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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

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

21世纪的曙光已照亮天际,回顾美国高等教育百年走过的历程,分析和研究美国高等教育如何从社会的边缘走到社会的中心,从世界的边缘走到世界的中心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认识今天世界高等教育的成就与问题,展望新世纪世界高等教育的走向,制定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划,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是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是资本主义世界由自由竞争跨入垄断的时期,是迅速工业化的时代,是美国的镀金时代。

到1894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首位,生产了全世界制成品的1/3。

迅速的工业化带来急速的社会变化,城市化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结构,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文化科学的繁荣,美国人开始以前所未有的信心研究自然,“征服”自然,研究社会问题,创建新的社会秩序。

工业的发展、社会的变革和科技的繁荣,使得几个世纪前建立的高等教育制度不再适用了,时代呼唤高等教育改革。

20世纪中期,美国在经历了30年代的大萧条和40年代的世界大战以后,再次迎来了发展的辉煌时期。

其间,大国之间的竞争由热战转入冷战,纷纷加强军备,充实经济实力,争取在科学技术上领先,以取得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优势。

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有智力的储备,因此发展高等教育就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

在美国历史上,高等教育头一次与国家的安危联系在一起。

在60和70年代,争取民权的运动深刻地改变了高等教育的性质,接受高等教育在人类历史上头一次被视作人的权利。

这样,自二次大战结束至70年代中,美国高等教育处于发展的黄金时代。

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冷战终于结束,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仍面临激烈的经济挑战。

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科学技术革命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民主与参与和尊重个人的选择成为社会的主导价值取向。

这一切都要求改革高等教育,以适应时代的新发展。

20世纪在一定意义上说是美国世纪,在过去百年中美国在科学技术和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人民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有了更多的民主权利,美国的发展对整个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究其原因,除了美国有优越的天时地利条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不但未伤元气反而还刺激了经济的发展,掠夺了大量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以及美国人民较少保守思想、勇于开拓创新等因素外,还和美国能够不断促进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推动和引导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

回顾美国高等教育的百年发展,它主要在以下方面进行了改革,从而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一、建立和发展多层次和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制度

美国在高等教育发展中较好地解决了普及与提高的问题。

美国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属高等教育后发国家,但是今天其高中毕业生中的75%都能进入高等学校,同时它还拥有最多的世界一流大学,培养出大量精英人才,领导着美国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美国解决这一世界各国都遇到的难题的途径,就是建立和发展多层次和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制度。

多层次和多样化已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鲜明特色。

1.建立和发展社区学院

美国的两年制初级学院最初出现于芝加哥大学。

1892年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哈伯提出,把大学一、二年级和三、四年级分为两部分,使“那些天生不适合的学生在二年级结束时,可以自然地、不失体面地停止学习”(WilliamL.Deeganetc.,1985)。

1899年9月30日,芝加哥大学董事会根据哈伯校长的建议决定设置副学士学位,随之第一所私立两年制学院在美国建立。

第一所公立的两年制学院于1901年在伊利诺州的乔利艾特地区建立。

这一时期,初级学院的使命是为那些在学术上、经济上或心理上未做好到大学学习准备的高中毕业生提供学习机会,同时选拔其中的优秀者输送到大学高年级。

到1915年全美已有74所独立设置的初级学院。

它虽然还处在萌芽阶段,但意义却是深远的。

由于初级学院的建立,美国创建了由大学、学院和两年制学院构成的三级高等教育结构,形成了由副学士、学士、硕士和博士构成的完整的四级学位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政治上的民主化都向传统的以四年制本科学院为主体的高等教育结构提出了挑战,激发了美国进行高等教育结构改革。

