壶公评论《思考者胡适》 宪政理想 社会人文 搜狐圈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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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公评论《思考者胡适》宪政理想社会人文搜狐圈子
壶公评论：
《思考者胡适》-宪政理想-社会人文-搜狐圈子
壶公评论：
《思考者胡适》
山下绿丛中，露出飞檐一角，惊起当年旧梦，泪向心头落，
对他高唱旧时歌，声苦无人懂。
我不是高楼，只是重温旧梦。
——胡适：
《旧梦》
在上世纪初页，中国大地万马齐喑。
正如中国的历史上无数次出现过的情况，在极度沉闷之后必有激烈震荡，当其时，也正是精英辈出。
陈独秀、李大钊、鲁迅。
。
。
精英们灿若繁星。
有一个名字值得我们记取：
胡适――一个典型的改良主义者，一个实用主义者，一个自由主义者。
他的思想影响数代人，也将影响以后的中国人。
胡适是实用主义者杜威的高足。
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国难当头、“偌大北平，却放不下一张课桌”的时代当然要大受批判。
但是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刻认识，以及准备为中国民众的启蒙而奉献一身的理念，也令人肃然起敬。
在评论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些文章中，有些观点认为，是卢梭的头脑和罗伯斯庇尔的手引起这场大变革。
那么，胡适和他的那一代人的思想对我们现代人有何启迪？
一、一代忧国忧民的精英。
胡适和陈独秀是中国现代史上两个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同出于安徽。
陈独秀是怀宁人，生于1879年；胡适是绩溪人，生于1891年。
陈独秀性如烈火，信奉了马克思主义，主张暴力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胡适谦逊温和，循序渐进，尊崇自由主义，主张渐进改良，是“中国自由主义之父”。
但是，他们初始的观点并无不同。
在北大、在《新青年》，他们大声疾呼“文学革命”，号召大家要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来拯救积弱不堪的中国。
他们一起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
或者是性格决定了他们的行为特点，陈独秀是旧世界的破坏者。
他认为，作学问只有两个地方，一是试验室，二是监狱；胡适考虑更多的是“破”后的”立”。
他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实实在在地做人，实实在在地做事。
一个疾如狂风，一个安步当车。
他们应该水火难容，但两人私交深厚。
在不同的道路上行走，却友谊永在。
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是两个真正的爱国者。
（壶公评论发表于2004-01-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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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外交论坛）
胡适和鲁迅本来是相互尊重的好朋友，但是终于分手了。
分手的原因其实简单，胡适是“处江湖之远，而忧庙堂。
”，算是体制内的、为政府出谋献策的；鲁迅则是体制外的、持批判的立场，常常为政府所不容。
正如鲁迅写给曹靖华的信说的：
“新月博士常发谬论，都和官僚一鼻孔出气，南方已无人信之。
”这里的“新月博士”当然是胡适了。
无论今往，中国知识分子总有多种不同的选择。
鲁迅的思想深刻、所向披靡、毫不妥协；胡适则持着一种平常心，是渐进主义者，显得十分理性。
鲁迅的犀利、深刻是他的激进思想的表达方式；胡适是介于激进与保守之间的温和派，是一个坚持独立特行的大学者。
胡适的温和状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既不讨激进派的好，也不为保守派认同。
后来，他既为大陆所攻击，也为台湾岛内所诟病。
在1954年的“红学”论争中，他遭到了举国的大批判，流放到了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其时，国民党也不认可胡适，认为他的政治主张“完全近乎一种天真的妄想”，是让“人们尊崇他为自由主义的大师”。
这位胡先生可真是“声苦无人懂”。
１９２９年钱穆与胡适、顾颉刚相交。
二人欣赏《系年》初稿，建议并推荐钱氏到大学教历史。
从此钱穆开始了在北京大学等校的教学生涯。
钱穆治学不仅重考证，尤重义理致用和终极信念，籍此以抒发民族意识，批评全盘西化。
他讲解中国通史课本，藉以唤醒国魂。
此课为文学院新生必修课，每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
诸生聆听钱先生的课，感奋不已。
当年在北大，上课最叫座的教授，能与钱氏媲美的只有胡适一人而已。
胡适与钱穆的比较，后者更多于“研究些问题”，胡适并不“少谈些‘主义’”。
在那个时代，多数知识者不恋官场，以教书育人为己任，例如蔡元培、陶行知、黄炎培、叶圣陶等，也算是遵循孔孟之道了。
只是胡适先生不谈主义却喜“点滴改良”，又“反对暴力革命”，有点堆高于岸的味道了。
（壶公评论发表于2004-01-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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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外交论坛）在上世纪初的中国，知识者面临二个基本性的问题：
其一，国家的存续，民族的兴亡；其二，社会的改造，民众的启蒙。
如果说陈独秀是革命者、鲁迅是斗士，他们站在时代的前列呐喊、战斗，充满英雄气概；钱穆是严谨的学者，在传统文化之中他寻觅珠宝以奉献于社会，终成大儒；胡适则是一个坚持改良和启蒙的实践者，一个对民主社会充满想象力的思考者。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摆脱封建文化的羁绑注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胡适选择的道路注定是一个充满争议而不断被人们所认同的过程，他能给于的是一个不被人们认可，却又常常感觉到它的存在的思索。
在平和状态的社会当中，胡适的思想更为人们清楚地认识，自然地接受。
胡适始终以严谨的态度剖析中国的过去；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判他所处的时代；以一种平和的态度展望中国的未来。
尽管对胡适的学术观点历来存有争议，但他认真和执着的思考者的形象，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卓然而立。
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我们终于能够用流畅的文字表达自己的情感，我们终于能够通过生动的文字理解他人的思想。
应该感谢的是五四前后的那些先行者，其中之一就是白话文的奠基人胡适。
1917年，胡适来到北京大学。
以后的几年，胡适领导了文学革命。
救活了当时瘫痪的国语运动；把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变成了正宗的“白话文学”，正名为“国语文学”；产生了新的白话文学作品；介绍了欧美的新文学，给国语的欧化做了起点。
胡适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提出白话文学的“八不主义”（《文学改良刍议》）：
