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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史复习资料

1.甲骨文又称龟甲文字,卜辞,殷墟书契。

甲骨文是研究商代文学,历史,文化最重要的资料,也是最早书法的代表。

2.商代的金文与甲骨文同样具有书法意义。

在青铜器上铸铭文,从商代中后期开始流行,在周代达到高峰。

秦称铜为金,因而把刻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金文。

商,周时期,钟为礼乐之器,鼎为权利象征,钟和鼎在周代各种有铭文的铜器中占有重要地位,故后人又称金文为钟鼎文,青铜器又称彝器,其铸刻文字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凹入的阴文,称为款。

一种是凸出的阳文,称为识。

故青铜器铭文又称彝器款识,钟鼎款识。

3.可以把秦篆文字由籀文发展到小篆的大致脉络概括为:

虢季子白盘——秦公钟,秦公镈——秦公簋——石鼓文——秦公大墓石磬刻石——新郪虎符——泰山刻石。

4.什么是隶变?

晋卫恒《四体书势》中说:

“隶变者,篆之捷也。

”由篆而隶的书体演变过程中,依靠快写,省略,假借,合并部首等篆书快写手法,破坏肢解原有的汉字结构和用笔方法,并在变换中逐步形成自己的规律。

当这种变化的规律逐渐成熟和普遍运用时,早期隶书(古隶)便形成了。

我们把这种隶书书体的发展演变现象及其内在的规律称之为“隶变”。

发生在战国时期的隶变过程,正是中国文字由古文字系统走向今文字系统的演变过程。

从《青川木牍》——《天水放马滩秦简》——《云梦睡虎地秦简》之间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秦篆至古隶的演变过程。

5.王羲之书法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他的书风对后世书法产生哪些重要影响?

楷书方面:

王羲之在卫夫人和王的基础上对钟繇楷书进行了变革,将其结体易扁为方,横画改平势为斜势,其晚年所书的《黄庭经》《东方朔画赞》,更可以看到其楷书对于前代的改造,结字更加紧凑,变化更生动,经过王羲之的变革,楷书完全“楷化”,脱去钟氏楷书中的隶书遗意。

王羲之在楷书技法完善的基础上,表达了情感和意境。

王羲之的楷书由技入情,表达了丰富的内涵。

草书方面:

王羲之的草书是书法史上草书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王羲之早期的草书从张芝入手,多有吸收,并自称可以与张雁行。

王羲之作品如《寒切帖》《冬至帖》《八日帖》《多日帖》《浮想清和帖》,在今草体势中使用了许多章草用笔,字形趋横式,转折多用翻笔,中锋侧锋并用,质朴与妍美并存。

另一路作品如《初月帖》《上虞帖》《远宦帖》等,结体开和自由,牵丝连贯,俯仰相应,不少字连成一组,笔画流畅,有强烈的节奏感,突破了篆隶和章草的直线性布局,通篇称飞动之势,在书法史上开创草书风格的新局面。

行书方面:

王羲之书法中,对后世文人流派影响最大的是其行书。

《姨母帖》是王羲之新体书风尚未形成前的代表作,帖中留有隶书遗意,洋溢出古拙气息。

王羲之成熟时期的行书代表作有《兰亭序》《丧乱帖》《二谢帖》《得示帖》等,这些作品中,点画之间的顾盼,使转翻折,牵丝应带等都十分丰富,因而大大的拓展了书法的笔法内涵,。

在章法上,王羲之的这些作品也有新的贡献,突破了隶书体系的横式而吸收草书章法,以连贯的气势形成纵式,表现出行书的节奏美。

王羲之书法对于后世的影响:

王羲之的书法,是中国书法艺术自觉化的产物。

他的书法表现出东晋文人的精神风貌,完成了魏晋时期书法史上最重大的变革,将书法艺术推向历史的高峰,成为能够为后世文人书法取之不尽的源泉,王羲之因此被后世尊称为“书圣”。

王羲之成为影响南朝书法的主角之一,并逐渐侵染北方,唐初,太宗以帝王之业推崇王羲之。

楷书一脉,初唐欧,虞,褚,薛均从羲之的真书走出。

行书一脉,王羲之行草书原就蕴涵着“平正”和“欹侧”的两个方面,以后成为帖学两大派系的策源地。

6.王献之书风与王羲之有何不同?

