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生命中的人来来往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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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生命中的人来来往往
第一卷生命中的人来来往往
段伸眉，女，６０岁
平顶山市一高退休教师
口述时间：
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０日
我跟他是初中同学。
后来他去北京当兵了。
１９６３年，我从郑州大学毕业，分到叶县完中当老师。
通过别的同学介绍，俺俩寒假结的婚，年底有了大儿子，又过了两年有了女儿。
俺俩一直两地分居，过年，假期，要么我去北京，要么他回叶县，结婚几年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没有１００天。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有天别的人谈话，说这一段咋不见彭真呢？
他说，听说彭真正编毛选五卷呢。
也不知他是听谁说的，还是蒙的。
就这一句话，部队里就说他跟彭真有联系。
彭真当时是北京市市长。
“文革”在北京开展不下去，“水泼不进，针插不入”，便把矛头对准了彭真。
人家认为他跟彭真是一派的，狠劲批斗他。
他感到很冤枉，想不开，自杀了。
北京部队里的人到叶县通知我。
我当时感到塌天了一样，四肢无力，头晕，走不成路，觉得地球转得不对劲，太阳也不会升起来了。
我总不相信，想着是在做梦吧。
隔了好几个月，我才慢慢相信这是事实，因为他不再给孩子寄衣服，也不再寄钱了。
我感到他确实在地球上消失了，这时候才是巨大的悲痛。
我父亲是１９２６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他坐过国民党的牢。
文化大革命中派性斗争很厉害，对立面就说他是叛徒。
要是没有变节行为，怎么会能活着出来呢？
其实他完全是靠机智从监狱里逃出来的。
我父亲经常挨批斗，他当时在住院，医生很同情他，就让他回家。
他不敢住俺家，就住在一个五保户老太太家里。
那天，人家荷枪实弹地到俺村“袭击叛徒”，找他。
五保户老太太说，我去外面看看风声，你在家里好好待着。
老太太回来后发现，他上吊自杀了。
那是１９６８年的春天。
那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
那阵子的孩子爱用雷管在河里崩鱼。
大孩去捡了条崩死的鱼烧着吃。
我下课后，发现他脸色铁青，嘴唇发紫，就抱着他上医院。
女孩那会儿才两岁多，不能丢家里，也得带着。
学校在县城西边，离医院还有几里地。
那一天刮大风下大雪，这两个孩子我招呼不住。
我抱着小女孩走十几步，放在树下背风的地方，再回来背男孩，走到树下把男孩放下，然后抱起女孩继续往前挪。
走到一半时，我们一个组的老师王均大出现了。
他背着男孩，我抱着女孩，赶到医院。
大夫说，这孩子是食物中毒，幸亏来得早，再晚会儿就没命了。
王均大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通过这件事，我决定跟他结婚。
他结过婚，后来离了，没有孩子。
他的成分不好，是地主。
我虽然成分好，但政治背景复杂，俺俩谁也不挑谁。
那阵子不论感情，只要政治观点一致，说得来就行，最重要的是他对我的孩子很好。
我带两个孩子，一般人家还不容我哩。
啥是感情呀，谁对我的孩子好，我就对谁有感情！
原来俺俩商量着不要孩子，他成分不好，怕孩子大了以后不好安排。
后来我母亲说，你们还年轻，为了家庭的巩固，再要一个孩子吧。