一、须言之有物；
二、不摹仿古人；
三、须讲求文法；
四、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务去烂调套语；
六、不用典；
七、不讲对仗；
八、不避俗字俗语。
他也创作许多白话诗歌以实践自己的文学主张。
发表于1917年2月号《新青年》杂志上的《朋友》，据说是我国第一首白话诗：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
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在封建禁锢几千年余威未尽的情况下，这是难能可贵的创新。
胡适把他的白话新诗集命名为《尝试集》。
“七.七”芦沟桥事变前后，蒋介石和汪精卫邀请各界名流学者到庐山开谈话会。
谈话会上，胡适发表了一通抗日救国演讲。
有胡健中者听后，即席赋诗一首：
“溽暑匡庐盛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
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辞又一回！
”颇含戏谑之意。
胡适也随手写了一首白话打油诗回赠：
“哪有猫儿不叫春？
哪有蝉儿不鸣夏？
哪有蛤蟆不夜鸣？
哪有先生不说话？
”
信手拈来，饶有风趣，算是胡适先生的政治白话诗了。
据说后来蒋介石看了，也忍俊不禁。
胡适还写过一首关于文字方面的白话打油诗：
“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来同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
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
古人悬梁，今人上吊；
古名虽未必佳，今名又何尝少妙？
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轿；
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
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
……”
将文言文与白话文对照，妙趣横生。
胡适在“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说“文言是半死文学”，“可读而听不懂”。
一生以白话文的布道者自居，始终关注白话文的发展和命运，还特意编著了一部《白话文学史》。
《胡适随想录》的“编辑者说”中这样写到：
“胡适在五四前后那些孕育和脱胎于大时代的文字，是富有革命气息的。
”白话文的提倡无疑是一场革命，它的客观效果在于解除了旧文体—-包括八股文、文言文等对文字表达的束缚，也因此打开了人们的视野，开放了人们的思想。
如果说《新青年》产生的社会影响在于当时的社会，那么文体的改良影响的是中国人的久远。
胡适所发起的白话文运动，其历史功绩超过“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不逊于创新意大利文的但丁和革新德意志文的马丁。
路德。
点滴的改良显得如此平和，却又如此意味深长。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一个思想界的领军人物能够一以贯之，写出淡泊如水的平白文字，阐释精辟而又粗浅的道理，真正做着自己信奉的点滴的改良。
1918年1月，《新青年》以新面目出版了。
和胡适一起，来到北京大学的还有几个年轻人：
刘半农（复）、周豫才（鲁迅）、周岂明（作人）等六教授，他们轮流编辑，开始为中国培养一个思想自由的批评风气。
1919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撰文提出，“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被称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即是近代中国“民主”与“科学”两大时代主题
文学革命既然被肯定，新思想和新精神必然会接踵而来。
胡适把他的“八不主义”以更明确的语气予以表达，在他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他告诉人们：
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
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
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
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
这四句子的精义所在跨越了文字的改革，它体现了一个思想的新方向。
（壶公评论发表于2004-01-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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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外交论坛）
1918年的6月里，《新青年》发表胡适写的《易卜生主义》
他鼓吹“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
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
却不知道：
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
他鼓吹“说老实话”，攻击“腐败家庭”、攻击“死板板”的法律、攻击“处处反乎人情”的虚伪宗教、攻击“许多陈腐的旧习惯”——道德、攻击社会对特立独行的“捣乱分子”的压迫、攻击他最恨的“那班政客”。
1919年12月，《新青年》刊发了胡适写的《新思潮的意义》，也是胡适的对新文化运动的总结。
文章提出了四条口号：
“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具体实施的方案则是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态度整合和改造中国旧文明，使之融合进20世纪现代世界新文明的主潮中去。
几年间，胡适用他的新方法整理了朝报式的中国哲学史，创立了新式标点，介绍了实验主义，攻击了孔家店，鼓吹了女权和新的性观念，最后印出了《尝试集》，把中国文学带到了一条新生之路，迫使封建老朽们无奈地面对新文化运动。
那些时候，一篇文章引发了一个思潮，一个思潮唤起无数的响应，而汇成一个运动。
每个运动都以《新青年》为源头。
胡适想要做到少谈些“主义”其实不容易，他的思考和行动代表了大变革时代中国人前进的方向。
孙中山先生把眼光投向北京，他写信给海外同志，“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
他为它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儿——“新文化运动”。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对于这一场风云激荡的人文传统的变革，胡适把它称之“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从现在看，这一评价不为过。
三、执拗的改良主义者正当胡适孜孜不倦于他的“一点一滴的改良”的时候，五四运动爆发了。
五四运动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端，猛烈的大潮激荡着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胡适终于守不住“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入政界”的诺言，从此开始了谈政治的局面。
