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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备课资料
语文课本中的文章都是精选的比较优秀的文章,还有不少名家名篇。
如果有选择循序渐进地让学生背诵一些优秀篇目、精彩段落,对提高学生的水平会大有裨益。
现在,不少语文教师在分析课文时,把文章解体的支离破碎,总在文章的技巧方面下功夫。
结果教师费劲,学生头疼。
分析完之后,学生收效甚微,没过几天便忘的一干二净。
造成这种事倍功半的尴尬局面的关键就是对文章读的不熟。
常言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如果有目的、有计划地引导学生反复阅读课文,或细读、默读、跳读,或听读、范读、轮读、分角色朗读,学生便可以在读中自然领悟文章的思想内容和写作技巧,可以在读中自然加强语感,增强语言的感受力。
久而久之,这种思想内容、写作技巧和语感就会自然渗透到学生的语言意识之中,就会在写作中自觉不自觉地加以运用、创造和发展。
一、沈从文（1902—1988），现代小说家、散文家、文物研究家。
原名沈岳焕，笔名小兵，懋琳、炯之、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
湖南凤凰人。
苗族。
1918年小学毕业后曾入本乡土著军队当兵。
1923年到北京。
1926年开始在《晨报副镌》、《现代评论》《小说月报》《新月》上发表作品，并与胡也频编辑《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
1927年到上海，曾与胡也频、丁玲编辑《红黑》杂志，并参加了新月社。
1930年在青岛大学任教，1934年在北京主编《大公报》副刊《文艺》及天津《益州报》副刊。
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
回北京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并继续办原刊物，以此为阵地，集合许多北京文人，形成了“京派作家群”。
1949年后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工作，在中国古代服饰及文物研究方面成绩卓著，有许多专著。
197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员。
其文学创作宏富，数量惊人，有小说、散文、文论、自传、通信等集子七十余种，是现代文学史上最多产的作家之一。
主要作品集子有《鸭子》《蜜柑》《神巫之爱》《虎雏》《石子船》《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湘西散记》《边城》《长河》等。
其中短篇小说《丈夫》《贵生》《三三》，长篇小说《边城》《长河》是其代表作。
主要文学贡献在于创造了一种描写特殊民情的乡土文学，并受废名影响，取其抒情笔调，发展了新文学中抒情小说的文学形式。
大部分小说是以湘西生活为背景，对故乡人民怀有不可言状的同情与温爱。
以其特异的“生命形式”，熔生动丰富的社会风俗画和优美清新的风情风景画于一炉展示其民性的粗犷强悍，民俗的淳厚善良，使作品充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返璞归真的牧歌情调。
这种乡土抒情体的美学风格代表了京派作家一定的社会理想，也对后来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与当今“教师”一称最接近的“老师”概念，最早也要追溯至宋元时期。
金代元好问《示侄孙伯安》诗云：
“伯安入小学，颖悟非凡貌，属句有夙性，说字惊老师。
”于是看，宋元时期小学教师被称为“老师”有案可稽。
清代称主考官也为“老师”，而一般学堂里的先生则称为“教师”或“教习”。
可见，“教师”一说是比较晚的事了。
如今体会，“教师”的含义比之“老师”一说，具有资历和学识程度上较低一些的差别。
辛亥革命后，教师与其他官员一样依法令任命，故又称“教师”为“教员”。
二、关于《边城》的评语摘编
我国古代的读书人,从上学之日起,就日诵不辍,一般在几年内就能识记几千个汉字,熟记几百篇文章,写出的诗文也是字斟句酌,琅琅上口,成为满腹经纶的文人。
为什么在现代化教学的今天,我们念了十几年书的高中毕业生甚至大学生,竟提起作文就头疼,写不出像样的文章呢?
