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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途中，他们蒙受了无数的惊吓和极大的损失，出发时共有27条船，19条被乱军和土匪劫走，随身携带的金银细软和稍有价值的东西也被洗劫一空，还有10多个人丧失了性命。
好在大部分财物早已陆续转移到了新居，因此，除了精神上受到惊吓外，财富损失尚没有伤筋动骨。
若问为什么选择董家渡为他们的定居地点，那完全是他们营生、信仰和董家渡的特点所决定的。
自嘉庆年间起，当时上海的主要经济支柱沙船运输的驳运码头已从原先的十六铺，向南渐渐延伸到了董家渡。
随着董家渡天主堂落成，一些天主教徒，特别是船民与渔民教徒便大多云集于此，使董家渡成为他们经济活动和宗教生活的中心，这七个家族都是业沙船运输的，又都是天主教徒，便很自然地将这儿作为迁移安居之所。
董家渡天主堂，又名圣方济·
沙勿略堂，是中国近代第一座规模巨大的天主教堂，足可容2000人做弥撤。
说起这座教堂，还有一段来历，天主教在上海的传播始于明末，1640年（崇祯十三年），意大利传教士潘国光购下城内原潘家的世春堂旧址，建造了上海第一座天主堂，名敬一堂。
清康熙、雍正年间朝廷禁止天主教，1731年（雍正八年）敬一堂被没收。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承认了天主教会传教权。
次年，法国传教士梅德尔便在英国领事的支持下，称法军即将来沪，恫吓上海道宫慕久，索讨敬一堂。
因该堂已改建为关帝庙，宫慕久便将董家渡濒江的一块15亩大小的土地作为了补偿。
该堂始建于1847年，1853年建成。
一百五十多年中，因黄浦江岸线向江中推进，今天的教堂早已远离了江岸，但那时是临江而立的，在很远的江面上就可望见教堂顶上的十字架。
这是一座很有特色的建筑，由西班牙艺术家、耶稣会辅理修士范廷佐设计，主立面下部4对爱奥尼式壁柱，中部一对钟塔和旋涡式女儿墙，还有顶端三角形式山花，都表现了浓重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巴洛克风格，加上门侧和壁上的楹联以及大方砖地坪，反映了早期天主堂建筑中西合璧的典型特征。
堂内4根各一米见方的大承重砖柱，宛如擎天巨手托住了简洁平滑、略呈弧形的堂顶，气势相当雄伟。
当时是上海教区的主教座堂，也就是江南教区的传教中心，原在诸巷一带主持教务的传教士就是从这儿派出的。
所以，早就是这些家族心目中的圣地。
既是信仰圣地，又是业沙船的水陆码头，七大家族自然视这儿为理想的定居处了。
朱朴斋发了
自诸巷迁来董家渡的朱家共有三房，都是第三代朱洪昇的后人，各自分宅居住。
后来，就以老屋墙体的颜色和居住地，分称黑墙头、白墙头和梅家弄。
黑墙头家长是第六代朱朴斋（1828~1890年），白墙头是他的堂兄弟朱厚斋，梅家弄是远房的再从兄弟朱万茂、朱万顺，三房都经营沙船，故又被合称为董家渡沙船朱家。
董家渡沙船朱家原有《江苏青浦朱氏金家庄支宗谱》，可惜已佚失于“文化大革命”中。
据幸存的一些摘录，董家渡朱氏出自“沛国朱氏”。
其实，朱姓郡望，向无“沛国”，朱元璋定鼎大明天下之后，自忖出身低微贫寒，曾令史官查考家系所出，希冀能与紫阳朱氏大名人文圣朱熹挂点钩。
然而，穷竭众史官之力，依旧茫然无获。
一怒之下，朱元璋便据《蔡中郎集·
