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双绣花鞋读书报告3100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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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绣花鞋读书报告3100字
一双绣花鞋读书报告（3100字）
一双绣花鞋读书报告（3100字）
读《一只绣花鞋》有感作者简介
张宝瑞，男，19xx年8月23日出生张宝瑞，男，19xx年8月23日出生，北京人，著名作家。
汉族，中共党员。
笔名磐石、秋凉、雨亭。
张宝瑞是中国悬疑小说开山鼻祖，“文革”期间手抄本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在“文革”期间流传的300多部手抄本文学作品中有20多种出自张宝瑞之手。
19xx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19xx年参加工作，19xx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
其中《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等故事脍炙人口（19xx年正式出版）。
尤其是《一只绣花鞋》（又名《梅花党》）家喻户晓，是他这一阶段的代表作。
代表作还有《走投无路》、《一滴血》、《13号凶宅》、《阁楼的秘密》等。
第二部手抄本著作《落花梦》，被誉为“中国的一千零一夜”、当代的《镜花缘》，是建国后最大规模的神话题材小说。
于北京，著名作家。
笔名磐石、秋凉、雨亭。
不为人所熟知的，他又是一位书画家，早在文革时期他就为自己创作的手抄本小说《一只绣花鞋》、《落花梦》等配臵插图，其人物形象颇有特点，栩栩如生。
他笔下的各色人物寥寥几笔，可谓呼之欲出。
如姜太公隐士国钓鱼、郝隆街头晒肚皮、李白诗客国举办赛诗会、贾宝玉大观园重开梅花社、秦始皇阿房宫反省击筑
台、孔子夜闯烟花巷等。
张宝瑞的书法作品气势磅礴，似有万钧之力。
他写的诗词多是自己创作，他有旧体诗的雄厚功底，早在文革时期就写过《咏史一百零二首》，并写过一部论述古典诗词格律的著作〈墨海淘沙〉，现已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70年代北京的鹫峰、仙人洞、八大处等处都曾留下他的诗词墨宝。
写作背景
“文革”10年是中华文明史上空前的灾难时期，极“左“路线使优秀文化备受摧残，百花凋零，但是在民间却涌动着一汪温暖的潺潺小溪，似报春花缀满的小溪，尽管是涓涓溪流，却充溢着蓬勃的生命力～
在这艰辛的历史时刻，张宝瑞老先生的《一只绣花鞋》填补了中国文学史“文革”10年断代史的一些空白。
《一只绣花鞋》故事的产生和繁衍，十几种手抄本的辗转流传，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
众所周知，“文革”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文坛萧条寂寞，但是中国人不满足在文化沙漠中长途跋涉的饥渴，于是民间口头文学不胶而走，各种手抄本应运而生，而且鱼龙混杂。
手抄本文学现象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
象，因为它诞生于“文革”时期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
在“文革”中流传最广的故事和手抄本就是《一只绣花鞋》，它由《梅花党系列故事》、《绿色的尸体》、《武汉长江大桥
的孕妇》、《火葬场的秘密》等故事组成。
实际上，《一只绣花鞋》的故事就像一个幽灵，在中国民间已游荡了半个多世纪。
据一位老人讲，他小时候就听说过这类故事，那个梅花党是一个秘密的民间组织，一座深宅大院，一间神秘莫测的房子，一天深夜，窗台上忽然出现了一只绣花鞋，于是，惊险的迷雾便飘飘而来„„
故事梗概讲述的是19xx年国民党政府在崩溃前，曾秘密成立梅花党，旨在打入我党内部伺机而起。
我党特工龙飞设法与梅花党党魁的女儿白薇邂逅，潜入梅花党党部盗取有梅花党人名单的梅花图，却告失败。
从此，梅花图杳无踪迹，图上梅花党人名单成为悬秘。
十年后，核潜艇设计图外泄、老虎滩出现伪装女士、火葬场闹鬼，销声匿迹十几年的梅花党又开始行动„„
国民党在大势已去，退出大陆后，在大陆隐藏了许多特务，企图为他们的卷土重来做铺垫。
他们成立了一个组织——梅花组织，因此梅花成为了他们的特殊标志。
在他们每个人背后都绣着一朵妖艳的梅花，最为大家所关
注的是那幅写有梅花组织所有成员名单的梅花图。
多少人为了得到那幅图而葬送了自己美丽的青春甚至
宝贵的生命，他们为了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而斗争不止。
想想多少本性纯洁的人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卷入了这场血腥的战争中，他们也许永远也不知道自己竟然是一名特