吕叔湘先生早在1978年就尖锐地提出:
“中小学语文教学效果差,中学语文毕业生语文水平低,……十几年上课总时数是9160课时,语文是2749课时,恰好是30%,十年的时间,二千七百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
”寻根究底,其主要原因就是腹中无物。
特别是写议论文,初中水平以上的学生都知道议论文的“三要素”是论点、论据、论证,也通晓议论文的基本结构: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但真正动起笔来就犯难了。
知道“是这样”,就是讲不出“为什么”。
根本原因还是无“米”下“锅”。
于是便翻开作文集锦之类的书大段抄起来,抄人家的名言警句,抄人家的事例,不参考作文书就很难写出像样的文章。
所以,词汇贫乏、内容空洞、千篇一律便成了中学生作文的通病。
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单在布局谋篇等写作技方面下功夫,必须认识到“死记硬背”的重要性,让学生积累足够的“米”。
1．著名作家汪曾祺对沈从文有过一句评语：
“除了鲁迅，还有谁的文学成就比他高呢？
”
2．沈从文小说独具地方特色。
他的题材、人物、自然景色、风土人情、语言，无不涂上“湘西”的标记。
题材是湘西社会日常生活中摄取的；人物是湘西农村的“愚夫俗子”，一批土生土生的“乡下人”；景色更是湘西山山水水迷人的美景。
沈从文更是描绘风土人情的高手，他画出一幅幅风俗长卷，婚嫁、习俗、服饰、神话、传说、信仰、礼节……无所不有，无所不奇，使他成为现代中国的“风俗画家”。
他特别善于揭示这些一代一代流传的古风习俗人情世态所包含的人情美和人性美，令人神往，令人惊叹。
加上沈从文运用泥味土香十足的方言土语，这更使他的小说充满浓郁的湘西地方特色。
（王嘉良、李标晶《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编》）
3．《边城》的诗意首先来自浓郁的湘西乡土气息。
作家通过翠翠和傩送、天保之间的爱情故事。
将茶峒的自然景物和生活风习错综有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那清澈见底的河流，那凭水依山的小城，那河街上的吊脚楼，那攀引缆索的渡船，那关系茶峒“风水”的白塔，那深翠逼人的竹篁中鸟雀的交递鸣叫，……这些富有地方色彩的景物，都自然而又清丽，优美而不加浓涂艳沫。
（潘旭澜《重读〈边城〉》）
4．“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
”“出走”是个极富文化含义的意象，是非常“现代”的。
因为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冲击，“在家”的感觉（同质的状态）被打破了，传统的和谐世界已不再完整，家园成了废墟。
于是要出走——寻找精神家园。
那爷爷怎么办？
“怎么办吗，拿把刀，放在包袱里，搭下水船去杀了她！
”翠翠吓怕了，叫道：
“爷爷，爷爷，你把船划回来呀！
”“我要你！
”翠翠需要爷爷，需要传统，她不能割断历史。
翠翠“坐在悬崖上，很觉得悲伤”。
“悬崖”这个意象，准确地揭示了翠翠濒临深渊、进退两难的困境：
梦醒了无路可走——这是所有非西方民族和文化面对西方现代性冲击的共同命运。
假如翠翠真的出走了，那么，翠翠走后怎样？
——“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向刚《梦断边城——沈从文〈边城〉分析》）
5．沈从文的中篇小说《边城》是一部杰作，它的艺术独创性主要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牧歌传统中的顶峰之作，它巩固、发展和深化了乡土抒情模式；继鲁迅的《阿Q正传》之后重塑了中国形象。
《边城》的牧歌属性与中国形象互为表里，为后发国家回应被动现代化，提供了经典的样式和意绪。
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边城》作为近现代以降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在文学上的提炼，为其文本存在深刻的破绽，并有移用异族文化资源等问题，这揭示了主体民族对自我的诗意想象的虚拟性和策略性，以及与西方文学中的异族想象之间的密切联系。
