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法制史学习心得（共17页）11400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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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法制史学习心得
中国法制史心得体会篇一
通过本人认真地学习中国法制史的全部课程，让我懂得中国法制史课程主要讲述的是中国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
也就是说，中国法制史课程讲述的是我国有史以来各个历史时期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以及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同时，更让我认识到学好中国法制史这门课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学习中国法制史，有利于为学好其他部门法打下坚实的历史知识基础。
每一个部门法学都有各自的历史源流，作为法学专业的学生，如果只了解现行的各部门法学，而不知其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应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缺憾。
学习中国法制史，就是要为学好其他部门法学打下历史知识的基础。
通过中国法制史的学习，可以了解中国历史上具体的各种类型的法律制度，从而有利于加深对一些抽象法学命题的理解。
同时，对我们研究现行法中的一些问题，能够进一步开阔思路，得到启迪。
（二）学习中国法制史，有利于了解中国的法律文化。
通过中国法制史学习，使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社会形态，法律对人民所规定的权利是不同。
如不管是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都不能当家作主，在法律面前也不能人人平等的，有些人还享有特权，比如，在奴隶社会奴隶不是权利主体，而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是会说话的工具，法律允许奴隶主可以将他们随意买卖、赠予。
而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法律强调人人平等，不能搞特权主义，人民是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法制是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人民大众意志的体现，它代表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
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优越性。
通过中国法制史的学习，可以从中受到教育，了解爱国与守法是统一的，从而增强自觉遵守法律的观念。
（三）学习中国法制史，有利于为我们提供以资借鉴的法制历史资源。
我国是一个文化历史悠久的国家，又是一个法律文化没有中断的国家，法学遗产非常丰富。
这些遗产有许多对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完善现行法制可资借鉴的内容，我们可以从中受到启迪。
同时，通过中国法制史的学习，也可以让我们除去一些糟粕，避免今后在工作中犯同样的错误。
总之，中国法制史课程是法学学科的一门基础课。
通过学习中国法制史，不仅可以让我们增加法学基本常识，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而且提供给我们以资借鉴的法制历史资源。
为此，我们必须全面、认真、系统地学习好中国法制史这门课程，重温与反思历史上的法制建设，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和借鉴。
中国法制史心得体会篇二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和完善，都经历了长期的不断探索的过程。
回顾多年来法史研究走过的路程，人们不难看到，影响法史开拓研究、古为今用的症结，多是与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法制、法律文化及相关的一些重大问题有关。
因此，正确对待传统法律文化，科学地认识和阐述中国法制发展史，是推动法律史学走向科学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正确看待和评价中国传统法制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
从理论上讲，似乎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人们都认同对其应持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在论及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有哪些优良传统时，仍是泛泛而论、空洞无物，而在说到其消极因素时却生动具体，给人一种传统法律文化&;糟粕大于精华&;的感觉，好像一部中国法律史除君主专制、刑罚残酷、控制和镇压人民之外，没有多少积极意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除了对基本的法律资料了解和研究不够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囿于先入为主的框架，还没有完全按照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去审视中国法律史，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还没有给予恰当和充分的阐述。
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在如何对待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的问题上，经历了曲折的历程。
从20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受法律虚无主义、&;阶级斗争为纲&;等左的思想影响，传统法律被说成是封建主义的毒瘤，属于被肃清的对象，受到全面的否定。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为篡党夺权，批孔批儒，中国历史被全面歪曲，更谈不到传统法律文化有什么优良传统。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期以后，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加强，法史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
