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运河文化探索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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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运河文化：

不同地理区域产生了不同的地域文化。

山东地处我国中东部，地域文化为齐鲁文化，其西北有燕赵文化、三晋文化、中州文化，东南有两淮文化、荆楚文化、徽州文化、吴越文化，这些文化区通过大运河连接起来，形成一条独特的运河文化带。

山东运河文化正是以齐鲁文化为母体，融汇了上述地域文化，从而出现了一种既不同于其母体文化，又不同于其它地域文化的特殊文化环境。

它贯通南北，兼收并蓄，以其博大的包容性和统一性、广阔的扩散性和开放性，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断减少地域文化的差异而呈现共同的文化特征，从而使各种地域文化融合为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文化，同时也使山东运河区域成为人才荟萃之地，文风昌盛之区。

聊城与运河文化概述

聊城是大运河沿岸著名的城市，因运河而兴盛，不仅带来了数百年的经济繁荣，而且积淀下了丰富的运河文化，成为历史文化名城——聊城的一笔宝贵的财富。

一、运河文化古老文明

聊城是受运河文化影响比较早的地区。

隋代开凿的京杭大运河北段的永济渠就流经现在的聊城西部，对于隋之后唐、宋、金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元代对古运河进行了比较大的改造，特别是开凿了纵贯聊城腹地的会通河，它自阳谷县张秋镇入境，经过聊城、临清入漳卫河，在聊城境内全长97.5公里。

元之后，明、清两代又对会通河进行了多次的疏浚和改造，使其成为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交通和经济大动脉，为聊城带来了数百年的经济和文化的繁荣。

运河文化是由运河的开凿和漕运而形成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目前，在聊城广袤的鲁西平原上，因当年运河漕运而兴起的城镇、文物古迹以及运河沿岸附近的古老文化遗存等，仍然是星罗棋布，涵载着运河文化的信息，成为古老运河一组特色鲜明的文化景观。

此外，还有世代相承、不断演变的文化艺术、民俗风情和传统产品等。

以上构成了聊城运河文化资源的主体，也是聊城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运河的文物遗迹。

古运河象一条玉带穿越聊城市区。

城区内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有光岳楼、山陕会馆，还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铁塔以及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海源阁，傅氏祠堂，大、小码头，基督教堂，古槐等文物遗迹。

作为省历史文化名城的临清（是聊城的一个县级市）也是一座运河名城，运河文物包括钞关、鳌头矶、舍利塔、清真寺、凤凰岭以及多处古民居、古街巷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比较全面的反映着运河城市的风貌，堪称运河文化的立体博物馆。

在阳谷现有狮子楼、文庙、博济桥、景阳冈、海慧寺、古阿井等文物保护单位和名胜古迹。

张秋镇、七级镇还保留着传统的运河古风貌街。

此外，在运河沿线还保留着比较完整的船闸、桥涵、码头等遗迹，是研究古运河科技文化的重要资料。

（二）运河的文化艺术。

运河文化具有广泛的兼容性、多元性和开放性，体现在文化艺术上则呈现出独具特色、丰富多彩的特点。

在聊城民间的工艺美术方面就有丰富的内容，如聊城、张秋的木版年画；

茌平剪纸；

冠县郎庄面塑、临清郭庄的玩具泥塑；

临清市内的纸扎；

聊城的蚰子葫芦；

高唐、临清的土布印花等。

有的是因为运河的开通、交通的便利而直接输入的；

有的则是与当地技艺相结合融会而新生的，使得美术这一表现形式得到更完美的发展。

运河为南北商人、南北艺人的集散地，当时戏园、书棚星罗棋布，茶肆、酒楼管弦齐奏，南腔北调不绝于耳，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的剧种在聊城都有演出，这在聊城山陕会馆戏楼的墙上都有记载。

