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裤瑶包头禁发习俗溯源考究探讨瑶学之研究理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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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裤瑶包头禁发习俗溯源考究探讨瑶学之研究理路
白裤瑶是瑶族的一个支系，自称"布诺"，因男子穿齐膝白裤，故他称为"白裤瑶"，主要聚居在广西西北的南丹县八圩、里湖瑶族乡和贵州省荔波县朝阳区瑶山乡一带，总人口约3万。
白裤瑶的民俗风情古朴而富有情趣，男子女子在成年时，头发便终身不剃剪了。
男子用白布把拧成一股的头发旋紧从脑后盘绕至前额，妇女则把发梳结成髻用黑布巾罩套，再用黑布巾两端缝系的白布带整体结紧。
留头发、包头巾的习俗白裤瑶称其为"包头禁发"，这种装束习俗在我国少数民族的风俗里很是独特，那么白裤瑶成年男女为什么都要包头和禁发呢？
对于头发白裤瑶格外珍惜，不仅成年男女包头禁发，长在头上的发辫不再剃剪，即使是日常脱落的头发，也要谨慎地拾起用纸包住夹在篱笆里收藏好。
他们对头发的重视和习俗是怎样产生和形成的？
是基于何种文化渊源和历史背景？
蕴含着怎样的民族心理情感？
其象征意义是什么？
要解答这一系列的问题，查寻白裤瑶包头禁发风俗的源头，从参考史料的角度看，历代封建王朝对瑶族严重歧视，史料关于瑶族历史文化的记载很少，鲜有的点滴记录又多含歪曲的成分，而瑶族历史上没有本民族文字，自身的历史文化实录空白，瑶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只是以神话、故事、传说等形式流传于民间，因此从历史文字记载中难以全面真实地洞现瑶族历史经纬和文化脉络。
史料的缺失让民间传说、民俗习惯的收集整理和深层次考证成为民族历史文化追本溯源重现真实的重要手段和可行途径，民族风俗习惯作为民族历史文化心理的现实载体，蕴含着整体心理的长久怀念、深重情感和励志精神，虽然历史记录的缺失和久远记忆的淡忘会使这一风俗所象征的史实被遮蒙、所代表的情感暂时模糊，然而习俗在对历史进行会意刻录并世代传承的过程中，总是力图把经历的场景作象形的描绘、把真实情感作代言的表述。
当这种象形描绘和代言表述的收集和综合在与可知的历史文献档案以及与同生共源的华夏历史文化进行比对和整合后，民族历史文化的遮掩逐渐消融，可以找到民族文化现象产生的历史源头，重现象形描绘的久远历史，唤醒沉睡的民族情感，激活蕴含的民族精神，提升对瑶族社会的认知，进一步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
一、用其光，复归其明[1]
在白裤瑶的口头传说里，他们对头发的重视，是源于一次可怕的经历：
在很久以前，几个操外省口音的陌生担货郎到瑶寨推销针线等小商品，他们走村串寨主动招揽顾客，货价格外的便宜，交易方式也很特别，无钱购买的允许用其他物品来兑换，连剪下的头发也可以交换商品，家境贫寒的村民争相剪发换取所需。
然而在陌生的卖货郎走后不久，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瑶寨出现了恐怖的急性传染疫病，多人感染尸横遍地。
灾难之后，瑶人拿死者衣服去寻仙问卦，查找灾难的来由，卜卦者解答：
"不久前有人到你们村寨去收头发，把头发拿回去掺上针和沙子埋地下施咒要你们断子绝孙"。
从此，白裤瑶惜发如命，不再乱剃剪头发，头发脱落也要拾起收藏[2]。
这个民间故事提供了这样的信息，白裤瑶包头禁发不是出于儒家"身体须发，受之父母，损之不孝"的礼教，而是吸取了过去惨痛经历的教训，害怕外人通过对他们头发施咒的方式对族人实施伤害。