１９７２年，我们结婚４年后生了小儿子。
小孩长大了，很可爱，在银行工作。
去年中层干部竞争上岗，他得票第二多，当了保卫科长，准备过罢年就结婚。
去年１月２１日，他去执勤，晚上没回来，打电话没人接，打手机不通，打ＢＰ机不回。
第二天找了一天一夜还找不到他。
２３号上午１０点多，有人说看见出车祸了，人让交警队送到火葬场了。
他哥到火葬场去找，果然就是他。
当我很年轻时，父亲上吊了；需要丈夫时，丈夫自杀了；老了老了需要儿子时，儿子又没了。
我比祥林嫂还祥林嫂。
我哭了几天几夜，不敢进这屋，老想着儿子曾经在那儿坐过，干过啥事，这水龙头是他给我修的，这门铃是他安的……
俺俩共同的孩子没了。
我和老王商量过几次，想自杀，不想活。
退休了，也没啥事业追求了，干一辈子，轰轰烈烈，该得的荣誉都得了，也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
大儿子和女孩给我们跪下不起来，说你们要是走了，我们连个家也没有了。
俺俩就想着，咱要活下去，为让咱的孩子能有个家。
我的感情从来没像现在这样跟老王这么贴近，相依为命啊。
俺俩的性格不一样，他爱静，不好说话；我爱动，在家里待不住。
可现在我再也不出去跑了，只要他在家，我就每天陪着他，哪儿也不去。
（记录：
刘肖）
第一卷诗歌离我越来越远
李豫，男，３０岁
原阳县二职高（农中）教师
口述时间：
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４日
上大学时我开始接触诗歌，好写，跟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文学社，我是社长。
那时候年轻人可有热情啦，经常是写写稿，讨论讨论诗，还办了个刊物叫《吉他声》。
我的第一首诗叫《墨镜》：
“带着墨镜我看清别人别人看不清我”。
后来参加咱省里的“黄河杯”文化艺术节，我有首诗获奖了。
当时我在《新乡日报》、《青年导报》、《新乡师专报》也发了有一二十首诗，还被吸收为新乡市作协会员。
大学毕业后，就来到原阳县农中，咱也不是说不留恋大城市的生活，但心里又想：
搞文学创作哩，家乡的生活比较适合自己吧，就回来啦。
农中偏僻得很，在黄河野滩上，往南走一二里就迈到黄河里头了，交通不便，不通车。
但是我喜欢那种寂寞的环境，上完课后就在小屋儿里写，没课时候就到黄河边看黄河，感受黄河的那个波涛，看黄河坝上的柳树，还有些鸟从水面上飞过，好多都写到诗里边了。
那时候住校，也没啥生活负担，一门心思投入到诗歌创作中。
有时夜里１２点了，躺到床上想起啥好句子，拉着灯就写下来。
后来感觉这诗是越写越艰难了，发表也比较困难。
我觉得诗不应是藏在深闺无人问，应该是得到别人承认，就拿一些诗稿去报社杂志社，但好多编辑都说现在诗歌比较难发，说你可以写些散文啊，一些比较流行的散文，像咱省里的诗人，有的就开始写男孩女孩啊，流行什么样的男人啊这一类的文章。
我觉得这不太好，真正有责任感的诗人不应去关注那些。
诗歌属于理想化的东西，像当时我从学校回来也是有点儿理想化但我觉得理想化是比较正确的吧对自己的人生是很有帮助的。
唉反正我也可以说是自己放弃了。
我并不是一个坚强的人，外界对我的影响比较大。
那时候家人一直催着让我结婚，２５岁在农村算比较大了。
恋爱的时候也写点儿爱情诗。
跟她认识有一年就结婚了。
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谁知我和她的婚姻却成了诗歌的坟墓。
那时候她爱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会写诗。
可结婚后她对诗的态度全变了，说什么破诗，还不如哼哼流行歌曲哩。
还说写诗能换回多少钱，一个月发不了一首，就那稿费还不够买一瓶洗发水，气得我直想揍她。
一年后又有了小孩儿，整天这生活把你弄得焦头烂额的，原来那个氛围全给打破了。