王献之与其父王羲之的书体不同,新妍过其父,正和世上审美,“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

”王献之的行草书情驰神纵,超逸优游,被称为“笔法体势中,最为风流者”,可见其打破传统束缚,突出人生情感,正所谓“情之所钟,正是吾辈”。

王献之的楷书如《洛神赋》,此为晋人小楷的精品,与王羲之的《黄庭经》《乐毅论》比较,明显变内为外拓,变蕴藉为外放,字法端敬,有鲜明的个人特征。

草书如《中秋帖》《奉别帖》《相彼帖》《先夜帖》《集聚帖》等,气势开张,上下映带,连绵不绝。

行书《九日帖》体势偏扁,草行楷间杂,用笔精到,沉着而开阔。

这些作品,在继承其父的基础上,更显献之个人风格,其用笔劲挺,体势瘦长而外展,行气紧密,飞扬峭拔,作品充满气势,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丰神潇洒,韵致卓绝的新书风。

王献之在其父的基础上对行草进行创造,完成了自钟繇,王羲之以来的又一阶段的变革,是文人流派书法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他的书法是王羲之书风的延伸和发展,所谓“父子之间又为今古”,在王羲之的“灵和”之外又显“神骏”,他们共同构成了二王体系为文人流派树立了楷模。

7.东晋时期的著名石刻《爨宝子碑》与南朝刘宋的《爨龙颜碑》被后人称为“二爨”。

《爨宝子碑》楷隶相参。

8.北魏在迁都洛阳后,书风为之一变,一改平城时代的质朴书风,而代之以一拓直下斜画紧结的北魏新体楷书,这种楷书出现的时间,可以龙门二十品中《牛橛造像》为起点,此后在邙山墓志中蔚然成风,标志着北魏体楷书的高度成熟。

9.北朝大量的刻石主要以实用为目的,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是实用书法之美。

而南方文人书法家自觉追求个性解放,表现为雅玩的纯艺术化倾向,南北朝前期,南北士人往来不多,而南方梁朝书家王褒入长安后,其二王一脉的书风大受欢迎,入北南人将南方书风带到了北方,促进了北方书法的发展。

10.北朝刻石书法发展的三个阶段:

北朝书法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北朝刻石上,其发展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十六国到北魏孝文帝迁都之前,北朝的刻石沿用魏晋旧习,此时隶楷二体交叉,属于不自觉的发展时期,这类作品,或形构上为楷书,章法,体势,用笔为隶,或形构上为隶而笔法为楷。

这既是石刻追求正体和装饰趣味所致,也是北方楷书落后的表现。

第二阶段为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到北魏后期。

此时以洛阳龙门石窟像题记和北魏皇族墓地邙山墓志为主体,形成风格鲜明的魏体楷书,因受到南方楷书的影响,开始使用一拓直下法写横画,改平画宽结为斜画紧结,同时还保留少量隶书时代的用笔,如掠笔(撇)仍旧多为上轻下重,此期作品表现出新的风范,以雄奇角出,熊肆刚健为审美特征,迎来了北魏楷书的鼎盛时期。

第三阶段是东魏,西魏至北齐,北周时期。

东魏石刻渐染南朝风气,文效齐梁,书参王谢。

甚至出现了夹入古文的作品,就连楷书作品此时也出现了隶楷混合的复古回潮。

北魏刻石种类较多,包括碑刻,造像题记,墓志,摩崖刻石等。

11.在龙门诸刻石中,以《牛橛造像》为最早,既体现了一种新妍之风——起笔一拓直下,结字属斜画紧结,又体现出北魏楷书走向成熟,并代表了北魏楷书的新发展方向。

就这一时期的风格而言,最具有代表性的是:

498年《始平公造像》《元详造像》,景明时期的《杨大眼造像》和《郑长猷造像》。

12.《董美人墓志》点画清劲,呈现出端妍古雅的风范。

《龙藏寺碑》用笔轻健,结体疏朗,有文人雅士的冲和婉丽之气质。

13.智永,人称“永禅师”。

智永积学年久,退笔头装满了容积为一石的五个大竹箱,故称为“退笔冢”。

又因求其书法的人甚多,踏破门限,故用铁叶裹之,人称“铁门限”,传世作品有《真草千字文》。

14.初唐四家:

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

15.孙过庭在学书的过程中,明确指出学书的三个阶段的关键所在:

“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勿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

”孙过庭的草书堪称承继右军草书的优秀代表,对草书的传承有着重要的作用。

16.唐玄宗时期,隶书的代表人物有:

史惟则,韩择木,蔡有邻。

楷书:

徐浩,颜真卿。

行书:

李邕,颜真卿。

草书有贺知章,张旭,怀素。

张旭是“狂草”的开山祖师。

篆书则推李阳冰。

17.张旭,世称“张长史”,存世作品有《肚痛帖》《古诗四帖》。

18.试述颜真卿楷书的特质,列举颜真卿的行书代表作以及风格特征,并阐述颜真卿在唐代书法史上的地位和对后世的影响?

楷书特质:

早期:

颜真卿的楷书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郭虚己墓志铭》,《多宝塔碑》《东方朔画赞碑》是其40多岁时所作,为早期作品,前两碑用笔清俊遒美,结体方正均匀,端庄谨密,而《东方朔画赞碑》用笔圆劲清雄,肥度适中,结体展促方正,四面撑满,字里行间无处不焕发出神明的光彩和中年奋发献上的勃勃生机。

苏轼称此碑“清雄”这一时期的作品已露出颜氏楷书笔势雄浑,体势宽博的最初迹象。

中期:

《大唐中兴颂》《麻姑仙坛记》是颜真卿60多岁时所作,为中晚期的代表作。

其用笔质朴厚重,苍劲端稳,起收笔处少有华饰,结体内疏外密,重心下移,体势宽绰,与前代内敛外放,上紧下松的字法迥异。

他就是在这平淡的气氛中营造了雄浑,博大,伟岸的独特风格。

晚期:

《颜勤礼碑》《颜家庙碑》则是颜真卿晚岁时的作品,此时风格稍呈回归之势,且由继承,变革,趋于更加完备。

其笔画横细而竖粗,圆劲而刚毅,朴中有华,拙中寓巧,结体仍具有中宫疏朗,外部收敛的特征,框形结构的字既有环包之势,又有左直右抱之态,通篇读来,气势磅礴中还散发着雍容华滋的韵味。

由于颜真卿的崛起,使唐楷形成了一种崭新的风貌,是书法史上继王羲之之后的又一里程碑。

地位:

苏东坡曾高度总结了颜真卿在唐代的地位,称“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今古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赞誉颜真卿和其他唐代的艺术大师所作出的创造性贡献。

通观中国书法发展史,以颜真卿为代表的中唐楷书一系,庙堂气最重,而离自然的气息则远。

正因为如此,颜,柳楷书在用笔上与行书的衔接多有障碍,改变了自晋楷成熟以来,与行书笔法相互贯通的用笔规律。

颜真卿的行书最具代表性的是“鲁公三稿”,即《祭侄文稿》《告伯父稿》《争座位稿》。

《祭侄文稿》用笔乎浓乎淡,乎枯乎润,把颜鲁公当时悲痛欲绝,血泪交融,痛恨危难之际无人相助,致使亲人为国捐躯,身不能还得感情宣泄殆尽。

《告伯父稿》心情略显平和舒缓。

《争座位稿》是颜真卿为了维护大唐王朝严谨的政治制度所写的一篇批评文章,故字里行间到处充溢着忠义之士光明磊落的凛然正气。

米芾评颜鲁公的行书天下第一。

他的行书对于晚唐诸家,五代杨凝式以及宋四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19.杨凝式,人称“杨少师”,又因佯狂自放。