其中可信的线索是，与外地人头发换商品的交易招来的急性疫病，使他们大批被毒杀。
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头发与疫病的关系，难道世上真的有施咒头发致人染病死亡的事吗？
在这种弥漫着浓郁"鬼话"的传说后面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和事实？
而如此大批的毒杀是在什么背景下发生的？
那几个神秘的卖货郎又是什么人，他们出于什么动机和目的要阴毒地算计瑶人？
要解开白裤瑶包头禁发的秘密，只能对这些仅有的线索加以梳理，从多角度的分析中寻找可能和解答。
从白裤瑶的历史社会环境分析，白裤瑶是瑶族中布努瑶的一个支系，布努瑶属九黎族后裔，起源于黄河中下游，与黄帝、炎帝斗争战败后南迁到湖南和黔西，唐、宋朝以后到桂西北等地的深山老林定居至今。
从宋元始中央王朝对布努瑶实行土司制统治，加以"以夷治夷"的办法即招募本地少数民族为兵勇和任用地方少数民族头人为官的管理措施。
历史上布努瑶长期居限于一隅，处于土官和地主豪坤的欺压和愚弄之下，复杂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常常引发反抗斗争，自宋代至清代就发生过规模大小的十多次瑶民起义[3]。
长期居隅于边远地区深山老林和处于土司统治下的布努瑶族，族人遭受陌生外省人算计大批毒杀的可能性，不应是与周边居民的一般纠纷，这种矛盾不会给他们留下陌生人施加的亡族灭种的深刻记忆；如果是与当地土司地主豪坤的冲突，镇压会是土司衙门的当地兵勇所为，也不会在他们的记忆里留下遭受陌生外省人加害的痕迹。
唯一的可能是，历史上某次大规模的瑶民起义中，土司地方兵勇弹压不下，从外地增调来了正规军官兵，如此才会有大批瑶民被陌生外省人加害的可能。
如果是这样，舞刀弄枪的外地官兵怎么又变成了白裤瑶记忆痕迹里走村窜寨的卖货郎呢？
从传说里头发、针线等物品与急性传染病的线索分析，虽然对物品施咒伤人这种古老巫术在中国长期存在，然而施咒不过是社会弱势群体无奈的报复手段，再恶毒的诅咒除了发泄内心强烈的报复心理外，给被咒者造成不了任何实质伤害，通过对头发施咒致人染病死伤的可能性可以排除。
"头发"、"商品"与"疫病"三者存在因果关系的可能性，只能通过"商品"来发生。
合理的推断应该是，卖货郎以头发交易商品为诱饵，把寄生有急性传染病的物品带给瑶人，造成大批瑶民染病死亡。
从施咒物品害人的巫术产生和盛行的年代背景分析，这种巫术源于蒙古喇嘛教的"魇胜"巫术，于清代流入中原，俗称"人魇"，在社会上盛行之广甚至深入皇室介入皇权之争。
清康熙四十七年，皇太子胤礽因"凶顽愚昧"被废位，但不久后皇三子胤祉向父皇告发皇长子胤褆用喇嘛巴汉格隆魇术咒害太子谋夺储君之位的事，奏称"臣牧马厂蒙古喇嘛巴汉格隆自幼习医，能为咒人之术。
大阿哥知之，传伊到彼，同喇嘛明佳噶卜楚、马星噶卜楚时常行走"。
康熙大怒，抓捕巴汉格隆等人后供认：
"直郡王（胤褆）欲咒诅废皇太子，令我等用术镇魇是实"，又派人搜查胤褆府，掘山搜出镇魇物件十余件。
之后，康熙立即召见胤礽，验问其以前"凶顽愚昧"所为，胤礽竟全然不知。
于是康熙确信胤礽前愆是被咒术所致，渝旨"胤褆镇魇皇太子及诸皇子，不念父母兄弟，事无顾忌"，将胤褆终身监禁，于康熙四十八年复立胤礽为皇太子[4]。
由此可推测社会思想迷信"人魇"术的清代很可能是瑶族相信"施咒头发灭族"说法的起始时间。
又据清光绪三十二年杨家珍修编的《天河县志》（天河县为今罗城西北部）"瑶人……男人蓄发挽髻"的记载，可推知白裤瑶包头禁发的开始时间应在清代1875年之前。
把传说提供的可信线索与分析推理的种种可能综合起来后，搜索出一系列有序而因果相连的关健词：