同时，运河便利的交通为曲艺文化的南下北上提供了可能性，许多地方戏种曲种在运河区内产生、传播，争奇斗艳。

如山东快书、聊城八角鼓、临清时调、临清琴曲等就是源于聊城，后来流传于沿运河城市，形成独特的曲艺文化。

另外，艺术的繁荣，还体现在文风昌盛，名人辈出，佳作纷呈的文化传统上，代表着时代文化的顶峰。

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明代两部著名小说《水浒传》、《金瓶梅》等很多故事均以聊城为主要背景写成。

（三）运河的民俗文化。

大运河吸纳古今中外文化精华，融会中国南北各地方的风情民俗，饮食服饰、宗教信仰、官民仪礼等，形成独特的运河风情和民俗文化。

运河文化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市井文化。

人们通过举办各种节日活动，期盼烟火兴旺，风调雨顺，万事如意。

如每年春节，龙灯、旱船、高跷、秧歌、狮子舞，走街串巷，络绎不绝，热闹非凡。

在饮食文化方面，家居城市，早晨或因经商或因他事来不及做早点，人们多有上街买早点小吃的习惯，如聊城的沙镇呱嗒，白籽糕，豆腐脑，临清的托盘豆腐、馓子等，此风至今仍兴。

运河两岸的小吃也融汇南北，应有尽有，各具特色，反映了饮食文化之精细与博大，源远流长。

（四）运河的传统产品。

明清时期聊城手工业比较发达，手工业行业主要有酿造、榨油、糕点、皮革、造纸、竹器、铜器、铁器、木器、丝织等17个行业之多，盛产很多有地方特色的产品。

如临清产的贡砖、哈达、皮袄、济美酱菜；

聊城的毛笔、木版年画、熏鸡；

阿胶、酒；

茌平的红枣、剪纸；

冠县的鸭梨等，这些产品在历史上就很有名，产品销往大江南北。

二、运河的丰厚文化底蕴

目前，大运河随着漕运功能的逐渐淡化，其传统的经济意义已大幅度下降，但是它独特的自然地貌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仍然具备无与伦比的经济社会发展潜力。

运河两岸独特的人文精神与历史积淀，本身就是非常宝贵的资源。

聊城因运河而兴，与运河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为了充分开发、利用运河文化资源，聊城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运河文化的研究、保护和利用，使其成为推动运河文化建设、谱写发展新篇章的动力。

我市成立了运河文化研究促进会，从城市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出发，高度重视运河文化对今天的借鉴作用，充分发挥运河文化在城市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丰富城市文化内涵，提高城市文化品位。

（一）运河文物保护工作得到了加强。

一是保护与建设好山东运河文化名城。

聊城、临清分别属于国家和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具有运河文化的典型代表意义，都保存着各具特色的文物古迹和运河古城街区，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运河古城的文化面貌。

二是做好了运河水利工程遗址和运河两岸的其他文物古迹保护工作。

在聊城城区运河段开发中，将运河沿岸的文物进行了很好的保护。

配合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开展了运河文物普查，并将运河上的部分水闸、桥梁、古街区等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多渠道筹集资金，对于运河沿岸的古建筑如聊城城区山陕会馆、大小码头、基督教堂、铁塔；

临清钞关、舍利塔、清真寺、鳌头矶；

阳谷海慧寺等进行了维修，已经成为运河岸边的重要景观。

（二）运河文化旅游线初步形成。

按照发展运河大旅游的目标，制定了整体开发规划，开发运河文化旅游资源，做到以运河为纽带把沿运河人文自然景点串联起来，目前已经形成一定规模。

如聊城城区结合江北水城的建设，对城区段运河分四期进行了开挖。

开挖的运河基本上保留着原来运河的流向，对湖岸进行了硬化、绿化、美化，构筑了一条运河风景带，大大改善了周围生态环境，形成了临河商业街，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同时，以东昌湖为依托，将运河与东昌湖、徒骇河连接起来，使光岳楼、海源阁、铁塔、山陕会馆等重要文物古迹联成一片，形成一个相对集中的运河文化游览区。

