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粮食危机下的中国粮食安全机遇与挑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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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食危机下的中国粮食安全机遇与挑战

 世界粮食危机下的中国粮食安全机遇与挑战

内容提要:

全球粮食价格的不断攀升,引发了世界粮食危机。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粮食安全既面临机遇,也面临着挑战。

调查显示,粮食生产能力下降问题已日益成为中国粮食安全的重大隐患。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要求,国务院在2008年7月2日讨论《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时,进一步明确了关于粮食生产的具体目标。

面对国内外粮食安全形势的新变化,只有把仅仅满足于国内需求的“口粮农业”上升为服务于国家全球竞争的战略产业,实行高财政补贴政策以支撑强大的粮食生产能力,从而将强有力的粮食生产能力转化为强有力的国际市场竞争优势,才能真正掌握中国粮食安全的主动权。

      关键词:

世界粮食危机中国粮食安全机遇与挑战

      一、引言

      民以食为天。

粮食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求,是人类永远无法离弃的战略产业。

有着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如果严重缺粮,即使全世界倾仓而出,也救不了中国。

美国学者斯特·R·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震动了中国和世界,时至今日,全球粮食价格的不断攀升,引发了世界粮食危机,再一次向我们敲响了警钟:

尽管这次危机有着众多的诱因,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非农产业的高附加值和增长的快速性对后发国家和地区来说,具有难以抵御的诱惑力,而农业的战略位置最容易被人忽视。

      在世界粮食总产量上,美国、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居垄断地位;仅美国目前的小麦、玉米、大豆产量即占全球产量的40%左右,其中小麦高达60%,玉米出口量则占全球出口量的70%。

美国为什么在农业连年丰收粮食大量剩余的情况下,也要用巨额的财政补贴“亏本”地生产廉价的粮食来出口,同时还用巨额的财政补贴维持着大面积的休耕土地?

其战略目的与核武器无法使用也要大规模发展的目的并无二致。

从战略的高度来说,持续的粮食生产力就是世界经济战争中的“核武器”发展能力,拥有了世界粮食市场的垄断地位,就拥有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主导权。

因为制造粮荒所具有的更广泛的生物杀伤力,是制造任何武器所无法比拟的。

基辛格就曾经说过: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世界。

为了取得在世界粮食市场竞争中的垄断地位,少数农业发达国家实施高粮食生产扩张能力的发展战略,其中美国就控制了当今世界粮食市场的供需总量;只要确保了粮食高生产的扩张能力,通过减少或增加粮食出口量就主导了世界粮食市场的走向。

历史上美国就发起过好几次粮食战争,如在冷战时期,粮食就曾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应对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阵营的政治武器,实现了核武器所难以达到的战略目的。

粮食武器还可以打击、改变进而控制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体系,让其只能仰赖粮食援助或粮食的供给,形成无法改变的经济依赖与政治依附关系。

      目前中国基本上解决了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局部地方甚至出现了“卖粮难”的现象,因而被不少人认为是供大于求,粮食生产过剩。

实际上,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粮食人均占有量很低,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产品过剩,如2005年中国粮食消费总量为9954亿斤,2006年为10160亿斤,两年缺口就分别高达275亿斤和211亿斤。

从近4年的情况看,尽管粮食连年增产,但至今没有达到1998年粮食总产量10246亿斤的历史最高水平,而且粮食生产增长速度不断减缓,2007年增幅比2006年下降2.3个百分点。

个别大宗农产品的生产甚至全面萎缩,如大豆有史以来就是主产国,而入世后美国高财政补贴的廉价大豆如同洪水一般冲进国门,国内几千年形成的大豆生产体系全面崩溃,变成了排在世界第二位的大豆进口大国。