朱公叔鼎铭》中“宋微子有子名朱者，由沛迁南阳，以父名为姓”句，以凤阳的古属，自立“沛国”郡望。
又据传世的某些沛国朱氏谱本，有云崇祯于亡国时，遣四子分从东南西北出逃，向东而行的长子携的信物是朱元璋打天下时的胄甲。
民国时代上海房地产大户叉袋角朱家的宗祠里，据说就供奉着这付胄甲。
但这些说法，正史上都找不到确凿根据，只能姑妄听之。
董家渡朱家世代口传在清初自苏北迁青浦，聚居于淀山湖西的丝网埭。
时有一位寡妇信奉了传播才不久的天主教，被族人视为另类，便携了二子二女，被迫离群索居，于极艰难中将子女养大，其中一子，名叫文祥，便是董家渡朱氏的一世祖。
朝廷禁教后，便成了渔民，浮家泛宅于淀泖震泽之间，躲避迫害，这大约是在第三代朱洪昇时。
在游渔生涯中，朱氏渐而结交了同样因宗教信仰而抛弃田宅的沈、陆、潘、周、姚、秦六姓，相傍相倚，后来又一起定居于诸巷。
也在游渔中，朱氏他们由渔兼贾，捎带货物，贸易于方圆百里之间。
代复一代，又渐而由湖而海。
那时上海的沙船贩运正方兴未艾，沙船是一种适宜航驶于近海浅水中的大型木帆船，方头平底，分房舱、货舱，因空航时需装沙压重而名。
起自宋末元初，至清代，大的上下三层，长四五十米，宽六七米，四桅，载重可达3000石（约240吨）。
上海的沙船，主要将松嘉地区的土纱土布及江南的桐油等货北运燕辽，再带回产棉区亟需的粮食、大豆、豆油、豆饼诸物，获利极丰。
于是，诸巷各姓也由湖而海，由亦渔亦贾而专事沙船运输，诸巷也成了淀山湖边一个相当富庶的镇市，这也是咸丰兵燹中迭遭乱军觊觎的原因。
别看沙船贩运得利甚厚，但小小的木船，凭仗几片帆篷，在变化无常的茫茫大海中，其凶险是非历其境者无法想像的。
一船生命货物，也就是一生的命运，完全悬游于发丝之间。
1855年端午节，梅家弄始祖的胞兄朱万利与女婿沈珍全分驾利泰、长茂两条四桅沙船，满载布纱驶往牛庄（今营口），当驶到今江苏盐城大河洋海面，突遭台风，顷刻之间，利泰号樯断帆裂，一阵巨浪打来，朱万利父子4人与14名水手伙计，连同满船布纱，悉没大海。
除了风浪，还有海盗之险与意外之惊。
一次朱家的一条沙船因无风无浪，无法张帆行驶，只能泊于海上等风。
水手们都下到舱内赌钱，突觉船身移动，船老大遣人探看，却打不开舱门。
众人情知遇到海盗，急忙合力顶开舱门，只见船被一条三桅海盗船曳拖而行。
沙船为防海盗，于首尾都装了几门前膛炮，出航时又都装上了火药。
这时连取弹都顾不及了，顺手就将几串铜钱塞入炮膛，立即点燃引线，“轰”的一声，铜钱以霰弹状发出，杀伤力竟十分强大，那些海盗在冷不防之际多被击中，众水手又乘势执刀跃登盗船，尽歼海盗，还生俘了一人，总算逃过一劫。
又有一次，朱家沙船又遇海盗，双方互射火炮，却因海盗船小而灵活，船速较快，难中要害，也幸而海盗船上的大炮火力也小，对朱家船只也无大损，只是摆脱不了，不久炮弹告尽，急切之下，将所运货物中的铁钉、铁圈、铁尺之物，装入炮膛，点火轰出，杀伤力反而远胜炮弹，使海盗人船都遭到重创，终于转舵逃去。
还有一次，朱家一艘沙船到沪，直觉得舱中腥臭，且随卸货，气味愈重。
待货卸尽，只见舱底突起了一个极大的鱼翅骨，表面已经腐烂。
这时，伙计们才纷纷忆起，航行中曾觉得船身向上一掀，还伴有过一阵震荡，原来是这条大鱼作怪，幸亏这条鱼以翅刺穿舱底之后就扭断翅骨逃了，也幸亏这块翅骨紧紧嵌在破洞之中没有脱落，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朱家在发家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类似凶险惊吓之事，是很多很多的。