（刘洪涛《〈边城〉：
牧歌与中国形象》）
6．沈从文的小说，究竟应该在文学史上占一个什么地位？
余介甫在《沈从文传》的引言中说：
“可以设想，非西方国家的评论家包括中国的在内，总有一天会对沈从文做出公正的评价：
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罗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
”
7．《边城》是一首哀婉的抒情诗。
刘西渭说《边城》是“一部idyllic（田园诗）杰作”。
苏雪林认为“大自然雄伟美丽的风景和原始民族自由敖纵的生活，原带着无穷神秘的美，无穷抒情诗的风味”。
沈从文自己也承认，从废名（冯文炳）那里受到启发，“用抒情诗的笔调写创作”，融化了唐诗的意境，形成了一种朦胧美。
8．《边城》的地方色彩是极鲜明的，时代投影却是不易捉摸的，仿佛作者只叙述了一个故事，只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
所以沈从文先生感叹：
“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视了。
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视了。
”朱先潜也指出《边城》“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
可是，为了“极力避去文字表面的热情”，《边城》的时代投影又是极淡极浅的。
9．《边城》是老妪絮絮地讲的一个完美的童话。
童话大多很美，但童话的毛病在于太过完美。
苏雪林在《沈从文论》中批评得比较中肯，她指出沈从文的小说“过于随笔化”，“于结构更疏忽了”，“繁冗拖沓，有时累累敷百言还不能选出‘中心思想’”。
不少学者也说沈从文“了解湘西人民的生活……他仅是晓得他们一些情形，并不曾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自然更没曾血肉相连”。
所以“沈从文的作品反映的生活面很广阔但不深厚，思想意境不高”，“好像雾中的花，云中的月”，给人以“虚”的感觉。
王瑶也指出沈从文“用散文温叙故事，有时很拖沓”。
沈从文笔下的边城》
------刘洪涛专访（上）
央视国际2018年07月23日
·······《边城》：
牧歌与中国形象（节选）·······
主持人：
沈从文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您能谈谈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在哪里吗？
刘洪涛：
要想全面评价沈从文的文学成就，我觉得光是这些给他封上的头衔是不够的；还要清楚的了解沈从文的文学独创性在什么地方，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在哪里，这些是应该确定的。
沈从文对20世纪中国文学最大的贡献是他的最有创造性的一个方面，就是他以湘西区域文化为依托，为一个东方民族从一个传统的朝代国家，迈向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进程上，提供了一种极其重要的精神资源和想象的模式。
这是他最突出的一种贡献，因此沈从文的作品可以当成是一个中华民族的寓言来阅读，也可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理解，或者说只有从这样一个角度去理解沈从文的独创性，才能够真正的确立下来。
主持人：
您能给我们分析一下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吗？
刘洪涛：
就《边城》这部作品而言，这是沈从文的代表作。
这部作品它以“牧歌”，即乡土抒情诗这样一种抒情方式，充分展现了传统和乡土这种诗意之美。
它以最贴切最生动最有概括性的这样一种形式，把30年代的中国想象、中国形象凝聚成了一个可感的艺术造型。
他把它造型化、具体化了；他把它提炼出来、整合出来。
这个诗性的中国形象，和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文学传统是不同的。