公元1875年前，起义与镇压，镇压与屠杀，屠杀与急性传染病，传染病与商品，商品与陌生卖货郎，卖货郎与外地官兵。
在这些关键词组合成一幅简单素描时，竟然与一场有史可考的历史事件完全重合。
探寻的眼光追寻到这里时，一个个久逝的人物鲜活地跃出历史画面，向后人讲述那场血腥的经历，解答白裤瑶包头禁发的秘密。
二、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5]
今广西都安县在清代属思恩府（府设今广西环江县城区）地域，清政府为控制少数民族和进一步推行"以夷治夷"政策，在思恩府下设土巡检司，都安曾长期处于思恩府武缘县的安定土司统治下。
土司下设的机构称"城头"，至清康熙年间安定土司在瑶族地区下设长官管制的"行宫"，任用瑶族头人为"土目"、"总管"、"小甲目"，通过这些小头领对布努瑶加以控制，土司巡检、城头、土目都为世袭。
"土目"忠诚于清王朝的土司制度，掌握生死大权，历史上布努瑶称之为"瑶王"。
土司制度下的安定布努瑶政治制度对瑶族人民政治上压迫、经济上剥削，在残酷的专制下瑶民起义此起彼伏。
清朝同治年间，沈康任思恩知府，潘梧（亦名潘凤岗）任安定土司巡检，大兴池花瑶族头人蒙光武、蒙光明任安定土司九顿、池花的土目[6]。
期间，安定土司境内爆发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瑶民起义，就是考究的眼光扫描到与白裤瑶包头禁发习俗相关的那场历史事件：
清朝末年，为反抗地方土官霸占澄江上游两岸的瑶民耕地和不堪忍受土官和地主对瑶民的横征暴敛，广西思恩府武缘县安定土司上城头弄袍峒（今广西都安县大兴乡骨龙村弄卜峒）布努瑶首领蒙李旺（亦名蒙德福、蒙德候、蒙卜罗）以"传教"为掩护，组织周边地区宜山、金城江、东兰、那马、隆山、万岗、大化等县地一万余瑶民聚会弄袍峒，于公元1863年3月（清同治二年）领导族人揭竿起义，打出"杀到司衙，铲灭官家"、"杀官保民，杀富济贫"的口号。
蒙李旺自封"弄袍王"，以弄袍峒为根据地，积极组织训练兵员、打造兵器和囤集粮草。
1863年7月，起义军初战攻占安定土司上段城头（今都安县高岭镇、大兴乡一带），抓捕土目韦有因、韦有原等人勒令其退还榨取瑶民的钱款，围捕瑶族土目蒙光明和蒙光武，四人逃至安定土司衙门求救。
安定土司巡检潘梧匆忙带领地方兵勇赶来镇压，蒙军于上段城头响水关（今都安县高岭镇与大兴乡交界处）伏击重创潘梧部，迫使潘部退守接学城头（今都安县高岭街）。
潘梧退守接学后，向思恩知府沈康求助，思恩军民府派清军指挥史沈保康率官兵（从今环江县城内）赶赴接学增援。
蒙军欲一举攻下敌军老巢安定土司城，挥师攻打接学，激战受挫后退守响水关，清军和土司练勇多次反扑均被击退。
战斗持续至次年（1864年）6月，蒙军粮草接济困难，被迫放弃坚守数月的响水关，退回根据地宁西和弄袍峒驻守。
思恩知府沈康统一指挥，调集都阳、那马、白山、古零土司的各地兵勇配合清军指挥沈保康统率的官兵，从三面合围进击义军根据地，蒙军英勇击退了清兵的四次围剿。
强攻不下，清军便采取了三条恶毒的计策，第一是封锁根据地周边的高岭、大兴、下坳、九顿、接学等地，控制圩场米市不允许瑶人买米以断绝蒙军粮食；第二是以收取高岭、大兴两地地税为条件，收买大兴池花瑶族头人蒙光武、蒙光明和蒙三龙，让他们进入蒙军煽动分化瓦解起义军；第三是从清军中挑选能说会道的干练官兵扮作商人，挑上已拌了天花病毒疫苗的米饼等物品进山窜寨低价卖给瑶民和起义军。
由于清兵封锁了米市，起义军粮路断绝，加上蒙光武等人在起义军内部煽动和分化，部分瑶民起义军头领将队伍解散回乡；起义军和瑶民吃用了窜寨"商人"卖的米饼等物品后，大批染上天花病卧床不起。
阴谋得逞后，安定土司巡检潘梧率土司练勇由布努瑶民族败类蒙光武、蒙光明和蒙三龙带路进攻起义军根据地。