1853年朱大昌去世时，朱氏的沙船贩运基地也已转移到董家渡了。
1861年，就由次子茂兴、长孙朴斋和侄子万茂、万顺率领家族，与其他六姓一起举行了对他们发展至关紧要的历史性迁移，成了董家渡的新居民。
不几年，朱朴斋崛起了。
朴斋，名彦生，自幼丧父，是祖父大昌一手拉扯长大的。
十六七岁起，就在叔父朱茂兴的船上帮助打理。
后来自置了一艘沙船往来贩运，由于勤奋而善经营，至光绪初年，已成为董家渡朱氏三房之首。
那时，朱家共有30多艘沙船，朱朴斋独占一半，在另一半中也占有不少股份。
当时，打造一条四桅沙船，约需银8000两，另以2000两作置货和沿途开销之资，至于雇请耆民（主持货物商务者）、老大（航运中主持船务者）、水手和伙计的工资，那是在销货后支付的，故一般以一条沙船一万两银子计算船主的资本额。
此外，他还拥有一个造船工场和好些房产和地产，又独资开设了瑞康钱庄，与姻亲沈家等合资开设两家钱庄。
拥有数十万两资财的朱朴斋，虽不能与诸如王庆勋、王庆荣、王庆模、郭长祚、郁泰峰等拥船百数的上海沙船业巨子并提，却也称得上大户，更因白手起家成为董家渡首户而得到社会普遍的尊敬，“黑墙头朱家”初露头角了。
天有不测风云
家族发展与沙船航行一样，常常充满了波折和起伏。
朱朴斋先后娶过三任妻室，元配与继配都出自诸巷世交沈氏，又都在生下一个儿子后去世；
再继夫人马氏，生了4个儿子。
1871年（同治十年），朱朴斋让长、次两子分房独立，又让长子伯璠帮助打理钱庄，兼理沪地陆上进货事；
次子仲玙帮助主持沙船。
出于传统观念，朱朴斋希望子孙能光宗耀祖，遂命三子志尧、四子云佐（1865~1898年）攻读举业，谋求仕途。
伯璠为人忠厚老成，又很早就辅佐父亲料理事业，故钱庄及沪地进货事务在他打理下井井有条。
仲玙因父亲常常外出，外家又傍邻而居，继母难于严格管教，结果喜好玩乐，散漫成习。
起初，在吴子贤等一些老伙计的辅佐下，仲玙尚能循规蹈矩，但随着手中权力日重，劣态渐露。
1882年（光绪八年），他带了十多条船货赴牛庄，在那里玩乐挥霍挪用过巨，进货时发现短缺太多，自忖难于向父亲交代，竟与耆民、老大诸人密商欺瞒。
挪用挥霍本来就有这些人的份，又是少东家提出，自然乐而从之，还帮着出谋划策。
于是上下联手，竟在回程中将一条座庄大船自行凿沉，以海难欺骗老父。
事隔不久，朱家最大的一条沙船“朱福泰”号，同样因船老大在牛庄擅将货款充抵积欠的嫖赌债务，空船返航，也怕交不了账，经与几个水手密谋，在烟台附近，将船弃于群礁之中，任其在激浪中撞碎沉没，伪称遇难向朱朴斋禀报；
更可恶的是，这个老大竟用千斤秤杆，将苦口相劝的耆民吴子贤一杆击杀，并将尸身浸在沉船中再捞起，制造了死于海难的假象。
朱朴斋闻报，连惊带急，竟至一病不起。
正如俗语所道“祸不单行”，连续的人为“海难”之后，朱家又不断遭遇倒霉事。
先是宅后货栈倒坍，上百篓牛庄豆油悉数没入泥中，数十年后，仲玙宅内的井水水面上还漂着油花。
接着，宅中失火，大火竟引发了储放沙船防盗用的弹药库，不仅火势猛烈异常，更在连连的爆炸声中，弹片横飞，根本无法接近火场，只能拆去与火场毗连和接近的一些房屋，辟出一条隔离带阻止蔓延，结果房屋积赀损失大半。
厄运接踵，人们对朱家钱庄自然失去了信心，瑞康很快在挤兑中倒闭，一些历年赊贷往来的老客户也都纷纷上门坐索，朱家濒临一蹶不振的境地。
奇女子力挽狂澜
