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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时评08010927

20110801-20110927

 

“变废为宝”与“寻宝”同样重要2011年08月01日

在积极开发新能源的同时,对于既有能源的再利用,同样应保持足够热度

  最近几天,有关页岩气的消息颇为密集。

据报道,我国页岩气可采资源量已探明约为31万亿立方米,首次页岩气探矿权出让招标试点工作也圆满完成。

另据报道,目前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正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页岩气专项发展规划,并已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设立了相关专题和示范工程。

还有媒体透露,其规模开采有望5年后启动,市场规模将超千亿元。

  日本核危机之后,寻找更为绿色的安全的新能源,成为各国的重要课题。

此时,我国发现和开采新能源的确让人兴奋:

“十二五”期间,国内可能将新增页岩气6000亿立方米,有望弥补天然气不足,缓解能源短缺的难题。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我们在积极开发新能源的同时,对于既有能源的再利用,同样应保持足够热度。

  比如,能否通过加强科学管理和技术进步,尽可能减少现有能源的浪费?

我国每年排空的与能源相关的气体总量惊人,且呈上升态势,包括煤层气中的瓦斯气体、垃圾气体、沼气、焦炉气体等。

我国已探明的天然气储量为38万亿立方米,煤层气的探明储量高达36万亿立方米。

天然气应用很普遍,但煤层气几乎没怎么利用,随着煤矿开采而大量排空,不仅使优质能源白白浪费,还增加了煤矿事故频次,使得大气环境治理难度加大。

据换算,一立方米瓦斯产生的温室气体效应,相当于一个立方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3倍。

  这样巨大的浪费和污染,令人扼腕。

  人们对既有能源的再利用不太热忱,有多种原因,比如技术原因、产业链原因等,更重要的是各地政府对资源再利用还没有充分的重视。

在有些地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低碳可持续发展,口号叫得很响,却迟迟不见行动,低碳生活的价值取向尚未成为风尚。

  事实上,在一些技术相对成熟的领域,既有气体能源的再利用,其产出投入比要高于新能源的开发,被称为“黄金产业”。

比如,广东力宇燃气动力有限公司累计承接了50万千瓦的燃气发电项目和全国70%的垃圾气体发电项目,其中山西晋城煤业的总装机容量152兆瓦煤层气发电项目,全部由煤层气发电,直接净收益每年将超过10亿元——这本来都是作为废气白白排上天空的。

因此,间接收益是对大气污染治理投资将大大减少。

一增一减,两者收益甚为可观。

  目前,欧美不少国家燃气发电已超过总体用电量的23%以上,而我国燃气发电仅占2%—3%,增长空间还十分可观,不仅需要新的气体能源来填补,更需要既有能源的再利用。

  这是一个简单逻辑,既有能源的再利用可以增加能源供给,还可以减少碳消耗和排放,实现持续性发展,何乐而不为?

关键是发展观念的转变还要克服现实的障碍,让人们意识到“变废为宝”与“寻宝”同样重要,才可能把“垃圾箱”变成“聚宝盆”。

公开透明才能赢得“募捐市场”2011年08月02日

一旦公众成为选择的主体,就会以“用脚投票”的方式,倒逼整个慈善事业的成熟

  中国红十字总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上线试运行了。

虽然信息发布面还不广、线还太粗,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很多,但至少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表明了红十字会希望以公开透明重拾信任。

特别是,考虑到红十字会规模大、“欠账”多、技术能力不足等因素,公众也需给予一定的宽容和空间。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平台的上线,正是公众倒逼的结果。

而中国红十字会身上所背负的质疑和期许,也是整个公益界困境的缩影。

  民政部2006年颁布的《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规定,“公募基金会组织募捐活动的信息”等应该公开。

实际情况却是,全国慈善基金会超过2000家,许多连官网都没有,有些地方基金会甚至不公布年度报告,更遑论财务报告了。

  长期的不透明,耗损着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更伤害了公众的公益热情。

从最近曝出的几起事件,可以看出公益界与社会的“对立困局”:

一边是公众慈善意识、权利意识的提升,另一边却是慈善组织公开透明的缺席;一边是社会慈善需求的扩大,另一边却是公众不信任感的增加。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红十字会迈出的这一步,也可被视作中国公益界未来的方向性选择。

