套房子消灭一个中产”的荒谬现实中，中国的所谓中产阶层始终匍匐前行，又何谈去充当社会的“稳定器”。
建构“橄榄型”社会，实现中产阶级的增量，仅仅靠收入制度改革本身是不够的，必须增强社会的流动性，加速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特别是保持底层社会向上跃升途径的畅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孙萌博士认为，要使社会结构中的中产阶层膨胀起来，仅仅依靠底层的奋斗是远远不够的，也是不现实的。
更为紧迫的是改变当前的“权贵资本化”和“资本官僚化”倾向：
国企无论盈亏都实行高管高薪，而一线职工却没有渠道表达自己的声音；
社会资源集中于政府和国企，而进入这些部门的人事渠道相当狭隘，几乎已经沦为当前权贵和“资本家”的“关系网”交易产品。
一个真正的“橄榄型”社会不仅需要一个相对庞大的中间阶层，更需要一个各阶层之间活跃的交通渠道。
北京学者宋桂芳认为，从西方的历史经验来看，“橄榄型”社会不仅仅是一个个人收入的分布模型，更涉及社会流动问题，而社会流动则要求政府必须做好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方面相应的配套设施工作。
政府只有下定决心，在医疗、教育和住房等领域进行彻底地改革，才能真正培育出自己的“橄榄”，改变“倒丁字型”结构，继续为底层群众的上行道路寻找突破口，中产阶层才不至于长期“蜗居”在底层的某个角落，“大部分老百姓”的日子才会更殷实起来。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在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博弈中，广大群众在收入分配方案上应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另有部分学者认为，解决中国当前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现象必须和中国经济整体发展模式的转变联系在一起，从经济发展的长期运行中根本解决贫富差距问题。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认为，除了“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外，要解决国民的贫富差距问题，更要思考造成贫富差距更深层和更具有主导性的原因。
需要讨论中国未来的经济和社会，究竟实行什么样的发展战略、经济体制和政府政策，才能最有效地控制住收入分配差距拉得过大，甚至有效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王小广研究员认为，国民收入分配的改革必须要有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即经济增长更加重视消费、自主创新和就业。
国民收入分配的改革如果想真正推行开来，一方面，就必须在完善税制、垄断行业、实现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和分享上取得一些突破。
另一方面就必须改变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如果投资驱动的模式不变，国民收入分配的问题就很难改变。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教授认为，收入的核心是收入的结构。
当前国民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制度外收入差距过大，而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着眼于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整个收入分配的结构中，提升居民的收入分配比重，降低政府和企业的相对比重，在还富于民的同时，以内需拉动经济发展，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收入公平分配模式。
2、为什么说我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的中等收入阶层只有中等收入群体
可以分别从物质上和精神上这两点来谈，：
1.中等收入的人群数量还没有多到形成一个阶层的局面，所以只能叫群体。
我国是农业大国，绝大多数是处在底层的农业人口（农民、农民工）。
工业也还停留在比较初级的阶段，在世界分工体系里处在下游，缺乏高附加值的高端产业，自然就没有那么多需要高知识高技能的高端职位。
因此城市里是大量按劳分配机制下的工薪阶层，有限的中等收入群体难以形成中等阶层。
2.一个阶层应该有相当的人数，并形成一定的价值观、世界观和行为逻辑，在社会上形成一定的影响力。
“阶层”不仅代表了一种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也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和群体文化，一种心态与精神：
“他们的生活状态、知识水平以及经济地位，使得他们所具有的生活趣味和价值观最可能被社会的较多成员所容纳。
同时，他们所拥有的资源，使得他们能够来推广他们的生活趣味和价值观念。
”中产应该是认为歌剧、诗歌、画展的艺术享受比澳洲龙虾重要，应当有时间教育自己的孩子，有金钱可以捐赠给自己所支持的慈善项目，有闲暇能够与家人周游世界。
这与我国的社会现状有关,我国现在奉行的社会体制下,实质上是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的老路上.但是结合我国自古的小农思想,所以其实所谓的中产阶级还没有产生的硬件环境.
所谓中产阶级,不只是说中等收入,更多的是表达出这个特定阶层,收入稳定,社会家庭关系稳定,生活稳定,不用为生活犯愁,然后比较知足安乐的阶层.
结合我国现状,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期,社会并不稳定,法治也在建设的道路上,所以鄙人认为原因于此.