历史确实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宛如朱家始祖文祥的寡母那样，朱朴斋的夫人马氏一肩砥柱，力挽狂澜。
马氏堪称是位奇女子，她也出身于世代信奉天主教的家庭，原籍丹阳，但一直随着行医的父亲生活在镇江。
从小在文武兼能的父亲教诲下，习文练武，不仅晓经史、明医道，且谙武术，能在小腿上各绑10斤重的铅条，纵跑如常，还能平地蹦越两条相叠的板凳。
太平军攻陷镇江时，她父亲已经亡故，便与母亲、幼弟，避战逃沪，投奔几年前先后离家去上海教会学校读书的大弟和二弟。
她的三个弟弟马建勋、马相伯和马建忠，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名人，特别是那位活了百岁的二弟马相伯，更是杰出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爱国者。
马氏到上海后，将幼弟马建忠送入徐家汇教会学校，自己与母亲寄居在洋泾浜圣母院。
后来，在教友的撮合下，嫁与朱朴斋为妻。
那时，朱朴斋继配去世不久，伯璠、仲玙都尚年幼，又刚定居董家渡，百事待理，千头万绪，亟需一个贤内助主持家政，抚育幼子。
精明干练的马氏嫁到朱家后，治家有方，保证了朱朴斋能全身心地搏击商海。
变故迭至，朱朴斋又一病不起，真可谓内外交困，连董家渡教堂的神父也以朱家欠债不还，违犯了教规第十戒“不贪人财物”而拒送圣体。
作为一个虔诚的教徒，岂甘领受如此惩罚，马氏发愿每天必领圣体，便每天夜半动身，风雨无阻，驾了小船，由董家渡沿护城河（今中华路、人民路），到洋泾浜天主堂（今四川南路），领得圣体返回。
卖去了大部分地产和沙船，又在姻亲沈家等帮助下，清理了急迫的债务，又合资改组开设了永业钱庄。
再将志尧、云佐两个年方弱冠的儿子，交给弟弟马相伯、马建忠去闯世界。
那时，马氏兄弟已离开教会，入幕李鸿章府中，为李大力推行洋务运动鞍前马后地奔波，马氏兄弟对这两个外甥也确实进行了悉心的栽培和提携。
在马氏舅舅的一再嘱咐下，朱志尧他们特别注重学习外语，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特别是朱云佐，英、法、日文，门门精通。
1880、1886年马相伯为筹办山东矿务和筹建国家银行二度赴美集资，1885年马建忠出使欧洲，都分别以志尧、云佐为随员。
欧美之行，使朱志尧兄弟大开眼界，更使朱志尧萌发了学习外国先进科技、仿制各类机器的思想。
朱云佐因外文的优势，还被推荐去山东矿务局和天津铁路公司任职。
当时，云佐深得李鸿章的信任，甲午战争前，曾接受密令，赴朝鲜调查袁世凯与朝鲜国王矛盾事。
马建忠还介绍了仲玙与他的儿子鸣冈充任赴英国订购舰船的协办。
1886年，马建忠任招商局总办后，又介绍朱志尧、朱云佐入局，当上了“江天轮”和“江裕轮”的坐舱，各承包一条船的客货运水脚（票价和运输费）。
1889年，法商东方汇理银行筹建上海分行，经马氏兄弟和法国神父介绍，朱云佐被聘为首任买办。
马氏兄弟的悉心调教，堪称一举两得：
既提供各种机会让朱家子弟在实践中得到了锻炼，又不使自己权力范围内的利益落入他人之手。
这样一来，朱家子弟开始重新振奋，只是积欠的旧债依然不少。
1890年，朱朴斋临终前，拉着朱志尧的手说：
“我给你们留下的不是银子而是债，不得不让你们兄弟放弃了考科举，爹爹对不起你们。
但债一定要尽快还清，带好几个弟弟，把家撑起来。
”