  公开透明是为了接受监督。

只有将善款的募集使用放到阳光下,逼捐诈捐、暗箱操作等霉变才会消除,捐赠者才会安心,信任才能重建,慈善文化也才能形成。

何况,这也是对慈善机构的一种自我保护。

否则,就将如香港红十字会秘书长所说,“一次意外,足以致命。

  更重要的是,随着时代发展,“垄断型募捐”的模式也必然要走向竞争性的“募捐市场”。

透明度将直接影响公众、企业家乃至政府“购买”执行者的信任度,也将直接决定善款涌入的数量。

一旦公众成为选择的主体,就会以“用脚投票”的方式,倒逼整个慈善事业的成熟。

  这样的市场选择,已切实地摆在了慈善机构面前。

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在挑选2亿元善款执行机构时,把透明度、执行力作为首要标准;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爱心包裹”项目,依靠捐款发票与受助人反馈,以透明互动撬动逾1.8亿元善款。

  在这个市场中,透明度也须有“质量保证”。

信息披露需要制定统一的标准,区分层级,厘清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的界限;信息披露的真实性、权威性需要引入独立第三方进行审计。

因此,中国红十字会乃至整个公益界的信息披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公众从不缺少慈善的热情。

当网友以微博为平台给山区孩子送上“免费的午餐”,当团购形式的“聚蕉行动”10天销出500多吨滞销香蕉,我们能看到这种热情的激活和释放。

只有全方位的公开透明,慈善机构才能重树形象、重建信任,否则必将为这种热情所抛弃。

透过审计署的“自我评价”……2011年08月03日

政府如何自我评价,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态度问题

  全年支出7.91亿元、审计整改624.24亿元、审计成果投入产出比为1∶82……继公布“三公”经费账单之后,审计署日前以一份2010年度绩效报告再次赢得掌声。

  令人印象深刻的,不仅因为它是中央部委绩效报告的首次发布,还在于它展示了一种“专业力量”。

少有大而化之,少有含糊其辞,也没有一味的报喜不报忧,而是用数字说话、用事实说话、用细节说话,既公布了人均审计成果逾2000万元的业绩,也公布了中国审计投入产出比,还介绍了这一比率的国际排名——远高于英国,略高于日本,低于美国。

  审计署有关负责人表示,发布绩效报告是为了让公众明白“钱花的值不值”。

已有人大代表在微博上反馈道,透过审计署细致客观的报告,发现“加强审计是一件合算的事情”。

看来,这无论对审计工作本身,还是对审计部门公信力,都是利好。

  说服力源于专业,公信力来自坦诚。

从公开“三公”经费,到发布绩效报告,审计署频获肯定,原因正在于此。

反观有些部门的“三公”经费公开,要么犹疑观望,要么语焉不详,甚至以“数字敏感”为由不予公布,如此“公开”自然难获认可,也无助于公众树立正确认知。

比如,看“三公”经费不仅要看绝对数额,还要看人均经费,更要看部门职能。

只有告诉公众全部事实,改变信息不对称,才能打消疑虑建立信任,进一步通过“公开”改进、完善政府工作。

  这些年来,从房价到股市,从居民收入到幸福指数,从反腐倡廉到群众满意度,一些部门的统计数据与百姓感知相差甚远,一些地方自我评价的社会认可度不高。

表面上看,这是因为某种“不专业”:

计算方式的不完善,取样数据的不周延,关注领域的不全面,以至于“统计”被揶揄为“估计”,一些信息发布常常引来“反面猜想”。

但本质上,这其实是一个态度问题。

倘若“三公”经费花得太多,用在刀刃上的却很少,自然不敢说得太细;倘若公布工作绩效只为了完成任务,而不是以满足知情权为归依,自然会以谈主观成绩为主;倘若“一贯正确”的思想依然普遍,容易自夸、少有自谦乃至遮丑护短的现象就难以消弭。

