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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在21世纪的今天，再谈儒家，似乎有点“过时”。
然而，千百年来，植根于中国人心中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观念，无不在“儒”的基础上引申和阐发。
尤其是西汉以后的儒家，早已脱离原有的学术派系而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根本，追名逐利之敲门砖，政治传统之工具。
经过多少篡改，多少曲解，多少加固，多少阐释，儒家已建立起稳定的思想架构和完整的体系。
现在，立足于较为理性和客观立场上的现代人，回望儒家，又是怎样评说呢？
儒家在当代价值几何？
对中华文化影响最为深刻的莫过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而今提倡的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也出自于儒家思想。
那么，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又表现在哪些发面呢？
一、儒家的思想体系
作为独立学派的儒家形成于春秋末年，孔子是其创立者。
在周室衰微、礼乐崩坏的春秋大局中，孔子适应形势，创立了以“仁学”为核心的庞大思想体系，它的根本出发点是“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理论取向是现世的人文关怀；它主张仁政，强调“德治”；重视人生的价值，强调人格的独立；追求“中庸之道”、“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和社会理想。
这些理论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本框架。
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其弟子后学又各自宏扬、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但作为原始儒学的定型则主要经历了孟、荀、易三个环节。
孟子从内在心性方面发挥了孔子的学说。
孟子道性善，认为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民贵君轻”、“正经界”、“制民恒产”为基本内容的“仁政”学说。
这套理论体系，因其对心性学说的发挥，而被视为道之正统，其“内圣”说更为后世所推崇。
韩愈称其为“醇乎醇者”。
宋儒黄戟认为“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
有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黄戟：
《宋史“道学”朱熹传》）。
所谓“道统说”难免不是一种以偏概全的主张，孟子不过是对孔子学说的一个方面的发挥，与“内圣”相对的“外王”学说，则由荀子加以充实扩大。
荀子言性恶，倡言化性起伪，主张治理天下应以礼为本，礼法结合，他讲“群”论“分”，说“礼”谈“法”，形成“隆礼尚法”的政治学说和“亲亲、故故、庸庸、劳劳，仁之杀也，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
行之得节，礼之序也”的“仁亲、义行、礼节”说。
荀子派内立宗，自标新意，继承和发扬孔子的外王学说。
尽管韩愈称荀子为“大醇而小疵”，意指荀子思想有逸出儒家框架的痕迹，其实这还是站在心性学说一路所作的指责。
就孔子思想的内涵而言，荀子这学仍是孔子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并成为其后儒重礼制、讲事功一路的发展源头。
难怪荀子在《儒效》中以“大儒”和“俗儒”来划清与孟子的界线。
自认是孔学真精神的传授者。
无论孔、孟，都未详说“性与天道”，即使是荀子，虽有专门的《天论》，其用意亦不过论述天行有常、天道自然，“圣人”必须明于天人之分，“不与天争职”，除此而外，则“圣人为不求知天”。
而《易传》提出的天道、地道、人道系统，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使得原始的儒学的建构具有某种形而上的哲学基础。
从而使原始儒家思想体系的建构最终得以完成。
不仅如此，由于《易传》言天道、谈阴阳、明礼法、重思辩的特点，还为尔后同诸如道、阴阳、法、释等其他学派的融合提供了共同的因子。
朱熹论《易》时说“《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
《易》以形而上者说出那形而下者。
《春秋》以形而下者，说到那形而上者去。
”（《朱子语类》卷六七）总之，有孔子奠定的儒学理论的基本构架，经由孟、荀的内外扩充，及《易传》形而上基础的确立，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开放的、兼容性极强的思想体系，成为后世儒学发展的总的源头。
而这些都构成儒学原义的最基本的内容。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我国实现现代化，是走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社会主义现代化既需要有物质文明建设，也需要有精神文明建设。
我国目前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存在的严峻问题之一是精神文明建设赶不上物质文明建设，在近几年的四化建设中，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泛滥，国内出现了贪污贿赂、倒卖诈骗、一切向钱、假公济私、见利忘义等十分严重的腐败现象。
这就不能不使人回想到儒家思想中的公私之分、义利之辩那些精华的东西，对我们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还是有益的，应该把它们继承发扬下来。
由此可知儒家思想在我们今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能做出贡献，具有一定的生命力。
一个具有完整主权的国家，既要有她的独立的经济、独立的政治，也要有她的独立的文化。
所谓独立的文化，就是要由她自己国家民族的人民所创造出来的，或吸取别人而加以消化的，以维护其生存和发展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思想信仰等文化因素，其中以思想最为活跃，成为这些因素的核心。
如果一个国家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广阔的领土，众多的人民，那么维护这个国家民族的人民得以生存和发展下去的传统文化，必有她的强大的凝聚力量。