改革的一个方向是加速发展公立的两年制学院——社区学院,大量培养技术工人、初中级技术人员和服务业所需的各种人才。

自1947年杜鲁门总统高等教育委员会提出大力发展社区学院以来,社区学院不断扩展,到70年代中,社区学院的学生达到全美高等学校在校生总数的1/3。

特别是在60年代后期,平均每周就有一所新的社区学院建立。

由于社区学院采取开放招生的政策,并且不收或仅收极低的学费,因此吸引了大量过去不可能有机会步入大学校门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为美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这样,大力发展社区学院取得了“一石二鸟”之功效,既满足了经济发展对准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的需要,又适应了高等教育民主化的时代潮流。

正如当代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学家克尔所指出的:

“……社区学院运动开创了向学习社会的伟大转变,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只要愿意,就能在几乎任何地方学习几乎任何科目。

……美国正在成为首先普及中等后教育的国家。

”(同上)

二战后的30年是社区学院蓬勃发展的时代,是打破障碍使多数美国人有机会接受中等后教育的时代,是社区学院调整目标、在高等教育结构中确立自己的地位的时代。

2.建设研究型大学,发展研究生教育

美国在大力发展社区学院,推进高等教育的普及的同时,并未忽略提高,而是积极建设研究型大学,努力发展研究生教育。

随着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美国研究型大学开始了其发展的历程。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已有20所左右的研究型大学。

1900年美国大学联合会的建立标志着美国已形成了一个研究型大学的群体。

但自此以后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研究型大学在质量与数量上都没有实质性的发展。

在战争期间,研究型大学的科研大大加强了,在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以后研究型大学又有了长足的发展,一些主要的州立大学进入了研究型大学的行列。

如果说今天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都有一两所世界一流大学的话,那么美国这种大学则更多些,严格地说也有十几所。

这些大学对国家、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起着重大战略作用。

它们的发展和改革影响着整个高等教育制度的发展与改革,它们是国家培养高级人才的战略基地和国家的主要创新基地。

据统计,美国的主要学术刊物中,40%的论文是由12所著名研究型大学的教师撰写的。

据CBD(CommerceBusinessDaily)调查,1978年,全世界取得研究成果最多的44所大学的前20名中,有16所是美国的主要研究型大学。

美国建设主要研究型大学的国家措施主要有:

第一,把主要研究型大学办成国家基础科学研究中心。

美国人民十分重视高等教育,“习惯于依赖研究型大学解决其问题——国防、空间探索、疾病、保健以及当前的工业生产率和创新问题”,相信“知识的传播与创造是同等重要的,这两项工作由同一批人在同一地点承担,就可以完成的更好”(RobertM.Rosenzweig,1982)。

同时,美国人在传统上对政府持怀疑态度。

因此,美国把从事基础科研的国家实验室几乎都设在主要研究型大学,并由这些大学来管理。

美国目前基础科研的60%用于大学的基础科研。

第二,联邦集中支持主要研究型大学。

联邦政府的基础科研经费主要用于研究型大学。

据统计,1984年100所研究型大学获联邦科研经费占当年联邦高校科研经费的84%,20所主要研究型大学所获联邦科研经费占联邦高校科研经费的55%,它们得到了国防部高校科研经费的76%,国家科学基金会科研拨款的42%。

联邦科研经费之所以能如此集中于主要研究型大学,主要是由于美国有一个行之有效的竞争机制,联邦科研经费是按照“卓越质量原则”拨出的。

由于主要研究型大学集中了最优秀的学者,自然就获得联邦最大量的支持。

此外,联邦制定了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基金会、企业和个人捐资给大学。

自然,这些捐资也主要为研究型大学所获得。

例如,斯坦福大学仅百年校庆就获得了11亿美元的捐资。

由于有了充足的经费保证,因此美国主要研究型大学不断在科研和高级人才培养上作出重大贡献。

反过来说,也正是由于它们不断作出重大贡献,经费才滚滚而来。

这种“马太效应”使它们保持着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高等学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下大力气发展研究生教育。