临清是运河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是明清时期运河上的枢纽城市。

目前，临清城区明清建筑、街区、民居等保存较好，被称为“立体的运河文化博物馆”。

为了发挥这一优势和特色，临清提出了打造运河名城的目标，对城区运河进行了整治，改善了文化环境，提升了城市文化品位。

阳谷县结合水浒文化的特点，打造了狮子楼宋城游览区、景阳冈文化公园游览区和海慧寺庙会游览区，并对阿城、张秋两个运河古镇的保护提出保留原有风貌和风格的要求，运河旅游初见规模和成效。

（三）建设了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

目前，主体已经完成，正在进行内部陈列设计工作。

该馆建成后，将系统介绍运河发展史、科技史以及沿岸地区的重要文化面貌和文化内涵，提升聊城在运河城市中的地位，对于进一步弘扬运河文化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四）对民俗文物进行了系统收集和整理。

结合江北水城文化旅游节的举办，保护、发掘可利用的民俗文化。

建立了聊城民俗博物馆，以生动的实物展示聊城人过去的生产和生活，成为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乡土教育的生动教材。

通过举办民间艺术展演和山陕会馆庙会，对当地丰厚的民俗文化，如至今仍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高跷、旱船等节日庆祝活动，说书、唱戏、武术、杂技等民间文艺表演，有选择地进行发掘和利用，以充实、点缀于运河文化旅游中。

（五）对传统特产的保护开发。

沿运河地区的传统产品，饱含着许多历史文化因素。

围绕传统工艺，开发了民间工艺品；

围绕运河饮食文化，开发了很多地方名吃，深受游客欢迎。

如东昌葫芦，已经成为东昌府区最有地方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年产几十万个，销往全国各地，达到了产业化阶段。

临清砖作为明清时期营造帝陵或京都的贡砖，其制作精细、质地坚硬，素以“击之有声，断之无孔”而享誉中外。

目前，临清已经重新开始烧制这种传统砖，用于古建筑维修和园林建筑。

临清的济美酱菜是与济宁玉堂春齐名的食品，有数百年的制作历史，现在已经发展到比较大的生产规模。

还有聊城瑞香村肉食、魏氏熏鸡、临清王四辈牛肉以及托盘豆腐、馓子等老字号和传统名吃，当地都积极地进行了保护、开发和利用，这对丰富运河文化内涵，发展运河文化旅游，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取道京杭大运河，而大运河本身被专家们称为不可移动的文物。

其所包含的一些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如运河沿岸的古墩、古闸、古桥、老街、老店、老窑等对于研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以及中国古代文明的进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运河文化是一种历史的沉淀，也是一种文化资源。

运河文化元素

运河文化遗产是在具体的时空范围内，以流动的运河为载体所形成丰富多样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特色明，具有较强的地域特性，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历史积淀。

运河文化广义上分为两类：

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

主要通过四种方式体现：

文物古迹、历史街区、水工设施、民俗风情。

作为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运河沿岸建筑遗存深深烙下运河的痕迹，加之大运河所经地区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各不相同，各河段都有显明特点，这些运河建筑遗存清晰记录了中国古代隋唐以来千年的历史文明特点和地域文化多样性，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造就了运河建筑形制的丰富，运河区域遗留下了大量的与运河相关的传统建筑，可以广义地分为运河传统聚落（城市、市镇、村落），运河传统居住建筑（生土民居、商业街巷、庭院民居、宅邸园林），运河传统公共建筑（衙署建筑、会馆建筑、书院建筑、寺庙建筑）以及运河传统水工建筑（河闸、桥梁、码头、堤坝）四种主要类型。

