谪居正是君恩厚.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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谪居正是君恩厚
谪居正是君恩厚
“人格”一词源于拉丁文persona，意为面具。
从哲学的视角看：
人格是个体人从心理到行为的诸般特点的总和及其惯常的行为模式。
政治人格（PoliticalPersonality），从政治文化（PoliticalCulture）的角度看，一般是指行为主体的政治性格特征的总和及其惯常行为模式。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人格首先是个体的，其展现的是个人的政治特质（PoliticalTrait）；政治人格是决定或者影响行为主体的政治选择和行为趋向的内驱力。
因而，探讨政治人格是我们认识政治人物及其政治行为的一个有效途径。
林则徐作为禁烟除弊、反对侵略的民族英雄，作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作为维护专制王权统治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以及作为士大夫阶层中的卓越实干家，殆无疑义。
然而那种认为“林则徐的‘忠君’观念，比起岳飞文天祥来，有着新的突破”的观点，揆诸君主政治的历史情境，却颇令人怀疑。
从政治文化研究立场出发，分析林则徐的政治人格，也许有助于我们理清相关认识。
林则徐雕塑
一、儒学家世与君子人格
君子小人等人格理论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构成，这些人格理论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观念和政治选择倾向。
“对君子小人的人格认同影响并决定着人们的政治认同与政治行为，进而又关系到君主政治的巩固和统治秩序的正常运作。
”因为，“在儒家文化的思维视野中，道德与政治是混二为一的，君子小人的分层标准既是伦理的，又是政治的。
在秦汉以后的文化传承中，君子形象逐渐演化成为一种道德化的政治人格，得到全社会的普遍尊崇；小人则作为反道德的政治人格，受到贬斥。
”所以，“从一般意义上看，儒家文化养育的君子人格是礼义道德的化身。
……他们是修身的典范、忠臣的楷模和维系社会与政治秩序的中坚。
”林则徐正是如此。
林宾日《饲鹤图》
林则徐出身儒学世家，累世相传。
父亲林宾日30岁中秀才，后补为禀生，终生以塾师为业。
母亲为宿儒陈时庵之女，安贫守道，持家勤俭。
林则徐幼时即接受父亲的儒学教育，他著《先考行状》一文，回忆说：
“府君讲授书史，必示以身体力行、近理著己之道”，“其论诲人曰：
《易》以蒙养正为圣功，养之时义大矣哉！
养其廉耻，使远于奇邪；养其天真，庶免于浅薄”，父亲的教育方法，显然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谆谆然，循循然，不激不厉，而使人自乐于向学。
”14岁后，林则徐考中秀才，入鳌峰书院，师事名儒郑光策。
郑光策大倡“经世致用”之学，要求学生“以立志为主”，并且要具有“不已”的进取精神。
这对林则徐的人格成长起到了极其巨大的作用。
因抨击贪官而遭受陷害的同乡前辈林希五，对林则徐亦有深重影响。
林希五尝撰《辨惑》一文剖白道：
“予之自为谋者，道义之守也。
利害吾不敢知。
吾所知者道义而已”，“盖守道安命，君子所以立身行险，侥幸有宁死而为者，此吾所以自信也”。
《林希五古文集》这彰显了他鲜明的君子人格。
林则徐为之感愤，他在为林希五的文集所作后序中说：
先生梗直独操，出于天性，而道高毁来，身处冷官，触怒权贵。
至于文致周内，下狱投荒；垂白在堂，孤身万里。
士君子固有遇人不淑，守正被害如先生者乎？
此固见者之所怒目，而闻者之所扼腕也。
观集中《辨惑》一首，指陈道义，炳若日星，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古今人不平则鸣，大率类此。
林则徐走上仕途之后，曾参加嘉庆年间京师著名的士大夫团体——宣南诗社。
这个团体的成员，是一群具有共同“经世致用”抱负的官员，如陶澍、贺长龄、朱为弼等人。
他们“志合道同，……树立猷守相期许”。
这对强化林则徐的君子人格显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陶澍像
葛荃将君子的道德规定性概括为：
（1）君子是诸多道德的负载者，更是仁德的执著追寻者；
（2）君子着眼于正己和道德实践，在德行修为上严于律己，无求于人；（3）君子人格具有道德的恒定性，在任何环境条件下，都能表现出最佳道德风貌；（4）在理念上，君子人格完美无缺；在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君子的表现须一以贯之。
无疑，君子人格的养成是与对传统政治价值的自我确认相表里的。