2007年的大豆进口量超过5000万吨;2008年中国将消费掉4900万吨大豆,其中进口大豆3400万吨,占大豆总消费量的70%。

从严格定义上讲,30%的大豆自给率就已经对我国粮食安全敲响了警钟。

      笔者曾任乡镇党委书记,长期从事乡村基层工作,见证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粮食生产的一系列变化;到湖南省社科院担任专职研究人员后,我和我的农村问题研究团队自2006年至今,分别进行了4次长时段、大范围的乡村调查,发现粮食生产能力不断下降已经成为湖南农村的一个普遍问题。

在2008年的“两会”上,胡锦涛主席到湖南代表团座谈时,希望湖南能为国家的粮食安全作贡献,而湖南目前的粮食生产形势却是如此地不容乐观。

2008年7月初,笔者作为湖南省粮食局委托课题的主持人,通过相关职能部门提供的内部数据,进一步确证了湖南粮食生产的严峻形势。

为了了解全国其他粮食生产大省的情况,印证根据湖南作为农业大省和粮食生产大省在全国所代表的典型性,笔者不仅查阅了大量近期关于粮食问题的文献资料和数据,而且邀请河北省、湖北省、江西省等农业大省和湖南省的粮食主产区长期从事农村问题研究的县乡干部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感到粮食生产能力下降问题已经日益成为中国粮食安全的重大隐患。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要求,国务院在2008年7月2日讨论《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时,进一步明确了关于粮食生产的具体目标。

面对国内外粮食安全形势发生的新变化,中国该怎样应对?

是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的重大问题。

      二、挑战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主要因素

      近十几年来,由于袁隆平等农业科学家们的伟大贡献,中国的粮食亩产量有了大幅度提高,但粮食综合生产力却在下降。

尽管国家决策层面对农业生产非常重视,对抓粮食生产三令五申,但到农民这一层面的中国农业成为了“口粮农业”,粮食大国成为了旁观世界粮食市场战略利益的“口粮大国”。

      1、绝对耕地面积不断萎缩

      我国的耕地面积数量和质量正在呈逐渐下降趋势,1996到2006年10年间,总共减少了耕地1.24亿亩,相当于减少了一个内蒙古自治区的耕地面积;人均耕地面积已降到1.39亩;其中从2003到2006年,净减少耕地面积6009万亩,年均减少耕地1000万亩。

从长远看,耕地减少的势头不可逆转,中央划定的18亿亩耕地红线很快就可能被突破;到2020年,中国耕地缺口将达到1亿亩以上。

从这些公开发布的数据来看,我国目前耕地面积已经引起了全社会对粮食安全的普遍关注,而问题是,这些公开发布的数据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

比如笔者调查的中部某省,在2001年上报的耕地面积为3800多万亩,而2007年上报耕地面积竟达5700多万亩;2006年全省有765万亩耕地退耕还林,加上公路和铁路、城镇建设用地,耕地面积本来是不断下降了,而上报却反而增加了。

由于发布的耕地面积要大于实际的耕地面积,问题的严重性远远没有引起决策层面应有的高度重视。

      2、实际播种面积大幅减少

      随着近几年农资价格和农村工价上涨,种粮效益下降,政策激励作用不断消减,很多地方发布的种植面积要远远大于农民实际的种植面积,譬如湖南省醴陵市,上报种植面积40多万亩,而实际只有十多万亩。

浏阳市是全国商品粮生产重点县（市）之一,粮食面积和产量一直居湖南省前列,但据浏阳市农业局2006年对全市粮食生产状况的一次摸底调查显示,全市水稻种植面积已从1998年的143.9万亩下滑到了2006年的99.6万亩。

（1）双季稻改单季稻。

在我们的入村调查中,湖南省有不少地方出现了“季节性抛荒”现象,许多农民因为随着种粮成本的再次上升而无利可图,将原本种植双季稻改为种植单季稻,而且种粮只是为了自给自足的“口粮”。

双季稻改种单季稻现象的大量出现,使不少主产粮区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均呈现大幅下降趋势。