蒙部在梅西经五昼夜激战，病饿交加，败退扼守大本营弄袍峒，敌军紧攻不舍。
"弄袍王"蒙李旺也染上了天花病，仍强支病体率军作战，亲自将民族败类蒙三龙斩首于弄袍山下。
经过三天三夜激战弄袍峒被攻陷，瑶民起义军和家属上万人全部被清军杀戮，十多个弄场血流成河尸横遍野[7]。
由此可以初步解开关于白裤瑶包头禁发的一个个疑团，白裤瑶包头禁发铭记着清代蒙李旺领导的为了捍卫澄江上游瑶田瑶地的大规模瑶民起义，铭记着距今141年前发生在今广西都安县大兴乡骨龙村弄卜峒的那场血腥大屠杀，铭记着清军预谋的天花病传染造成的可怕疫病，古老传说中神秘的鬼神施咒加害原来是清代思恩知府沈康、安定土司巡检潘梧和清军指挥史沈保康的阴毒算计。
为了镇压清代最大规模的瑶民起义，清兵化装成卖货郎把拌着天花病毒的针线米饼等小商品挑到瑶寨走村窜寨，用头发交易物品的方式诱引瑶民和起义军大批感染，致命的天花病毒在七至十天开始发病，感染者出现高烧和全身出红色丘疹的病状，大批瑶民起义军丧失战斗力，导致了起义的失败和族人大批遭受屠杀。
清代蒙李旺农民起义失败的惨痛历史对白裤瑶民族产生了深刻长远的影响，世代流传下了包头禁发的装束习俗。
三、以道立天下，其鬼不神[8]
白裤瑶包头禁发的历史渊源初步确定后，仍存在的疑问是，什么原因使这些真实内涵为后代所淡忘并流传下鬼神施咒加害的诡异传说？
弄清这个问题，可以反思历史促进瑶族思想趋于智慧。
忽如其来的瘟疫使蒙李旺起义失败后，这个不屈的民族事后必定对起义失败的原因进行追查。
只是在追查过程中，事实的真相被人为地扭曲掩盖，异化成"施咒鬼神加害"的诡异传说，那个故意掩盖真相愚化瑶民的人是谁？
目标锁定在蒙光武、蒙光明身上，二蒙身为都安大兴池花瑶族头人，与蒙元英时称"蒙家三杰"，又被清政府"以瑶制瑶"的政策奴化于1862年（同治元年）任安定土司下设的基层长官"土目"，是当地瑶民的实际管理者，在族中有很大势力和影响。
他们在蒙李旺起义中被清军收买利用，分化削弱起义军并在镇压中充当清军带路的走卒。
如果这两个帮凶在事后追查中被纠出，必被万人唾弃受到清理，事实的真相也会解开。
然而一件有史可考的历史事件说明这两个民族败类在事后追查中并没有暴露罪恶，仍继续管制瑶民并在民族内得到信任和重用。
在清代女瑶王蓝边达领导的瑶民起义中，蒙光武、蒙光明也曾响应参加，清光绪三十年即公元1904年，蓝边达起义军在"瑶难关"（隶属今广西河池市，东邻宜州、西邻东兰板升乡、南邻都安）建立"中华大同国"时封蒙光武为"南王"驻防大兴一带，封蒙光明为"右靖王"负责打造兵器。
在清兵镇压蓝边达起义军时，蒙光武又被清廷收买，放弃南面防地致使花浪峒（今广西都安县龙福乡龙旺村）战役起义军受到重创[9]。
可见这两个民族败类不仅惯于出卖民族利益向清朝统治者讨好，惯于出卖族人的鲜血生命换取个人利益，而且善于伪装骗取信任和愚化控制族人。
他们在1864年帮助清军镇压蒙李旺起义屠杀族人后，想方设法躲过了族人的事后追查，帮凶的面目和罪恶没有被识破和受到清理，成为瑶人中的隐患潜伏了下来，在40年之后的蓝边达起义中被委以"南王"和"右靖王"的重任，为了高官厚禄再一次背叛民族可耻地帮助清军镇压屠杀族人。
因此可以肯定，蒙光武、蒙光明是导演族人相信"通过施咒头发致人染病死亡"的始作俑者，他们利用瑶族头人的便利身份和当时迷信"人魇"巫术的社会思想风气操纵和误导族人的追查，以掩盖蒙李旺起义惨遭失败的真相，掩盖他们出卖民族利益帮助清军屠杀族人的罪恶，逃避族人的追查清算，使追查结果被异化成愚弄人的"鬼话"传说。
清代大兴池花瑶族头人蒙光武和蒙光明在清军镇压蒙李旺起义和蓝边达起义中出卖民族利益的表现，正是现今广西都安县的澄江上游仅大兴乡池花村一地有蒙姓瑶民独留于此的原因所在。
解开传说中族人被"弄鬼"致死的诡秘，所谓的"鬼"就是镇压蒙李旺起义的清军和民族败类蒙光武、蒙光明这两个"内鬼"。