概而言之，中国传统的政治价值核心无非是君权至上、父权至尊与伦常神圣等内容。
因此，君子便在君主政治中具有了极为重要的政治功能：
第一，君子最忠于君主；第二君子是建立政治秩序和推动政治动作的主体；第三君子具有独特的政治调节功能；第四，君子作为道德修身的楷模，是教化百姓的理想人选。
正如葛荃指明的那样：
“在传统中国，君主政治的权力基础除了皇族、姻亲贵族及功臣官僚等‘官贵集团’外，还有以科举士大夫为代表的君子集团。
后者在相当程度上超出了前者的局限，促成了社会各阶层和各利益集团的人员流动，使得君主政治的基础结构得以扩展，从而面向全社会。
君主政治需要的各种人才借此而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
权力基础的扩大增强了君主政治的稳固性。
”
儒家君子之风
由于君子的政治功能，使得君子集团在维系君主政治扩大和稳固权力基础方面，具有无与伦与的重要性。
我们由是可知，在君主政治条件下，完整的君子人格一定是包含着强烈的经世情怀与担当意识的。
无此，便不足以称君子。
林则徐的政治人格在这方面，也是极为突出的。
二、经世情怀与担当意识
林则徐的经世情怀深受乃师郑光策影响。
所谓“经世”，是“经世致用”的简称，而经世思想表现在政治上，则主要表现为“兴利除弊”、“养民裕国”。
郑光策的经世思想对林则徐早年思想的形成，影响是直接的，其中最突出的是民本思想。
论者以为，后来林则徐的“恤民”、“重民”思想可以从郑光策那里找到其渊源。
做京官后，更是与诸多同志，相与讲求、研究那些“经世有用之学”，对国计民生诸多问题，深切关注，不遑他顾。
遂使其成为经世派的重要人物。
林则徐就读的鳌峰书院
在名为《裕州水发，村民舁舆以济，感而作歌》的诗中，他吟咏道：
“噫嘻斯民真天良，解钱沽酒不足偿。
我心深感怀转伤，为语司牧慎勿忘。
孜孜与民敷肺肠，毋施棰楚加桁杨；教以礼让勤耕桑。
……”其中，“我心深感怀转伤，为语司牧慎勿忘”，清晰地表明了林则徐的经世情怀，一个“司牧”时刻不能忘掉的应该是生民的疾苦。
道光十三年（1833），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面对淫雨水灾，他在《祈祝晴文》中写道：
“自冬历春，恒雨百有余日，下地之二麦已失望矣！
若犹未已，是并上地而无遗种也。
伤哉民之穷也。
粗粝不供而糜粥矣！
糜粥不供而糠籺矣。
今糠籺又不供，官兹土者，其能晏然乎！
强有肆攫掠，弱者转沟壑，具官之罪，固不胜数。
”对于灾情不解、民处危难的情境，他发自内心的焦灼与自责。
在对道光帝的奏折中，他动情地说：
“昼见阴霾之象，自省愆尤，宵闻风雨之声，难安寝席。
并与督臣陶澍书函往复……楮墨之间，不禁声泪俱下！
”他认为，为官者的本分是“养民”、“恤民”，是为国家排忧解难。
他说：
“养民裕国，本是守令之事”。
而考核官员的标准则是“公事”处理得如何，“令牧之贤否，惟视公事为凭。
”是否有能力使人民生活下去，“居官者知民以生活望我，我必有以生活之”。
具有强烈经世情怀的人，一定是勇于任事的，故而担当心态，亦必融入其政治人格当中。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对此表达得淋漓尽致。
林则徐在书信中表述了自己，领受禁烟重任时的心态。
他说：
“侍戌冬在京被命，原知此役乃蹈汤火，而固辞不获，只得贸然而来，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
”而在遭贬之后，仍对内忧外患的国情，焦虑不已。
道光二十二年（1842），林则徐流放伊犁，行至兰州，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
“自念祸福死生，早已度外置之，惟逆焰已若燎原，身虽放逐，安能诿诸不闻不见？
润州失后，未得续耗，不知近日又复何似？
愈行愈远，徒觉忧心如焚耳。
”
林则徐广东禁烟
勇于任事的卓越实干家林则徐，在广东禁烟与反侵略过程中，突破了传统的“夷夏之防”，表现得比同时代的许多士大夫更为开放。
“他与一般封建官吏不同，在思想方面，突破了封建传统‘天朝大国’的观念，具有接受西方先进之处的意识；在国与国关系上，以不卑不亢的态度，从实际出发，处理与外国人的关系，并在实际斗争中，初步形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林则徐睁开眼睛看世界，他的卓越不言而喻。
然而，他以此为契机，真正地突破了中国的君主政治传统了么？
当然不是。
他与其后的洋务派们一样，牢牢地将脚跟站在君主政治的深厚土壤当中。
林庆元说：
“林则徐第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一方面看到西方技术，枪炮、轮船等器物文化，另一方面，他又看到西方道德观念，风土人情、习惯、行为方式等审美观念，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迥然不同。