近二十多年来法史研究的实践表明，凡是有建树的学术成果，其成功之处都在于能够实事求是地对待和评析传统法文化，注重依据大量的史料得出研究的结论。
但也应当看到，在法史研究中，一些非科学的认识论和研究方法论仍有市场。
表现在脱离历史实际，把中国传统法制视为现代法治的对立物，割裂二者的传承关系，简单地以现代法学理念为尺度，凡是古代法制不符合现代法学理念的地方，就不加分析地予以否定;受旧的&;以论代史&;研究方法的影响，不是论从史出，而是摘录史籍中的只言片语去证明自己预设的、批判传统法制的观点。
受这种非科学的思想方法论的影响，就很难对中国传统法制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要科学地认识和阐述中国法制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
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原则，也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方法。
把实事求是原则运用于法史研究，就是要以历史实事为根据，客观地再现中国法制史的面目，探讨它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服两种错误倾向：
一种是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无视古代法制在推进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认为中国传统法制漆黑一团，都是落后的、反科学和反民主的东西，不值得研究。
另一种是苛救古人，无视古今法制的概念、内容及其他方面是否相同，以现代法治的理念套用、描绘和拔高古代法制。
这两种倾向都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因而不能正确地阐述中国法制史，也无法区分古代法制的精华与糟粕，达不到研究中国法制史的目的。
在这两种倾向中，前一种倾向是主要的，应特别注意予以克服。
以实事求是的认识论研究中国法制史，要求我们必须按照科学的发展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评价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
其一，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去评价中国传统法制。
中国古代法制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维护和推动当时社会文明的法律保障。
尽管古代法制与现代法治在许多方面理念不同，在今天看来也存在不少消极因素，但它总体上是同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历史进程相适应的。
中华法系曾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较之世界其他法系更为发达，并对周边国家法制产生了重大影响。
全面评析中国古代法制，应该说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其二，要以科学的发展观而不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去认识中国法制史。
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社会在进步，法制也随着不断完善，后一代法制都是在吸收前一代法制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既使当代中国的法制，也与历史上的法制在许多方面有着传承关系。
因此，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不能割断历史，更不能以今天的进步否定古人的贡献。
而应当以科学的发展观，对历史上的法制产生的原因、社会作用、功过是非作出客观的评价。
其三，要用辩证的而不是绝对的观点去研究中国法制史。
对于中国古代法制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应以事实为依据，进行科学的分析。
有些在我们今天看来属于消极的部分，在当时可能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应实事求是地做出评价。
古代法律注重礼教，维护等级制度，致使法有等差，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抛弃的。
但是，礼教中的仁恕之道和慎刑原则，亲属相容隐不为罪的原则，仍有借鉴的价值，不能因其属于礼教范畴一概否定。
总之，只有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评价古代法制，才能使本学科的内容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正确地区分古代传统法制的精华与糟粕，更好地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服务于当代法制建设。
二、全面认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
要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制发展史，必须对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有一个全面认识。
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律典是国家的刑法典，其内容是对有关违反国家和社会基本制度以及侵犯他人人身、财产犯罪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的规定。
律典属于刑事法律的范畴，只是诸多法律中的一种。
从古代法律的立法形式看，不仅名目繁多，有关法律形式的名称以及各朝注重的法律形式也不尽一样。
如秦有律、命、令、制、诏、程、式、课等;汉有律、令、科、品、比;晋为律、令、故事;唐有律、令、格、式;宋于律令、格、式之外，重视编敕、又有断例和指挥;元有诏制、条格、断例;明、清两代于律和各种法律形式的单行法外，广泛适用例等。
此外，历朝还颁布了多种法律形式的地方法规。
每一种法律形式都有其独特的功能。
以唐代为例，&;律&;是有关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令&;是指国家组织制度方面的规定和行政命令，&;格&;是皇帝临时颁布的各种单行敕令、指示的汇编，&;式&;是国家机关的公文程式的办事细则，各种法律形式共同组成唐朝的法律体系。
我们在了解中国古代法制的面貌时，不能只偏重刑事法律，而忽视其他形式的法律。
中国古代法律如按内容分类，是由行政、经济、刑事、民事、军事、文化教育、对外关系等方面的法律共同构成的法律体系，其中行政法律是大量的。