像这样的传统文化，要一旦完全抛弃她，和她发生彻底的决裂，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更是不应该的。
像这种历时数千年，虽累经剧变而未绝灭的传统文化，糟粕固然很多，精华亦复不少。
在今天对待她的应有态度，就是要如何正确地引导她到现代化的道路上来。
去掉她的已经僵化了的、腐烂了的部分，保存和发展其还有生命力的、还有健康的部分，使她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继续作出贡献。
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属于这类的文化，中国的儒家思想就是属于这类的思想。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
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积极方面：
（１）重视教育，并且创造“因材施教”等教学方法，在教学上注意个性差异，善于启发教学。
可以说教学经验很丰富。
（２）注重道德、礼教、仁义，要求自觉遵从真和善，这一方面比西方国家的宗教和神论思想不知道进步多少倍，是典型的人文主义，以人为本，而不是追求虚无缥缈的偶像和神。
（３）思想上善于辨证思维，重视自然的农业，重视经验，认为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根源，而人类的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依据。
提倡“以农为本”，是符合中国古代的实际资源情况的重农思想。
（４）提倡以“礼”治国，“伦理政治”思想。
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智”型文化，那么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德”型文化，这一德型表现在政治上，也有积极的一面：
忠于国家，抵御外来侵略，刺杀暴君，直谏犯上。
很了不起的民族精神。
（５）儒家思想早熟，统治有力，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大部分时期，给社会历史的起了安定、平衡和参考约束。
儒家思想的消极方面：
（１）不重视农业生产知识的传授，不重视科学知识的学习，强烈的政治目的，孔子就是倾向于参政的。
（２）不重视逻辑，一味重视经验，叫做“经验理性”，使逻辑推理和深刻解释事物的规律的理论没有萌芽，不如西方人那么追根问底，以至产生理论和学说。
（３）强调个人服从群体，压抑了人的个性。
漠视性格，思想大一统。
造成国民愚忠愚孝，道德和责任标准压制了人的创造性，这也和历代帝王的意志合拍，被其利用，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
（４）伦理关系凝固化，绝对化，三纲五常，家长专制，成为人身压迫、精神虐杀、制约着全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历史前进的阻力。
（５）伦理观念，等级制度置高无上，达到排他性的程度，从而限制了自然科学和科技的发展。
历代帝王也不重视科学技术，把一些科学成就说成“淫计小巧”。
总之，儒家思想的两部分——圣人的主观思想和客观政治论，即“内圣”和“外王”（王的意思是治理，统治的意思），都对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即使是当下，我们也无法走出它的圈子多远．它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我们应如实客观的正视这个问题。
比如，在我们现代的教育中，儒家的教育方法还是很有用的。
“因材施教”“诲人不倦”“温故知新”等等。
再有在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上，道德，仁义，儒家的思想会是对贪官们的谴责依据吧？
再者，我们所讲的责任感，正义感和勤奋精神，哪个不是我们的民族精神，不是儒家文化传统的精华呢？
三、如何扬长避短，发扬传统文化
首先，对于文化艺术而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越演越重，经济一体化浪潮越发汹涌之际，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变迁、创新与调适成为民族研究与工作中的重大课题。
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能够体现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演进的自觉水平。
文化作为民族凝聚力的根本要素，对国家经济、政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着巨大的作用力和影响力。
文化资源、人文环境和民族素质，又是一个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保护、弘扬和利用，将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不竭的智力支持和丰富的经济生长资源，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没有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文化作为支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就没有后劲，我们就无法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对于传统文化实施科学有效的保护，也是实现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全面富强民主现代国家的现实需要。
其次，要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发展、开发与利用、中央与地方、全局与局部、当前与今后的关系。
确保中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在首先得到及时抢救和有效保护的前提下，按照自身的规律得到深刻的继承和持续的发展。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看似属于纯然的公益事业性文化建设投入，实则蕴涵着非常巨大的潜在效益和长远利益。