1949年,瓦尔福尔受美国人力资源和高级训练委员会的委托,对美国人力资源做了调查研究,并于1954年发表了题为“美国的专业人才资源”的报告,呼吁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

他认为,“新武器的发展,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生产力的提高和增加人类财富所需新手段的研制……主要取决于脑力劳动者而非体力劳动者”,“公民的头脑构成了国家的最大财富。

”(NathanM.Pusey,1978)1956年总统中等教育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在苏联卫星发射前几周发表了一份报告,强调美国急需能干的、合格的大学教师,要求大学尽快扩大和加强研究生院。

1958年《国防教育法》的通过为研究生教育的大发展提供了物质保证,至1965年,43%的研究生都获得了一定数额的奖学金。

到1975年在校研究生达到126万人,比1950年增加4倍以上。

特别是在主要的研究型大学,研究生数量有了极大的发展,在许多大学超过了在校生总数的50%。

哈佛大学前校长卜西对这段时期美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评价:

“这段时期美国高等教育的盛名更多的是在于研究生教育(包括博士后培养)、科研和科研训练而非在本科生教育方面的进步所酿成的”,“美国研究生院的伟大时代终于到来了,美国在60年代培养出的受过高等训练的学者多于本世纪前60年培养的总和。

研究生院终于超过了本科学院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主要机构。

”(同上)

经过这一阶段的大规模调整,美国高等教育多层次和多样化的结构终于建立起来,学生构成趋于合理。

到1975年,研究生与二年制学院学生占在校大学生总数的46%,这个比例基本上适应了美国经济结构的转化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对人才的需求。

同时,这样的高等教育结构也满足了美国人民对高等教育不断扩大的需求,几乎人人都有机会进入这个结构并在其中实现自己的潜力。

正如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学家阿特巴赫所说:

“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充,传统的高等教育机构诸如大学得到了发展。

此外,为了服务于更多的人,以及为越来越多的不同类型的顾客提供多样化的教育和培训,必须增加新型的院校,大学仍然处于扩充后的高等教育的中心。

其他形式的中学后教育不但提供了扩大的入学机会还提供了多样性。

”(PhilipG.Altbach,1994)

二、扩大高等教育职能

1862年通过的《土地赠与法》赋予美国高等学校一项新的职能——服务。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美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人们对高等学校的“服务职能”有了更高的要求。

1904年威斯康星大学在范海斯校长的领导下提出了“威斯康星计划”。

这项计划赋予威斯康星大学两项重大使命——帮助州政府在全州各个领域开展技术推广和函授教育以帮助本州公民。

1909年,斯迪芬撰文,把这项计划描绘成“把整个州交给大学”,“大学对本州人民的作用就如同人的头脑对人的手、脚和眼的作用”,即“大学要给人民以信息、光明和指示。

”(ArthurLevine,1978)

威斯康星大学把整个州作为大学校园,“威斯康星计划”使之成为“任何人可以学习任何东西的地方”(同上)。

随着威斯康星大学不断完善其为本州服务的职能,它在诸如畜牧科学、生物科学和细菌科学等学科方面迅速处于全美领先地位。

1908年,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指出,“威斯康星大学是一所优秀的州立大学,它之所以取得这样的地位,是由于它向州部门提供了专门知识,向大众提供了讲座,把大学送到了人民当中。

”(同上)今天,威斯康星大学仍经常排在美国最优秀的10所大学之内,其技术推广教育和函授教育仍极具规模,每年暑假都要开设1300多个各种短期班和短期课程。

总之,“威斯康星计划”使得根据《土地赠与法》创办的高等学校“服务职能”更臻完善了。

1914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史密斯——来沃法》,拨款支持高等学校在人民中传播有关农业和家庭的实用信息,并且鼓励对这些信息的利用。

据伊利诺伊大学的统计,该大学每年都要发出10万封信,回答农民的各种问题(FrederickRudolph,1962)。

此后,美国高等学校的服务又逐渐延伸到其他方面,从制造业到服务业,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行各业,创造了许多新的服务形式。

