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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市场与国家》读书报告

一、写作背景及作者简介

布坎南所提出的公共选择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其产生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点。

首先,公共选择理论产生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复兴的浪潮中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理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主导理论,受凯恩斯理论的影响,西方各国纷纷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随着国家干预经济力量的增强,政府职能和政府规模也不断扩大,其结果是政府机构不断膨胀,政府资源浪费,国家干预陷入困境。

公共选择理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了政府失灵以及政府行为分析时的“经济人”假说,并以此来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提倡新自由主义。

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JamesMegillBuehanan），1919年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

1946年进入芝加哥大学深造，194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此后，布坎南相继任教于美国一些著名大学，讲授经济学。

在弗吉尼亚大学任教期间，他和沃伦.特纳于1957年创建了具有强烈自由主义色彩的杰斐逊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哲学研究中心，开始致力于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

1963年和戈登·图洛克一起创立并领导公共选择研究协会，1969年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公共选择研究中心，成为全美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基地。

布坎南还先后担任过美国南部经济学会主席、西部经济学会主席、美国经济学会副主席等一系列重要学术职务，是一位声名卓著的学者。

围绕公共选择这一领域布坎南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著作。

其代表有:

《赞同的计算》（1962年，与图洛克合著），《公共选择理论》（1972年，与托利森合著），《赤字中的民主》（197了年，与瓦格纳合著），《公共选择理论:

经济学的政治应用》（1984年，与托利森合编），《自由、市场和国家》（1986年）等。

在公共选择这寸崭新的研究领域中，布坎南进行了深入、系统、多方面的探讨，他的开创性研究为公共选择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布坎南被称作“公共选择学派之父”是当之无愧的.

二、主要内容分析

（一）公共选择理论的思想渊源

公共选择理论是布坎南创造性工作的产物，但布坎南的创造性工作并不是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是在操入发掘与大量吸收前人经济思想与理论的基础上产生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出发点和一些基本命题，直接来白一些被布坎南视为先驱者的早期经济学家，布坎南的理论具有重要的思想渊源。

（1）斯密的经济理论。

斯密关于市场自发秩序的原理及由此得出的倡导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主义的论断，对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的形成启发很大。

布坎南认为，经济自发秩序的原理是政治经济学唯一确切的原理，对于市场运行过程的理解是自由社会赖以存在的充要条件。

如果这些基本原理被忽视，那么，永葆个人自由的社会就不可能维持下去。

在他看来，古典经济学的这个基本原理已被人们遗忘了一百多年之久，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就是要回到声典经济学家的立场上去。

布坎南明确指出:

“现代公共选择理论对政治活动的运行所提供的洞察与亚当、斯密原来对市场运行所提供的洞察是相吻合的。

”

（2）威克赛尔的经济思想。

在促使布坎南把政治决策分析结合到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方面，活动于19世纪后期的瑞典经济学家威克赛尔的经济思想起了直接的作用。

布坎南对威克赛示的学说给予了高度评价，视为公共选择理论最重要的思想渊源。

布坎南明确指出:

“没有威克赛尔的影响，我的这次获奖是不可能的。

我的许多贡献，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和财政理论领域的那些贡献，都可以看作是威克赛尔命题多样化的复述、发挥和扩展。

”他还进一步指出:

“威克赛尔无愧于现代公共选择理论最重要的先驱者的称号，因为我们在他1896年的著作中发展了这个理诊赖以建立的三个基本要素:

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人的经济学和交易政治学。

（3）意大利公共财政学派的理论。

1956年和1959年布坎南两度以研究学者身份赴意大利研修，其间他接触了许多有关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意大利公共财政字派的学术资料。

公共财政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麦奇维里曾提出了一个关于国家运行的模型。

在这一模型中，麦奇维里将社会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大集团，并且明确提出统治阶级的行为是自私的，他们以社会名义作出的公共决策只是着眼于本集团的最大利益。

就公共财政政策而言，统治阶级的决策目标仅是选择那些使被统治阶级的抵制最小化的财政政策，而并不以真正的公共利益为转移。

布坎南正是在意大利公共财政学派经济思想的影响下，抛弃了国家是一个慈善君主的浪漫看法，对政治活动特别是政府行为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政府的崇拜者变为政府的批判者，并最终得出了“政府失败”的结论。

这正是公共选择学派最响亮、最有代表性的论点，公共选择学派的核心思想就在于此。

（二）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方法

基本出发点是经济人假设的推广西方经济学中经济人假设是指:

当一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面临若干不同的选择机会时,他总是倾向于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经济利益的那种机会,即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