历史上蒙光武、蒙光明类型的"瑶奸"不仅充当封建统治者的鹰犬，其危害还在于他们通过对民族文化思想的控制愚化族人，这也是布努瑶民族历史发展模糊不清、民族文化出现浓郁"鬼话"特征的主要原因之一。
类似于此的人为故意糊弄不仅模糊了瑶人的眼睛，而且误导了后世学者的研究视线，让一些人类学者误以为民族文化出现的"鬼话"特征是瑶族社会历史自然发展的产物，从而出现误判白裤瑶社会文化还没有进入"人类的童年时代"的认知。
这提醒我们认识到单一学科在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上的局部作用可能存在肉眼短浅的误差，而综合性多学科在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上的综合全面运用具有慧眼洞达的重要作用。
四、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10]
清代蒙李旺起义历史事件对白裤瑶民族心理的影响是深远的，在民族文化思想留下的印迹体现在多个方面。
民族历史经历和情感伤痕，除留下包头禁发习俗之外，其痕迹和影响还体现在"封村扫寨祭火鬼"和"薄情探心"等信仰习俗和生活习俗上。
对这些风俗的正确解读不仅可以整合民族文化资源趋于系统化，而且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印证蒙李旺起义与白裤瑶包头禁发习俗的渊源关系。
封村扫寨祭火鬼是白裤瑶群众以村寨为单位，请道师到寨通过念咒等方式祈求消灾安康、除火鬼的一项祭礼活动，期间严禁生人进寨。
当寨老宣布活动开始后，先由鬼师念消灾保康的咒语，在场人追合默念，念到"除灾星驱火神，保我瑶寨人丁旺，保我民族人安康"时，点燃事先搭建的模拟木屋，待木屋快要燃尽时，拿水在旁等候的人群一起泼水把火扑灭。
之后巫师端碗清水手持一根芭芒杆，嘴念着保安康的咒语走过家家户户门口，每到一家就停下喃念驱火鬼和保平安的"解"词，把摆在各家门口的清水就地倒掉，碗翻盖过来。
如此挨家逐户转完一圈，以示把火扑灭，把火鬼打死，把安康引回来了。
最后全场老少跟着道师喃念乞求吉祥的咒语，三拜乞求斋念显灵，整个活动持续3至4个小时。
封村扫寨这一天，不仅生人不准入寨，全寨人也不准外出，妇女在家不能做针线活，违者轻则向全寨人赔礼道歉，重则赔偿当天扫寨祭神的全部费用[11]。
封村扫寨祭火鬼信仰习俗严禁生人进寨、寨民不准外出和不准妇女做针线活的禁忌，集体扑火和挨家逐户碗水倒地的象征性活动，祈求消灾保康的主题，鬼师念咒集体默应的神秘方式，把火扑灭打死"火鬼"保安康的目的，反映了民族对"火鬼"为害的心理畏惧和控制措施。
是什么样的"火鬼"让瑶人如此畏惧需要如此的方式和禁忌来消除危害？
火灾固然让人恐惧后怕，如果是把对火灾的防范演变成类似于消防演习式的"封村扫寨祭火鬼"风俗活动，那么这种风俗活动不应与不准做针线活和严禁人员进出的活动禁忌相关联，而且对于早已熟练操作使用火的人类来说，控制火的危害用不着采用念咒祈求的神秘方式。
这个同样体现浓郁"鬼话"特征的民族信仰风俗，其谜底就是那场忽如其来让族人大批感染的天花病，不明的病源、急性的传染性和病人高烧、全身出红疹的可怕症状，让族人在内忧外困中陷入极度恐慌却无可奈何的绝望，他们后悔大敌当前放松警惕让陌生人进寨，图便宜换来的针线米饼等物品让他们反省生疑匆忙丢弃，传染性极强的瘟疫让他们对病人疏远隔离。
随着起义的失败，清军的屠杀，事后蒙光武、蒙光明掩盖真相的愚弄，他们对天花病高热症状不明底细的心理恐慌会意刻录留下了"火鬼"作祟的痕迹，流传下如此忌讳生人进寨、忌讳寨民外出、忌讳妇女接触针线的泼水念咒语打"火鬼"消灾保安康的封村扫寨祭火鬼的信仰习俗。
对于类似的民俗活动，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瑶族群众崇神信鬼的迷信活动，需要破旧立新加以改变，应该认识到其传承对于民族历史和心理的研究具有保留参考的价值。