务〃〃〃〃〃〃他们也许只是为了谋生才替“主人”做一些甚微的事，但就是那么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能就会导致民族危机甚至是国家的灭亡。
在这些无辜的人群中，最让人感觉惋惜的的就是梅花组织头目的三个女儿:
白蔷，白薇，白蕾。
她们本是天真无邪，聪明美丽的小姑娘，可是可怕的命运毁掉了她们的一切——她们没有了自由，没有了自我，最后都成了这场悲剧的牺牲品。
白蔷已在大陆结婚，并且有了自己的女儿，但是组织的命令来了，她不得不抛弃丈夫和女儿而离开大陆，从此与亲人失去联系，去一个自己也不知道的地方，去完成组织交给她的任务，最后却死在了一把剪刀下;白薇，她的命运更加悲惨，好不容易拥有了一段美丽的爱情，她却不得不放弃而选择离开，因为组织上要求她必须这么做，当大家都退到台湾，从此过着奢侈的生活的时候，她却得留在大陆，从此隐姓埋名，过着艰苦的生活，也不得以真面目见人，她还得秘密发展特务，为了引诱别人上钩，她不惜出卖自己的青春和人
格〃〃〃〃〃〃最后在万念俱灰的时候，她跳崖结束了自己美丽的生命;白蕾，一个天真无邪的姑娘，从小就被送到美国接受特殊的教育，为的是将来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特务”，
她性格开朗，但也就是这样一个女孩，最终也成为了反动势力的牺牲品。
我们不觉要为这三位姑娘感到惋惜，她们原本可以拥有幸福的生活，勇敢地去追求属于自己的未来。
但是命运之神却让她们一出生就得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她们必须服从命运的安排，她们似乎永远也没有反抗的机会，因为时时刻刻都有无数双不知名的眼睛在盯着她们，只要她们不服从命令，等待她们的就只有死亡。
她们也许无数吃地在心底抱怨自己的父亲，抱怨不公平的命运，但是她们却从来都没有反抗过，她们甘愿忍受一切折磨，因为她们已认清了现实，她们直达反抗是无济于事的，反抗不但不会改变什么，反而会让自己陷入更难得窘境。
感悟
看完这个故事，我想了很多，我这才知道人生最大的苦恼，不在自己拥有太少，而在自己向往的太多，向往不是坏事，但向往的太多，而自己的能力又不能达到，就会构成长久的失望与不满。
不要总是活在幻想之中，我们应该勇敢地面对现实，脚踏实地地做好当前的每一件事，向往的太多，就会变成空想，也就不会太真实。
人生的最高境界不在于功成名就，而在于怡然的品味。
我们不但要奋斗，更要学会去品味生活。
人为了生活而奋斗，
人奋斗是为了能更好的活着～不要一味的去追求功名而忘记了去品味生活，因为生活赋予了我们更多～
希望是一种要付出代价的奢侈品，只有用智慧和劳动才能将希望变成现实。
只要存在着希望，生活就有动力。
生活上处境困难的时候，事业上遭遇挫折的时候，被敌人围攻和被朋友出卖和抛弃的时候，只要希望之不灭，就能找出路，走出困境。
男人生命的最强烈的光芒，不是来源于他大获成功的时候，而是来自于他濒临绝境仍然凛然坚持饿那一瞬间，来自于他从失败中踉跄地站起来的那一瞬间。
我们常言忧愁，却不知道忧愁来源于什么。
其实，忧愁，说到底是人的患得患失的本性的自然流露。
没有得到的，担心得不到;已经得到的，又怕再失去，于是就贯穿了人生。
正如《诗经》上所云:
“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秋。
”一个人如果不能从忧
愁的蛛丝中解脱，不但难以有大的成就，而且也不能享受人生的真正快乐。
与其为泼出去的水惋惜，不如再提一桶水。
人生不满百，愁一愁，白了头;笑一笑，十年少。
所以我们要学会享受人生的真正快乐，要从忧愁中找到生活的亮点，这样我们的生活才会真正有意义～一只绣花鞋，演绎了多少人的悲欢离合，它代表的是一个特殊历史时代一群纯洁青年的悲剧，而他们悲剧的根源是什么呢,这值得我们去深思。
也许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不得不那么做，因为他们也要生存。
就算是在一个多么动荡
的年代，生存依然是人们的本能，我们既痛恨他们的所作所为，又必须同情他们的悲剧人生，因为他们永远都失去了自由，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他人做嫁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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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读书笔记8100字
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梁启超先生多年研究历史的治学积累，有理论、有方法、有例证、也有判断，对于我们理解史之目的、史之意义、史料搜集、史料鉴别和史料组织都是不可多得的一本好书。
通过对此书的阅读，我们可以对中国史学有一个整体的印象。
中国的历史博大精深，掌握完备和准确的史料是了解我国历史发展的基本条件。
无论是对史学研究者还是对学生来说，掌握一些关于历史的知识是必须的。
梁启超先生在史料学方面为我们提供的这些知识财富是无价的，我们在学习它们的同时，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历史素养。