各种形式的法律，其体例结构既有综合性编纂方式，也有大量的各类单行法律法规。
以明代为例。
除《大明律》、《问刑条例》和一些单行刑事法律外，有关行政方面的单行法规有数十种之多，如《诸司职掌》、《六部条例》、《吏部条例》、《宪纲事类》、《宗藩条例》等。
明代还制定了不少经济、军事、学校等方面的单行法规，制定了《教民榜文》这类民间诉讼和乡里管理的单行法律，县以上地方长官或衙门还以条例、则例、禁约、告示等形式颁行了大量的地方法规。
要全面地认识中国法制的全貌或某一朝法制的全貌，必须对各种形式的法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虽然我们不可能对每一种法律都进行深入研究，但起码应做到不能把中国古代法律仅仅理解为刑事法律，不能把古代法制仅仅理解为是打击犯罪。
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时，应充分评估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对中华法系的贡献。
如北魏拓跋氏创立的《北魏律》，宗承汉律，并柔和了南朝各律而成，其结构体系和基本内容都为隋唐律奠定了基础，唐律实际上是各民族法文化的综合体。
又如，《大明律》的分目不少与元代的条格相同，说明明初修律时曾吸收了元代的立法经验。
满族入关前的一些民族习惯和行为规则，也融进了大清律、例。
对于少数民族贵族集团建立的王朝的法律制度及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应该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
三、客观地论述中国古代的社会矛盾与法律的功能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种法律和法律制度，都有其形成的深层社会原因，都是为了解决某些社会矛盾，适应时局的发展而制定的。
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法制必须正确分析社会矛盾。
传统观点在阐述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形成的历史条件时，往往把当时的社会矛盾概括为阶级矛盾。
然而，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社会，并非只存在阶级矛盾，还有大量的并不属于阶级斗争范畴的各类社会矛盾，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平民与平民之间的矛盾等。
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还存在严重的民族矛盾。
在社会矛盾之外，还存在着人与自然的矛盾。
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朝代进行的各种立法活动，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社会矛盾并不完全相同，每次立法的针对性也是很具体的。
在分析古代社会矛盾时，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那些用于解决阶级矛盾、镇压劳动人民反抗的法律，自然可以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予以评判。
但对于那些用于行政、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生活管理以及处理民族矛盾和一些对外关系方面的法律，就应当按照历史实际客观地阐述当时的社会矛盾和立法的背景。
历史上的各种类型的法律，因其内容不同，发挥着不同的功能。
如西晋的《晋令》，南北朝时期的《梁令》，隋朝的《开皇令》、《大业令》，唐代的《贞观令》，宋代的《天圣令》等，其内容都是以行政法律为主，详细规定了国家的各种基本制度，属于令典性质，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法典。
而宋代的《吏部条法》、明代的《诸司职掌》、清代的《钦定吏部则例》，其内容是有关国家官制及其职掌的规定，是吏治方面的单行行政法律。
至于行使国家经济管理职能方面的法律，内容也十分丰富，其内容涉及到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财政税收、货币金融等各个方面。
就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法律而言，汉以后各朝，都制定了盐法、茶法，禁止私人经营，实行国家专卖。
唐代的两税法、均田法，明清的一条鞭法，也都是为了简化税制、减轻人民负担，确保国家财政收入而制定的。
至于明清两代颁行的&;里甲法&;、&;保甲法&;，其功能是为了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及时处理民间纠纷，维护社会治安。
可以说，历朝颁行的上千种法律，每一种法律都有特定的内容和功能，这些法律共同发挥着维护统治集团的权益、维护社会秩序、实行社会经济生活管理、协调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相互关系和权益等各种功能，因而具有阶级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
只有正确地认识和区分法律的属性和功能，才能正确地评价不同形式、不同内容法律的历史作用。
传统观点由于只肯定法律的阶级性而否定法律的社会性，所导致的后果不仅是许多著述忽视了对大量的刑事以外的其他形式法律的研究，还在评价律典与其他形式法律的相互关系和历史作用时，把两者对立了起来。
如在对宋代的编敕、元代的条格、明清的条例等论述和评价方面，多是不加分析地对后者采取贬低或否定态度。
事实上，律典的刑事职能，并不能包罗万象般地替代古代国家的行政和社会经济生活管理的多种职能。
律典颁行后，因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历代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时局变化的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的问题，往往是通过各种形式的立法以补充律典的不足。
离开了其他形式的法律，律典在司法实践的许多方面也很难操作。
因此，我们绝不能贬低律典以外的其他立法的作用。
以明清两代为例。
虽然在某一时期也曾出现过&;以事制例&;、&;条例浩繁&;的弊端，但从现知的数百种条例来看，基本上是按照&;例以补律&;的立法原则制定的，与律文和律义冲突的条例极其罕见，这就要求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以前的研究结论是否正确。