  有人说,审计署的标杆式举动与其“术业专攻”有关,与其“清水衙门”有关。

这或许是一个原因,然而,回应公众关切本来就应是公共部门的必备素质,那些“油水部门”更应成为行政改革的着力点。

透过一些部门公开透明的随意性,一些地方自我评价的主观化,应该得出的结论是,唯有不断强化细化规则制度,减少主观随意性,公开透明才会成为唯一选项,“政误”公开才会成为政务公开的一部分。

  毛泽东曾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

社会稳定从来都需要群众支持,政府公信力归根到底源于满足群众需求的能力。

既看到成绩,又要看到不足,勇于正视并解决问题,这是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政府的必修课程。

正所谓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

政务公开,提速更需“保质”2011年08月04日

提升政务公开的质量,乃是为政府公信力打造“培养基”和“蓄水池”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意见》,就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作出部署,特别是,对公众关注的“三公经费”等要求逐步细化到“项”级科目,对重大突发事件和群众关注热点问题,要求客观公布事件进展、政府举措、调查处理结果等。

这些要求表明,政务公开向纵深推进,不仅是公众期待和时代大势,也正成为一种政府自觉和行政诉求。

  这些年,我们国家的信息公开不断向前迈进。

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中,大量客观、真实的信息在第一时间传递,让人民真切感知国殇,举国上下凝聚起团结一心的强大力量。

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上的信息公开,让国人在世界的广角、多维视域和信息的充实、深度这两个坐标来客观把握中国,从而培植了大国国民的从容与自信心态。

而从一些重大突发事件的信息公开,到中央部门晒出“三公经费”,再到公众对红十字会慈善信息的关切,日益深刻地表明,公众期待深度的知情、参与、监督。

唯有高质量的公开,才能回应公众的殷切期待。

  正如《意见》所指出的,“政务公开方面,有的存在重形式轻内容现象,有的公开内容不全面、程序不规范,有的不能妥善处理信息公开与保守秘密的关系,政府信息共享机制不够健全”。

显然,要深化政务公开,必须首先搬开这些“路障”。

要搬开这些“路障”,必须首先有直面问题的决心和勇气。

这也就是为什么《意见》强调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来深化政务公开,其目的也是要提升政务公开的质量。

  政务公开的对象是公众,没有高质量的信息公开不可能吸引公众,更不可能赢得群众的信任。

回应社会关切,就必须把握公众的关注点、兴奋点。

一般来说,公众想知道某项事务的深度信息,想了解某项决策的出台背景,想获知某个公共事件的真实情况,想关心某个关系公众切身利益问题的来龙去脉。

除非国家机密,相关部门都应依据“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理念,及时、充分、全面、准确地予以公开。

不隐瞒、不保留,原原本本、真真实实,有了这样的信息公开态度和行动,公众就会和政府部门站在一起客观看待成绩、直面问题,愿意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一起推动进步。

  政务公开关系政府公信,公开质量连着信任程度。

在信息社会里,公众对政府有信息关切,没有公开就会缺乏信任。

要实现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一般层次和层面的政务公开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公众需求。

只有不断提升公开质量,才有公众的深度知情、参与、监督,也才有良性互动基础上的高度信任。

在这个意义上,提升政务公开的质量,乃是为政府公信力打造“培养基”和“蓄水池”。

  在信息时代,高质量的政务公开已经成为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源泉,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成为重要的行政资源。

善待这一源泉,善用这一资源,政府实践“为民”这一主旨方如虎添翼。

消除隐患方能重树信心2011年08月05日

对事故和隐患的正确态度和负责行动,本身就是提升社会安全感的基础工程

  “事故发生,是因为对存在的隐患治理不彻底、不认真、不坚决”。

4日,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针对当前热点做如此分析。

铁道部部长盛光祖在谈到如何吸取 “7·23”事故教训时,也要求不得随意压缩铁路建设项目工期,并要求全面排查和整治铁路的安全隐患问题。

而与此相呼应的是,在网上,“晒晒我们身边的公共安全隐患”,正成为近期网民们一个热议话题。

  正如国家安监总局3日会议指出,刚刚过去的一个月,是“异常痛心和忙碌的一个月”。

面对沉痛教训,从政府到公众,纷纷痛定思痛,寻求对策。

在焦灼的目光中,“隐患”成为一个焦点。

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提出的加强安全生产六大措施中,“全面排查和消除安全隐患”排在第一位。

