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管制制度行为与经济绩效来自中国农业经济体制转轨的证据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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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管制制度行为与经济绩效来自中国农业经济体制转轨的证据精

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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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管制、制度行为与经济绩效*——来自中国农业经济体制转轨的证据（1958~2005年

何一鸣罗必良

内容提要:

本文构建了一个“产权管制结构—体制选择行为—经济制度绩效”的新SCP（结构—行为—绩效理论范式以分析经济体制转轨问题,并利用1958~2005年中国农业经济数据实证检验了本文所提出的基本命题:

从全面产权管制到产权管制放松是一个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过渡阶段。

因此,中国的农业经济体制转轨实质上是农业资源产权管制放松的动态过程,也是租金耗散递减从而制度绩效递增的演进历程。

总之,产权管制放松是中国农业经济制度绩效提高的动力源泉。

关键词:

产权管制租金耗散制度绩效经济转轨农业改革

一、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经济开始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

在这个体制转轨或制度变迁过程中,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的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

这场大规模的制度变革最早发生于经济最为落后的农业部门,因此,作为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最早的领域,同时又是发生制度变迁最频繁、最活跃的产业,农业的经济体制改革,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学术的好奇。

特别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农业经济制度经历了从人民公社时代的国家全面产权管制到现在的以家庭为决策单位的部分产权管制的变迁,其变化的频率之高、幅度之大、方式之多,可为经济转轨研究提供宝贵的案例素材,也为验证、丰富和发展当前的制度变迁理论提供了可能。

事实上,国家显著放松对农业产权管制的政策安排早就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国家对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默认就意味着国家从对农业资源无所不在的管制状态大幅退却,以此交换稳定的税收和农民的政治拥护,原来被管制的剩余索取权被重新赋予农民（周其仁,2002。

对于该类产权管制结构变迁的现象,现存的经济理论无法做出合理且完整的解释（杨开忠等,2003。

已有的制度效率假说（参见North,1990也只能回答产权制度为什么变迁,却并未从产权管制放松的角度思考租金耗散对体制转轨的决定性影响。

现有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却表明,大多数转轨国家的政府以“掠夺之手”强化管制（ShleiferandVishny,1998。

但是,对转轨经济系统中的农业产权管制结构是如何发生变迁的,以及产权管制放松的制度绩效如何测定等问题,传统理论还都没有提出一个逻辑自洽和统一的理论框架进行解读和回答。

诚然,政府管制及其放松一直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课题,自18世纪开始,古典经济学家们就懂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与农民权益保护研究”（项目编号:

09JZD0022的阶段性成果,同时感谢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产权管制放松研究”（项目编号:

2010B的资助。

产权管制、制度行为与经济绩效

得管制放松的重要性,新古典经济学文献集中讨论特殊产业的价格和进入管制问题（Viscusietal.,2000。

现代管制经济学鼻祖Stigler（1971指出,管制起源于利益集团通过寻租游说政府实施产业进出管制政策,从而获得垄断地位及其租金。

因此,管制的结果是效率低下和非生产性活动增加。

此后,对管制的批评近乎于普遍（Kahn,1971。

如果管制是有效的,人们则认为它是有害的（GreenandNader,1973;如果管制是无效的,人们认为它是浪费资源（Dewey,1974。

关于管制失败的案例更多有记载（例如Posner,1974。

但是,若从新制度经济学来看,（价格或进入管制只是政府干预市场上私人协约的许多立法行动之一。

管制不仅改变了产权结构,还引起经济当事人常常不能预见的复杂经济后果,从而影响某个社会的财富分配及整体福利水平（Alstonetal.,1996。

在产权理论演进历史中,Cheung（1974最早提出产权管制的两大命题:

①当合约一方的收入索取权被完全或部分地剥夺时,除非该权利被完全授予另一个人,否则转移的收入将趋于耗散;②给定非专有收入的存在及其耗散趋势,涉及的各方都会努力在约束条件下使租金的耗散最小化。

在此基础上,Demsetz（1988正式界定产权管制的核心范畴:

当产权受到管制而又不能买断时,就应该强调非价格竞争方式而不是强调价格机制。

后者表现为一种运用货币财富影响他人的行为,例如,愿意出高价就能找到卖者,那是买者的自由。

若限制这种自由,结果只能是突出“个性的竞争”。

此时,人们为确保生存而竞争租金,只能更加依赖肤色、宗教和家族势力等个性化因素。

管制产权束中的各项子权利,使人们无法尽量追求货币报酬最大化,所有者会因此更加放纵自己,以求尽可能地满足自己的个性偏好。

如果产权受到管制,人们就会改用各种替代方式调整自己的行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但具体采用哪些方式,多依赖具体情况而定（Barzel,1989。