亦称“杨风子”。

创世作品《韭花帖》《夏热帖》《神仙起居法》。

他的书法对后世,尤其是宋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0.宋四家:

蔡襄,米芾,苏轼,黄庭坚

21.苏轼崇尚己意的思想实质是什么?

以及苏轼的审美思想?

苏轼在书法上“出新意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努力挣脱唐人重法观念的束缚,注重自我精神的体现和情感的宣泄,追求一种高度自由的创作心态,开创了宋代“尚意”的新书风。

他曾言:

“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实质在于说明书家所抒发的“己意”是在“无法”的状态下“信手”而成,他的“无法”和“信手”,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

一是法度为我所用,而不可以法禁锁天性,即“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二是在“有法”的基础上的一种自由。

这种自由是通过积学来完成的。

他十分强调以“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与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鋌,不做张芝做所索靖”的执着精神来追求“法”的自由,因而,辩证的处理好“法”和“意”之间的关系,找准振衰继绝的途径,才是真正“自出新意”获得成功的关纽。

苏轼的书法始终透露出他那独特的审美思想,即“淡”和“静”。

所谓“淡”,就是清淡自然,神妙天成。

他对“淡”作出这样的解释:

“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

”所谓“静”,则是“欲令诗妙语,无厌空切静。

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

”他的书法是在这样的审美思想指导下,无时无刻不让人感受到平淡和静谧,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其实不是静谧,动荡之极也。

22.元代书法由于其社会的特征性,特别是赵孟頫的出现,使书法在元代发展成为一种全面回归的潮流,呈现出一种典雅秀逸的风格姿态,形成书法史上的一次转折。

23.赵孟頫担忧当时的书坛状况,力图振兴书坛,由此元代书坛有了一位领袖。

他举起了复兴书法的旗帜。

他反对学书从颜真卿入手,提出直溯东晋二王,并在实践中全面复古。

23.元初三杰:

赵孟頫,鲜于枢,邓文原。

24.吴门四家,又称吴中四名家,是指活动在苏州的文人书家祝允明,文征明,陈淳,王宠,他们是吴门书派中的核心人物。

25.云间,古代又称松江,华亭,云间书派又称华亭书派,“云间派”一词最早由王世贞提出。

“云间派”的核心人物是董其昌。

26.“以禅喻书”论是董其昌书学思想的核心,其中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淡说”,“淡”是其书法审美的最高境界,“淡”是一种人格精神的表现,一种性情的反映,其二是“熟后求生说”。

其三是“顿悟说”。

27.清代书法的三个时期:

清代前期:

(顺治到康熙)的书法,基本传承晚明书法大势,同时预示着碑学的滥觞,傅山和郑簠是最初具有打破帖学传统意识的,可视为清代碑学的先驱者。

清代前期的书坛呈三系向前发展,表现为晚明浪漫书风的馀绪,崇董书风和隶书热潮。

清代中期(从雍正到嘉庆)的书法,是书法史上由帖派为主转到以碑派为主流的过渡时期。

一方面,前碑派的兴盛,从审美观念的确立到艺术表现手法都为碑派的出现铺平了道路,并导致碑学理论的正式形成。

一方面,帖学一派也继续向前发展。

清代后期(从道光到宣统)的书法,帖派一脉急剧衰微,而碑派一统天下,成为书坛主流。

继阮元“二论”,对碑学的发生,发展,流派,审美,风格等提出了一套更为完整,也更为偏激的理论,将清代碑学推向高潮。

28.傅山提出“四宁四毋”,他说:

“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

29.清代碑学:

清代中期是中国书法史上帖学和碑学的转换期,邓石如可视为最早全面师碑学并体现碑学主张的典型书家,并具有开派意义,扬州人阮元以《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两篇文章,给施法汉碑提供了理论依据,并给予了北碑以重要地位,揭开了清代碑学的序幕,我们称阮元的“二论”是清代碑学正式形成的标志。

30.碑学的发生和发展,可谓郑簠,金农发其机,邓石如,阮元导其流,包世臣扬其波,康有为助其澜,碑派遂一统一天下,于是碑派兴盛而帖派衰微,成为清代晚期书坛的总体特征。

31.吴昌硕,晚清大写意花卉的一代宗师,以其大写意特征的印风,创办“吴派”。

为西泠印社的第一任社长。

 

从二十四岁到六十二岁这一段人生的黄金时期里,欧阳询是在隋代度过的,在这一年龄段,正是一个人在艺术创作中确立自我风格的阶段。

  实际上,我们有理由怀疑,他早年是否学过王羲之——尽管书学史上这样强调。

已有人指出,那是作史传的人在投时代之所好而采用的一句含糊之词——按照阮元沈曾植等人的研究,在南北朝时,碑碣体与尺牍体是截然不同的两大流派。

作为尺牍体,南朝与北朝的差异甚大。

而对于碑碣体来说,南北方是没有什么差异的。

从欧阳询早期的《房彦谦碑》(图5)来看,这是一种相当保守的书体。

与后来流行于盛唐的隶书体截然不同,而是与北朝流行的隶书体一脉相承,例如《中岳嵩高灵庙碑》一类的隶楷书法。

实际上,欧阳询的活动期与北魏书法的成熟期,相距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远,如果打一个比喻,不过是我们现在与清末民初一样而已——我们当今的书法风格,不是直接与清末民初的书法风格有着不可分割的因缘么!

  前面说过,隋代文化实际上就是以北方文化为主的。

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以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而以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从钟繇、卫瓘开始,以索靖、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至欧阳询、褚遂良为“北派”;而以王羲之、王献之、王僧虔至智永、虞世南为“南派”。

南派书风不显于隋代,像丁道护、房彦谦诸人,所写字体都为当时所流行的北派书风,方严遒劲——这便是欧阳询书法之中“劲峭”的根源。

在欧书中明显可见的“戈戟森然”的笔势,正是从北魏直至北周的书法中受到影响。

《述书赋》中也有一条资料,说欧阳询曾从北齐的三公郎中刘珉学习书法。

  有一则故事,也正好说明欧阳询的书法,深受北派书风之影响。

他有一次在路上,见到由大书法家索靖所写的一块碑,看了一会儿便走开了。

但是不一会儿,他又回到了这块碑下仔细地看起来,看累了,便拿一块布放在地上,坐在那里看,甚至天晚了也不曾离去,而睡在它的边上。

就这样,他一连看了三天——这三天,印象该是怎样的深刻难忘!

唐人张怀瓘《书断》中这样评价索靖的书法艺术:

  “靖善章草及草书,出于韦诞,峻险过之,有若山形中裂,水势悬流,雪岭孤松,冰河危石,其坚劲则古今不迨。

  这种“峻险”、“坚劲”的索靖的书风,也在欧阳询的腕下反映出来。

张怀瓘在《书断》中评欧阳询的书法时,就多次用到例如“笔力劲险”、“峻于古人”、“有龙蛇战斗之象”、“风旋雷激”、“森森焉若府库矛戟”、“惊其跳峻,不避危险”这样的句子。

这在别人那里,是很少用到的,同时也是“南派”书家所没有的。

  不过,最为直接的,当属隋代书法——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在隋代书法中为欧阳询留一席地,因为他毕竟在这个时代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富有创造力的青年与中年。

  阮元在他的研究中强调了隋代书法传统的重要性,而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揖》中更以“取隋”为题,强调了隋代书法的特色及其地位。