俺爱人课也多，孩儿没人引，非得把我俩的课错开。
工资也确实微薄，乡里还拖欠，要再找个保姆也不可能。
整天洗尿布、屎布，那个腥臊味呛得你根本没法儿保持那种很纯净的心境了。
其实我对诗歌一直是很留恋的，虽然不写了，但那时还在看，订了《星星诗刊》、《诗刊》。
到后来连看也不看了，就好像跟初恋的情人分手以后，很怕再去面对她，好像你负了她，再见面很不得劲儿。
结婚三年，离诗歌越来越远了。
中间写过一些新闻报道，这个来得快，只要有了，拿来就写。
新闻稿发了几篇，还有发在《中国青年报》上的，但是感觉不太合乎自己的追求，以后还是得搞文学创作。
我现在比较渴望的是啥哩？
（回首望妻）在跟前哩，说啥哩，算！
实话实说。
想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让我工作之余可以安下心写东西。
你看俺这小屋，四合一，厨房，会客室，卧室，书房，综合治理办公室。
这个写字台我在上面很少写东西，因为开灯怕影响她休息，晚上有时候想写东西，就拉上帘趴在外面椅子上写。
好在如今小孩３岁了，能自己在校园里玩，我打算重新开始。
诗歌可以说是我心灵的家园，我要重新修建自己的家园。
我给你念几句已故诗人海子的诗——
为了生存你要流下屈辱的的泪水来浇灌家乡平静的果园生存无须洞察大地自己呈现用痛苦来重建家乡的屋顶
（记录：
李若）
第一卷实话说到了中央台
赵志伟，女，４４岁
郑州一中校医
口述时间：
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７日
为啥要去《实话实说》参加“离婚以后”这个话题的讨论？
我这个人爱出风头，从小就爱。
不管大事小事，我总觉得，只要能表现自己就中。
去年１０月份吧，从电视里看到了“离婚之后”的讨论预告，我想，别的话题也许咱说不上话，但这个话题咱确实有啥可说。
我把自己离婚以后的做法简单整理一下，写了５条，主要内容是：
一、离婚以后把这件事迅速地告诉自己的所有熟人和朋友。
二、在告诉他们这件事时，把自己的痛苦和不满都发泄出来。
三、离婚以后要更加努力地工作，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四、组织同学聚会，高高兴兴地生活。
五、离婚以后要更加注重与孩子沟通感情。
在给中央电视台寄出这封信之前，我先叫学校的同事看。
他们跟我开玩笑：
“就那吧你，别以为你在咱学校怪张精，就能到中央台张精。
咱国家这么大，还能显着你？
全国张精的人多了！
”后来，从北京做完节目回来后见到他们，我说：
“咋样，咱不是也到中央台张精了一回？
”他们仍然调侃我说：
“中央台真是找不着人了，实在是没人了，没人了。
”
其实把信寄出去后，自己也没把这当回事儿。
后来接到《实话实说》节目组的编导张虎迪找我的电话，还真有点儿意外的兴奋。
人家编导的话说得很诚恳，说我的信积极，健康，乐观，问我去中央电视台谈这个话题有没有什么困难和问题。
我说，没有啥困难。
他们详细询问和了解了我离婚前后的情况，对谈话节目中将涉及到的问题都进行了讨论。
这样的长途他们一共打来两次，每次都谈了一个多小时。
他们真是非常敬业，认真，考虑问题非常周到，叫我十分感动。
节目你都看了，想说的在那里都说了。
节目做了近两个小时，最后剪辑成了半个小时。
人家的编辑水平就是高，一点儿都看不出来剪辑压缩的痕迹不说，还更精炼，更好看了。
对，电视播出时我谈的主要是前４点，第５点因为时间关系没有播出。
我觉得对于离异家庭来说，做好最后这一点很重要。
记得我女儿刚上高中时，她的老师跟我说，她在作文里写到了自己家庭的现状和她的痛苦心情。
我想，我失去了丈夫，不能再失去女儿。
我要让女儿知道，她的母亲什么事情都能承担，什么事情都能做好。
我请一位搞书法的人给我写了个条幅：
世上无难事。