你可以把《边城》和作为启蒙文学代表的鲁迅的《阿Q正传》做一个对比，事实上在学术界也有人做过这样的对比。
鲁迅的《阿Q正传》塑造的是中国的国民性，这个国民性是以丑陋、麻木、愚昧为代表的；而沈从文的《边城》呈现出的是中国诗意了的、美化了的中国形象。
这两种文化形象我们不能说谁是真实的、谁是虚构的，它们依附于不同的文化的阐释的系统，都有它的可信度，都有它的合理性。
如果说鲁迅确立了中国现代的启蒙文学传统的话，那么沈从文的贡献他在另外一极、另外一个方面塑造了诗意的中国形象。
《边城》作为一部中国的乡土抒情的经典之作，也就是作为一部“牧歌”的经典之作，它集中表现了湘西的人性之善、人性之美，这是它最集中的表现的一个方面。
在这部小说里面，人性之善展示的是非常充分的，比如说表现渡船老人，表现顺顺以及其他的大佬、二佬，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就这个渡船老人来说，他的职责就是管理那个渡船，他勤劳、善良、本分、敦厚，凡是一切的传统的美德，他都不缺少。
他管理渡船不论风吹雨淋、寒暑春秋，都非常的忠实于自己的职责。
他因为是食公家的粮禄，所以过渡人看他忠实于自己的职责。
所以有时候给他一些钱物，而他都一概都极力退还，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所接受来一些好处，他总是想方设法的超量的去报答。
而翠翠这个人呢，她因为责任少，但是她的乖巧、心善、勤劳，她是爷爷的好帮手。
而顺顺这个人，是当地地方上有头脸、有身份的人物，他的美德也不缺少。
但是他跟渡船老人的美德不一样，渡船老人是忠于职守，而顺顺却要来得大气豪迈得多。
他仗义疏财、扶强济困、正直、公平，深受当地人的尊重。
两个儿子也是道德的楷模——豪爽、直率，与人搏斗时敢于挺身而出，吃苦、出力的时候从不退缩。
这些传统的美德在这些人物身上，都有非常好的体现，所以这种美德在《边城》里边表现得是非常的充分的。
另外就是人性之美，人性所流淌出来的这种诗意，一个是善、一个是美，这种美实际上是沈从文在《边城》里边所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诗意，人性的诗意、山水的诗意。
比如说翠翠为什么会喜欢二佬，而不喜欢大佬；如果仔细阅读这部作品的话，你会发现非常吸引翠翠的二佬身上最本质的品质，就是他的诗意。
二佬长得很英俊，小说里边讲他像岳云，所以二佬跟翠翠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发展过程也充满着一种诗意。
最初翠翠见到二佬是在龙舟竞渡结束之后，天已经黑了。
翠翠在那里等爷爷等不来，正在害怕的时候，二佬赶鸭子从水里面上了岸。
在这样一个时刻，实际上二佬充当了她的保护人这样一个角色。
我们知道后来是二佬回家，因为翠翠对他有误解，二佬就回家叫他们家的长工打着火把把翠翠送回家的，他实际上充当了她的保护人。
但是这个场景非常的浪漫，非常的有诗意。
在他们对话的过程中，二佬曾经说过一句话，说：
“你在这里，大鱼会吃掉你。
”结果这个大鱼吃你这句话，就成了后来两个人关系发展非常好的一种隐喻。
只要提起这句话，翠翠心头就会洋溢起浓郁的诗意，一种温柔的这样一种回忆。
如果我们把《边城》看作是一个完美的、诗意的中国形象的造型，那么这个人性之善、人性之美是其中最重要的体现，它构成了《边城》的乐园图式的核心。
主持人：
《边城》中的人物，都是很善良、高尚的，风景也是很优美的，整个故事也是很美丽的，但是最终它的结局却是悲剧性的。
您认为沈从文这么安排有什么用意呢？
刘洪涛：
《边城》最大的贡献，也是沈从文对中国20世纪文学最大的贡献是他塑造了一个诗意的中国形象。
这个诗意的中国形象，可以从两个方向来理解。
一个方面就是这种人性之善、人性之美，但是这种诗意的中国形象，在其中也有它的这种悲剧性、忧郁、哀婉的气氛。
我们不应该把这个“牧歌”和这种忧郁悲伤的情感或者说悲剧截然的分开。
“牧歌”不纯粹是喜乐的，甚至它可以更多的具有一种悲剧色彩。
那么从这一点来看《边城》，我们就会发现《边城》的结局是一个悲剧，在这里边有很多构成悲剧的因素。
比如说用一个现实的去理解《边城》的悲剧性，就是作品里面碾坊和渡船的冲突。
碾坊代表了一种实用的、功利的，以金钱地位为标准的婚恋观；渡船所代表的是一种自由的、出于心灵相互吸引那样一种传统古朴的爱情观。
