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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
二、中国改革期间收入分配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
（一）改革前后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
改革前后我们的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
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居民收入相当平均，因为那时大家都按照中央统一规定的工资标准来实行。
有地区差距，不发达地区可能工资水平还更高些，因为有地区补贴。
城市居民收入相当平均，但农村居民不但收入水平低，而且城乡之间和农村个体之间的差距都比较大。
1978年城乡人均年收入，城市是343元，农村只有133元，相差2.6倍。
当时农村人口中32%是贫困人口，而且这是一个非常低的贫困标准，按照人均100元来算，年收入低于100元的占农村人口1/3.
改革初期，由于实行包产到户等一系列的农村改革，迅速提高了农村收入，特别是在80年代前期，城乡差距和全国收入差距都趋于缩小。
尽管整个改革时期人均收入在迅速增长，但84年以后收入差距却持续扩大，到了90年代初期，超过了0.4的基尼系数警戒线。
从基尼系数变动情况看，从1978年到1984年是下降阶段，由于农村率先改革，缩小了城乡差距。
而80年代中期以后，基本上是差距持续扩大的阶段。
影响改革以来收入分配的因素归纳起来有这么三个方面。
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是城乡二元结构。
这是历史遗留的老问题。
我国城市和农村的人均收入之比，1978年是2.6倍，到了2008年是3.3倍，这说明城乡差距还在继续扩大，不过近一两年有放慢迹象。
第二个因素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以人均GDP衡量，上海最高，贵州最低，1978年相差14倍，2008年仍然相差8倍。
从14倍到8倍也不能说明地区差距缩小，因为这只是以上海为例，如果把整个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作比较，还看不出区域差距有明显缩小的趋势。
近些年来，中西部地区有些省份发展比较快，经济增长速度比较高。
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东部受影响比较大，中西部影响较小。
但其中也有问题，就是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统计相对来说可能水分大一些。
所以认为区域差距已经趋于缩小这个观点还值得探讨。
第三个因素是阶层间的收入差距，居民阶层间收入差距在扩大。
用城市居民的数据，按照10%分组，均等地把城市家庭分成10组。
据统计，最高一组和最低一组，1995年相差6.2倍，2007年相差8.7倍，其实8.7倍还是严重低估，实际差得更多。
农村人均收入最高和最低组相比，1995年是9.5倍，2004年是12.4倍。
总的来看，收入差距都在扩大，只不过农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比城市要缓和些。
这些因素中，不同阶层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已成为导致现在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或者说主导因素。
尽管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问题并没有解决，但这些年来实行的关注弱势群体、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政策等，这些区域性政策、农村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对缓和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有帮助。
现在仍然急剧扩大的就是阶层间收入差距。
下面具体谈谈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几方面原因。
（二）发展阶段和体制转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我们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正处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同时又经历了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轨，这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上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了城乡二元结构模型。