这种人为地减少同一面积的粮食生产力,实际上就是隐性的耕地抛荒。

（2）改种非粮作物。

由于经济作物的收入要比种植粮食高出许多,很多农民自然而然地改种非粮经济作物。

调查显示,湖南作为全国最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连年来,因为农民种田获利浅薄,很多粮田或抛荒或改种其他经济作物;其中,国家投资成本最高的全国最大商品粮产量基地洞庭湖地区,不少农民已经不种粮食,而改种甘蔗、烤烟、棉花等利益高的经济作物。

如在洞庭湖区域的常德市澧县宜万乡的调查就发现,由于棉花种植带来的经济效益高于稻谷,该乡每年有约1000亩稻田改种棉花,而且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3）绝对抛荒。

随着种粮比较效益低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视土地如生命的传统观念遭到彻底冲刷,年轻人已经不再像父辈一样依附土地,农民纷纷外出打工。

特别是自然条件差的干旱地带和交通不便的耕地,抛荒现象就更为严重。

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设置的“如果您务工经商收入稳定,能够养活一家人,你会怎样进行选择?

”问答题提供的三个答案中,有12.6%的人选择了放弃土地承包权,26.7%的选择了出租土地,只有60.7%的人选择了自己经营土地。

而这次问卷调查对象是以留村在家的中老年农民为主,更加反映出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农民对土地的依附感逐渐降低,土地所具有的社会保障功能已趋向弱化。

如双峰县梓门桥镇因在外地打工而抛荒的耕地面积就高达200余亩。

      3、单位面积产量日益下降

      在种粮效益下滑的大背景下,外出打工收入已取代务农收入成为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那种靠售粮换取家庭生活费和子女学费的时代已一去不返,在家种粮由传统的农家“主业”变成了“副业”。

农民的种粮已经是“广种薄收”而不像以前那样精耕细作,种“懒汉田”的粗放式经营使部分耕地实际上处于半荒芜状态。

粗放耕作实质就是掠夺经营,因此,单位面积产能未能得到正常的发挥,本来就已经日益稀缺的耕地资源却无法实现应有的价值而被浪费。

      4、科技支撑能力严重不足

      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之路之所以步履维艰,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缺乏应有的科技支撑能力,农业科技的水平落后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1）农业科技普及率不高。

由于农村基础教育落后,农民受教育水平低、劳动力结构不合理,加之近些年从中央到地方对农业科研和农业科技普及投入都严重不足,导致农业科技的普及率日益下降。

（2）农业科技的应用水平太低。

科技支撑农业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对种子、农药、化肥等快速更新换代和不断突破,但是,当前由于农业生产的整个动力不足,我国农业科技投入有限,效率不高,农业科技的应用减少。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相对于工业技术不断更新换代和不断突破,中国的农业技术进步显得格外迟缓,除水稻以外,高产品种和高效化肥缺少更多的突破,种子、农药、化肥的更新换代落后于世界现代农业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太大（例如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农业科技在粮食增产中的贡献率仅为发达国家的50%-60%,农业科研投入仅占农业总产值的0.4%左右,而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0.8%,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2.37%[16]）;甚至有些地方的农业生产方式仍然沿袭着几千年的刀耕火种。

（3）农技推广队伍名存实亡。

农村农技推广队伍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但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推进,不仅没有理顺农技推广的服务机制,形成相对规范和有效的管理制度,而且推行市场取向的乡镇机构改革,把农技推广队伍当作了精简机构进行人员分流的对象,导致农村基层原有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线断、网破、人散”,农技推广队伍已名存实亡,新的农业技术和科研成果推广难以到位,严重影响了粮食生产力的提高。

      5、水利基础设施十分脆弱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直接影响综合粮食生产能力的决定因素之一。

我国人均水资源居世界第6位,是世界13个严重缺水国家之一。

根据相关资料,2006年全国耕地中有较完善灌溉设施的水浇地为8.25亿亩,仅占耕地总面积的45%。

美国学者斯特·R·布朗先生指出:

中国水资源短缺,将拉动世界粮食价格上涨,会引起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动荡。

尽管政府加大了对水利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但问题依然严重。

在“湖南新农村建设农民所面临最主要问题”的调查中,有40.8%的农民认为水、电、路等设施差,53.2%的县乡干部则认为很差。

由于受到水利基础设施功能发挥极不正常的影响,农田产出效益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受到极大的制约。

（1）基础设施运行严重“透支”。

我国农村现存的水利设施大多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时代的产物,由于年代久远老化,普遍超期服役、带病运行。

大多数村农田水利设施状况形势严峻,水库搁浅,堰塘淤积,沟渠失修,水利设施已远远满足不了农业生产的需要,只能靠天吃饭。

例如位于洞庭湖粮食主产区的安乡县在计划经济时代,曾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全县范围内兴建了遍布乡村的发达的水利灌溉网络,如今却因长年失修变成了支离破碎的沟港河渠。

2007年4、5月份,洞庭湖区旱情并不算严重,然而在洞庭湖区安乡、南县、华容等地,却因缺水灌溉而大量棉苗枯死。

（2）基础设施投入普遍“欠账”。

近些年,尽管国家修建了一些大型的水利工程,但由于小水利工程投入严重不足,农村水利基础设施“欠账”严重。

新修的水利大工程往往不能适应农村多样化的需求,制约了大工程转化为现实的水利能力。

目前,农田水利建设投入实行分级负责制,中央、省级主要投资大江大河的治理,而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一靠自己投,二靠争项目。

农业大县都是财政穷县,缺口主要靠上级转移支付,县级财政很难有钱投入农田水利建设。

税费改革后,农村逐步取消了义务工、积累工和部分共同生产费用,农民负担大幅减轻的同时,原来从农民中间收取,用作设施维修、维护的资金链条随之中断;由于农民外出务工比例越来越高,农村公益事业组织难度加大,“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作用受到抑制。

此外,随着农村工价大幅上涨,种植稻谷的比较效益继续下滑,农民不愿对种田增加投入。

（3）地下水灌溉抽取过度。

很多地方主要是开采深层的地下水用于农业灌溉,在遇到旱情时地方政府甚至普遍推广开采地下水来抗旱,例如湖南省在2006年的旱灾中,就在衡阳县召开过采用地下水抗旱的全省抗旱现场会。

因此,不少地方的粮食生产是以过度使用地下水换来的,尤其是中西部缺水地区,过度开采地下水灌溉的情况就更为严重。

地下水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一旦地下水水位严重下降,就会危及这些地区的生态平衡,造成农业水利的长期危机。

      6、农民“断代”现象普遍出现

      随着农业生产成本的不断提高,从事农业的收入不断减少,农村劳动力大量出走,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从质量到数量都在迅速下降,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要求。

从长远来看,农村劳动力转移呈明显增加和加快的趋势。

在我们的调查样本中,2006年在外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人数占农村总劳动力人数的52.3%,常年外出人口数占总人口的24.67%。

（1）有文化、懂科技、会经营的农民急剧转移。

由于其他行业收入普遍高于种粮,有能力的人大多不愿种粮;而留下来种粮的绝大多数人,有不少是一无所长或因病因残无可奈何呆在农村的,有些地方基本上是由妇女儿童老人组成的386199部队。

如在笔者曾经工作过的湖南省衡阳县三湖镇,总农业人口41200人,18岁至59周岁劳动力总人数23494人,长期在外打工总人数为16531人,占总劳动力人数的70.4%。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132人,其中在家人数22人,占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的17%,在外打工人数110人,占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的83%;高中文化程度者总人数2693人,其中在家人数为688人,占高中文化程度者的26%,在外打工人数为2005人,占高中文化程度者的74%。