这两种爱情观发生了冲突，在作品里边，事实上是以碾坊为代表的这种力量、这样一种势力取得了胜利。
爷爷之死，两个人没有最终结合，都跟现实层面的这两种力量的冲突有着密切关系。
第二个层面，就是这种命运感，也是《边城》的这种忧伤和悲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
就是这种宿命感，它在作品里面呈现的是非常丰富的。
实际上仔细阅读这部作品，我们会发现《边城》的当事人，从这些人的行动和性格来看，金钱关系对翠翠和二佬的爱情的破坏，就是现实的那一面对爱情的破坏是有限的，或者可以说它不是一个根本性的一种破坏。
翠翠的爱情萌生的非常简单，她第一次见到二佬可以说一见钟情，二佬对她也是一见钟情。
看从这个外部环境来看，爷爷对翠翠和二佬的爱情是极力的促成的。
在作品里唯一的反对者，就是有力量去反对他们爱情的二佬的父亲顺顺，可是他的反对态度上并不坚决。
后来渡船老人死了以后，顺顺表示要接翠翠到家里面住，等二佬回来完婚。
显然在大佬死了以后，顺顺已经同意了二佬和翠翠之间的这种婚姻，这说明他对自己过去的行为是有所悔悟的。
由此可见在翠翠和二佬的爱情道路上没有过多的人为的、社会的这种障碍。
那么既然这个障碍很少，翠翠和二佬他们的爱情应该有一个幸福的结局，但是事情却没有成功。
造成了悲剧是为什么呢？
这就归纳到我们讲的第二个层面，就是它的命运感。
悲剧的发生，实际上最显见的一个原因是一连串的误会造成的。
这个误会首先在爷爷和大佬之间，大佬唱歌败北了，而爷爷却以为那个优美的歌声是大佬唱的，去恭维他，结果恭维不对头碰了一鼻子灰；其次是爷爷和二佬之间的误会，大佬死了以后爷爷在街上碰到二佬，故意把谈话往婚事上引，结果二佬又误会了，他没有给予积极的回应。
在二佬和爷爷的交往中充满了误会，老人的善心、老人的良苦用心都被误会了，结果失去了好几次很重要的和解的机会。
再一个误会就是爷爷和顺顺之间发生的，爷爷眼看翠翠的婚事不成，就厚着老脸去找顺顺去想撮合。
本来顺顺对二佬爱翠翠并不准备过分反对的，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老船夫对这件事这样过分的热心，又让顺顺又误会了。
顺顺就有一种成见，认为大佬之死是这个好事的老人造成的。
那么这个误会是不得了的一个误会，所以他在老
人去找他的时候，他有意识的疏远老人。
实际上这次疏远对老人的打击是极其大的，老人在跌跌撞撞回到家里面，路上又碰到了中寨的一个人，这个人显然是在团总的女儿和二佬的婚姻之间起牵线的这么一个人物，他又打击了一次老人。
这两次打击对老人是致命的，老人在狂风暴雨的当夜死去了。
就实际上他们的爱情没有成功，这些误会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命运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具象的形式。
这些误会是没有原因的，是天意，所以也是命运感的一个重要的体现形式。
那么在小说里面，还有一个象征层面的这种忧伤和悲剧的这样一种营造，这个象征层面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桃花源的这样一种图示，我们都知道陶渊明的桃花源的具体的背景就是在湘西，桃花源里面的这个故事的核心就是营造了一个理想的乐土的形象。
但是这个理想的乐土的形象是无迹可寻的，他误闯进去出来以后再去找就再也找不到了。
实际上陶渊明的这个桃花源是一个虚幻的、不可捉摸的，是忧伤的这样一种印象。
而《边城》它的背景是在湘西，他把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面所叙述的那种乐园图景理想给具体化了。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面，实际上也是有悲情成分的，这个可遇而不可寻、两岸扑朔迷离的桃花和再次踏访时寻而不得的这样一种不确定性；亦真亦幻、宛如梦境引出的是一种感伤和惆怅。
而《边城》的这种情调可以说也是如此，所以它的象征层面上展示了一个“失乐土”的这样一种原型。
从这些角度，我觉得要想理解《边城》的这种悲剧性和它忧伤、惆怅的一面，可以从这三个方面理解。
《沈从文与张兆和之恋》
------刘洪涛专访（下）
央视国际2018年07月30日