朱朴斋去世后，马氏治家更严了，每每以几乎破家和遭难时炎凉世态的种种事实教育儿子，处处强调节俭勤奋。
后来，季琳也接替云佐当了坐舱，三兄弟收入虽颇丰，仍不得蓄积私产，收入全部交给母亲。
某年年底，已任东方汇理银行买办的朱云佐，向母亲要求换条新的索辫绺带，马氏立刻训斥他不思兴家创业只图修饰，直骂得云佐俯首认错才罢。
经过数年的卧薪发奋，1896年终于还清了朱朴斋留下的全部债务。
朱志尧兄弟树立了令人侧目的形象，黑墙头朱家重新恢复了声誉。
求新厂红火了
由于马氏兄弟曾有教会的经历背景，所以，虽能得到李鸿章的信任，却又屡遭李鸿章政敌的攻击，因此并不得志，马相伯让朱家子弟弃仕从商，恐怕与此也不无关系。
不久，马相伯退出政坛，重返教会，马建忠与李鸿章则相继去世。
不过，曾经参与从事洋务的生活经历，却使朱氏兄弟具有了与时俱进、改革图强的思想。
戊戌变法前后，朱志尧创办《格致新报》，亲任主编，还大力资助汪康年等人，先后创办了《知新报》、《昌言报》。
1902年，又支持英敛之创办老《大公报》。
朱志尧在《格致新报缘起》一文中写道，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痛非不深，创非不巨”，但数十年来中国依旧“所教非所求，所求非所用，所用非所习”，一而再、再而三地“误于务末而舍本”；
他明确提出：
“本何在？
在格致”，格致实为“治国平天下之根柢也”，以此呼吁国人学习推广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以图富强。
维新运动百日而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辛丑条约》丧权辱国……发生在晚清政坛的一系列惨痛事实，使朱志尧痛感中国积贫积弱之苦，由此树立了实业救国的志向。
1902年，朱志尧独资创办了求新制造机器轮船厂。
朱志尧筹资4万元，向世交好友、姻亲沈志贤租用董家渡西南沿黄浦江滩地40亩，购置机器，建造厂房。
办厂的资金，是他接替病故的云佐担任东方汇理银行买办后获得的放款回扣与长期积蓄，再加上他利用职务之便以房地产作抵押而向东方汇理银行借款。
求新厂初建时，有组立、冶铁、熔铸和机母四个工场，购置十多台车、钻、刨、铣、冲等机床，3座化铁炉，可日熔生铁5000磅，聘有技师等管理人员15名，工人百余名，朱志尧自任总经理。
1904年正式开张。
起初，求新厂只能从事轮船修理、机械配件制造等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业务，但朱志尧心怀大志，次年即增建浅水船坞，之后又不断扩大生产规模。
当时，民族主义思潮正日趋高涨，拒俄、拒法、抵制美货等反帝运动先后爆发，朱志尧独资创办了国内规模最大、设施最全、技术最新的民族机器船舶工业企业，自然备受国人瞩目与推重，加上马相伯的帮助和东方汇理银行买办的身份，求新厂与中外官民企业都建立了广泛的业务关系，诸如各类机器船舶的修理与定制、桥梁等市政公用设施修建业务，源源不断。
至1914年，求新资产总值达到了白银30万两，整整扩大了7.5倍，年生产总值达到50万两。
十年间，求新厂先后为南通张謇的大达轮船公司制造了“大新”号客货轮，为王清穆的崇明轮船公司制造了“朝阳”轮，为英商马立斯轮船公司制造“新泰”号钢板快轮，为汉口、镇江东方公司制造“立泰”号、“立余”号趸船，为江苏督练公所制造“靖湖”号兵轮，分别为江南制造局、厚华洋行等建造浮码头和铁码头。