我把这条幅挂在家里，这其实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凡是女儿需要我做的事，只要我能做的，都尽一切可能去做好。
一次女儿班上开联欢会需要音响，女儿是班上的干部，回家来让我想法儿。
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没有音响，我四处借也没借来。
后来，我想起学校的小会议室搁着一台五六十年代出的老式音响，电子管的元件，又大又笨，平时都没人用。
我麻烦电工，给女儿班上抬去了。
班上的孩子没见过这样的音响，他们都笑，这是什么玩艺儿？
谁知，这老式音响音质特别好，他们班音乐一放，别的班听见了，也要和他们班一起联欢。
女儿很高兴，她曾对别人说：
“没有我妈妈办不到的事。
”
在与孩子的感情交流中，我觉得我主要是给孩子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
女儿上高三那年，我对女儿班上的一位任课教师说：
“我女儿考上考不上大学不要紧，只要你别吓着她就中。
”我真是这样想的，她考不上大学算拉倒，高中毕业，到哪儿考个工都行。
高考前一星期，人家都紧张得冒烟儿，我们俩还一块儿去逛银基商贸城。
女儿对我说：
“妈，碰见熟人别说咱去逛商店，就说去买书。
”由于她思想上没有压力，高考反倒非常顺利。
现在她在河南大学文学院广播电视专业学习，《实话实说》节目的主持人崔永元是她和她同学崇拜的偶像。
这次和女儿一起去北京做节目，崔永元还对她说：
“可别忘了你妈妈那台破音响啊！
”临离开北京，崔永元给我女儿题了词：
学新闻是学做人。
我女儿非常懂事，知道心疼我，知道对我好。
有时想想觉得上帝真是公平，虽然我没有了丈夫，但我有这么好一个女儿。
还有我的父母、同事、领导、朋友，都特别好特别好。
真的，我除了没有婚姻，别的没有啥不满意的。
（记录：
张清平）
第一卷我只受这三回骗
曹保印，男，２７岁
平顶山市理工学校教师
口述时间：
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２日
大四时，历史系的汪老师找我们系黄老师帮他编一套《世界散文经典》。
当时黄老师特别忙，他和我关系特别好，信任我，就把这个活儿让我干了。
大四我干了整整一年，暑假都没回家，她（女友）帮我查资料，我写评介。
汪老师说让我当副主编，其实这套书四卷的选编作品、跋，完全是我一个人干的，光序就写了一万多字。
我把书稿整好后给了汪老师。
出版社出了校样，我又按照原稿校对过一遍。
毕业前一个多星期，我去找他问情况。
他说这两年散文出得太多，出版社把计划取消了，啥时出版啥时再跟你联系吧。
到平顶山工作了一年多以后，一天我去书店买书，看到一套《世界经典散文》，毕竟我对这些很熟悉，就想看看人家是怎么编的。
打开一看，竟然就是我编写的那本！
连我当时没发现的作家生平中的错误都没改。
但书上没我的名字，也没通知我，没有赠样书，没有付劳务费，什么都没有。
我买了一套书带着去师大找黄老师。
黄老师一听很生气，说，走，走，我跟你一块儿找他去。
可汪老师不承认，说是他们重新编的。
亏就亏在当时复印的材料太多，毕业时带不走，我想反正书都出了样儿，底稿也没用了，就当废品全卖了。
我要告汪老师，可手里没证据。
黄老师说，你要告，我可以作证。
可我想，咱毕业了，黄老师他们还在一个学校里，早晚碰面也不愉快，就算了。
这是我第一回上老师的当。
工作后我除了教学还负责文学社，有１００多个同学。
他们学习上、心理上有什么问题，总爱找我咨询。
我就想把我跟他们谈的整理成一本书给学生读，不是比我一个一个去说效果好得多？
１９９６年我用一个暑假的时间，写了一本《天生我才必有用——和职高生谈心》。
那时我还在平房住，夜里三四点了还亮着灯，我们学校的一位领导就常在窗外问我，小曹干啥呢？
三更半夜还不睡？
我说，写东西呢。
他说，写好了给我看看吧。
我说，行。
我觉得领导挺关心咱，还想请他帮我找市里的名家写个序，想办法把书印出来。