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从文家书》
刘洪涛：
比起大多数作家，沈从文的婚恋并没有太多的传奇色彩。
在文人的婚恋里边，他们两个人是少有的白头偕老的典范。
1928年9月，沈从文当时在上海受聘，经过徐志摩的推荐，被胡适聘到中国公学去任教。
沈从文不是一个好老师，他的湘西土话很多人听不懂，而且他的声音又非常的小。
据说他第一次在上海公学上课的时候，在课堂上有十多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
但是他是一个知名的作家，所以他的讲课，他在上海公学任教本身，是有一定的号召力的。
当时张兆和也在上海公学读书，这使他们有机会相识。
沈从文见到张兆和之后，很快就迷恋上了这位大家闺秀。
虽然他在开始的时候并不顺利，甚至可以说遭到了一些挫折，但是他知道这件事情对他非常重要，所以他并没有气馁，而是不断地追求，给她写过很多的情书。
事情发生转机是因为张兆和拿了这么多的情书，她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所以就拿着沈从文的情书去找校长胡适。
结果胡适反而劝张兆和，他说我劝你嫁给他。
这是他们恋爱过程中，就是沈从文追求张兆和的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转机。
那么校长的这个态度，使张兆和对沈从文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它等于是张兆和接受了沈从文的追求。
两个人的恋爱进入到正常的这样一种轨道。
有了你，我相信这一生还会写的出许多更好的文章！
对于这些文章我不觉得骄傲，因为等于全是你的。
没有你，也就没有这些文章了。
——沈从文《湘行书简》
刘洪涛：
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恋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你比如说张兆和的相貌很清秀、肤色微黑，另外张兆和在张家姊妹里面她是排第三，这种体貌特征和亲族关系就被沈从文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一再地利用。
沈从文写到湘西的女孩子的时候，只要涉及到肤色总是黑。
你看《边城》里面的翠翠，她的皮肤是黑黑的；《长河》里面的夭夭也是黑而俏。
这些都是取张兆和的肤色的特点。
此外我讲过，张兆和在张家姊妹里排第三，这个“三三”是沈从文经常给张兆和写信的时候，对张兆和的一个称呼。
那么这个“三三”也是沈从文的一篇小说《三三》的标题。
在这篇小说里他写了一个乡间小女子朦胧的初恋，这个女子没有说她叫三三，三三看起来跟小说里面的主人公没有什么关系。
她为什么要叫三三呢，除了从张兆和的这个角度来解释，没有任何的可能，没有其他的理由了。
所以这是张兆和和沈从文的婚恋，对他创作影响的一个最显在的一个层面。
另外一点就是说，沈从文和张兆和的恋爱的过程，就是沈从文追求张兆和的过程，实际上通过他的系列的作品也直接地反映出来了。
由于沈从文追求张兆和成功，所催生出来的一组最优秀的作品是《月下小景》故事集。
《月下小景》故事集里边有9篇11个故事，实际上都跟沈从文追求张兆和有直接的关系。
这一点可以用沈从文自己的一句话来概括。
他说：
“这文章的写成，同《龙朱》一样，全因为有了你。
”这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直白，而且非常真实的一段话，是事实。
沈从文的的确确是因为在追求、爱恋张兆和的过程中，他写下这些文字的。
这些文字的写成跟他们的婚恋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
我讲这段文字的时候，就是沈从文给张兆和的一封信里面他说：
“有了爱，有了幸福，分给别人一些爱和幸福，便自然而然会写的出好文章。
”他相信有爱的存在，还会继续的写出更优美的文学作品。
这句话是兑现了的、是实践了的，就是后来1934年《边城》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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