至1910年（宣统二年），5年间共制造各类船舶24种48艘，造船总值45.31万两白银，几占总产值的一半。
1914年起，又为裕华盐公司定造2艘3000吨级海轮“美利”号和“美坚”号，其后，又承造3562吨级海轮2艘。
尤其可贵的是，求新厂还不断占领国内技术制高点。
“求新”之名，即取“器惟求新”之义。
求新制造全钢料的趸船船身和铁料码头，时论称之“舍木用铁之嚆矢”，为“工业界一新发明事业”。
在承接浅水兵轮时，应客户要求必须解决行驶浅水湖中螺旋桨易为水草所緾的问题，经反复研究试验，设计配置了割水草刀，解决了这一难题。
对于国外先进技术，朱志尧具有特殊的敏感，他坚持认真学习、为我所用、又不迷信洋人的态度。
内燃机问世不久，他立刻意识到它的优势，1907年便增设制造内燃机的工场，1909年成功仿造了煤气内燃机，次年又造出新式火油内燃机，还用作轮船动力造出内燃机轮船，这些技术，当时在国内都是首次运用。
1911年，法国飞行家环龙在上海表演失事，朱志尧通过法国总领事，买下失事飞机残骸，与次子迎生共同研究，准备仿制。
儿子从法国寄回的杂志中有潜水艇构造图，他又打算研究仿制。
由于朱志尧提倡钻研技术，对产品强调精益求精，火油内燃机和船舶成了求新厂的拳头产品。
1914年6月，在北洋政府农商部为参加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举行预展中，求新厂的“飞虹号”渡轮模型和如意牌火油内燃机被评为头等奖送展。
求新厂还制造了大量的农业机械、农产品加工机械和其他各种机械与市政公用设备，承接了大批公共工程。
所造机械有棉籽榨油机、黄豆榨油机、棉籽剥衣机、棉籽剥壳机、棉籽核轧机、黄豆轧机、打桩机、起重升降机、铁轨弯道机、轨道分路机、钻眼机、织布机、钢板剪切冲眼机、抽水机等，制铜元用的下料机、光边机、印花机，铁路客货车厢和电车车厢、海关专用各类浮筒和浅礁警钟等标志性器物。
还有上海南市救火联合会钟楼、上海法租界救火会铜钟、铁铸纪念像等。
承接的主要工程，上海外白渡桥及江浙两省铁路公司的38座桥梁等等。
为此，求新被人们视为中国机器工业之巨擎，《国货月报》称求新为“我国工业界仿造外洋机器之鼻祖。
”朱志尧本人也被上海机器公会同人举为会长、名誉会长。
“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眼望，只缘身在最高层。
”这是朱志尧的好友英敛之专门书录了宋代改革家王安石的《登飞来峰》诗，庆贺求新厂的成功，形象地反映了求新厂在当时中国机器与船舶制造行业的地位。
求新厂的成功，使朱志尧声誉日隆，如日中天。
1905年，上海实行地方自治，他当选为城厢自治公所议事会名誉董事、江苏省谘议局议员和南区区董。
上海光复前夕，他是董家渡保卫团的发起人和领导人，所用枪枝是他从法租界公董局借来的。
辛亥光复以后，鉴于他对造船和机器制造企业的管理经验，沪军都督府任命他为新接收的江南船坞经理。
江南船坞，主要制造和修理民用船舶，其前身即是洋务运动中清政府兴办的最大军工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造船部分，1905年与生产枪炮弹药的军火部份分开，分别名为江南船坞和江南制造局。
1912年5月江南船坞被袁世凯政府收回，划归海军部，改名江南造船所。