因此,对人们行使产权的各项具体权利的能力施加管制,会使产品配置及其背后的财富配置格局发生改变（Eggertsson,1990。

对一组私人权利的一部分施加管制,使之失去权能,就说明这部分权利已经被政府接管或分配给政府。

按此逻辑,政府通过对所有者选择用其财产做什么的权利或对其以共同商定的价格将之转让给他人的权利进行干涉和管制而削弱了产权,这是因为对产权的排他性所做的大多数管制会缩小交易的范围,对产权的可转让性所做的大多数管制排除了作为谁得到什么这一问题的解决手段的价格竞争（Pejovich,1990。

而Olson（2000认为,一个政府如果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私有产权并去强制执行契约,而且受到约束不去剥夺这些个人权利,那么,这样的政府就是“强化市场型”的。

换言之,一个国家经济的繁荣与否均取决于该国政府的行为,尤其是没有产权夺取的行为,即不存在产权管制的问题。

实证研究也证明,产权管制结构的变迁对于长期经济绩效有着一阶影响（AcemogluandJohnson,2005;罗必良、何一鸣,2008。

就中国的实践而言,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府已经从解除对微观经营单位的管制入手,赋予农户以经营自主权和生产激励,逐步形成微观经济组织、资源配置机制和宏观政策环境的“三位一体”管制放松的制度结构（林毅夫等,1999。

与人民公社时期相比,1978年后中国农业经济绩效之所以显著提高,是与产权管制的制度因素分不开的,主流文献分离出三条不同的解释路径:

一是林毅夫（Lin,1992从监管、考核和激励的视角进行数理模型分析;二是运用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产权制度对农业经济绩效的作用（例如McMillanetal.,1989;三是将中国的农地制度变迁过程理解为国家局部归还农民产权的过程,即国家解除人民公社产权管制的动机缘于国家维持全面管制的费用的上升速度快于收益的上升速度,此时国家无力追加开支,农地产权管制放松就开始了（Yangetal.,1992;Liuetal.,1998;何一鸣、罗必良,2009。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提出一个“产权管制结构—体制选择行为—经济制度绩效”的新SCP（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结构—行为—绩效范式;第三部分利用1958~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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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管制、制度行为与经济绩效

间中国农业经济数据对该范式下的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第四部分是全文的结论与启示。

二、“产权管制结构—体制选择行为—经济制度绩效”的新SCP范式

（一新SCP范式构建:

产权管制结构、体制选择行为与经济制度绩效

首先,本范式讨论的管制客体是产权,而不是所有权。

后者是主体与财产在法律上的占有关系或名义上的归属关系,前者是理性行为主体进入公共领域通过相互竞争而取得的真实权利。

在此竞争过程中,所有权的维持或变更与租金耗散没有直接联系,这是因为如果产权主体不能从契约中取得任何剩余收入且缺乏竞争能力,他就没有动力同其他人签约和规定资源的用途,也没有能力使用其资源完整的所有权或排斥他人使用之。

这样,所有权主体竞争能力以外的租金留在公共领域,直至潜在产权主体进入攫取使得租金耗散完毕,但此时公共领域内剩余的所有权已经被分割并清晰界定为追租者的产权。

关键是,通过讨价还价的贯序博弈竞争过程,把财产权利在国家与个人之间重新分配,就会出现产权管制问题,博弈者或产权主体的行为也因此受到影响。

进一步,如果把“产权管制”定义为拥有暴力潜能的国家对产权束（主要包括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中的任何一个或多个子权利的运用实施限制甚至删除,那么,它会引起类似于上述情况的租金耗散现象（何一鸣,2010。

具体地,产权的国家管制使分散决策的个体失去对公共领域中的租金的排他性占有权利,那么,人们相互竞争进入公共领域就会把其租金的净值降为零。

值得注意的是,租金耗散只是个程度问题,但只要产权被管制住,公共领域便会出现。

而且,产权管制的程度越强,公共领域的范围就越大,租金耗散便越厉害。

租金耗散是一种非生产性活动的结果,因而对经济总产出水平会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产权管制程度与租金耗散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此外,产权管制是区分计划、市场和过渡体制这三类制度结构的标尺。