他用美国历史数据研究发现，当大量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这个过程中由于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即劳动力无限供应，抑制了工资水平上涨。
本来应该是经济增长，人均收入也增长，但那个时期工资没有相应增长，因为源源不断的新劳动力到城市，都在竞争就业岗位，抑制工资水平上升。
我国的情况实际上就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刘易斯模型描述的情况。
城镇人口30年中从1.7亿上升到6亿人了，现在还有1亿4千万农民工在城镇打工，每年几百万新增农村劳动力到城市里来，这样一种劳动力供求状况，在长时期压制了工资水平上升。
但同时经济在高速增长，增长的成果主要转化为非劳动收入的增长，工资增长相对较慢。
这就导致了收入差距扩大。
由于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影响。
东部沿海地区这些年工资上升幅度很小，特别是非熟练劳工。
去年前年可能一度工资水平上涨较快，但金融危机一来，工资水平的上升又放缓了。
此外，由于市场化趋向的改革提高了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回报，也扩大了收入差距。
改革之前大家工资都差不多，收入水平相当均等。
改革开放后，分配方式过渡到通过市场调节，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
由于人力资本供给稀缺，高素质人才、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的回报迅速上升；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没有相应大幅度上升，所以拉开了收入差距。
从以上因素看，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一定程度上的收入差距扩大是不可避免的，但也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缓和防止差距过分扩大。
（三）政策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收入分配政策因素的影响。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收入差距扩大都归结到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市场化改革上，因为导致收入差距扩大还有另外的因素。
在政策层面上，我认为原因在于我国存在相当程度的要素配置失衡，地方政府的目标是GDP，是增长、是大项目投资，各级政府过分热衷鼓励资本密集型投资，为大企业提供各种优惠政策；而相对来说，对劳动密集型小企业重视不够。
过去也有各种中小企业优惠政策，但实行的结果不理想，很多政策最后给了中型偏大的那些企业，小企业受惠相对来说不多。
特别是统计上称为“规模以下”的小企业，基本上不在各级政府的视野中（规模以下就是指企业年销售额500万以下）。
根据2004年的经济普查，如果把工业中的这些小企业加上从事工业的个体户，他们的就业占了工业就业的71%.其中仅规模以下的小企业和个体户，就占工业就业的44%.服务业中这些规模以下的小企业占比可能更大，但由于统计不全，没有具体的数字。
我们可以作一个大概判断，规模以下的小企业大体上占我国非农业就业的半壁江山。
实际上我国的就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小企业、微型企业，因为它们是劳动密集型，对就业吸纳最直接、影响最大。
但这些企业过去常常不在政府政策的考虑范围之内，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在我们考虑就业政策时，常常忽略这些。
因为经济学界一直在说小企业融资困难，贷款贷不到。
人民银行曾经做了一个调查，结果称大中小企业贷款情况基本都不错，小企业贷款也很好。
但人民银行调查的小企业都是规模以上，而且有可能是规模以上偏大的那部分。
如何把政府的关注重点转移到这个方向上来，是一个突出问题。
因为小企业的发展对就业、对劳动者的收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从0.4下降到0.1，也就是说原来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长0.4个百分点；现在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只能增长0.1个百分点。
这里有供给方面的因素，但政策因素的影响也非常重要。
所以从这上面看，仅仅追求经济增长对就业没有多大的帮助。
（四）影响收入分配的体制因素
接下来我谈一下体制方面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现行体制中有很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再分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的问题。