  灾难是一面镜子,虽然残酷,却能照出真实问题,使一些平时看不到或者被忽视的真相凸显于眼前,也在人们的心里制造着不安与恐慌。

人们从北京、深圳地铁扶梯突然逆行的事故,看到了电梯质量和维护的隐患;从京珠高速客车大火致41名乘客死亡的惨剧,看到了携带易燃物的隐患;从上海特大火灾事故,看到了社区消防存在的隐患;从温州动车追尾事故,看到了座位没有安全带、出事后包厢门打不开、缺少救生锤、信号设备有缺陷等隐患……

  不管是事故中自动浮现出来的隐患,还是人们受到事故的警示主动发现的隐患,既是威胁安全的现实隐患,也是冲击人们对公共安全信心的心理隐患。

比如,地铁电梯事故发生后,许多网友纷纷在微博上表示“心有余悸”;铁路、公路上的故障、事故不断,影响着人们出行时对交通工具的选择。

  “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

安全生产领域中有一个著名的“海恩法则”:

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事故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

如何及时发现和排除隐患,防患于未然?

如何从灾难中吸取教训,继续稳步前行?

  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发动人民力量,借助群众无所不在的雪亮眼睛,真诚倾听百姓对公共安全的各种意见,善用社会公众的智慧和力量化危为安。

这不仅因为,公众作为“体验者”,晒出来的安全隐患往往目光如炬地指出了真实问题;更是因为,在公众关注的目光下,隐患的背后凝结着社会关切,影响着安全预期,对事故和隐患的正确态度和负责行动,本身就是提升社会安全感的基础工程。

  信心是完全可以重拾的。

1998年,德国城际高速列车也发生了死亡101人的惨剧。

事故发生后,德国铁路公司进行了长达5年的技术调查和法律审判,努力改进技术,严格规范。

而今日,高铁仍然是德国人出行的首选。

  因此,事故发生了,需要对公众疑虑和关切的每一个安全隐患都作出“真诚负责任”的交代:

让调查处理过程公开透明,使公众得到真相;对设备问题、管理问题、厂家问题、腐败问题等一追到底、毫不手软;查清事故原因,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进而采取科学有效的改进措施。

唯有这样,才能真正堵住安全漏洞,增加安全系数,帮助人们找到安全信心的生长基点。

破坏水的发展是“失血的发展”2011年08月08日

破坏水资源的发展是“失血的发展”,不仅有损公众健康权、生命权,更会让地方陷入发展的贫血

  “林木伐尽,水泽湮枯,将来的一滴水,将和血液等价”。

近日关于“水流困局”的讨论,让鲁迅80多年前发出的这一警示,尤显意味深长。

  去年此时,舟曲泥石流演成国殇,一年之后,白龙江流域上千座小水电站影响水文生态;高尔夫球场占地质疑未绝,河北、辽宁等地一些球场私自挖井、污染水源再起争议;一半左右的地表水被污染,近六成地下水水质较差,数据触目惊心……“涸泽而渔”一词于此,有着格外的意义:

水脏了、水干了,丧失生存空间的将不仅仅是鱼。

水资源问题如高悬的达摩克利斯剑,随时有坠落的危险。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水被认为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无论是城市的发展,还是能源的开发,往往不惮于“涸泽”。

但是,人类活动必然会影响环境,这使水资源同样成为“有限资源”。

植被破坏、土地硬化,土壤的持水能力必然减退,北京平原从水渠纵横到缺水严重,就是例证;人口增加、经济发展,人均资源量就相对减少,并使水污染的风险加剧,造成水资源萎缩。

水环境的承受力,成为长远发展不可规避的硬约束。

  水不仅是生命之源,也是生产之要、生态之基、发展之本。

以舟曲为例,小水电过度建设使江河断流,影响育林和农业生产,更使泥石流等灾害易发,发展面临饮鸩止渴的险境。

按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合理开发水能资源需要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进行。

不仅是小水电,整个水资源的利用,都不能一味上马、粗放开发,而必须是在环保前提下的科学发展。

  水流的困局,在很大程度上是管理的困局。

水电资源集中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西南山区,“靠水吃水”的发展模式有其必然性,这势必使得水资源难以承载一些地方干部强烈的发展冲动和畸形的政绩观念。