同样，在古代文学方面，我们平时也要要勤于抄录搜集的资料，注重读书时“注意点”的培养，而且要学会逐类搜集资料的方法，细心辨别资料真伪，并怀有一颗真诚、求知、探索的心，与时俱进，潜心向上。
第一章史的意义及其范围
在此章，梁公首先对“史“和“中国史“下了定义:
史者何,论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
梁公对此定义加以分析说明，包括四方面的含义:
其一，活动之体相:
人类为生存而活动，亦为活动而生存。
此所谓相者，复可细分为二:
一曰活动之产品，二曰活动之情态。
凡史迹皆人类过去活动之僵迹也，史家能事乃在将僵迹变为活化——因其结果以推得其情态，使过去时代之现在相再现于今日也。
其二，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
是人类社会之活动，非一个人或一般人，史迹必要以社会为范围，其活动力必能影响及于全社会;人类社会的活动必须是连续不断的，人类社会之生命极长，社会是螺旋形的向上发展的，前代人恒以未完成之业遗诸后代。
史也者，则所以叙累代人相续作业之情状者也。
其三，活动之总成绩及其因果关系:
活动必有成绩，然后可记，不待言也。
此成绩非一个人一事业成功失败之谓，乃薄录全社会之作业而计其总和。
其四，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
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
史之目的，乃为社会一般人而作。
今世之史的观念，有异于古所云也。
彼时所需之史，亦与今日不同，故史之范围广漠无垠，积年愈多为书愈多，驯至为一人毕生精力所不能殚读。
旧史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今日所认为重要史迹类往往反阙不载，如巴蜀滇黔诸地其次第同化之迹为治史者亟欲闻也，古代史上有两大役载于史书不过几言;元明间杂剧小说，为文学界辟一新纪元，史书记载亦寥寥无几。
由此观之，彼旧史者，一方面因范围太滥，卷佚浩繁，使一般学子望洋兴叹;一方面又因范围太窄，事实阙略，不能予吾辈以圆满的印象。
是故今日而欲得一理想的中国史，以供现代人资鉴者。
这就需要新史家的努力。
新的中国史需要满足以下四点:
第一，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且察其有无衰败之征。
第二，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迹何如,其所产
结果何如,
第三，说明中华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欲世界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第四，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于人类所应负之责任。
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
中国最初之史是以诗歌、《易》、《诗经》为体裁记述。
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发达，史官建置之早与职责之崇或亦为其一因。
古代史官所作史，盖为文句极简之编年，以《竹书纪年》为代表;同时复有一种近于史类之书，其名曰“书”。
或曰“志”，或曰“记”，今现存者有《尚书》二十八篇;《春秋》、《尚书》皆可称为古代正史，除此外，尚有《琐语》、《杂书》、《穆天子传》等之类正史之外史籍。
此三类，或为形式的官书，或为备忘的随笔，皆未足以言著述。
史学界最初有组织之名著，为春秋战国间两书:
一曰左丘之《国语》;一曰不知撰人之《世本》。
《国语》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诸国分篇叙述，无所偏畸，《世本》为《史记》之蓝本，宋时已佚，梁公观其与前史大异者两点:
其一，开后此
分析的综合的研究之端;其二，特注重于社会的事项，而前史纯以政治为中心。
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史记》开创纪传体。
迁实欲建设一历史哲学，而借事实以为发明。
旧史官纪事实而无目的，孔子作《春秋》时或为目的而牺牲事实，怀抱深远目的而又忠勤于事实，惟迁而兼之。
《史记》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八书详记政制，蜕行于《尚书》，十表稽牒作谱，印范于《世本》。
其世家、列传，既宗雅记，亦采锁语，则《国语》之遗规也。
司马迁之前，无所谓史学也，自其之后，史学开放。
汉以后私人作史兴盛原因有三:
其一，世官之制，至汉已革，史官专有之智识已渐为社会所共有;其二，文化工具日新，著写传钞收藏之法皆加便，史料容易收集;其三，迁书美善，引起学者研究兴味，社会靡然向风。
断代为史，始于班固的《汉书》。
刘知几推尊，郑樵则低之，梁公偏于郑樵之观。
迁固两体之区别，在历史观念上尤有绝大意义:
《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
断代史之根本谬误在于此。
章学诚曰:
“后世失班史之意?