简而言之，我们将复杂的运河文化提炼成几个简单的元素：

水、漕运、建筑、民俗。

建筑作为凝固的艺术，它是人类智慧与勤劳的结晶，它们承载着不同风格的历史文化的沉淀。

就地理区域而言，本论文主要研究为处于京杭运河聊城段核心区，即运河直接流经区域的建筑、民俗。

（主要是：

临清、东昌、张秋三个重点片区）

大运河的兴衰

一、运河鼎盛时期

元朝建都大都（今北京），但是这一地区屡经战乱，民生凋敝，当时全国的经济中心仍在江南，京城所需生活物资均需江南补给。

因此，元政府决定对运河进行改造和疏浚，使运河自淮北直接进入山东，不再绕道河南，然后继续向北穿过华北平原直达京城。

经过数年开凿，会通河、济州河、通惠河等水道先后开通，它自阳谷县张秋镇入境，经过聊城、临清入漳卫河，在聊城境内全长97.5公里。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大运河直接贯通南北,成为中国大运河发展史上自隋唐以后一次最为重大的转变,也为此后大运河的规模和走向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明政府非常重视对运河工程和漕运活动的监督管理，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

至此，大运河这条沟通中国南北地区的交通大动脉走向鼎盛。

清朝定都北京后，每年需把数百万石的粮食从江南运往京城，大运河这条纵贯南北的大动脉成为清王朝名副其实的生命线。

因此，清政府格外重视大运河航道的建设，每年都耗费巨资进行修缮和维护。

明代运河路线基本定形，重大的运河工程也已经完成，清代在此基础上继续完善，无论是从运河的水源、线路、治河工程，还是从漕运体制、运河管理机构的各个方面来说,都有较大的发展和改进,大运河由此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

二、运河聚落得繁荣

元代大运河的重新开通和截弯取直，使运河聚落的形成和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尤其是明清两代，大运河沿岸兴起了不同规模等级的运河聚落。

它们的规模大小取决于它们在运河体系中的重要程度。

大型工商业都会一般位于运河体系的枢纽位置、运河与大江大河汇流之处以及两段运河的交汇之地；

而众多运河市镇则处在运河与一般江河湖汊的交汇之地以及沿运的码头、堰闸、堤坝、榷关等处。

明中期全国著名的30多个工商业较发达的城市中，有顺天（今北京）、天津、德州、临清、济宁、松江、淮安、扬州、仪征、常州、镇江、苏州、嘉兴、杭州等14座运河城市,几乎占了一半的数量。

其它如徐州、东昌、浒墅等城市也具有相当规模。

在这些运河城市中，山东的临清位于卫河与会通河交汇处,为南北交通咽喉，集结四方物资,人口增长迅速，手工业发达，集市繁荣，是典型的区域性商业贸易中心；

在运河沿线还出现了一大批具有相当规模的运河市镇，如大运河山东段的张秋、七级、阿城、南阳、鲁桥、台庄等均是由于交通地位的显要而成为典型的商业市镇，它们都处在运河的节点上，过往漕船的停靠，商品的贸易经营等活动使其兴盛起来。

这些运河市镇在运河区域内产生较大影响，它们促进了运河流域农村城镇化的历史进程，带动了周围地区的商贸发展。

大运河的贯通促进了运河区域人口的增长，同时也改变了地理环境。

由于优越的地理条件和交通资源的双重作用，在运河沿岸和周边地区地形成了大量的自然村落。

它们或紧靠运河，或位于运河区域腹地，选址、布局、形态往往受运河影响，是最基本、简单的运河聚落。

如台儿庄的兴隆村，位于运河古道南岸，依运河走势而建，民居形式为草顶土屋，古朴清幽；

湖州的荻港村，四面环水，河港纵横，青堂瓦舍，临河而建，是依托运河发展的具有千年历史的村庄。

三、运河的衰落

乾隆中后期，朝政腐败，官吏贪污，这种恶劣的政治环境直接影响到漕运体系的衰败，漕弊纷纷出现，朝臣曾建议整顿，但收效不大。

至嘉庆、道光年间，漕政问题日益严重，衰败亦愈演愈烈。

在客观条件方面，嘉靖朝以后，大运河河道因年久失修而经常淤塞，尤其山东运河穿越的山东西部地区，地势复杂多变，所经地区先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运河通航之水需借助附近河流、泉群作为补充水源，气候一旦干旱，河道则淤浅难行。

在这种背景下，大运河开始逐渐丧失其强大的运输能力，清廷转而探索其他的漕粮运行方式。

道光年间海运试行成功，部分商品改为海路北上津京,不再经由运河,使得政府放松了每年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治理运河的政策。