另一方面,水资源的利用和管理跟不上城市化迅速推进的步伐,无论是城市给排水系统的建设还是用水的计划和分配,既缺少合理标准也没有强力执行。

  更重要的是,从某种程度上说,水资源、水环境的管理部门,不管是水利部门、地质部门、环保部门还是市政部门,在某种程度上都处于弱势。

在一些地方看来,它们不能产生直接的“效益”,不是发展的推动者,而是发展的“消费者”,甚至因其“守门人”的性质而拖了发展的后腿。

也因为一些体制机制的限制,在生产总值为核心的发展系统中,这些部门难免失去话语权,甚至可能成为水环境破坏、水资源浪费的“背书者”。

  经济学家认为,未来区域经济的发展,水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是决定性因素。

如果说安全生产事故背后是“带血的发展”,那么破坏水资源的发展则是“失血的发展”。

这虽然可能带来短期收益,但长久来看,却不仅会产生生态问题,有损公众健康权、生命权,更会让地方经济失去基础,陷入发展的贫血。

“陈醋之争”拷问行业协会责任2011年08月09日

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既需要加强行政监管,更需要行业协会带领各企业实现“行业自觉”

  日前,围绕食醋的安全性和添加剂问题,媒体与山西醋业协会及有关监管机构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两种意见的对决,一方面让消费者感到迷惘,另一方面也再次暴露了食品安全机制的脆弱。

  山西陈醋的安全性到底如何,相信有关部门通过认真调查能够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

但由此我们看到,从苏丹红到瘦肉精,从敌敌畏到吊白块,从地沟油到三聚氰胺,食品安全的一波又一波拷问,让消费者无所适从。

  所有这些让人揪心的传闻或丑闻,其实是现代食品工业发达后食品添加剂兴起的“副产品”。

添加剂本非罪,它引发的诸多问题,终究是人为造成,这一局面,既是利益诱惑使然,更有管理失范之责。

  这次食醋之争,山西质检中心急于为山西醋业撇清,体现了监管者片面维护经营者利益的护犊心态;而山西醋业协会更是充当急先锋,对揭露者威胁有加,也反映出行业协会的偏颇立场。

许多时候,正是因为生产者和监管者都没有重视公共安全利益,导致食品安全在事前防范、事中督查、事后救济方面都出现纰漏。

  要真正维护食品安全,首先需要有关政府部门恪尽职守,以一个中立者的角色,督促生产者依法从事,并对违法者严格依法处罚。

在这方面,质检部门有一个重要工作,那就是根据《食品卫生法》规定,督促有关行业协会就其本领域的食品安全问题,制定科学合理的行业标准,并从对公众安全负责的角度,审定这些标准后予以公布实施。

考虑到食品安全的特殊性和敏感性,质检部门可以确立“无标准禁生产”原则,要求一切食品行业必须先制定合理标准才允许生产销售,这就能防止一些企业借“无标准”之由滥用添加剂。

  不过,食品安全的保障不能光指望执法部门的监管,从源头上看,食品行业协会也大有可为。

首先体现在产品标准的合理制定上。

对一个产品的安全标准和添加剂问题,行业协会比普通消费者甚至业内专家都更为了解,如果行业协会制定了科学合理的生产标准,就能减少乃至杜绝非安全产品的出炉。

  食品行业协会发挥作用,还体现在行业准入和退出机制方面。

由于食品生产经营安全要求高,行业协会可以制定行业准入门槛,杜绝不具备条件的商家进入;同时,也可依靠行业准则,将违反规定的商家逐出本行业,以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食品行业协会发挥作用,更体现在信息公开、技术规范等方面。

比如,食品行业应当向药品行业学习,对待哪怕是最简单的产品,也做到原理说明、成分介绍、禁忌事项等全面公开,还可以促进本行业的技术攻关和技术互助,提升食品的科技含量,防范少数商家利用技术违法添加。

  食品安全是个良心活。

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既需要加强行政监管,更需要行业协会带领各企业实现“行业自觉”。

行业协会应认识到,加强对本行业的监管,虽然可能影响少数不良企业的利益,却是维护行业健康发展和消费者权益的最佳途径。

微博时代我们怎样辟谣?