四、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制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规律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法律作为历朝治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社会生活的工具，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和完善的。
由于历史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法律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因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呈现出极其纷杂的现象。
但纵观两千多年的中国法律发展史，从总体上说，&;因时变革，不断发展、完善&;是法律制度演进的主旋律。
法律条文从表面上看是静态的，而法律的制定过程和实施历来都是动态的。
即便是在国家政局比较稳定的时期，法律也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司法活动的实践，在逐步发展和完善，并未处于停顿状态。
因此，我们应当用发展的、动态变化的观点去论证和阐述中国法制史。
中国法制史心得体会篇三
中国法制史是法学的基础学科，它阐明了法学各个分科历史发展的源流关系，因而较之法学分科的内容更加丰富。
中国法制史又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属专门史，因而较之一般的历史学尤为深邃。
因此决定了研究中国法制史不仅需要文史哲方面的知识还需具备法学的功底，因而是一门艰深的学问。
从古到今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学者代有人出，相关的文献、著作汗牛充栋。
自汉以来正史中大多列有刑法志专章。
《汉书》刑法志阐述的中国法律起源论，尽管不够科学，但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而成书于唐代盛世的《晋书》刑法志，不仅记载了针对汉末律例杂乱无章所进行的带有总结性的立法工作，并且阐述了律学的成就，及其对立法、司法的重要指导作用。
尤其是在论证&;画一之法&;与君主&;临事以制&;二者的关系上着墨颇多，反映了汉魏以来&;法者，天子与天下共之&;的理念。
历代刑法志可以说基本上是一部含法制通史与断代法制史;法制史与法律思想史于一体的法律史学专著。
由于中国古代&;刑&;与&;法&;通，所谓&;刑，法也&;，而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又重刑轻民、重公权轻私权，因此无论是上溯法律的沿革，还是叙述本朝的立法过程，都以刑法为中心。
这种将刑法史与法律史等同起来的叙史方式，无疑是不全面的，不符合中国法制历史的实际。
历代刑法志的这个根本缺陷，向我们提出了研究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课题。
目前，我承担的编写《清史刑法志》课题便将&;刑法志&;改为&;法律志&;，并得到清史典志组专家的的认同。
进入20世纪以后，日本法学家以中国法制历史为研究对象，创造了内容较为宽泛的中国法制史的框架、体例，对于此后半个世纪的中国法制史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影响。
XXXX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国家观、法律观为指导，着手创建新的法制史学。
XXXX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招收第一批四位法制史学研究生（外法史二位：
胡大展，厦门大学教授，关子健，已经过世;中法史二位，孙炳珠改教宪法，只有我固守中国法制史，在第二批研究生中，留在人大的是张希坡，第三批研究生，留在人大的是高树荫，不久改行外调，留在人大的第四批研究生是邱远猷，不久外调，此后除XXXX年招收法制史研究生刘海年等四人外，迄至改革开放前，人大再未招收法制史研究生），XXXX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成立了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
当时在&;一面倒&;学习苏联的历史背景下，以苏联学者编写的国家与法权通史、苏维埃国家与法权历史为基本教材，和编写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的范式。
苏联学者认为没有国家就没有法权，所以国家与法权的历史不应分割，只讲法权史是不科学的。
基此，清末以来法律学堂开设的中国法制史的课程，一律改为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至于30&;40年代的中国法制史著作均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法学著作，而在图书馆尘封起来。
XXXX年有人提出改国家与法权的历史为中国法制史，由是在小范围内讨论，究竟采用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的名称还是中国法制史的名称，即所谓定名之争。
但在当时也只能采用前者，这次争论没有引起重视和影响，最后不了了之。
经过整风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以后，XXXX年初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稳定教学秩序，这时人民大学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开始编写《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并于XXXX年出版了《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共三卷，我负责编写第一卷&;古代部分&;，曾宪义、范明辛（已故）编写第二卷&;近代部分&;;张希坡编写第三卷&;解放区部分&;。
这套讲义在名称上虽仍沿袭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的名称，但在体例上却有显著的改进。
按苏联教材的结构分为四部分：
一、历史概况;二、阶级结构;三、国家制度;四、法权，通称为&;四段论法&;，（61年以前，我们编写的教材大多仿此），但在这次编写的讲义中，我们打破了四段论的机械排列，较大地加重了法律部分。
这部教材在文革前曾起了相当的作用。
XXXX年在法学研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际，成立了中国法律史学会。
在这个会上集中讨论了法制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我提出&;要严格审定研究的对象和研究的范围，改进过去存在的对象不清，内容庞杂的倾向&;。
经过讨论，明确了法制史学的研究对象只能是法制而不是国家与法，并与此同时恢复中国法制史的名称。
在研究方法上我提出：