我一写完就送给他看。
过了一个月，我去问领导觉得写得怎么样。
他说把书稿放在办公室抽屉里就出差了，回来一看，书稿不见了。
我不相信。
你是领导，谁敢到你的抽屉里拿东西？
我连上他家两趟，还拿着礼品，像求他似的。
可他说就是丢了。
唉！
将近２０万字的书稿连个底儿都没留。
领导５０多了，还不是高级职称。
河南大学出版社的一位老师对我说，你太傻了，假如他没弄丢呢？
什么时候他修改修改，再以他的名义出版，你也没什么办法。
后来我开始为晚报写民族文化方面的系列文章，领导又要看稿子，我说，你留意看报纸吧。
由于我在晚报写专栏文章，去年５月，一所民办学校的校长，姓朱，通过晚报的编辑打听到我的电话，请我写篇文章，对他和他们学校进行宣传。
朱校长说，你只管写，写好了我付给你五六千块的报酬。
文章写好了，有一万多字。
朱校长看了说，噫，写得好！
比以前写我的文章都好。
过了一个月，他又说，他让市领导和一些作家看了，人家都说水平不行，不能发。
我想那就算了。
这时候，６月２０日的《教育时报》４版发了我一篇散文《一曲难忘》。
收到样报后，往前一翻，我一下子全身发凉。
天下就有这么巧的事儿，这一期３版整版登的就是我写朱校长的那篇文章！
题目改了，内文一个字都没动，署的是另外两个人的名字。
我当时拿着报纸去找朱校长。
他说，我不知道这回事呀，可能是秘书拿去的。
我说，不管谁拿的，文章已经发表了，你就该付给我报酬。
他说学校现在没有钱。
后来我再也找不到他了，打电话明明听出是他的声音，那边就把电话挂了。
我想打官司，想想又算了，自己为这个不太好的人写文章吹，毕竟不是件光彩的事儿。
我总共受了这三回骗，骗我的不是老师，就是领导、校长，真是让我很灰心。
转过来我又想，我一定要做个正直诚实的老师，不让学生受骗。
１９９６年那部书稿丢了后，我一气之下买了台电脑，你就是再给我弄丢了，电脑里存的还有。
我还仔细地学了《著作权法》，要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我只能受这三回骗，以后谁也别想再骗我。
（记录：
刘肖）
第一卷从乡下开始登讲台
武咏梅，女，２３岁
郑州七中教师
口述时间：
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５日
１９９７年６月份毕业离校，我以为９月份就会站上七中的讲台了，没想到８月１６号突然接到一个通知，说市教委有个规定，每年新分来的大学毕业生都要下乡支教一年，叫服务农村教学。
接到通知的第二天就要走，什么东西都没准备好，当时我们以为是去中牟县城里，想着洗漱用的东西都可以在县城里买，谁知一下子就到了农村。
当时正值酷暑，我们被分到万滩乡中心中学，下车的时候都惊呆了。
晚上在乡政府的食堂吃饭，那顿饭让几个人都掉眼泪了。
不是饭不好，应该说第一顿饭招待得挺好的，只是那屋里没法儿坐，下面蚊子把腿咬得到处是包。
我们穿的都是裙子，吃饭时腿在桌下不停地动，饭没吃完就跑出来给家里打电话，当时就哭了。
这第一个场景就让我们灰心失望，毕业时可以说是踌躇满志，没想到刚参加工作的第一站竟是这样的。
吃完饭校长把我们带回学校，推开给我们准备的办公室兼宿舍的门时，老鼠还在房梁上爬。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对耗子司空见惯了，但我们同去的有４个女孩都是城市的，可受不了。
学校蚊子同样很多，那天晚上根本没睡成，蚊子在蚊帐外嗡嗡叫，第一夜就这么过去了。
第二天上午，学校通知我当一５班班主任。
那天是开学第一天，跟学生见面，排排座位。
我从来没见过那样的学生，你点到他的名字，他们都不吭声，我想：
怎么这么多人没来报到？
后来才明白，他们都不知道被点到了要答“到”。
那天天很热，我费了半天劲，嗓子直冒烟儿，到中午１２点才放学。
这时伙上已没饭了，学校１１点就开饭了，我们也不知道。