2011年08月10日

只要微博用户始终坚守理性、客观、温和的立场,微博管理者始终坚守“善待善用善管”的原则,它就一定能够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成立不到3个月的微博“辟谣联盟”,撩动了新媒体舆论场里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这群“自带干粮”的网友,高举“为真相服务”的旗帜,揪出了关于今年6月北京暴雨的若干张移花接木的照片,验证了“卖淫女裸体受审照”的子虚乌有,澄清了“出血性大肠杆菌已入侵北京”等不实信息。

他们力图“为净化微博舆论生态贡献力量”,却与堪称严厉的质疑和嘲讽不期而遇。

这恐怕是辟谣联盟成立之时所未曾逆料的窘境。

而这种窘境的背后,潜藏着至少三个层面的疑虑和争议。

首先,怎样对微博进行定位?

它究竟是严格意义上的媒体还是街谈巷议?

能否用对媒体的标准来要求它?

  其次,怎样区分传言、质疑和谣言?

辟谣者对真相的追问,应该秉持怎样的原则?

  再次,辟谣会不会片面放大微博生态的不足和缺陷,对微博的生存发展带来负面的后果?

  尽管有人认为,微博只是一个引车卖浆者云集的大茶坊,但客观地讲,这个有着1.95亿用户的言论平台带有鲜明的媒体特征,也确实已经成为其他媒体的重要新闻源。

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微博的伦理底线在哪里”并非多此一举。

不只是媒体从业者在使用微博信息时需要审慎严谨,一般的信息发布者也应该诚实守信,对自己的言论负责。

  个体的自律并非全然可靠,好在开放环境下的网络舆论场有着良好的自净机制。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再高明的骗子,也别想在所有时候欺骗所有人。

无论是“周老虎”还是“盐恐慌”,真相都在广大网友自发的证伪中大白于天下。

正因如此,我们对尊重公民表达权、对维护互联网言论秩序始终抱有坚定的信心。

也正因如此,辟谣联盟的举动作为舆论自净的一种尝试,有利于推动民众的理性表达和有序参与,体现了公民的社会责任,有它存在的正面意义。

  然而任何话语都有它的语境。

“辟谣”这个词之所以让一部分人心生反感,是因为此前在一些地方一些人那里,它成了对抗监督、文过饰非、压制不同意见的挡箭牌。

那些朝三暮四的“辟谣”本身就经不起推敲,甚至造成“越辟谣,越信谣”的恶果。

  这就涉及一个怎样辟谣的问题。

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揪住一些传言和质疑中的瑕疵不放,进而将其全部斥为谣言;还是不预设立场、不戴有色眼镜,以“言者无过,闻者足戒”的包容心对待批评和监督?

是像某些辟谣者那样标榜自己“骑着自行车替某一方说话”;还是不偏不倚,一切以客观公正、力求真相为皈依?

答案不言自明。

  作为一个新兴传播平台,微博的发展刚刚起步。

迄今为止,虽然微博言论存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一面,但总体而言,它在促进公民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方面功不可没。

追求真相,捍卫真相,是新兴媒体繁荣发展的基本条件和价值取向。

只要微博用户始终坚守理性、客观、温和的立场,微博管理者始终坚守“善待善用善管”的原则,它就一定能够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平抑物价需要“民生杠杆”2011年08月11日

要让民生杠杆在高企的CPI上保持平衡,稳物价之外,应有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措施,帮助中低收入者缓解压力

8月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CPI同比上涨6.5%,创下3年来新高。

在CPI不断上扬的今天,类似的“创历史纪录”消息不算新闻了,更多人关心的是,CPI高企之下,民众的生活水平如何保障?

在保增长与物价上涨、通胀预期增强之间,民生该如何安放?

CPI数据的上涨曲线在百姓日常生活账本中看得最清楚明白。

数据表明,7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城市上涨6.2%,农村上涨7.1%;食品价格上涨14.8%,非食品价格上涨2.9%。

可见,在物价涨幅上,农村高于城市,食品高于非食品。

这意味着,在收入普遍偏低的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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