林则徐取其前者，弃其后者。
这是不奇怪的。
林则徐维护中国的伦常道德，对西方的道德观念加以拒绝这是不言而喻的。
而这又正是洋务思想的特征。
我们从林则徐身上，可以看到经世思想逐渐向洋务思想演变的轨迹。
林则徐的思想，仍然是经世思想占主导，洋务思想只在他的思想上占很小一角。
”——他的经世只具有君主政治条件下的政治调节的意义。
《澳门新闻纸》部分内容
他的政治人格当中，忠君意识占据压倒地位。
无论是经世情怀，还是担当心态，都是要让位于忠君意识的。
从政治文化角度，审视林则徐政治人格中的这部分内容，则更意味深长。
三、雷霆雨露总君恩
“在古代中国，凡是得以步入官场，介入君主政治系统者，只有严格遵守体制内的统一规范，养育成自觉的权威认同和权威崇拜，才有可能在权力分享和利益分占方面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并且在其仕途的攀迁中通达顺畅。
如果介入之后却不能遵循规范与规则，或是像海瑞那样，处处与‘体制’作对，则非但利益受损，而且多半不会有好下场。
”林则徐呕心沥血，所有精力投入的禁烟运动，以他的被革职谪戍而结束。
君权至上，君恩浩荡。
林则徐在道光二十年（1840）八月呈递《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说：
“夫自古规苗逆命，初无损于尧舜之朝，我皇上以尧舜之治治中外，知鸦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即尧舜在今日，亦不能不为驱除。
圣人执法惩奸，实为天下万世计，而天下万世之人亦断无以鸦片为不必禁之理。
”道光皇帝不接受林则徐的建议，并且派琦善到广州搜罗林则徐的罪状，终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的罪名，将禁烟与反侵略斗争的两员干将林则徐和邓廷桢革职。
禁烟、抗英的方针，以及对侵略者的态度，本都出自道光皇帝的钦命，但最后却变成了林则徐等人的罪名。
在君主政治条件下，臣子是合该承担圣上的决策错误的责任的，皇帝永远是圣明的。
林则徐的命运，只不过是专制王权政治统治当中，臣子普遍命运的一个缩影。
道光皇帝
林则徐最为人称颂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两句诗，论者以为可以概括林则徐的一生以及林则徐的人格力量，即可以将这两句诗作为林则徐人格的典型代表。
这两句诗出自名为《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的一首七律，写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初六日，是林则徐赴伊犁途中在西安所作。
诗曰：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
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
作为被君主惩处的臣子，林则徐的心态是什么，怨恨君主吗？
不是，林则徐说“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谪居”也是应该感戴的君恩。
在另一首诗中，林则徐感叹道，“元老忧时鬓已霜，吾衰亦感发苍苍。
余生岂惜投豺虎，群策当思制犬羊。
人事如棋浑不定，君恩每饭总难忘。
公身幸保千钧重，宝剑还期赐尚方。
”虽则“人事如棋浑不定”，作为臣子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然而却“君恩每饭总难忘”。
林则徐赠给他的“难友”邓廷桢的诗，则更为明确的表现了他感念“君恩”的人格心态：
回首沧溟共泪痕，雷霆雨露总君恩。
魂招精卫曾忘死，病起维摩此告存。
歧路又歧空有感，客中送客转无言。
玉堂应是回翔地，不仅生还入玉门。
“雷霆雨露总君恩”，这与晚明东林党人的忠君情怀并无二致。
党人周顺昌在与友人的信中说：
“弟忽罹死，所谓雷霆雨露，均属圣恩。
在臣子只应欢喜顺受。
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
古人之言，殆非期我也。
”
邓廷桢
诗言志，诗缘情，林则徐的政治人格在这里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
“立心”、“立命”、“开太平”的道德理想注定了林则徐的政治人格是巨人的形象，是勇于担当的。
而对于在君主政治条件下，在“道”与“王”的夹缝中艰难生存的士人生活状况来说，林则徐及其政治人格是一个典型案例。
（节选自：
福州社科网·贾乾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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