例如,在计划体制下,产权被拥有暴力潜能的外部权威剥夺,就是全面产权管制的情况;相反,上述三组子权利均由分散决策的个人所控制,便构成市场体制,此乃完全无产权管制的制度结构;至于过渡体制,则介于前面两者之间,该情况下有部分产权受到管制。

即计划体制的产权管制程度最强,过渡体制次之,而市场体制最弱。

最后,本文从产权管制—公共领域-租金耗散理论层面上解释经济体制转轨的制度逻辑机理,构建了一个“产权管制结构—体制选择行为—经济制度绩效”的新SCP分析范式（见图1。

国家实施管制及放松的客体乃产权束,当该产权束中的子权利被国家管制的数目发生变化时,则会产生三种不同的产权管制状态——全面产权管制、部分产权管制和无产权管制,从而构成一个产权管制结构。

另一方面,无论国家还是分散决策的个体,都是理性行为主体,但是,他们均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实现各自的目标函数最优化,因此会出现不同的制度行为。

不过,一个社会在其体制集合（包括计划体制、过渡体制和市场体制中将选择哪一种,最终取决于具有较高谈判能力的博弈主体即国家在约束条件下的目标泛函最优解。

而相同的制度行为又会在不同的（内生性和外生性交易费用约束与（定额、分成或工资契约激励下产生不同的经济绩效,即制度绩效①。

又因为租金耗散与制度绩效负相关,所以,若以租金耗散程度反映某种制度行为的经济绩效,则可以根据不同产权管

①经济绩效是一个可直接测量的概念,一般用总产出水平来表示,它受到技术、制度与资源禀赋的影响。

而制度绩效则是指在考虑租金耗散程度后的某项制度行为对总产出水平所产生的边际贡献,它可以理解为制度行为的经济绩效。

因此,下文用租金耗散对经济绩效的边际值来间接衡量制度绩效。

按此逻辑,在租金耗散相同的情况下,制度集合中能提供最大产出水平服务的制度安排其制度绩效最高。

换言之,若两项产权制度下的总产出水平相等,则租金耗散最小的制度安排的制度绩效最高。

结合本文的产权管制逻辑,制度绩效强调的是不同租金耗散条件下制度行为的经济效应,即以租金耗散边际值最小化作为产权管制放松的目标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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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管制、制度行为与经济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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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程度得到不同体制选择行为的最终结果:

计划体制的租金耗散最厉害,市场体制则相反,而过渡体制则居中。

具体地,图1中自上而下的实心细箭头代表产权管制程度的减弱,即产权管制放松过程。

从该图可以看出,从以全面产权管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向以完全无产权管制为特征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是一个产权管制不断放松从而租金耗散递减但制度绩效递增的动态过程。

图1产权管制结构—体制选择行为—经济制度绩效的新SCP范式

（二范式的几何图解:

从产权管制放松到经济体制转轨

产权管制与租金耗散程度正相关,但租金耗散与制度绩效负相关,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全面产权管制的制度绩效最低而完全无产权管制的制度绩效最高?

部分产权管制的制度绩效如何?

如果从制度绩效评价的角度出发,三种产权管制状态的制度绩效的排序结果可以进一步转化为租金耗散（RD程度大小的比较问题。

现在,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产权租金耗散几何模型对上述问题进行证明（具体参见图2。

图2产权租金耗散几何模型注:

p、g、s分别表示完全无产权管制、部分产权管制和全面产权管制三种状态。

产权管制、制度行为与经济绩效

-8-在图2中,每单位产出的价值用纵轴P来表示,公共领域内追租个体数目用横轴L来表示。

为了简化,VAP和VMP分别代表平均产品价值曲线和边际产品价值曲线,并假设边际要素成本MFC等于由各种可供选择的外部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工资率W。

从图2可知,当公共领域内的资源价值（公共租金一定时,攫取租金的个体越少,每个主体分享的租金就越多。

具体地,完全无产权管制下个人获得的垄断租金最大,部分产权管制下租金次之,而全面产权管制下租金为零:

①在完全无产权管制下,公共领域已经被分散决策的个体占有而成为其私人领域,他们将根据其边际条件（VMPW=确定追租个体数目pL,从而获得租金sppPPBERS=。

②在全面产权管制下,尽管存在唯一的所有权主体——国家,但是,此时产权的真正所有者缺位导致没有一个人有权排斥他人进入公共领域。

这样,大量的追租个体可以随意进入公共领域并相互争夺公共租金直至它全部被耗散消尽为止（0sR=,从而达到均衡状态（VAPW=,此时的追租个体数目为sL。

③当权利被部分管制时,追租个体数目超过无产权管

制时的追租个体数目但小于完全产权管制时的追租个体数目（pgsLLL<<,因此,对应地在公共领域内,部分产权管制下的租金低于无产权管制时的租金但高于全面产权管制时的租金（sggPPCGpRSR=<,0gsRR>=。

此外,由于在各产权管制均衡点上的追租成本等于总租金价值与最终攫取到的剩余租金价值之差,而被耗散掉的租金就是用于攫取该剩余租金所付出的代价,因此,追租成本的大小就是租金耗散的程度。

这样,若从租金耗散的程度由小到大排序,则分别是完全无产权管制的租金耗散最小（0spsppPPBEPPBERDSS=−=,部分产权管制的租金耗散次之（0spsgspgPPBEPPCGPPBERDSSS<=−<而全面产权管制的租金耗散最大（0spsPPBERDS=−=spPPBES。

如果用租金耗散的程度代表效率损失的高低,那么,完全无产权管制因为租金耗散最小而最有效率,全面产权管制因为租金全部耗散尽而效率最低,而部分产权管制效率居中。

根据上述范式的逻辑推理,此时,可以得到两个理论假说:

假说1:

从全面产权管制到部分产权管制,再到完全无产权管制,是一个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的过程,其实质乃产权管制放松。

假说2:

租金耗散程度随着产权管制减弱而递减,因而产权管制放松是一个租金耗散不断减少而制度绩效递增的过程。

三、假说检验:

来自中国农业经济体制转轨的经验证据

从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农业资源在1958年开始实施全面产权管制。

该年,中央做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把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全部变为人民公社,农业资源因而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

然而,这场公社化运动导致1959~1961年间严重的农业危机,迫使国家在1962年通过“队为单位,三级所有”的管理组织形式对公社制度进行修正。

不过,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制度直到1983年前仍然是当时基本的农业经济制度,直至1983年末,中国有94.4%的生产队采用了以家庭为基础的产权制度,从而取代前者成为新的基本产权制度（Lin,1992。

事实上,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所有制本质上乃一种国家全面产权管制制度下的组织形式,因为在该制度下,国家垄断了农产品的全部收购,严禁长途贩运并限制自由商业贸易,关闭农村要素市场,以及隔绝城乡人口流动,从而成为了所有经济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的第一决策者、支配者和收益者,集体在合法的范围内,仅仅是国家意志的贯彻者和执行者。

农业生产的特殊属性使在团队生产中天然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团队成员会采取偷懒行为,而且监督和测量个人边际贡献的成本的存在导致成员间相互监督失败。

所以,若没有专门的监督者监督,团队的生产效率将十分低

产权管制、制度行为与经济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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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要激励监督者进行有效的监督活动,最好是授予其获取团队剩余收入的权利。

按此逻辑,对于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团队生产活动,就应该让监督者享有剩余索取权,但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制度却没有赋予村干部、大队长等剩余索取者以合法地位,则“监督失灵”导致的效率低下不可避免。

到了1984年初,中国农村地区几乎所有的生产队都开始采用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新的制度安排。

它虽然保留了集体对大部分资源的使用权和转让权的部分管制,但让家庭成为自身经济活动的剩余索取者,不但使劳动偷懒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租金耗散的大幅下降也提高了农业经济制度绩效。

换言之,若从产权而非所有权的角度看,中国农业经济经历了由国家全面产权管制的计划体制到今天的部分产权管制的过渡体制的变迁。

本文已经在逻辑上推导出不同产权管制状态产生不同制度绩效的理论假说,对此,将进一步通过历史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一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测量

对于上文的假说,本文收集1958~2005年的中国农业经济数据进行验证。

其中,1958~1998年的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①,1999~2005年的数据来自2000~2006年的《中国统计年鉴》②。

诚然,经济学之所以成为一门经验科学,是因为人们能够从一组行为假定和条件限制出发推导出一些假说或理论框架,它们将看似互不相关的现象和属性通过逻辑推理联系起来,对现象做出解释,得到可检验的含义。