例如:

(1)建立技术推广服务计划,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促进知识的传播和转让;

(2)建立科学(或工业)园区,50年代初斯坦福大学首开建立科学园区的先河,至今已围绕大学建立了近60个园区,极大地促进了工业创新,使得美国始终执技术发展之牛耳;(3)与企业签定科研合同;(4)建立大学——企业联合研究中心。

服务职能的增加给美国高等教育带来了一场革命,使得美国传统高等教育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首先,它打破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封闭体制,在高等学校和社会之间建立了有机联系,使得为社会服务和为国家发展服务成为高等学校的主要职能。

其次,它确立了应用科学研究以及与工农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农业和工艺学科在高等学校中的地位,使得美国高等学校成为应用科学的圣殿,使得美国对立即有用知识的传统尊重制度化。

同时,还使高等学校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大学开始向综合化方向发展。

第三,高等学校不再是上层社会的特权领域,向中产阶级、工人和农民的子女打开了大门,从而缓解了社会矛盾,使得高等教育成为维系社会生产关系的“安全阀门”。

第四,建立了有益于高等教育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

政府依赖高等学校解决诸如贫困、医疗和教育等社会问题,企业求助于高等学校提高生产率和开发新产品,民众视高等学校为个人更新知识和提高技能的场所。

这样高等学校就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得到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

第五,促使高等学校引入新的教学方法。

由于应用科学的引入,学生们必须走出校门去观察自然、动物和植物,去考察工业、社会制度及其机构,自己动手设计和到车间实习,从而根本上改变了被动消极的传统教学方法。

总之,美国高等学校在20世纪不断推进其服务职能,终于形成了教学、科研和服务三位一体的高等学校职能,也就是说把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有机地统一了起来。

高等学校通过服务帮助美国创造了农业奇迹,促进了美国工业化的迅速实现,在今天则帮助推动了美国高技术工业的建立和飞速发展。

与此同时,美国高等学校还通过服务实现了自身的完善和发展,不仅争取到了企业和社会的大力资助,增加了高等学校的办学经费,而且还促进了高等学校科研的发展和教育质量的提高。

三、完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机制

20世纪美国高等教育发展速度是空前的,普及程度是世界最高的,其灵活多样性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不仅培养出了许多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而且也培养出了国民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各级各类专业人才。

美国所取得的这些成绩是与其不断调整和完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机制分不开的。

1.进一步发展市场竞争机制的优势,推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

美国人民在开拓美洲新大陆和创建新国家时形成的崇尚竞争开拓和珍爱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以及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使美国高等教育形成了自治与竞争的特点。

由于美国高等教育分权的领导体制和高等学校自治的传统,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团体和组织或个人都可申请建立高等学校,这样的体制大大地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从美国革命战争到南北战争,建立了700所院校。

到1910年,全美高等院校已达近千所。

美国高等学校这种由自治而产生的活力一直保持至今,从1960年到1980年,美国四年制院校的数量从1451所上升到1810所。

到90年代,一批非传统性大学,如电子大学、空中大学、企业办大学和颁授学位的营利性大学等,适应科技革命的挑战应运而生。

美国高等学校不管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都有权作出聘任、晋升和解聘教师的决定,无需经政府审批。