当其时，中国思想界的分歧愈演愈烈。
外患内忧带给人们不断的新刺激，忧国之士都急于提出救国之策。
但是这一个主体是从欧、美、日留学归国的群体，很快地分化了。
造成分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对中国社会、对中国国家状况的认识和解决方法的分歧。
也因此分化出了两个不同的阵营，出现了两个主题：
一是发起反帝反封建和反对国内反动统治者的民主革命运动、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发展；二、是实行独裁制度，强化国家政权以应对种种事变，实现社会的改造和进步。
民主主义运动左翼的带头人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他们站在受压迫的人民大众方面，高举起科学、民主、反帝、反封建四面大旗，赞同俄国的十月革命，主张马克思列宁主义。
后来孙中山先生也卷进了这股激进的潮流，导致了国共两党合作。
最终则由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把民主革命运动推向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民主主义运动的右翼主导是后来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蒋介石和汪精卫等，他们终于背叛了民众，走上了专制独裁的道路。
当时流行的是独裁统治，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国的希特勒、奥国的陶尔斐斯都是时代的宠儿。
即使是胡适的朋友，如蒋廷黻、钱端升、吴景超、丁文江等，这些在完满的英美教育之下，“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人们，也纷纷鼓吹独裁制度了。
独裁统治最终为人民所唾弃，汪精卫身败名裂，而蒋介石则逃离大陆、龟缩孤岛。
胡适则是自由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似乎游离于两大阵营之外。
他始终主张个人自由第一，是一个“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者，反对革命，反对激进。
在众人高叫打倒“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帝国主义”的时候，他却说我们真正该打倒的“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仇敌”；在大家高叫暴力的革命的时候，他却说我们应该走演进的路，从事“自觉的改革”。
胡适早就对中国的出路有了自己的想法——以渐进的改良手段建设欧美式的宪政民主政治。
（壶公评论发表于2004-01-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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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外交论坛）他告诉大家：
“历史的大趋势不能完全取证于十几年的短期事实”，该“把眼光放得远一点”。
若妄想在一个没有高等学术的国家造成现代式的独裁政治，那就真要做到画虎不成反类狗了。
（《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东方杂志》三十三卷一号）。
胡适深信“宪政是引中国政治上轨道的一个较好的方法。
”为了达此目的，他坚持认为，建国之重在于教育。
教育是最可靠的投资，但也是最缓慢的投资。
抗战后胡适就任北大校长，他认为“中国此时应该有一个大学教育的十年计划，在十年之内，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个到十个成绩最好的大学，使他们尽力发展他们的研究工作，使他们成为第一流的学术中心。
”（《独立评论》，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这是一个相当有影响的意见，立刻得到热烈的讨论。
胡适立足于政治自由主义这一基点上，总结了四点：
自由、民主、容忍反对党和渐进的改革。
在他的《自由主义》中写到：
“反对党的对立，第一是为政府树立最严格的批评监督机关，第二是使人民可以有选择的机会，使国家可以用法定的和平方式来转移政权。
”
还有那令人神往的另一个乌托邦：
"这样重大的变化（指1945年工党执政）--从资本主义的英国变到社会主义的英国，--不用流一滴血，不用武装革命，只靠一张无记名的选举票，这种和平革命的基础，只是那容忍反对党的雅量，只是那保障少数人自由权利的政治制度。
"
"我要诚恳地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很清楚的指示我们，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
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
"胡适认为"自由主义当然反对暴力革命"，并主张“和平的渐进的改革”。
（壶公评论发表于2004-01-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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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外交论坛）胡适显然不适合于他所处的时代。
他认为：
“我们不信‘宪政能救中国’，但我们深信宪政是引中国政治上轨道的一个较好的方法。
”（《宪政问题》）。
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之中，这番平和的议论算是曲高和寡了，他注定惹人生厌，正如他的自喻：
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地啼。
人家讨厌我，说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老鸦》
可是，一个书呆子的执拗却也让后人有了一种借鉴。
四、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百年前的中国蒙受着深重的灾难，八国联军破京城、甲午兵败、马关条约让极务实的李鸿章吐血身亡。
。
。
可怜一部中国史，至此一片狼籍。
全国沸腾救国声，各种思潮纷呈。
面对杂乱，胡适这样问到：
“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
那些迷信军国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吗？
”他嘲讽“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
”是“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
”他写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期），以三层说质疑“主义”学：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
。
。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
。
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
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
。
罗兰夫人说：
‘自由!