公共选择理论将这种假设引入分析之中,将其运用到对政治行为的分析。

公共选择学派以“有理性的经济人”来分析政治市场交换中产生的各种弊端。

在分析过程中,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有其独到之处。

其表现主要有三个方面:

（1）个人主义的方法论。

这种方法论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不论是政治行为还是经济行为,都应从个体的角度去寻找原因,因为个体是组成群体的基本细胞，个体行为的集合构成了集体行为。

这是经济人假设的前提条件。

（2）经济人假定的分析在政治学中再现。

经济学认为,作为一个人,无论他处于什么地位,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都以追求个人利益、极大化个人的满足程度为最基本的动机。

这就是假定人都具有经济人的特征。

（3）政治学研究应符合经济学的交易特征分析。

布坎南认为经济学中的基本命题不是“选择”（如消费者选择最有利的消费组合、生产者选择最大利润的生产组合之类）而是“交换”,即不同经济个体（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换。

政治活动领域也一样,重要的命题并不是社团、党派与国家,而是这些集团之间与组成集团的个体之间,出于自利动机而进行的一系列交易过程。

有效率的政策结果并不是产生于某个政治领袖或神秘人物的头脑,而是产生于集团之间或组成集团的个体之间相互讨价还价、妥协与调整的政治过程。

（三）本书的理论观点

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把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引入对人们政治行为的分析中，以此作为考察个人与政府决策行为的出发点。

布坎南指出，每一个参加公共选择的人都有其不向的动机和愿望，他们依据自己的偏好和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活动，他们是利己的、理性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

简单地说，他们就是经济学早已定义的“经济人”。

布坎南认为，经济人的假设不仅适用于经济活动领域，也完全适用于政治活动领域。

人们在政治领域中的行动与在经济领域中的行动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总是遵守趋利避害、舍小利求大利的行为准则。

每一个政治活动的参与者进行决策时，都以个人的成本一收益的计算为基础，不仅注重自己从公共决策行动中获得的收益，而且也关心自己所要花费的成本。

没有理由认为选民在选票箱前的行为与消费者在市场中的行为有本质差别，他总是受自利原则支配而行事的。

在其它条件相同时，一个选民总是愿意投票赞成那些顶计能给他带来较大利益的政治家，而不愿投票赞成有可能给他带来较小利益的甚至损害的政治家。

布坎南着重指出，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们也是有理性的“经济人”，以追求自利为目的。

他们像企业家在经济市场上追求最大利润一样，在政治市场上追求着自己的最大政治利益（权力、地位、威望、支配力…），而并不管这些利益是否符合公共利益。

尽管他们也可能有促进公共利益的某些愿望，但这种愿望也不过是许多愿望之一罢了，很容易被其它更有诱惑力的愿望所压倒。

布坎南强调指出，人们并不会因为占据了局长或部长位置，追求自利的本性就会改变。

不管是在哪一级公共机构服务，只要有可能官员们便会选择能为自己带来最大利益（或政治上的、或经济上的、或心理上的）的决策。

尽管大多数人自己不愿意承认，但政洽家和官员们的的确确具有“经济人”的基本性质。

从“经济人”假设出发，运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布坎南对当代西方政体下的政府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政府失败”的结论。

首先从经济人假设出发，揭示了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

不少人都虔诚地认为，在西方民主政体下，经过选举产生的政治领导人和政府官员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因而由他们组成的政府也理所当然地按照公共利益原则行动。

布坎南指出，这种对政府行为的理想化认识与现实情况相差甚远。

美国政治生活的现实表明，那些行使公共选择权的政治领袖和政府官员并不是“经济的阉人”，在参与公共选择中，他们与普通人一样具有自利的动机。

由于任何政府机构都是由人组成，政府行为也由人去完成，而组成政府的这些人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经济人”性质，以追求个人利益为行为准则，因而没有理由把政府的行为理想化。

政府同样也有缺陷，也会犯错误，也常常会不顾公共利益而追求其官僚集团的私利。

布坎南的结论是，在西方现行民主政体下，政府的行为往往并不符合公众和社会利益。

“政府不一定能纠正问题，常常是使之恶化。

”布坎南“以一套悲观色彩较重的观念取代了关于政府的那套浪漫、虚幻的观念。

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根据布坎南的观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多干预必然使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低于市场机制下的效率。