五口通商以后，大运河沟通南北经济联系作用开始明显减弱,商品的流向和流通发生了巨大变化，以京杭大运河为主干线的南北纵向贸易路线逐渐转向以长江为主干线的东西横向贸易路线。

同时黄河对运河的侵袭也日益严重，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阳（今兰考）北岸的铜瓦厢决口，横穿运河于山东张秋镇以南，夺大清河河道，由山东利津入渤海。

黄河的这次大改道，不仅给河南、山东、河北三省的很多州县造成了巨大灾难，而且由于泛滥的黄河之水直冲运道，导致长江以北的运道大部分被黄河冲毁、淤塞、涸竭，堤崩岸毁，终使京杭运道完全断绝，漕运梗阻，从此黄河以北的运河河道淤塞，经济功能逐渐消失。

晚清激烈的社会矛盾也加速了大运河的衰落。

进入民国后，社会局势动荡不安：

先是各路军阀占地割据，之间常年混战；

后又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特别是日本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

处于民族危亡、社会动荡的年代，运河的治理工作更是无从谈起。

四、运河聚落的衰落

清后期，遭逢运道淤塞和战火蹂躏的双重打击，山东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一落千丈。

从嘉庆朝开始，临清的税收出现大幅下滑的现象。

同时由于战争的洗劫，临清的城市形态也日益破败萎缩，光绪年间，昔日繁华的土城商贸区，已缩小至东至鳌头矶、北至天桥南关的中州一带，西部则除了入城道路附近尚有少量店铺外，其他街市倒闭无余。

砖城的情况和土城相似，“北营左近皆荒场，居民艺禾黍”，“广积仓街再北无居民”，“北门之内，则白骨如莽，瓦砾苍凉”，“西门三、二人家已不成其为街市”。

临清城市人口由数十万跌落到清末的4

万人左右，市井萧条，较之昔日的全盛时期已面目全非，原本居于交通要冲地位的临清城又沦为偏僻的小城镇。

聊城的衰落相对临清要晚一些，在黄河改道前后时期，由于没有像临清那样直接遭受战争的摧残，聊城作为东昌府治一度保持着原来的状况。

咸丰年间的聊城仍然比较繁华，城内的商业店铺可与上海和天津相媲美。

后来由于山东运河北段废弃，船运长期不通，大批山陕商人逐渐撤离了东昌府，转投别处经营。

聊城的商业主要仰靠西商支撑，他们大批的迁移，使东昌府的商业迅速衰落，城市面貌顿显萧条。

宣统年间的《聊城县志》有如下描述：

“殷商大贾，晋省人为最多，昔年河运通时，水陆云集，利益悉归外省，土著无

与焉。

迄今地面萧疏，西商俱各歇业，本地人谋生为倍艰矣”。

另外一座运河名镇张秋的衰落起于咸丰朝的战乱，由于太平军北伐经张秋时与清军鏖战，致使繁荣数百年的张秋古镇惨遭重创，当地商民死亡千余人，尤其是经营典当业的商客几乎无一幸免。

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改道后在张秋南夺大清河入海，截断会通河，过往船舶受阻。

为维持漕运，又被迫开凿陶城埠至阿城的新河，过往船只绕过张秋，改经陶城埠。

清末时期，张秋镇“始而萧条，继而凋零，不啻迅风之扫秋叶，百年之间，城廓是而风景非”在黄河冲断山东运河后，张秋以北南的运河大部分时间还能通航，特别是济宁以南运河，因有昭阳、独山诸湖作为水柜蓄水济运，商船往来尚能维持，所以许多客商仍可借运道之便在鲁西南一带经营贸易。