不仅对实施保护的工作方针和工作原则在具体的运用中要严格掌握，避免急功近利走样变味的所谓“保护”，成为违反规律的草率操作与竭泽而渔的过度开发，以免动机良好措施不当的“保护”反倒成为毁坏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罪魁祸首；而且要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深刻认识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全局与局部、当前与今后几种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凡是涉及上述关系的，都要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和民族利益至上的原则，牢固树立全局意识和大局意识。
最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必须上升到一个全民族的高度，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标志，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创造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寄托。
国学大师文怀沙说，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精神的氧气”，毕竟“树的影子拉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我走得再远，也走不出妈妈的心。
”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关于“儒”，对于现在的我们——大学生而言，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东西。
讲什么中国文化，不能不面对儒教。
儒家是中华文化的命脉与根本，。
讲什么中国文化，不能不面对儒教。
实际上，儒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内涵和意义是不一样的，就其发展历程而言，儒家思想分为先秦儒学、两汉儒学、宋明理学以及新当代的新儒学。
此四个阶段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后世所谓“孔孟之道”既是先秦儒学，所倡导的是孔子与孟子的儒学思想，出现了孔子、孟子、荀子三位大师级人物，其思想特点是：
都以政治伦理为核心。
倡导礼乐制度。
两汉儒学，上承经过荀子法家化之后的儒学，经董仲舒的“天人思想”所改造，实行“阳儒阴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化君权神授，把大量儒家伦理道德法律化，使之与“礼”并行，作为约束。
这种改变，使儒家思想迎合了统治阶层的要求，从而最终让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意思形态”，影响历史长达两千年之久。
随后，由于佛教的传入，特别是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时期，玄学和佛教对儒教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为了战胜佛教，儒教开始大量吸收佛教的精神，“援佛入儒”，于是宋明理学应运而生，程朱理学继承了先秦孔孟的精神，构筑了封建社会后期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以及心理素质。
继之近代，儒学在国人之中失去信任度，发展也达到历史的低谷。
毋庸讳言，儒家在现今的确早已过时，但也不能一味全盘否定，看看儒家文化圈中的各国，日本、韩国（自诩为儒家的真正传承者）、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新加坡等，儒家的有些基本精神和现代社会其实并不矛盾。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教，都以本国最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信仰作为国家的精神轴心、宗教信仰。
可见国家的传统文化与信仰是非常重要的，而先前我们一概的否定式不足取的，龚自珍说过：
“如要亡其国必先去其史。
”而我们已经把先前的历史丢的所剩无几。
儒家在肯定精神生活和道德修养的同时，也有他的信仰，无论我们如何去争论，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孔老夫子的思想史维系社会、国家和家庭的重要力量。
他也慰藉着中国人的生活，是人的精神源泉。
反观现在的国家行政人员，有几人是有信仰的去做事、去为人，有这样一帮人在当政，无怪乎我们身边的离奇事件一件胜过一件，就算我们在网上看到任何的有关当政者如何实行怪政，也不会感到奇怪。
我相信中华文化现在并未能体现其优秀的特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们的物质要求都有很大提高之后，我们在回头回味儒家文化，就会重新的发现她的优势。
浅析儒家思想对中国历史的负面影响
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还没有一种学说能动摇儒学在中国思想界的地位，其深远影响辐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在历史上，儒家思想几乎成为政治的玩偶，时而被全盘肯定，时而被全盘否定。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主张批判的继承，但在儒家思想领域，继承的较多，批判的却很少，也只有在专家学者的著作中可以见到只言片语，而且或在书店中束之高阁，或在图书馆中被深埋角落，无法雅俗共赏。
其实，在一种思想的继承过程中，对它消极因素的批判也极为重要，它可以使我们得到更多的反面经验，走出自己在思想上的误区。
当然，很多消极因素并非儒家思想最初之意，而是经过历代大儒的“修改”和封建王朝不遗余力的“义务教育”，但历史已经成为事实，儒家思想曾对中国造成了极坏的负面影响，下面就其中的几个方面作一下简要分析。
“仁”是儒家思想中的重量级元素，它以“爱人”为基础，儒家的伦理思想即由其发展而来，但它与封建宗法等级制是相互制约的，这就显示儒家伦理思想的二重性。
儒学最初便明确了君臣、父子、夫妇等伦理关系，经汉代董仲舒“三纲”、“五常”的加强和宋明理学的进一步巩固，更上一层楼，完全迎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心意了。
在以家长为首的家族组织里，家长和家族一般成员之间，实际上处于奴役和被奴役的对立之中，而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封建政权，是放大了的封建家长制形式。
“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