在这其中，第一是收入再分配体系不健全。
首先是个人所得税。
我国个人所得税是累进的，收入高，税率也高。
但实际在征管过程中，累进税变成累退率。
因为工薪劳动者个人所得税逃不了，发工资的时候就从工资单扣了。
但高收入阶层有大量不在税务系统掌握中的收入，这部分都可以逃税。
于是越是高收入居民实际税率越低，低于中低收入居民，这使本来的累进所得税变成了累退所得税。
其次是转移支付，尽管我国转移支付力度不断加大，但转移支付效率偏低。
举一个例子，我国400多个贫困县，每年中央财政要花大量的钱来扶贫，支持他们的发展。
但这些钱虽然分到了贫困县，最终是不是到了贫困人口手里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我到一些贫困县农村做调查，经常看到整个县城最豪华的建筑是政府大楼，最豪华的汽车是政府轿车。
离县城不远就有贫困村、贫困乡，这些贫困村状况相当差，贫困人口大量存在。
中央不断花钱，解决贫困问题，但这个钱不一定都花到了贫困人口身上。
再次是社保体系覆盖不全问题。
过去城市社保基本上是城市职工，而且是城市正式职工。
对非正规就业和不在岗的职工，没有工作的城镇居民基本上没有覆盖。
现在覆盖力度不断加大，包括农村也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最近又开始搞农村养老保险。
可见，这些方面都在改善，但离全面覆盖还有非常大的距离。
最后是公共服务不到位，特别是医疗、教育和廉租房，这些给低收入居民提供的服务还远远不到位。
有人说，对低收入居民来说，医疗、教育、住房是“三座大山”，这个形容不过分。
实际上这方面大量的钱还是要个人来支付，这对中低收入，特别是对低收入老百姓来说，负担非常沉重。
第二个因素是财税体制。
我国的财税体制中缺乏合理的资源税、垄断利润调节税等。
国有企业分红、土地流转这些制度也都涉及到财税体制。
我国的资源收益都到哪里去了？
去年石油140美元一桶时，原油利润大幅度上升，成为企业收益。
但石油超额利润实际上是资源产生的，不应当是哪个企业能据为己有的。
企业拿到的应是经营利润，而不是资源收益。
资源收益是应该纳入整个国家的分配体系的，但是我国没有，现行的资源税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税。
山西的煤老板拿到煤矿开采权，开一个煤矿就暴富，尽管煤矿事故不断发生，但屡禁不绝。
没有资质、安全条件不达标的企业在不断开采，都是有利益作导向。
谁拿到资源，资源收益就是谁的，这也导致了腐败问题。
政府官员在煤炭中参股，给没有资质的煤矿提供保护伞，这些方面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
我想，这其实并不单纯是个所有制的问题，主要是资源税的问题和制度问题。
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更健全的财税体制，把资源收益纳入国家财政，用于全民，而不是归于少数占有这些资源的企业和个人。
垄断企业的情况也类似，有些企业利润奇高，关键在于它处在垄断地位。
垄断利润不应归个人所得，或是少数企业所得，而应有一个垄断利润调节税。
国有企业分红也是最近讨论比较多的问题。
国有企业是国家投资的企业，国家作为股东有权利参与红利分配。
改革以来，国有企业不再向国家上缴税后利润，交税后利润就是自己的，所以也造成了企业储蓄不断上升，一部分国企利润大量地积存在企业。
改革初期放权让利是对的，但现在需要建立一个合理的国企分红制度。
另外还有土地流转制度问题。
现在我国有些地方财政已变成土地财政，只有卖地才能有钱，而财政就靠卖地来维持运转，这种情况是很不合理的。
土地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收益，是通过原来的农田开发，变成了城市工商业用地，它的价值大幅度提高，可能是几十倍、上百倍。
而土地增值的收益应是用于经济长期发展和社会公共福利的基金，不应当是简单地用来补充当前财政收入的不足。
况且土地收入的相当部分没有进入财政体系，而是变成了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分配既不规范，也不透明。
这需要重新对各级政府财政预算进行合理规划。
第三个因素是垄断性行业的问题。
一些垄断性行业进入限制过多、缺乏竞争，使得垄断利润居高不下。
加上我国反垄断措施不力，对垄断企业的管理制度不健全，造成收入差距。
最后一个问题是公共资金管理体系不健全。
公共资金的漏失非常严重，无论是财政预算内资金，还是预算外资金，实际上公共资金的漏失导致的都是逆向再分配。
就是说，漏掉的这些钱可能通过非法渠道跑到少数高收入居民的口袋里了，或者造就了一批富豪。
所以它也是一种再分配，但和通常的收入再分配方向相反。
三、我国的隐性收入和实际收入差距
（一）收入数据的真实性
据我们的研究，我国现在的居民收入统计数据严重失真。
根据统计局城乡居民收支调查，2007年城镇10%的最高收入家庭，大约有2000万户，其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6万元，折合人均月收入3000元。
我国城镇10%的最高收入居民，只有人均3000元收入。
我认为这是有问题的。