因此，当山东运河北段的德州、临清、聊城、张秋迅速衰落之时，南段的济宁、夏镇、台儿庄等城镇依然维持了数十年的繁华。

直至民国年间黄河再次大决口，将这一地区变成十年九涝的黄泛区以后，整个鲁西地区再次沦为中国几个大的经济区域的边缘区。

五、商贸繁荣对聊城地区的影响

大运河的畅通，将山东与南北各省联系在一起，带动了山东运河区域的全面发展，形成了交通便捷、商业繁荣的景象，使这一区域的社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周边地区。

聊城地区优越的经济环境和地理位置，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商人商帮来此经营，商业贸易的繁荣在山东运河聚落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明初会通河疏浚后，徽州商帮便相机而动,迅速在山东运河区域开拓市场，至嘉、万年间，徽商已经控制了北方运河流域最大的商业城市——临清，此时“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

明中后期,山陕商人进入山东运河区域经营,入清后更遍布于运河沿线的城镇乡村，无论是繁华都市，还是穷乡僻壤，他们到处开设商铺，修建会馆。

尤其到了清代，晋帮控制了中国北方市场，山东运河流域曾一度被徽商抢占先机的临清、济宁等运河城市，清中期以后晋商的势力逐渐占据了上风。

和徽商一样，山陕商人同样对运河聚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明崇祯年间，在运河重镇张秋经营的西商联合捐建了“金龙大王庙”，规模宏大；

清初，晋商又重新修葺，增设戏台，更显壮观。

运河聊城段重要城镇

图：

运河聊城段重要节点标注

一、漕运襟喉——临清

临清之名始见于后赵，一说因临清河（也称卫河）得名。

元代之前的临清或置或废，几经迁徙，均未得到较大发展。

大运河全面通畅后，由于临清位于汶河（即运河）与卫河交汇处（图2-5），为南北交通第一要津，成为“南北之襟喉，舟车之都会”。

经济日趋繁荣，四方物资集结于此，商贾纷至沓来，人口急速增长，集市繁荣，手工业发达，临清由鲁西北的一座偏僻小城一跃成为“富庶甲齐郡”的商贸中心。

明朝中期，临清城已经发展为江北重要的区域性五大商埠之一，位居当时全国33个大城市之列，其关税居运河上七大大钞

关之首。

元开会通河之际，临清并未筑城。

明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为了军事目的，在会通

河与卫运河相交处的东北方的闲旷之地修建砖城，“筑城高三丈二尺，厚二丈四尺，围九里一百步，......城门有四：

东曰威武，南曰永清，西曰广积，北曰镇定”。

城内居中偏西南为州署，州署西南为兵备道署，东为临清卫署，西及西南有馆府二，北有学署、都察院行台、布政司分守行台，西北粮仓及管理仓库的官署占了砖城的四分之一，文庙、万寿宫、东岳庙、城隍庙等错杂于官署之间。

由于砖城规模较小，商业发展空间有限，所以急需扩充城市空间。

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在砖城外跨河为城，依运河走势修建土城，砖土二城连为一体，延袤二十余里（图2-5）。

土城设五新门，三水门，砖城的广积、永清二门遂成为内门。

土城建成后成为商民经营和居住的地方，砖城则完全成为政治中心与仓储重地，经济功能丧失殆尽，一些集市、商铺陆续迁入土城，砖城只余十几家粮铺经营。

土城建成后，卫运河自南水门流入，穿城西北继而北上，汶河自东水门入，至鳌头矶一分为二，并分别在南北两处流入卫运河：

北支向西北流，在临清闸与卫运河合流北上，南支过鳌头矶后掉头南流，于板闸和卫运河交汇。

这样就在汶河与卫运河之间形成了一块四面环水的开阔地带，称为中洲。

以中洲为中心，三条水道又把土城分成形状、面积各不相同的东西南北四个区域，它们和砖城一起形成了临清独特的城市格局。

中洲紧靠运河，交通便捷，商民多集中在这一带从事经营活动，逐渐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商业社区，成为临清商业最为繁盛的地方。

其主街道纵贯南北，南起板闸，北通天桥，分为三段，南段为马市街，中段为碗市街，北段为锅市街，共长三里有余。

南北走向的街道之间，又有许多东西走向的街巷，这些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