自由!
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
’”如果看看胡适的另外一篇文章《爱国运动与求学》（《现代评论》第二巻），也许更能理解他对“主义”的看法。
在这篇写给学生的文章里，他写到：
“救国事业更非短时间所能解决的，帝国主义不是赤手空拳打得倒的；‘英日强盗’也不是几千万人的喊声咒得死的。
”应该怎么办呢？
他认为：
“德国大文豪葛德在他的年谱里曾说，他每遇到国家政治上有大纷扰的时候，他便用心去研究一种绝不关系时局的学问，使他的心思不致受外界的干扰。
所以在拿破仑的兵威逼德国最厉害的时期，葛德天天用功研究中国的文物。
。
。
”而犹其令他以为值得效仿的是：
“德国大哲学家费希特是近代国家主义的一个创始者。
然而他当普鲁士被拿破仑践破之后的第二年回到柏林，便着手计划一个新的大学---即今日之柏林大学。
。
。
在很危险的环境里发表他的《告德意志民族》。
。
。
后来，费希特计划的柏林大学变成了世界的一个最有名的学府；他的那部《告德意志民族》不但变成了德意志帝国建国的一个动力，并且成了十九世纪全世界的国家主义的一种经典。
”胡适的想法有其根系。
在他的“少谈些‘主义’”一文中，他表示了自己的观点：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但是，“少谈些‘主义’”本身就是一个“主义”，代表着一种倾向。
相隔约二十七天后，同样的《每周评论》（第35期）上发表了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
文章反驳了胡适的说法，认为：
“‘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
。
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为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
”进一步，李大钊写到：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扎维主义的议论很少。
。
。
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遏制俄国布尔扎维主义的潮流。
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
”读百年之前的争论，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那时的政府已经腐烂了，那时的中国民意却犹如绷紧的弓弦，谁也不能松懈。
胡适的“主义”说，从开始的被置疑，是有其不合乎历史潮流的原因，很有几分“沉舟侧畔千帆过。
”的感觉。
但是，后来的批判却有断章取义和无限上纲的特征。
而李大钊最初的评论里，还这样写到：
“有的和先生（胡适）的意见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异。
。
。
”表明了他们之间或有“主义”的区别，但无救国的歧见。
胡适的主张颇似于诸葛亮《诫外甥书》中“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
”的教诲，也类似于现代的“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的口号。
中国人讲究因人废言，后来被冷落的胡适的主张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力，无从知道。
但是，与胡适同时期、持有此类观点的人并不少。
在那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有许多人，自己、或让自己的子弟静下心来研究一个学问，他们可能没有参加任何战争，但是当硝烟散尽，他们却走上了建国的位置，其中的“三钱”就是为中华民族建立了殊勋的伟人。
看“三钱”的先人们颇有意思，他们是：
钱均夫---钱学森的父亲，早年留学日本，与进步人士过从甚密，其中有蒋百里---我国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也是钱学森夫人蒋英的父亲；钱穆---钱伟长的叔叔、引路人，著作等身的国学大师、史学家、教育家；钱玄同--钱三强的父亲，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
中华民族得以绵延久长，是因为她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民族。
无论是革命者，无论是学者、科学家，只要有益于国家与人民，他们的光和热都是一种奉献。
或如胡适所言：
“救国千万事，何一不当为？
而吾性所适，仅有一二宜。
认清了你‘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方向，努力求发展，这便是你对国家应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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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谈“主义”的胡适是很看重他的实用主义的，他的言行浸透了实用主义的哲学。
五、中国自由主义之父
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开章明义，即表示他最大的遗憾是：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对自由的追求，与人类社会的存在相伴而生。
人类对自由的追求是永恒的，有阶段性，但永无止境。
在《自由主义》一文中，胡适论证了古代中国人对自由的追求。
自由主义作为一门学说则是产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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