只有深入细致地鉴定历史遗留的细微痕迹，对其中神秘成分加以准确的破译和解读，才能改变对民族文化习俗的局限认知和错误看法，正确对待民族文化习俗。
薄情探心是白裤瑶在与陌生人的交往过程中，开始冷漠无情感，经长期或多次接触，才逐步关系融合或者干脆近而远之，他们对陌生人态度热情而朴实、警惕而不轻信。
过去一些外地人初到瑶寨所接触到的瑶族农民态度不冷不热、很少理睬，特别是男人不在家时，妇女都以摇头或"不知道"予以拒之。
在接触中他们通过对来客举动和表情的细心观察，判断对瑶人的态度和尊重程度，在确信来客对他们真心诚意后交往才逐渐融洽，如果发现来者有虚情假意的迹象则远而疏之[12]。
薄情探心的产生，是他们过去与外人交往中吃亏的教训太多太深，历史上那些陌生"卖货郎"的阴毒算计带来的灾难和传说中"和亲盗印"等惨痛教训在民族心理刻下难以磨灭的伤痕。
影响残留至今，不仅表现在与陌生人交往中薄情探心的过程，还表现在"铜不粘铁、瑶不粘客（客指汉族）"、"鸡不跟鸭"等口头俗语等诸多方面，冷淡的态度和民族感情隔阂需要更多的真诚关心和热情帮助才能化解。
五、不失其所者久[13]
白裤瑶包头禁发的历史渊源洞开后，隐含其中的文化价值和意义也就豁然而解。
白布包头等同于华夏风俗的戴孝，以缅怀纪念那场瑶民起义中为维护民族生存利益而英勇牺牲的万余族人，缅怀纪念蒙李旺这位领导起义的民族英雄。
其特殊的象征意义是"明志"，表示不屈于强权武力压迫的反抗斗争精神。
以白布包头特征推断，白裤瑶为参加清代蒙李旺起义瑶民的后代，清代时期生活居住在今广西都安县的澄江上游一带和周边地区宜山、金城江、东兰、那马、隆山、万岗、大化等县地，之后由此迁徙，形成布努瑶的一个支系----白裤瑶，这也就是广西南丹、河池和贵州荔波的布努瑶白布包头而其他地区的布努瑶却视之为戴孝而特别忌讳这种民族内习俗不统一而各有特色差异的原因所在。
"禁发"的象征意义是"示警"，教育后代吸取惨痛教训，含有不要贪小便宜轻易相信陌生人、提高明辨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小心防范外人算计谋害的寓意；从战争角度看，白裤瑶包头禁发装束是世界上出现最早的防范细菌生化武器的标志。
白裤瑶白布包头习俗在世代的传承中，时时彰显出威武不屈的铮铮硬汉形象，让人肃然起敬。
而包头"明志"除了不屈于威武压迫的意蕴外，更有着坚持民族特色、立足本土文化思想的深义，这不仅是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更是民族发展的深层内在潜力。
只有洽当地催化激活这种潜力和内因，才能从根本上推动民族社会的发展，达到从文化研究中认识社会、揭示社会发展规律、促动社会发展的效果，怎样才能催化和激活民族文化潜层的内力呢？
从哲学的认识高度看，对民族文化历史不仅要有微观的突显局部精雕细刻的"工笔"式认知，也要有宏观整体的全面概括的"大写意"式认知，如此才能从更深层面解析民族的文化、历史和社会，反思制约社会发展的因素，提升出瑶族社会发展振兴的规律，从民族研究的视野深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
通过民族文化研究途径认识社会、揭示发展规律、促动社会发展的研究理路，决定了现实与历史相沟通、民族历史文化与华夏历史文化相比对这两种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遁着这两种方法构建的民族文化研究理路，可以进一步深入地解读白裤瑶包头禁发会意刻录的历史和象形表述的情感，梳理瑶族历史经纬和文化脉胳，揭示瑶族社会发展规律，从民族的窗口显现古今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