其原因在于：

（l）缺乏竞争。

（2）政府部门往往倾向于提供超出公众实际需要的超额服务，导致公共服务的过剩生产，而这种过剩生产公共服务的倾向又是与政府官员追求个人威信与政绩的意愿相联系。

（3）对政府官员行动的监督常常是无效的。

山于监督往往不一定是被监督者所提供服务的消费者，因而对鉴别政府工作的质量既缺乏经验，又缺乏热情（对于监督者来说这并不违背经济人的行为准则）。

在布坎南看来，以追求最大个人利益为行为准则的政治家们，决策的着眼点不是增进公众的实际利益，而是扩大自身的影响。

因此一项政策的宣传效果是第一位的，它是否具有实际效益则是无关紧要的。

对谋求自身利益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员而言，决策的舆论（宣传）效果远大于它的实际社会效果，因为正是前者决定了他们个人目标能否实现。

因此，政府很愿意做表面文章，哗众取宠。

通过上述对政府行为的实证分析，布坎南得出了“政府失败”的必然结论:

政府并不是神的造物，它并没有纯洁无私和正确无误的天性。

政府是一种人类组织，在这里作出决策的人与其他人没有本质区别，他们同样是个人效用最大化者。

我们应当用这样一种现实的认识来修正以往对政府行为的理想化，这种理想化是建立在这样一些不真实的假设上:

政府可以代表社会，它公正无私地行动，以其更有远见的干顶纠正市场的缺陷，而这种干预又不会带来新的严重问题。

人们必须从这种虚构中彻底解放出来。

公共选择理论并不是反对一切国家干预，但必须使人们充分意识到:

如果讲市场不是一种完美无缺的经济机制、那么国家干预也并非解决问题的良方。

“市场的缺陷并不是把问题交给政府去处理的充分条件。

”[8]相反过多的国家干预只会扰乱和破坏经济生活的内在自然秩序，带来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严重危害民主制度的生存。

因此，困扰当前美国社会的严重间题，与其说是“市场失败”，不如说是“政府失败”。

所以必须大力减少国家干预，尽量发挥市场的功能，政府干预永远只能是第二位的选择。

”公共选择学派的结论是，凡有可能决策应转交私营部门。

”

布坎南的“政府失败”论，最集中地指向不对战后美国政府决策产生了最大影响的凯恩斯主义。

在布坎南看来，当前美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出现的严重的赤字财政、通货膨胀、公共部门规模的无限增长，都可以归因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创造的干预偏向。

凯恩斯主义摧毁了信奉已久的预算平衡原则，从而拆掉了一个限制政府无限增长的节制闸门，滋长了政府挥霍无度的倾向。

因此，凯恩斯主义在政治上可以看作是长期内危害民主政体生存的巨大灾难。

布坎南对凯恩斯主义给予了最彻底的批判和否定。

“政府失败论”的分析，使布坎南得出一个具有逻辑必然性的结论:

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不是市场制度的失败，而是政治制度的失败;西方社会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也不在经济方面，而在制度结构方面。

因此，美国当前的紧迫任务是进行一场制度结构改革，重新构造民主政治制度，特别是建立起一个能够有效地制约政府行为的政治决策体系或者说是公共选择制度，以从根本上限制政府干预的无限度增长，消除不断膨胀的“政府怪物”对民主社会的危害。

这就是布坎南的“制度约束论”，它实际上是公共选择学派的行动纲领，也是布坎南极力倡导公共选择理论的目的之所在。

三、基于理论基础下的现实思考

我国政府改革的模式取向是由原来的政治型、管治型政府模式转变为民主型、服务型政府模式。

当前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公共选择理论中指出的有关政策失误的因素仍然存在，科学决策和决策的有效实施还困难重重,政府干预引起的寻租活动依然存在，而且由于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函数，不同模式的政府行为也不可能在时间上截然分开，很容易出现将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管理经济的行为简单地移植到市场经济体制中去。

决策主体素质不高制约了决策民主化的扩展。

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不少决策者素质都亟需提高。

有些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不搞实际的调查研究,直接拍板；有些决策者缺乏虚心学习的精神，不能广开言路，集思广益，专家智囊的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而自己本身又缺乏关于现代决策的科学知识，这些制约了民主决策的进程。

决策的程序环节不够严谨，政策缺乏可行性论证。

决策过程中可行性论证的缺失尤为突出,形象决策、政绩决策比比皆是。

往往有很多的决策只重视政治效应而忽略经济效应，只重视眼前利益而忽略长远利益，只看到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体利益，只重视定性分析而忽略定量分析等。

决策易受某些利益集团影响而损伤了公众利益。

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受眼前利益或者其他因素影响而使民主决策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有的利益集团可能还拥有不正当的政治权势，他们利用这种权势影响政策的议案与选民的投票行为，从而使政府做出不利于公众的决策。

决策监督体制滞后削弱决策民主化的效力。

我国民主决策监督不力的现象仍相当严重，即在许多形式的决策监督中，由于缺少必要的法制保障和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使许多形式的监督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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