?
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取”此言班书以下，作者皆陈陈相因，无复创作精神。
二十四史良秽不齐，同在以体裁中，其价值固有高下。
有一明显分野最当注意:
唐以前书皆私撰而成一人之手，唐以后书皆官撰而成于多人之手。
官撰合撰之史最大流弊在著者无责任心。
著者之个性湮灭，而其书无复精神。
我国古代史学因置史官而极发达，近代史学因置史官而渐衰微，其原因在于史官性质今古有异。
与纪传体并峙者为编年体（纪传体利弊:
长处:
内容繁复;短处:
事迹分隶凌乱，年代重复）。
陆贾之《楚汉春秋》为编年体之祖，已佚;荀悦《汉纪》（现存新编年体之第一部书）以年系事，易人物本位为时际本位。
之后有张璠袁宏之《后汉纪》、孙盛之《魏春秋》等，现仅存荀袁两家。
司马光作《资治通鉴》位编年通史，别裁之力甚强，其书断制有法度，其所经纬规制，确为中古以降一大创作。
吾国史界，称前后两司马。
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
纪事本末体于梁公之理想新史最为相近;专纪文物制度之类亦与梁公新史理想相近，但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应此求者，
有唐杜佑之《通典》。
有《通鉴》而政事通，有《通典》而政制通。
上述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书四体皆于创作之人加以评骘，而踵效者略焉。
梁公认为史籍可分为两类:
一曰供后人著史之原料者，二曰制成局部的史籍者。
史籍既多，则注释考证，自然踵起，注释有二:
一曰注训诂，如裴骃、徐野民注《史记》;二曰注事实，如裴松之注《三国志》。
近代著录家多别立史评一门，史评有二:
一批评史迹者，二评史书者。
批评史迹者，对于历史上所发生之事项而加以评论，如王夫之《读通鉴论》、《宋论》:
批评史书者，则所评即为历史研究法之一部分，史学所赖以建设。
自有史学以来二千年间，不过三人:
刘知几《史通》、郑樵《通志?