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竟被视为格言警语，至今尚在民间广为流传，真是令人诧愕，而对于上层阶级的制约在不断减少，长期皇权、父权、夫权思想的侵蚀，使中国始终也没有建立完整的体制去规范人的行为，人治比法治更有市场。
文化大革命，这场中国现代史上的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仅仅是领袖的一念之差和人民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吗？
当然，文革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是我们今天回头去看那段历史，为什么会出现“领袖一呼群氓响应”的局面？
应当说有什么样的民众，才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这才是文革的可怕之处。
对于妇女，更是为其戴上“紧箍咒”，要她们牺牲自己来换取名节的虚名。
人们总是把潘金莲说成“荡妇”，如用现在思想
解放的观点来分析，他不正是古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吗？
民国初年，某报上刊载了一篇报道，大意是某妇人在其夫死后亦跳崖寻夫去了，以完成她的贞烈人生。
该报非但没有对此种行为提出异议，而是对此列妇的行为大加褒扬，称赞她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鲁迅曾深刻的揭露出，辛亥革命后封建专制表面上没有了，单家族制还活着，封建礼教还活着。
由这篇报道，也可以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了。
“托古改制”是儒家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凡事要“托古”似乎成了中国古代多数政治家的习惯。
一位外国学者曾经把中国封建社会朝代的更迭比做一个立方体的翻转，只是换个面而已，其外表与内涵还是一如既往。
一个封建王朝建立后，极少有革命性的创新举动，而是效仿前人，依样画葫芦。
到了近代，某些政治家的习惯还是没有改，上演了“复辟”、“称帝”的闹剧。
而历代改革者也很难越过“托古改制”这条思想鸿沟。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场面：
一批白发苍苍的元老级大臣跪在金銮殿上，声泪俱下，甚至以头抢地，高呼：
“祖宗之法不可变！
”于是，改革者或被贬官，或被罢职，或被杀头，而且以最后一种结局居多。
我们说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中国历史上，动力不足的问题显得非常严重。
这与儒家思想中的愚民政策不无关系，其主张“上智下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历届朝代的改革运动，仿佛只有改革者再摇旗呐喊，而很少得下层民众的支持，这会令人想起一幅图景：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打个比方，改革者在台上演戏，民众在台下看戏，成功了，听不到掌声；失败了，大家一哄而散，回去取些银两，还可以私下买几个蘸了鲜血的馒头。
到了近代，我们被列强用枪炮打开了国门，资产阶级曾试图改变中国的命运。
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戊戌六君子被处以极刑，京城里的人对此事大多持观望态度：
京城以外得百姓也只是把此事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
这与法国大革命时巴黎市警钟长鸣，巴黎市民武装起义保卫革命果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有人说，任何革命有其轰轰烈烈，也有其蓄积的过程。
不错，历史在螺旋式的上升，波浪式的前进，可是中国历史的封建专制为何长达两千年而且其影响至今余波未尽？
我们在分析历次改革或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总是归纳出来条条框框。
当然，失败是多方面原因作用的结果。
哲学上讲，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根本原因就在我们民族思想的内部。
“复古”思想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政治上。
八十年代前后，朦胧诗初登中国诗坛令文学界惊骇万状，它与四人帮的“批林批孔”儿歌不同，也与某一时期流行的“头上，焊火喷光；脚下，风铆铿锵”的鼓动诗不同，是一些习惯传统的人大为恼火，非议纷纷。
有人说它是四人帮毒气在诗坛上的一种折光，是解放潮流中一个倒转的旋涡，是新生婴儿身上一个可恶的脓包。
这些在今天看来另人发笑的评论深深折射出我们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
看到新生事物，便视之为异端，而古代的东西都是好的。
有时，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都会感慨：
在李世民时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于是就有一种普遍的说法：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古代的文献备受推崇，很多人儿时就了解“四书五经”，遇到了新问题，总喜欢到古书中去寻找答案，这种模式严重抑制了中国人创新思想的发挥。
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一段精彩的讨论，认为培养理想的公民必须高度重视音乐与体育，音乐可以使人文雅，体育可以使人强悍。
而儒家思想则提倡“文”，贬低“野”，对人才要求“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使人才创造力的发挥受到严重的思想束缚，轻视生产劳动本身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的这一怪思想影响了往后长达两千年的中国社会生产劳动，忽视了自然科学和技术开发，从而造成了至今仍是沉重包袱的脑体分离，经济和科技落后的。
东西方两种思想孰优孰劣，只要看一下鸦片战争中的武器就知道了：
中国人是大刀长矛，英国人是长枪火炮。
有人也许会列举“四大发明”，某某项成果领先欧洲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来否定上述观点。
诚然，谁也不能对中国古代的丰硕成果视而不见，但我们只要放眼全球，就会发现，中国在某些领域领先欧洲时，欧洲人亦在某些方面领先中国。
最好的证明就是打开初中的物理、化学课本，你会发现上面中国人的名字并不多，一堆欧洲人的名字倒会跃入我们的眼帘：
牛顿、伽利略，帕斯卡、道尔顿```````````