这是一种立足于推导和检验的实证分析传统,也是本文所坚持的方法论原则。

因此,本文在解释不同产权管制状态下制度绩效差的异时也会遇到其他所有经验性经济研究面临的共同问题:

一方面,经济行为效应具有多种形式;另一方面,需要考察和具体把握真实世界中可测量的变量并选择出其中一些既能简化理论又能与给定的理论范式一致的解释变量。

因此,要提炼出可检验的理论含义,就必须通过关键变量把关于经济行为的理论假说限定在某种特定的形式上,从而转化为一个约束条件下的目标函数最优化（租金耗散最小化行为。

就中国农业经济体制转轨而言,要运用已经推导出的理论范式来解释,就必须首先分析其解释变量,本文认为它是租金耗散。

这里,本文尝试使用数据包络分析（DEA的非参数方法估算农业资源低效率配置造成的租金耗散,即以效率损失作为后者的测度指标。

本文用（,Dinputoutput表示相对有效性即距离函数,但需要考虑农业经营规模的效率问题,把效率损失视为租金耗散③,通过把凸性约束条件1

1TIλ=添①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

《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

②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6年,历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③一般地,在DEA理论框架下衡量,经济效率的提高归因于技术改进或要素数量增加,这表现为不同时期的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向外移动。

但是,该理论是在无产权管制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对于市场体制发展完善的国家或地区而言,这种理论能够测算出经济效率。

不过,对于像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体而言,制度因素应该成为解释经济效率改进的关键。

因此,按照本文的逻辑,中国农业经济绩效的提高应该是产权管制放松后分散决策的个体有动力和资格把资源用于最优途径而实现其价值的表现。

这是因为:

产权管制放松使农业技术效率提高而引起既定时点的决策单位从生产可能性曲线内部向该曲线前沿面移动;而且,更重要的是,分散决策的个人拥有了配置资源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他们能够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和价值偏好把资源权利运用到对其评价最高的地方,由比较优势发挥作用所产生的专业化生产进而形成高效的分工合作生产网络和工作流程。

所以,产权管制放松后农民成为农业资源的产权所有者,这就激励他们投入比在产权管制下更多的劳动,从而开发更大面积的耕地和使用更多数量的农业机械设备,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因而呈几何倍数增长,农业制度绩效从而经济绩效也随之呈几何级数扩展,这在几何图上表现为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移动。

相反,在产权管制下,技术进步缓慢甚至倒退,农民没有积极性把自身劳动力和其他要素投入到生产性活动。

特别是在人民公社内部,社员的产权被管制住,此时他们又不得不留在人民公社内（退社权也被管制,他们唯一愿意努力做的就是占有人民公社里没有主人的有价值的资源。

这样,被剥夺退出权的社员不但没有最优配置人民公社资源的动力,反而争相把这些公有资源运用到自己的自留地上,这是人民公社内的租金耗散形式,也是导致该时期农业制度绩效低下的原因。

所以,产权管制状态（人民公社制度下的效率损失可以视为租金耗散,这表现为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内移动。

产权管制、制度行为与经济绩效

-10-加进去,则DEA模型就是求解在规模报酬变化条件下的距离函数最小化问题:

=（,..0

0;

1,...,11

0iiTMinDinputoutputstoutputQinputXiIIλθ

θλθλλλ−+≥−≥==≥（1

这里,假定有I个时间段,每个时间段有N种投入和M种产出。

第i个时间段的投入与产出分别用列向量iinput和ioutput表示,（N×I投入矩阵X与（M×I产出矩阵Q代表所有I个时间段的序列数据。

此外,用θ表示标量,而λ表示一个（I×1的常数向量,1TI表示元素为1的（I×

1的矩阵的转置形式。

在规模报酬变化条件下衡量效率的时间序列变化,可将经济效率损失分解为1LETESE=−×。

此处,TE为纯技术效率,SE为规模效率。

其中,本文以乡村从业人员数（单位:

万人、农作物播种总面积（单位:

千公顷和农用机械总动力（单位:

万千瓦作为投入变量,农业总产值（单位:

亿元为产出变量。

最后运用软件DEAP2.1计算,具体结果见表1。

表1中国农业资源扭曲配置效率损失的变动（1958~2005年单位:

%年份效率损失年份效率损失年份效率损失年份效率损失年份效率损失195819986.101959199912.41960200018.31961200117.91962200218.2

1963200319.3

196420041.5196520059.11966199619671997

从表1可以看出,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中国农业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