总序》、章学诚《文史通义》。
刘氏事理缜密，识力锐敏，勇于怀疑，勤于综核，鉴别史料之法言之最精;郑氏“精要在乎义例”。
论史学且自著一史;章氏较其短长以自出机杼，自更易为功，融会贯通，与西方史家言多有冥契。
梁公认为自有左丘、司马迁、班固、旬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
清代史学尚有数类创作:
顾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黄宗羲之《明儒学案》（中国有学史之始）、赵翼之《甘二史劄记》（搜求抽象的史料之法）。
还有很多类书在清代
极为发达:
表志之补续;史文之考证;方志之重修;年谱之流行;外史之研究。
第三章史之改造
梁公认为，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三通》等浩瀚古籍不可得遍读，遍读亦不能养其欲给其求，但亦不能不读，首要解决之问题在于史之改造，现今的人该读何史。
言史之改造，须明要改造什么史，此史有何弊病,应如何改造,要改造成什么样的史,其一，古代之史，是否以供人读，盖属疑问;私家之史，自是为供读而作，然其心目中之读者各各不同。
《春秋》盖以供当时贵族中为人臣子者之读，《资治通鉴》其目的在于供帝王之读，《史记》自言盖以供后世少数学者之读，诸史目的略同，大率其读者皆求诸禄仕之家与好古绩学专门之士。
诸作家必针对读者以求获其所希望之效果，故缘读者不同而书之精神及其内容组织亦随而不同。
然而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离不开贵族性，由此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
此类之史，在前代或为其所需要，在今日早已过去。
旧史家多为死人作史，于今人无益。
史迹为人类所造，史家之责，惟在认取“历史人格者”及其周遭情状之相互因果关系而加以说明，是故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本位的历史，实史界改造一要义也。
其二，梁公认为史学范围当重新规定，应以收缩为扩充。
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智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于史，然经两千年分化，史中重要部分渐渐与史分离。
今之旧史，实以年代记与人物传两种糅合而成，然衡以严格的理论，则此两种者实应别为两小专传，曰年代学，曰人谱学，即人名词典学，而皆可谓在史学的范围以外。
今后史家，宜将其旧领土划归各科学之专门，使为自治的发展，一面则以总神经系——总政府自居，凡各活动之相，悉摄取而论列之，史学者可节省体力而善用史。
其四，今日之所求，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
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例如文学，欧人自希腊以来即有“为文学而治文学”之观念，我国则曰“文以载道”，道其目的，文为其手段。
自孔子《春秋》始、《新五代史》、《通鉴纲目》等为代表，将
主观思想掺于历史中，将历史作为表现自己思想的手段，这有违为史作史之真谛。
今日之史家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
史家应作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而不应掺以他项目的，做到为历史而治历史。
其五，下功夫搜补考证。
旧史存于今者，史文阙佚、史迹湮亡者多。
盖一切旧迹，大半借旧史而传，然旧史著作之目的，与今日之所需求多不相应。
梁公所认为极宝贵之史料，为旧史摒弃乃至湮灭者不知凡几。
对于此等史迹，殆有一大部分须对之进行重新评价，这须费很大劳作，一曰搜补，一曰考证，此劳作虽大，但不可不做。
其六，古代著述，大率短句单辞，不相联属，应以改革。
如《春秋》、《世本》、《竹书纪年》等皆是如此，《左转》、《史记》等书虽有长篇记载，首尾完具，仍不过百数十篇之文章汇成一帙。
凡此种种，不免将史迹纵切横断，于史如得肉遗血、得骨遗髓。
人类活动状态其性质为整个的、成套的、有生命的，故事实之叙录与考证不过以树史之躯干，而非能尽史之神理。
善为史者驭事实也，横纵交叉，不能仅以叙述毕乃事。
梁公认为今日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
专门史如哲学史、美术史、天文史、历史地理等。
普遍史即一般文化史。
作专门史者，不仅须有史学的素养更要有各该专门史学的素养。
作普遍史者须别具有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乎其间。
联合国史有史学意味之学者，各因其性之所嗜与力之所及，为部分的精密研究，而悬一公趋之目的与公用之研究方法，分逐以赴，而合力以成，如是，数年之后，渴望之理想的新史学或可望出现。
第四章说史料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搜集、整理和鉴别史料,以及史学研究者自身的素质，是影响史学研究的重要因素，梁公在这一章中主要阐述了他的史料观以及对治史者的要求。
史学所以至今未能完成一科学者，盖得其资料之道，视他学为独难。