私立院校可以自己确定招生标准和数额,公立院校最起码在其研究生院和专业学院有着类似的权力。

美国高校还可以自行制定课程计划、授课内容和学位标准。

私立院校完全可以自主决定经费的使用和分配,公立院校在经费的使用上也有相当的自主权。

总之,美国的高等学校在行政、财政和学术等各方面都有相当大的自治权。

它们的董事会或管理委员会选聘校长,确定学校的目标和发展方向等大政方针,校长是最高行政负责人,对董事会负责,而教授对学术问题有直接责任。

在进入20世纪以后,大学开始越来越大地影响社会生活,而社会各界对高等学校也日益关注,于是出现了影响学术自治的潜在势力。

高等学校对此迅速作出了反映,它们意识到要维系大学自治必须自律,必须在大学与社会和政府之间建立“缓冲阀”。

于是,美国地区学院和中学联合会开始承担这样的职责。

1909年中北部学院和中学联合会在联邦教育局和卡内基推进教学基金会工作的指引下首次制定了学院设置标准,1916年首次发表了获认可的学院的名单。

到1924年,美国共成立了6个地区学院和中学联合会,它们进行的认可工作涵盖了美国所有高等学校。

1904年,美国医学联合会建立了医学教育和医院委员会,第二年颁布了第一个医学院设置标准,并且根据医学院毕业生从业证书考试成绩公布了医学院分类名单。

此后,各专业联合会纷纷建立专业计划认可组织,最终高等学校所开设的所有专业教育计划都有专门的认可联合会予以认可。

20世纪美国认可制度的建立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既保证了美国高等学校最低限度质量,又避免了政府对高等学校的直接干预,在制度上保护了高等学校的自治。

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继成立了州立大学联合会、土地赠与学院联合会、由研究型大学组成的美国大学联合会、美国初级学院和社区学院联合会等机构,它们代表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的利益,向社会表述它们共同的关注,到国会走廊去游说,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从而起到政府与大学之间的中介作用。

大学自治并不能自动保证学术自由,大学内外的势力经常会情不自禁地干涉教授的学术自由。

为了在制度上保证教授的学术自由,美国大学建立了终身聘用制度。

1905年教授们进一步组织了起来,成立了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捍卫学术自由的各项原则,为教授们创造自由思考和自由创新的空间。

美国的社会是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这样的社会崇尚和鼓励自由竞争,美国高等学校自诞生起就在竞争的环境中求生存与发展,高等学校的自治无疑又给如火如荼的竞争添薪加材。

首先,美国高等学校要为吸引学生而竞争。

它们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吸引足够的学生。

虽然著名的大学不必为生源而忧虑,但是它们必须竭尽全力为招收最优秀的学生而竞争。

在这个竞争市场中,美国的突出特点是买方的选择,因此高等学校的生存取决于是否能够满足消费者的消费意向。

消费者的要求是各不相同的,这就促进了美国多样化高等教育结构的建立和灵活课程计划的开设。

其次,美国高等学校还要为优秀教师而竞争,这样就形成了优秀学者的买方市场。

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改善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条件,而且促进了教师的流动。

最后,美国高等学校还要为经费而竞争。

它们要为联邦拨款、州政府的支持、私人和基金会的捐款,以及企业的资助而竞争。

在美国,声誉就是货币,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质量和声誉,才会使经费滚滚而来。

在著名大学之间,这种竞争最为激烈。

美国不仅在学校之间进行激烈竞争,在每所高校内部也弥漫着激烈竞争的空气。

学生为名次,教师为续聘、晋升和终身聘用而相互竞争。

这种竞争只要不超越一定的界限,就有助于提高教育和科研质量,有助于形成浓厚的学术气氛。

美国高等学校中的选修制度、晋升与终身聘用制度等也都创造和鼓励了竞争的气氛。

美国高等学校的竞争是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反映,适合美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因而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杠杆。

这种市场竞争的机制使得高等学校充满活力,在适者生存的竞争中,一些高等学校不断完善,发展成为优秀大学,另一些学校不能适应变化的需求,逐渐衰退乃至灭亡,与此同时不断有新的学校建立,以适应新的消费市场。