一、中等收入阶层是一个生活质量的概念一个家庭的生活质量，取决于家庭收入在内的多种因素的影响。
例如，收入的购买力水平、其享受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家庭的各种负担、生活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等。
联合国在发展中国家工作的人员和中国内地援藏的人员，都有工作补贴，那是对其生活质量的补偿。
像北京的出租车司机，现在他们平均每月的净收入大概在20003000元，可以说是北京目前的中等收入水平，可他们一天要工作1314个小时，不能享受休息日，特别是还不能生病，因为即使一天不干也还要上交170180元左右的“份钱”（租费和管理费），他们的生活质量显然不能属于中等收入阶层。
即便是在香港，出租车司机平均月毛收入在4万港元左右，扣除每月的2万元车租和3000元油费，每月净收入1.5万港元左右，但他们同样一天要工作12小时，没有学者认为他们达到中等收入阶层的生活质量。
二、中等收入阶层是一个收入分配的概念统计上的平均收入水平或中位收入线，其实会掩盖很多社会事实。
从这方面来看，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大小，不仅与经济增长状况和社会平均收入状况有关，更重要的是与收入分配的状况有关。
我国目前最大的结构性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就是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差距。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城市，与发达国家的大都市，可能只有2030年的差距，现在很多外国人到上海，可能感到城市景观和生活方式与香港、纽约的曼哈顿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我国目前的广大贫困乡村地区，与发达国家的农村，的确存在极为巨大差别。
2001年，全国最穷的贵州农村地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是1412元，最富裕的上海，市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2883元，二者之间的差距简直就是发达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差距倍数。
中等收入阶层是反映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分配结构的概念，因此，一般地谈论北京、上海已经达到中等收入阶层为主的结构，没有太大的意义。
三、中等收入阶层是一个反映城乡结构的概念如果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达不到50%以上，那么中等收入阶层就肯定还是少数群体。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约有1.3亿农民转变成乡镇企业工人，另外还有约1亿的农民工及其家属进入城市。
我们认为，至少还要再使两亿农民转变成市民，才有理由分析，我们的社会分层结构是否已经达到中等收入阶层为主的状况。
这还只是个前提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因为根据不同的职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进城的农民工有可能逐步上升为中等收入阶层，但也有可能沦为城市新贫民。
现在的进城农民工，其总体的经济社会地位，是高于家乡的农民而低于城市的市民。
根据我们对农民工的一项抽样问卷调查，有49.5%的农民工认为，与家乡农民相比，他们已达到中上层或上层；
但与他们打工城市的居民相比，有61.1%的农民工认为他们属于中下层或下层。
至少要使进城的农民工多数达到城市的中等生活水平，整个社会的中等收入阶层才有可能真正扩大。
发达国家的农民，是一个很有社会结构指标意义的群体，在学者的研究著作和社会分层研究的统计分析中，农业劳动者是很少被作为中产阶级来看待的，但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的统计分析却表明，他们已达到中等收入和生活水平。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等收入水平的群体与中产阶级的概念，是有一定区别的。
但减少农民，使农民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又是整个社会能否实现中产阶级成为多数群体的有参考价值的关键性的象征指标。
四、中等收入阶层是一个反映社会职业结构的概念中等收入阶层为主的社会结构，是与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系的。
这个发展阶段从就业结构上看，既不可能是农业劳动者占多数的社会，也不可能是体力劳动者占多数的社会。
从产业结构上说，中等收入阶层为主的社会，必然是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50%的社会。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等收入阶层与“中产阶级”又是有密切联系的。
按照国外一些著名学者的说法，中产阶级的扩大必然与“服务阶级”的兴起相联系。
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是同一社会事实的不同表达而已。
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大要依托于社会职业结构的转型和一些特定社会职业阶层的成长。
金融、房地产、旅游、保险、商贸、传媒、法律、咨询、策划、社会服务、公用事业等领域的职员，科教文卫体等领域的专业人士，政府和社会管理部门的公务人员，企业里的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农业的专业户等，一般是中等收入阶层的社会职业主体。
收入水平只能说是界定“中等收入阶层”的基础指标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
比如，香港目前出现一个人们谈论很多的“负资产阶层”。
过去香港的房价奇高，多数中产阶级家庭的主要投资，通常是按揭供楼，亚洲金融风暴以后，由于香港房地产价格大大跌落，房屋的市值大幅度缩水，过去按500万元价格分期付款的住宅，现在市值可能不到300万元，但每月仍然要按过去购买的价格分期付款，从而导致资不抵债，沦为“负资产阶层”。
但是，这个“负资产阶层”与企业破产，职工失业又有很大不同，尽管生活质量特别是心理上也受到很大影响，但他们的职业、消费偏好、生活方式等，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他们总体上仍然属于他们过去属于的那个中产阶级。
又如，在中国的珠江三角洲，由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很多“城中村”，村里的原住民在地价和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的过程中，通过自己出租房屋的丰厚收益，达到了大大高于城市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但几乎没有人认为、他们自己也不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
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实现进入中产阶级的职业转变，他们的意愿、社会态度、生活方式和消费偏好等，与中等收入职业阶层也相去甚远。
五、从某种意义上说，中等收入阶层是一个具有国别的概念这就像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贫困阶层标准一样，大多数国家都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自己的贫困标准。
如果单纯以收入定义中等收入阶层，那末这个阶层的规模和比重，在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其主观确定的中等收入线。
在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中，中等收入线上移，则人数规模会较小，而中等收入线下移，则人数规模会迅速扩大。
比如，假定现在城镇的一个中等收入者的月薪为20003000元人民币，而且假定他没有特殊的额外家庭负担（例如，家里没有需要支付高额药费的卧床病人），这在我国目前的城市中可能是一种中等偏上的生活水平。
但同样的收入在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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