接下来那段日子情绪就特别低落，到了这种地方，生活饮食都不太习惯。
他们那儿不喝稀饭，一天三顿都是馒头和菜。
那儿产米，但他们都不吃，觉得吃够了。
大伙的菜也不好吃。
最要命的是没水喝，学校不供开水。
你想，大热天当老师的上了半天课，嗓子都很干，想喝点儿水都没有，那是啥滋味。
在那儿也没法儿洗澡，浑身脏兮兮的，难受死了。
我们给校长提，校长说乡下人一辈子都不洗澡。
我们说菜里有苍蝇，有虫子，校长说乡下人吃菜时看到虫子，挑出来继续吃。
你根本就没办法跟他沟通。
那时我的脸上整天起疙瘩，都是上火起的，不过时间久了，也就认了。
星期一去了盼星期六，到星期六回来就想：
总算又过了一个星期。
这样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因为工作紧张，也有压力，我生病了。
那天，校医去我们住的地方给我看病，学生可能发现了，下午打过预备铃我推门进教室，教室里非常安静，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安静了一会儿，班上的文艺委员起了首歌——《祝你平安》，大家非常认真地唱了起来，那些平时很调皮的学生也唱得很专心。
当时我非常明确地体会到那是学生唱给我的歌，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结束的时候我对学生说：
“谢谢大家！
大家的歌声让老师感到一种温暖。
”
这节课完了以后，有个学生专门骑车跑回家给我掂来一篮苦瓜，说：
“老师，看你好像上火了，我们家人说，吃苦瓜能败火。
”我特别感动，我觉得这是农村学生用他们那种朴实的方式传达对老师的爱。
通过这件事，我的情绪改观了很多，后来再面对学生时，也觉得很有激情，顿时觉得眼中的那个世界，那个环境也变了。
后来就行了。
接下来是中段考试，可能因为我比较下功夫，加上学生也很卖力吧，我教的那个班在全年级８个班中平均分得第一，最高分也在我教的班里。
这个成绩让我对教学产生了很大的信心。
到年终全县统考，２０多所中学，８０多个班，我教的那个班平均分在全县排第四名，万滩乡中心中学从来没考过这么好的成绩。
按照学校惯例，奖给我了１０２块钱，也算是给这一年的乡下教学画了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
（记录：
李若）
第一卷没着没落的牵挂
张鲁豫，女，４１岁
河南省旅游学校
口述时间：
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６日
那是我刚参加工作没几年的事，学校领导让我担任初一２班的班主任。
这是我第一次当班主任，心劲儿提得很足，一心想把自己的班带成优秀班，工作起来没白天没黑夜的。
他在这时候转到了我的班上。
他个子高高的，眼睛圆圆的，身材修长，四肢特别匀称。
看上去他比别的孩子年龄大，因为他的脸显得比别的孩子有经历。
教导主任告诉我，他被别的学校开除后，家长四处托人求情才转到我们学校来。
我当然不愿意要这样的学生。
教导主任安抚我说先让他在这个班试读两个月，如果仍然不行，就让他走。
年轻人总是想得到别人的承认，我投入了很多精力，总算使班级的各项工作走上了正轨。
学生的学习、纪律都有明显的起色，那几个调皮的学生也比较规矩了。
可自从他转到班上，我就开始收拾不住了。
他年龄比别人大，个子比别人高，孬点儿又多，班上的学生都怕他。
那些调皮学生像有了主心骨似的，乘机在上课时各显其能。
任课老师纷纷对我说，不中啊，你的班又乱了。
说心里话，我想帮他改好。
我一次又一次地找他谈话，找他家长分析他的毛病形成的原因，商量解决的办法。
这些工作都只能在下班后做。
那时我的孩子才两三岁，有时在办公室里谈话，孩子在一边饿得直哭。
每次谈话，他都表示要克服自己的缺点可从小养成的坏习惯不是说改就能改的。
班上的情形仍然没有好转，我心里非常着急。