六、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14]
1851年1月广西桂平金田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纵横18省席卷全中国，极大地动摇了清廷的统治根基。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自1857年率部离天京出走后，于1859年率军十余万退入广西，经兴安、义宁（今灵川西）、永福等地，于10月15日轻取庆远府（今宜州），在庆远府驻军7月之久。
1860年5月底弃庆远，率部南下，后进驻宾阳、武鸣一带。
期间广西巡抚刘长佑等部清军正集中兵力进攻陈开领导的大成国起义军，为石达开继续在广西活动和重整旗鼓提供了机会。
1861年8月下旬，大成国的京城秀京（即桂平）失陷，余部约3万人投奔石达开麾下[15]。
1860年石达开南路军首领石镇吉率部攻打百色城失利后，沿红水河顺流而下欲与驻庆远府的石达开会合，经都安境内"匹夫关"（今广西都安县菁盛乡"娘娘关"）时被安定土司巡检潘梧联合白山土司练勇伏击而全军覆没。
部将黎福全、班桂才、墨痣二、谭有清等人逃生潜入安定、白山境内秘密组织"洪会"和"天地会"进行反清活动，周边地区瑶民纷纷加入，都安、大化、金城江三县的布努瑶"洪会"首领即是1890年领导瑶民起义的女瑶王蓝边达[16]。
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蒙李旺得以长期利用传教为掩护，聚万余瑶民于弄袍峒酝酿1863年的大规模起义。
然而同在安定土司境内，太平军潜伏将领组织的"洪会"、"天地会"势力却没有与蒙李旺起义前利用传教组织的瑶民势力沟通，直到蒙部1863年起义至1864年失败的两年间，两股势力都没有形成合力相互策应。
石达开部1859年10月至1860年5月驻军庆远7个月，庆远与都安距离不足百公里，瑶族反清势力却没有汇入太平军的反清大流，石达开也没有联合当地瑶族共同反清的意图。
星星之火没有形成燎原之势，反清势力各自为阵的弱点，让安定土司巡检潘梧等数量有限的土司练勇得以各个击破，敢于在距驻有数万石达开大军的庆远府不足百公里的都安"匹夫关"伏歼石达开南路军石镇吉部。
石达开率军远征的目标是进入四川，但当时的形势是清廷已调骆秉章及万余湘军加强了四川的防御，石达开不能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放弃进军四川的计划，改取联合西南各族人民起义军共同反清的方针，以积聚力量，等待时机，再图大举，而是不顾主客观情况，执意进川，结果一败再败，于1863年5月6日在大渡河畔得不到当地彝族的支持而陷入绝境，四万太平军被数量有限的清军和土司部队歼灭。
石达开这位"绝世英雄"竟成了清军的俘虏，1863年8月6日死于成都。
石达开和蒙李旺都没有意识到建立各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前者孤军冒进，没有后方的支持，没有友军的配合，翼王成了流寇式的草莽英雄，1863年在四川大渡河畔全军覆没；后者没有汇入反清主流，被土司兵勇和增援清军围剿，1864年在都安弄袍峒惨遭天花病毒害和万人屠杀的厄运，这个历史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瑶族孤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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