&;不仅要从典章文献入手研究法制史，而且要从国家活动中去把握法制的本质与规律&;&;中国法制史也要见人、见思想。
&;在这里反映了我在研究方法上力求改变静态研究的传统，使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结合起来，既见人物、见思想;也见事件、见活动，还法制历史生动的本来面貌。
在法制史料问题上，我提出：
&;须要大力发掘、整理、编纂中国法制史的史料，使文献资料、地下文物、社会调查、历史档案、私家笔记等等结合起来，其中也应包括农民起义中发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檄文、告示、口号、规约、教义、军律等。
在浩瀚的中国法制史的史料中，有些需要重新辨伪审定，有些需要酌加注释，因而也是一项不可等闲视之的科研工作。
如果从甲骨文中有关法律问题编起，可以想见其卷帙的繁博。
因此，必须组织力量，通盘规划，分工合作，积极落实。
这项工作对于推动中国法制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
我始终认为不以丰富的史料为依据的法史研究是空的，但是徒有史料缺乏正确的理论加以分析、运用，也难以发挥史料的价值。
在编写《中国法制史》多卷本的问题上，我提出：
&;要以坚实的专题研究为基础&;，并设计了十个专题：
&;
（1）中国国家和法起源的具体途径;
（2）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二千多年来螺旋上升的基础、历史作用与深远影响;（3）儒家（包括宋明理学家）提倡的纲常名教对于立法与司法的影响;（4）以保障家长统治权为中心的家法、族规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5）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成因与它所反映的社会关系;（6）法治、人治、礼治、德治的相互为用;（7）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司法管辖的深入，对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作用;（8）明清刑名书吏对诉讼的操纵;（9）西方资产阶级法制的影响及其在中国的变种;（10）社会主义法制发展的道路和特点;等等。
&;
为了编成《中国法制史》多卷本，我呼吁法史界同仁，以历史的使命感来对待。
&;如果说三十年代汉学的中心在德国，那么今天研究中国法制历史，其中包括断代史、专史最活跃的是日本。
外国学者热心研究中国法制史是值得欢迎的，对他们的成果应予重视。
但我们自己更应感到肩上担子的份量，激起奋发图强的雄心。
三十年代我国爱国的历史学家为了夺回汉学中心，曾经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果，造就了一代卓越的史学家。
今天面对尖锐的挑战，如果我们只满足于前人的成果，甚至让我们的后代向外国学者学习中国法制史，那岂不是一种罪过!
因此，编写出中国法制史多卷本，是时代的需要，斗争的需要，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的这个呼吁是有感而发的，XXXX年美国教授兰德彰告诉我：
&;此前，世界召开过三次中国法制史国际研讨会，但都未请大陆学者，因为我们只知道杨鸿烈，可是他已过世了。
&;
以上就是七十年代末我对于中国法制史研究对象、方法、资料、前景的反思。
这个反思是经过文革之后痛定思痛的结果，也是在法学春天到来时，在认识上的否定之否定的一种经历。
XXXX年我撰写出版了《中国法制史》（第一卷）和XXXX年我主编的《中国法制史》统编教材，就是当时认识的产物。
与此同时，我感到还没有完全摆脱以刑法涵盖诸法的束缚。
XXXX年8月在西安召开了法史学会第一届年会，我对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作了发言，提出&;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提法应改为&;民刑有分，诸法并用&;&;&;过去梅因的&;古代中国无民法&;的观点影响很大，实际上，古代统治者对财产关系是很重视的，这在立法上也有表现，至少从西周就是这样，到了宋代则更为重视。
清朝的户部则例就是民法性质的单行法。
过去说民事用刑法解决，但许多问题事实上不用刑法，而是用调处解决。
然而也应看到，中国古代的确没有独立的民法典。
&;&;&;&;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到唐代已形成以律为主，并与格、令、式、典、敕、例等形式互相结合，反映了法律调整的多样性，标志着封建法制的成熟。
但我们过去对这方面研究还很不够&;&;法制史研究要开创新的领域，如行政法史、经济法史都应研究，道家与释家对法律的影响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对少数民族的法制史，也应重视。
&;
西安年会上我的发言有的还不够准确，更不充分，但它反映了我要根据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来研究法制史的想法，力图打破传统的&;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思想束缚。
此后，我在一系列论著中，详细分析了法律体系与法典体例的不同，并在实践中致力于法律体系的研究。
XXXX年出版了由我撰写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一书，就是体现这一认识的成果。
此外，还组织撰写了《中国刑法史稿》、《中国刑法史新论》、《中国行政法史》、《中国民法史》、《清代民法综论》、《中国民事诉讼制度史》、《中国司法制度史》等专著。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一时找不到确切的词语来概括中国古代的部门法史，因而，只能借用现代部门法的名称，难免给人以削足适履之感，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最近在编写清史法律志时，我将清代民法改为&;民事制定法与民事习惯&;;经济法改为&;经济体制与运行管理法&;，行政法改为&;行政管理与职官法&;等等。
这种改变也不一定科学，但觉得更能贴近中国古代法制历史的实际。
这可以说是我在认识上又一次否定之否定的经历。
近二十年来，法制史界一批新秀成长成熟，他们的著作体现了新的思路、新的方法，达到了新的水平，是法律史进一步发展的希望所在
下面谈谈我对于进一步发展中国法制史学的几点看法：
一、法制史研究需要总体把握与多角度相结合。
法制史的是非常复杂的、深邃的，不能简单化。
恩格斯曾经说过：
&;历史好像是一个圆，但截取每一段都可能是直线。
&;直线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不是整体，不是真实的全部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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