就在这时，围绕着他发生的一件事把我气坏了。
他转到我们班后，班上又转来一个学生。
这是个从小在农村长大的男孩，十分矮小瘦弱。
他逼着这个小个子男孩从家里给他带酒喝，如不带，他就打这个小男孩，还掐这个小男孩的生殖器。
小个子男孩经常被掐得眼泪汪汪的，羞辱感又使他不愿意告诉家长和老师。
我怎么能容忍自己班上公然存在这种欺负人的现象？
我怎么能让这一个学生拖全班的后腿？
我怎么能在他面前表现得束手无策？
我当着全班宣布：
从今以后，不准他再进这个班的门！
我下定决心，为了整个班级，放弃他我把这个决定分别对教导主任和他的家长讲了。
教导主任因为有言在先，也就同意了我的决定。
他的家长曾不止一次目睹我对他们孩子苦口婆心的帮助，所以什么也说不出，只是深深地叹着气，领走了他。
临近期末，眼看就是新年，照例班上要搞个辞旧迎新联欢会。
那天，我和学生们一起布置着教室。
为了烘托气氛，我想做一大束梅花放在教室里。
我让女生在教室里做花瓣，男生到校园里去捡干枯的树枝。
学生们嘻嘻哈哈，干得十分开心。
可是男生捡回的树枝的造型却让我不太满意。
正在这时，有学生悄悄地告诉我，他来了！
就在教室外面。
不知为什么，我感到心里一沉，迟疑了片刻，我走出了教室。
这时，天快要黑了，雨夹雪下了一天，天气很冷。
我看见了他，他站在教室外的墙根儿，穿得很单薄，头发和衣服都有些湿漉漉的，怀里抱着一大抱干树枝。
那些树枝造型很漂亮，比班上所有男生捡的都漂亮——这种造型正是我想要的。
那决不会是从地上捡的，一定是爬到树上够下来的。
他一声不吭，眼巴巴地望着我。
我的心动了一下，我想叫他跟我一起进教室，我还想叫他赶快回家，外面太冷。
可是，我立刻又想到，叫他回教室以后又怎么办？
难道一切又回到从前？
我说话不算数，别的学生会怎么看我？
跟教导处，跟他家长又该怎么说……也许，他这时开口求我几句，我就会心一软，什么也不顾地领他回教室，可是，他只是抱着树枝一声不吭地贴着墙根站着。
于是，我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转身走回教室。
那以后，我再没见过这个学生。
十多年过去了，许多人和事都随着时间的流逝淡忘了，可不知为什么，我却时常想起他——这个我教过的时间最短的学生。
一想起他，就好像看见他站在教室外的墙根儿，怀里抱着一大抱枯树枝，眼巴巴望着我。
他应该快３０岁了吧？
他现在在哪儿？
他在干什么？
他的生活还好吗？
这是一种没着没落的牵挂。
最让我难受的是这样的念头：
因为我对他的那次放弃，导致了他少年人生的改变。
我常常想，如果当初我再给他一次机会的话，其实是等于给了我自己一个机会，那么，我就不会有这份深重的内疚，也不会有这份将伴随我一生的牵挂……
（记录：
张清平）
第一卷只有趁过年“倒时差”没几年的事
王成科，男，５０岁
延津县马庄乡唐庄村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
１９９９年２月１６日
说句实诚话，１９７２年我当你的二年级班主任的时候，初中还没有毕业，那时管初二叫七年级，毕业时间在春节，我是阴历四月就接手教你们的课了。
上学的时候，我胆小不好说话，更别提主动提问发言了。
当了老师，走上讲台，一看到台下骨碌碌转动着的几十双小眼睛，我的心里就发毛。
这一紧张，脸就发热，就变红，也难怪你们给我起了个“红脸喜妞”的外号。
那个时候“文革”还没有结束，又是“反潮流”，又是批林批孔，而大队让我来教学生，家长把学生交给我，可不是让他们来闹腾的，为的是让孩子们识俩字，长真本事。
我就认准这个理儿，顶住这风那潮，一门心思教学生有用的东西。
我也在教学中摸到了经验，俩月过去，再上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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