就是留在农村有一定素质或专长的农民,也基本上少有种田的或只种单季稻,不仅直接削弱了粮、猪的生产,而且导致农村工价的全面上涨,加剧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困局,大幅提高了粮食生产的成本。

同时,这样一批留守农民体力不足、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直接影响了农业科技接受能力,限制了新品种、新技术在粮食生产中的推广应用,延缓了农业产业结构升级。

（2）种田农民普遍出现“断代”现象。

对于当前的农村青年一代,种田已经普遍失去了吸引力,农业技术不再代代相传。

农村的青壮年通过上学、打工等途径留在城市,放弃农业生产,对自己的后代也同样想尽办法让他们留在城市。

20世纪80后、90后出生的农民新生代,绝大多数不喜欢农业,不愿继承父辈的职业,既不熟悉传统的农业技术、不会使用传统的农业工具,又不熟悉现代的农业技术。

尽管他们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却不会种田也不想种田,不是文盲却是“农盲”。

      7、农民种粮积极性难以提高

      在世界粮食价格全面上涨的背景下,反而出现了有一定规模的土地抛荒潮,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在粮食全面涨价的情况下都得不到既得利益,因而对粮食生产的前景失去信心。

（1）农民缺乏市场竞争信心。

农业是效益最低的弱势产业,除了不可知的自然灾害以外,还要面对强势市场的竞争。

在当前的市场体系中,整个现代工商业社会其实就像一台机器,具有高度社会化的组织形式;而农业生产是一家一户的组织形式,处于高度的原子化状态。

单个对象的农民以血肉之躯与整个现代工商业社会机器去进行一个严重不对等的竞争,其结果就不难想象。

这个矛盾不解决,农民就永远被其他市场主体所控制,粮食价格再高,利润也永远不会流入到农民的手中,农民永远是市场体系中的弱势群体,也就越没有信心种田。

（2）农民缺乏粮食价格信心。

一方面,国家近几年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希望提高农民对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国家为了防止经济发展由偏快转向过热,连续出台了一些政策抑制国内粮食价格。

粮食价格自2007年11月开始上涨以来,粮食流通各个环节均有获利,而作为粮食的生产者,农民们并没有得到价格上涨后的回报,主角被排除在粮价上涨利益链之外。

粮食产量越高,价格则被压得越低,导致农民种田越多,付出的成本就越多。

在其他农产品上涨较快、工价上涨较快、农药化肥上涨较快、种粮的成本明显上升的情况下,粮价多年维持目前的市场水平,从1996年到2006年的10年,粮食价格只上涨了5分钱。

对粮食价格过度打压的直接结果就是,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根本无法得到提升,加剧了粮食紧缺的压力,无疑是对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自宫”。

（3）农民缺乏种粮收益信心。

在非农收益普遍高于农业的情况下,农业投资持续下降,农村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农业增产不增收,从事农业能够得到社会平均利润的希望仍然十分渺茫。

根据笔者主持的“湖南农村万户调查”,农民年家庭收入在2000元到4000元之间的占21.9%,4001元到6000元的占29.3%,6001元到8000元的占26.2%,8000元以上的只占22.5%。

李嘉图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市场经济分配定律:

在市场经济中,利润与资本额成正比例,既不与劳动付出成正比例,也不与效益成正比例。

多劳并不多得,比如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就最多。

高效也并不多得,比如每次农产品的高产或多产都造成了过剩而亏本。

多资才能多得,比如沿海发达地区拥有雄厚的资金才带来快速发展。

这种分配定律导致从事工商业行业富者愈富,从事农业特别是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贫者愈贫,因为再勤劳的农业劳动也不能致富。

      三、把握机遇增强中国粮食安全主动权的战略思路

      从世界粮食危机发生后的情况来看,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经济大战已经在不同经济体之间展开,粮食已经成为其中一张重要的战略王牌,与美元、石油等经济战略武器的排列组合过程,就是世界经济格局重新洗牌的过程。