实际上，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关键在于推动“学问”的精神思想而不仅在于精神。
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文明几近断绝，汉继秦火之余，遍地书灰，终能建成民族史上光辉的一页。
唐宋以后，所有典籍都被仔细收藏，而汉民族的境况却是每况愈下。
有人以唐为强，可是唐代京师三陷，天子四迁，何以谓之强呢？
无数史实证明：
我们过于重视“音乐”而忽略了“体育”。
此外，封建王朝利用儒学中“崇本抑末”的观点，限制商业和手工业发展，堵塞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道路；把知识分子的精力吸引到读儒家经典，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近代保守势力利用孔子“明华夷之辩”的思想处理中学与西学之争，坚持闭关锁国，使中国人失去了赶上西方的重要机会。
有人说儒家思想像粮店，不能批，否则我们就没有饭吃。
为什么不能？
中华民族的心弦难道如此脆弱吗？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它的积极因素塑造了中华民族某些优良传统和品质，陶冶了一带又一带中华儿女，这些都是正确的。
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带着情绪化色彩来看待这一问题。
过去的历史，留给中国人的决不仅仅是那些厚厚的史书，可怕的是留在中国社会中的不良习气，留在中国人心中的毒瘤思想。
过去塑造了我们，我们有续写着未来。
以前，我们对待什么事都是浮于表面，所以“前车翻了千千万，后车来了也亦然”。
一位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说过：
“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思维模式的转换。
”历史已经跨入二十一世纪，我们是不是本着对历史，对民族负责的态度，让人民去真正的认识儒家思想呢？
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流派。
儒家学说为春秋时期孔丘所创，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
儒家学说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学的发展和传承，使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文化的深层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
儒家经典
儒家经典主要有儒学十三经。
儒家本有六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
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
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
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尔雅》，共十二经；
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
后来的《四书》指是指《大学》（《礼记》中一篇）、《中庸》（《礼记》中一篇）、《论语》、《孟子》，五经则指：
《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代表人物
孔子、孟子、荀卿、董仲舒、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周敦颐、程颐、张载、顾炎武、戴震等。
文化地位
今天儒家所拥有的地位，是由于儒家在产生以后，在从古到今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所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独占大一统思想地位后而形成的。
儒家主张礼治，强调传统的伦常关系，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等。
儒家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但还是绵延至今，其原因是因为儒学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
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
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
内圣外王之学
“内圣外王”是儒学全部学说的总的概括。
《大学》中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内圣范畴，内圣即通过修养成为圣贤的一门学问。
“齐家”“治国”“平天下”属外王范畴，外王即是在内心修养的基础上通过社会活动推行王道，创造和谐社会大同社会的一门学问。
“内圣外王”皆以“仁义礼智”为根本指针，其中“仁”“礼”在“内圣外王”两个层面中的根本意义相同，但在两个层面上有不同的具体解释和具体效用。
外王学说
刘周“大众儒学倡议书”中关于儒学“外王”学说的表述：
（一）大众儒学是儒学的原教旨。
（二）儒学的核心是仁和礼。
1．仁，就是爱人，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
礼，就是社会的道德秩序，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使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对自身社会地位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
仁的作用是使民无造反之必要，礼的作用是使民无造反之意识。
——人们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人们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普遍遵守符合自身社会地位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即没有意识形态基础）。
人民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
古今中外，凡是能够使国家达到太平的统治，事实上都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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