这就使得高等教育处于永恒的动态之中,在动态中不断发展。

自治、竞争的机制使得美国高等学校能够适应形势的变化,作出灵活的反应。

例如,60年代在大学适龄青年急剧增加的情况下,各州、各地和各院校以自己的方式自由地作出了反应。

一些州扩大了现有的高等学校,一些州建立了新的院校,少数的院校基本上维持了原有的规模,提高了录取标准,还有的院校采取了开放录取政策。

最终,几乎所有准备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都有机会进入高等学校。

这个制度作为整体既吸收了大量的学生,同时又没有损害一流大学的教育质量。

自治与竞争的机制还使得美国高等学校在课程安排和教学方法方面不断创新,学生们在竞争创新的环境中学习,就有利于他们形成竞争的意识、开放的头脑和创新的欲望,以及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

当然,市场竞争机制的弊端也是十分明显的,它使得高等学校可能过于商业化,造成对基础学科的忽视,高等学校内部资源分布的不合理。

在美国高等学校中,商学院、医学院、法学院和工学院教授的工资和额外收入、经费和设备都远远优于教育学院、文理学院和社会工作学院等。

这种差别并非学校领导的意愿,而是由大学所不能控制的社会竞争因素造成的。

教育和文理等学科在竞争中被忽视已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例如影响了中小学教师的素质,降低了中小学教育的质量,从而影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

2.完善政府的干预机制

联邦政府真正有效地干预高等教育始于1862年通过的《土地赠与法》,但是可以说,直至二次大战爆发美国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干预还没有制度化,还是不连贯的,个别的。

二次大战中,罗斯福总统聘请曾任麻省理工学院副院长、具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布什出任联邦科研及开发办公室主任。

布什极力主张不要单独建立研究机构,而应组织科学家和提供必要的资源,由这些科学家在自己工作的机制——现有的包括大学在内的非政府机构——从事必要的科研。

此外他还建议,资助应以科研合同的形式提供,政府科研合同的签定应以竞争为基础,政府应通过同行专家组来进行评审。

这样,他就为大学与联邦政府在科研方面的合作关系勾画了一幅影响深远的蓝图。

罗斯福总统接受了布什的建议,大学科研经费激增,成果倍出,大学科研为打赢这场战争起了重大作用。

战后,布什又向总统提交了题为“科学:

无边的疆界”的划时代的报告。

报告强调指出,国家的利益要求把科学从国家大舞台的边缘搬到中心,政府应给科学以永恒的关注,联邦政府必须承担起促进新知识的创造和加速科技人才培养的职责,因为只有联邦政府才有能力提供所必需的巨额经费。

布什在报告中还特别强调了基础科研的重要作用,认为开展基础科研最佳的地方是学院、大学和一些由捐款建立的研究机构,他期望这些机构去创造知识,发现和培养人才,持续探索“无边的疆界”。

联邦政府遵循布什的建议,开始大规模支持大学科研,一些重要的国家实验室也交由大学管理。

对于布什对美国大学科研所做的贡献,哈佛大学前校长康南特做了恰当评论:

“1940年夏,主席(布什)所倡导的行动模式改变了大学与联邦政府的关系。

这种模式使得战后美国科研完全不同于战前。

这场革命的核心是从扩大政府实验室的科研转向扩大私立机构的科研,以及通过合同的形式利用联邦的钱来支持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科研。

”(NathanM.Pusey,1978)

50年代中至70年代中美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联邦政府加大了干预高等教育的力度。

在这一时期,联邦政府通过了《国防教育法》,大力向高等教育拨款,克服了苏联卫星上天在美国造成的危机;通过《高等教育法》,为学生提供奖助学金和学习贷金,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

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开始进入了不稳定发展时期,政府赤字居高不下,对高等学校拨款产生很大影响。

于是高等学校学费不断攀升,在公众中,特别是在中产阶级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再加上一些著名研究型大学在使用联邦科研拨款中管理不当,联邦政府开始制定法规要求高等学校建立完善的会计制度,对政府、公众和社会负起责任来。

总起来说,二次大战以后是美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时期,也是美国联邦政府加强干预的时期,其间联邦政府的干预机制也逐渐完善。

美国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干预机制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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