当粮食与美元、石油等经济战略武器被投机资金紧紧地捆扎在一起的时候,粮食不再仅仅是食物,不再是分割市场中的单纯贸易品,而是博弈的筹码,是经济大战中的武器。

这次粮食危机未能波及中国,是我们的幸运;但全球粮价上涨更是农民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面对铁矿石和石油等生产大国对我们实施价格战争,作为世界粮食生产大国,我们却无法分享到世界粮食市场的巨额红利,这不能不是我们的遗憾。

在经济全球化的博弈中,我们该怎样增强中国粮食安全的主动权以谋求最适合自己的战略利益?

      1、发展高粮食生产力是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的关键

      世界粮食危机使我们特别感受到粮食作为战略资源的重要意义,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粮食安全的战略思想和整体战略布局,需要从传统的分割、孤立的市场分析框架中走出来用全新的眼光加以审视,需要从更广阔的国际国内发展的大格局中来规划。

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把粮食安全定位在保障国内的粮食需求上,从而把我们的农业大国变成为“口粮生产大国”,使国家的粮食安全始终处于被动地位。

不能仅仅满足于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和高能源消耗以及不计入成本的环境透支来打造所谓的“世界工厂”,而生产的某些日益遭遇贸易纠纷的低端、薄利产品,实际上远不如重视发展粮食这样在世界经济战争中比石油和货币更为重要的战略产业。

不能仅仅满足于被动地跟随世界粮食市场供需和价格波动增加出口或减少出口,而要交替使用增加出口和减少出口、增加进口和减少进口等手段主动地调节世界粮食市场,主导世界粮食市场的定价。

不能仅仅满足于由生活消费的需求大小来决定粮食生产的规模,而要将剩余的生产能力转化为生物能源产业,增强中国在生物能源领域的参与权和话语权,有利于中国的长期能源战略和持久的粮食战略。

而这一切,取决于我们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粮食生产能力的强弱决定着世界粮食市场定价权力的大小。

因此,能否把农业上升为具有服务于国家全球竞争的“核能力”这样一个战略产业,是我们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的关键。

      2、保持高财政投入力使粮食生产上升为整个国家的战略优势

      是什么原因使中国躲过了当前的世界粮食危机?

是中国农民的粮食安全意识:

口粮农业。

农民明明白白地知道不赚钱甚至亏本也要种粮,以保障自己家庭的食品安全,并保持着不可改变的传统饮食习惯,避免来自市场对饮食品种的左右。

2007年是我国对农业补贴力度最大的一年,种粮农民平均每亩地也才只得到人民币27元的补贴;而美国每位农民现在每年可获得的补贴上限高达36万美元,英、法等国的农民每年可获得5000美元的直接补贴,每位农民每年可获得补贴的上限为30万美元。

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农业的补贴力度相比,我们是在放手让那些仅能维持自身生存的中国农民与与对农产品给予高补贴的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财政部进行一场不对等的竞争,长此下去,势必将迫使中国的农民加快放弃种粮的步伐。

      粮食是基础性公共产品,是弱质产业产品,是多功能产品;而粮食又是民本资源,是战略资源,是稀缺资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什么要农民牺牲利益来独自承担粮食安全的国家战略责任?

在战略资源上迷信市场机制和自由竞争,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有不少人认为,对粮食生产实行高财政补贴政策,实际上又会重蹈国内低价石油补贴全世界的覆辙。

石油与粮食有本质的区别,石油我们是消费大国,日益依赖于进口,而粮食我们是生产大国,可以不断扩大出口从而上升为整个国家的战略优势。

（1）对内战略优势:

一方面,如果我们能够把粮食生产能力正常地发挥出来,就有足够数量的粮食分享世界粮食市场的巨额收益,比如2008年发生的这次全球粮食危机,作为农业大国和粮食生产大国,国际粮价暴涨,可以为中国农民带来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