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
史料，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者也。
史料丧失极易:
或由有意藏匿，如清廷之自改实录;或由有意蹂躏，如秦烧列国史记;或由新著出，旧著没;或由经丧乱沦没;或孤本孤证散落，偶不注意，即便散亡（即牛弘论“书有五厄”）。
往古来今之史料，殆如江浪淘沙，涛涛代逝，盖幸存至今者，殆不逮所需求之百一也。
时代愈远，史料遗失愈多，可信者愈少。
亦不能谓近代多史料，不能谓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如甲午史料，梁公求诸记载而不可得。
梁公提出得到史料的途径不外有两种:
一是在文字记录以外的，二是用文字记录的史料。
在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的性质可分为:
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
遗下之古物。
这其中包括:
（甲）现存之实迹及口碑。
此所谓实迹，指其全部现存者。
质言之，现代史迹——现在日日所发生之事实，其中有构成史料价值者之一部分也。
;（乙）实迹之部分的存留者，本条所谓实迹者，其人与相皆不可得见，所留者仅活动制成品之一种委蜕而已，如埃及之金字塔、文艺复兴时代遗物等;（丙）已湮之史迹其全部意外发现者，如意大利庞贝古城、我国直隶巨鹿县发现的古城;（丁）原物之宝存或再现者，如高昌一壁的发现，另外殷周间礼器、兵器、度量衡器、符玺、镜属、货币、玉石、陶瓷、瓦砖、地层中之石器;（戊）实物之模型及图影，如殉葬制品及遗留保存至今的书画等物。
文字记录的史料有:
（甲）旧史。
旧史专以记载史事为职志，是正当的史料，因著作年代、著作者之性格学识、所著书之宗旨体例等种种差别，其所含史料价值亦不同;（乙）关系史迹之文件。
我国既无公众收藏之所，私家所蓄为数有限，又复散布不能稽其迹，湮灭甚易。
此等史料，收罗当自近代始，其最大宗，则档案与案牍也。
私家之行状、家传、墓文等类，亦为极重要之史料;（丙）史部以外之群籍。
以旧史作史读，则现存数万卷之史部书，皆可谓非史，以旧史作史料读，则岂惟此数万卷者皆史料，举凡以文字形诸记录者，盖无一而不可于此中得史料也，如《尚书》、《左传》、《诗经》等皆含史料;（丁）类书及古逸书辑本。
古书累代散亡，百不存一。
类书者，将当时所有之书分类钞撮而成，其
本身原无以后甚价值，但阅世以后，彼时代之书多佚，而其一部分附类书以幸存，类书乃可贵矣;（戊）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己）金石及其他镂文。
金石为最可宝之史料，如阿育王之丰碑。
金石之学在晚清达到极盛，其发达先石刻，次金文，最后为甲骨文;（庚）外国人著述。
我国史迹，除我先民躬自记录外，未尝有他族能为我稍分其劳，最近则改观矣，其于中国古物、其于佛教、其于中国与外国交涉，皆往往有精诣之书，不可不观。
中国公共收藏机关之缺乏，为学术不能进步之极大原因。
每经丧乱，史料必有所毁，私家之藏也多荡佚，这是梁公所痛心的，也是我们所心伤的，中华文化浩瀚，损毁者不知凡几，每每想起总是令人扼腕。
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
第一，搜集史料之法
今日所求之史料并非能够具见于旧史的普通史料，而是汇集同类能观一时代之状况的史料，用此种方法搜集史料第一须将脑筋操练纯熟，有锐敏的感觉，第二要耐烦。
对于搜集史料的方法，梁公举了几个他亲自研究的例子，如研究
春秋以前部落分立之情状、研究中国与印度文化沟通之迹而考论中国留学印度之人物、研究中国人种变迁混合之迹、研究六朝唐造像等，有锐敏的感觉，施特别的观察、再加上耐心，这样能从常人不认为史料中得出可贵的史料，很多大家如宋代的洪迈、清代的赵翼都是这样做的。
其中还得特别注意一种消极性质的史料，它是指某时代无某种现象，反之则称积极的史料。
消极性的史料亦甚为重要，其重要程度不让于积极史料，以无史迹为史迹。
抽象的史料殆不能复得，可用博搜而比观的方法;具体的史料若缺乏枯竭亦可采用此法;旧史中全然失载或缺略之事实，需旁搜博证;有为旧史家故意湮灭或错乱其证据者，宜别搜索证据以补之或正之。
第二，鉴别史料之法
史料以求真为尚，真之反面有二:
一曰误;一曰伪。
正误辨伪，是谓鉴别。
史料的“正误辨伪”主要在于“求真”。
第一种误，不是史料的误，是史学家自身的误，即梁公所言局部的幻觉，如万里长城为秦时物、道教教祖为老子等流俗致误。
对于鉴别史料的方法，最直捷的方法就是举出一个极有力的反证，如中国佛教起源的问题和上海托始于战国时楚之春申君黄歇的问题。
其中当同一史迹而史料矛盾时，从原则上是以最先、最近的为最可信。
但此原则有时尚须分别观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若过信此原则，有时亦可陷于大误，如明末大探险家徐霞客墓志铭之误及玄奘出游之年考证，这就提醒我们
不可盲从。
史料可分为直接的史料与间接的史料，直接的史料当该史迹发生或其稍后时即已成立。
此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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