鉴于目前书学研究界对隋代书法重视不够——而它所占的地位又极为重要——我们不妨较为详细地征引一下:

  隋碑内承周、齐峻整之绪,外收梁、陈绵丽之风,故简要清通,汇成一局,淳朴未除,精能不露。

譬之骈文之有彦升、休文,诗家之有元晖、兰成,皆荟萃六朝之美,成其风会者也。

  隋碑风神疏朗,体格峻整,大开唐风。

唐世欧、虞及王行满、李怀琳诸家,皆是隋人。

今人难免干禄,唐碑未能弃也,而浅薄漓古甚矣。

莫如择隋书之近唐而古意未尽漓者取之。

昔人称中郎书曰“笔势洞达”,通观古碑,得洞达之意,莫若隋世。

盖中郎承汉之末运,隋世集六朝之余风也。

  也许这是到目前为止,对隋代书法的最为权威的论定。

  如果说,一时的艺术风格并不会随着某个朝代的结束而结束的话,那么,隋代书法的风格,至少在唐初还在延续着。

清人郭尚先在《芳坚馆题跋》中以为:

“唐初人书皆沿隋旧,专为清劲方整,若郭俨之《陆让碑》,殷令名之《裴君倩碑》皆然。

率更(指欧阳询)、中令(指褚遂良)独能以新意开辟门径,所以为大家。

”从大量的隋碑志中的确可以找出与欧阳询的书法极为近似的作品来。

它们清劲而透着一种新鲜的气息,结体狭长,横画已经向右上稍稍翘起,而波画完全是近世楷书的写法——这一切都代表了它们是当时最为先进的书写方法,与北魏例如龙门造像题记之类的生拙截然不同。

像康有为在评价隋朝碑志时所用的词语如“风度端凝”、“端整妍美”、“运笔爽达”、“匀粹秀整,态度安和”云云,的确是隋代以前的碑刻所没有的。

欧阳修《集古录》中说:

“隋之晚年,书家尤盛,吾家率更与虞世南,皆当时人。

余所集录开皇、仁寿、大业时碑颇多,其笔画率皆精劲。

”“精劲”二字,最足以证明此点。

而这一切,都为唐代的楷法的整理与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虽然不能肯定某一块碑就是欧阳询的作品,但也不能否认这里面绝对没有欧阳询的作品。

  因此,欧阳询在唐代的出现,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在他之前,是以隋碑为基调的书风:

甚至在他的身后,这种书风也持续地出现在唐代的碑刻之中。

至少,我们可以从以下两通碑中找到与欧阳询书法形神惧似的碑刻:

  一、《昭仁寺碑》,无书者名,立于贞观四年(630)。

  二、《段志玄碑》,无书者名,立于贞观十六年(642),在陕西醴泉。

赵崡《石墨镌华》谓:

“正书中时作一二笔分隶,是六代遗习。

”人们说欧阳询的楷书来自于“古隶”,不正是如此么?

  但是,如果说欧阳询只是隋代书法的继承者,还不足以表出欧阳询在书法史上所作的伟大贡献。

康有为曾有论书诗说:

“欧体盛行无魏法,隋人变古有唐风。

”(见《广艺舟双揖·取隋第十一》)欧阳询的伟大,正表现在这里。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揖·卑唐第十二》中又说:

  至于有唐,虽设书学,士大夫讲之尤甚。

然缵承陈、隋之余,缀其遗绪之一二,不复能变,专讲结构,几若算子。

截鹤续凫,整齐过甚。

欧、虞、褚、薛,笔法虽未尽亡,然淳漓散朴,古意已漓。

  末二句虽含贬意,但“古意已漓”,正说明欧阳询的贡献在此。

古代的书法大师们讲求书法的笔势之美,讲求线条的表现之美,然而却还没有人从“结构”的角度来看书法之美,并把结构的表现作为毕生的努力——欧阳询的出现,不正填补了这样的空白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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