朱志尧任江南船坞经理虽仅半年，但足已反映社会对他经营此业的推重和认可。
1912年1月，中华民国工党成立，朱志尧被邀参加发起，被推为总领袖（亦称主席），该党以“促进工业发达，开通工业知识，消改工人困难，提倡工人尚武，主持工界参政”为宗旨。
庞大的朱氏实业王国
经营求新厂成功后，朱志尧又以求新为龙头，独资或合资创办了大批的企业。
主要有：
1905年与沈志贤等合资13万元创办同昌榨油厂，次年与李平书等集资10万两改官办南市电灯厂为商办上海内地电灯公司，1907年集资60万元在北京创办溥利呢革厂，次年又与沈志贤等投资60万元创设同昌纱厂，1910年集资27.9万元创办申大面粉厂。
此外，还办有中西书室、新诚米厂、江西布厂和尼各老砖厂，参股大达轮船公司、华商电气公司、中国图书公司、江苏铁路公司、上海内地自来水厂等等。
并置有数十块地产与数十处房产，1915年与虞洽卿等合组大通地产公司。
后来，又集资创办宝兴铁矿公司、当涂铁矿和长兴煤矿，支持好友陆伯鸿创办和兴化铁厂。
只有十多年时间，朱志尧便构建了一个偌大的实业王国。
据1910年统计，朱志尧的投资总额365万元，居当时全国买办出身投资民族工业者的资金额11.09%，仅次于虞洽卿和祝大椿而居第三位。
朱志尧投资兴办这些实业，他的幼弟朱季琳完全参与其中，如华商电气公司（以下简称华电）主要投资人就是朱季琳。
华电的前身是南市电灯厂，1898年以江海关道蔡钧和上海县令黄承瑄所拨官银4000两创设的。
由于官办性质，弊端丛生，很快难以为继。
1906年，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总董李平书倡议商办，与朱志尧、王一亭、莫子经、张逸槎集股白银10万两，改组更名为上海内地电灯公司，自李平书与朱志尧推荐的陆伯鸿于1911年接任经理起，业务发展很块。
次年，李平书、陆伯鸿为抵制外商的染指企图，又集商股成立华商电车公司，自办南市电车，1918年两企业合并组建华商电气公司。
自此至1936年，华电资本总额从74万元增至800万元，扩资过程中，朱志尧兄弟家族予以特别有力的支持，朱志尧、朱季琳和朱云佐之子麟生都是董事会成员，其中朱季琳占股56%，自1918年起一直担任着董事长，直到1932年因工潮才让位于王一亭，退任常务董事。
合众航业公司也一直由朱季琳任董事长。
朱志尧兄弟家族的子辈也都积极帮助主持这些企业，朱志尧次子迎生是求新厂初期技术部门最重要的骨干，四子信生、董贵民夫妇主持大通轮船公司，五子义生任合众码头仓库公司总经理，六子培生为中西书室总经理，朱季琳次子朱盎生任合众航业公司总经理等。
其余各人，也大多各有事业。
朱麟生曾为中法银行买办，后来从事房地产业，购置有万宜坊（今重庆南路205弄）到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吕班路（今重庆南路）至萨坡赛路（今淡水路）之间的大块地产，并建有吕班公寓（今名重庆公寓，重庆南路185号）、派克公寓（今名花园公寓，复兴中路455号）等房产。
朱季琳长子继声，设有大亨进出口公司与正泰钱庄，为美国阿特瓦特兹（ADWARDS）烟草总经销，所建造的金谷村（今瑞金二路132弄），如今是上海的市级建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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