我认识的一些农民工，当然不是多数农民工，收入就有这么多。
根据这个数据推算，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总额加起来，11.2万亿，占GDP的44%.但我做了56个国家的居民收入计算，绝大多数国家平均在50%到70%之间，有些国家更高。
像我们这种占40%多的国家非常少，就算有几个国家是这种情况，也都有特殊原因，比如中东某些石油国家，还有北欧的高福利国家，因为其收入相当一部分没有直接给居民，而是进入了社会保险帐户。
其次，根据居民收入推算全国居民的储蓄总额，2007年是2.9万亿，占GDP的11%.但根据GDP核算数据，全国总储蓄2007年是13.5万亿，13.5万亿中居民收入还没占到零头，即还没占到3万亿。
我们能说剩下来的10万多亿都是政府和企业的储蓄吗？
恐怕不能。
因为政府财政总额加起来也不过5万亿，而5万亿中还有大量的政府消费。
再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储蓄恐怕也没那么多。
企业储蓄是在上升，但加起来绝不会有一年10万亿。
估计下来，居民储蓄至少应该占到13.5万亿的一半，也就是说占6至7万亿，这才可能比较合适。
再来看几组数据，2007年我国私人轿车的拥有量是2200多万辆，如果把买轿车支出按十年分摊，再加上每年的油费、车辆保险、过路费、停车费、维修费等，每年一辆车大概要支出3万元。
住房方面，1993年到2007年的15年间，商品住宅累计销售，我们计算超过3200万套，累计总价九万四千亿，平均每套30万，2008年平均每套是40万。
加上社会平均利息率，分摊下来，每年3万元。
如果计算家庭收入和房价之比，国外有一个经验数据，房价是平均家庭收入的3到5倍，这是相对合理的、家庭能够承受的价格。
不计算我国的农村居民，仅算城市居民房价和家庭收入之比是10倍。
房价10倍于家庭收入，又怎么解释房地产市场持续火爆和每年大量的房屋销售呢？
第三组数据是2007年我国因私出国出境3500万人次，估计其中至少一半是个人旅游。
粗略估计一下，每个人次支出两万元。
以上这些算下来，如果一个家庭有一辆车，一套商品房，一人次的出国出境旅游，三项合计平均一年要分摊8万元，这不包括吃喝以及所有其他生活消费和储蓄。
按照统计局的统计，人均最高收入的2000万户人均收入是3.6万元，家庭收入乘上2.5（最高收入家庭规模比较小，平均2.5个人），那么结果是家庭收入9万元。
如果是上述这种情况，这那这9万块钱就被这三项花完了，其日常消费的钱哪来？
银行储蓄存款哪儿来？
炒股的钱哪儿来的？
都是没法解释的问题。
接着，我们来估算居民储蓄的误差。
刚才说了按照统计数据推算，2007年我国居民储蓄两万九千亿。
当年金融机构的居民储蓄存款净增一万一千亿。
当年的股票流通市值增长了六万八千亿，把这个流通市值增长中因股价上涨的因素扣除，那么估算下来至少当年吸纳了居民储蓄两万亿。
再根据商品房销售额来推算，房地产市场估计吸纳居民储蓄一万亿以上。
实体产业投资估计吸纳居民储蓄1.8万亿到2万亿。
还有债券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居民手持有现金、居民海外存款和海外投资等，还都没算在内，所有这些加起来，给一个非常保守的假设1万亿。
那么，银行存款、股市、房地产、实体企业的投资和其他债券、期货、外汇等等加起来就是7万亿，全年居民储蓄总额7万亿。
这和根据统计调查推算的2.9万亿比起来，多出了4万多亿。
多出来的这些钱，主要来自高收入居民，说明他们的收入是大大低估的。
也说明实际的收入差距远比统计说的更大。
再从财产差距看收入差距。
2004年根据一部分省市银行存款的数据来计算，5%的居民储户拥有全部居民存款的60%，平均一个账户存款额7万元，剩余95%的储户只拥有40%的存款额，单个账户存款额平均2500元。
根据这些数据粗略推算下来，全部最高和最低10%的家庭，户均储蓄存款至少相差90倍。
如果折合成人均财产差距的话是150倍。
因为低收入居民家庭规模大，人数多；高收入居民家庭人数少。
这个财产差距远大于按照统计推算出的人均收入差距。
按照统计推算，这两部分人的人均收入差距大约是21倍。
那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收入差距只有21倍，怎么会形成150倍的财产差距？
这是一个数据上没办法解释的问题。
说明实际的收入差距要大得多。
这条曲线是根据这一部分省市的银行存款数据描绘的，在不同储户之间的分布。
最高端的5%曲线直线上升，说明到了这一部分，存款额大幅度增加。
这反映出银行存款分布高度不均。
（二）收入数据失真的原因
以上是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来分析居民收入统计数据的。
如果统计存在失真的话，原因是什么？
首先，发达国家收入统计比较准确，因为他们有一个全面覆盖的税收体系和社保体系，每人一个税号和社保号，其收入基本上是透明的，在税收体系或社保体系掌握之中的，统计数据主要来自这些途径，相对来说真实。
我国由于税收和社保体系不健全，收入数据完全依赖住户调查。
统计局有城市6万个住户样本，6万个农村样本。
每年到这些住户进行调查，填他们的收入和支出。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高收入居民对调查的拒访率非常高。
一个“高尚住宅区”，统计局调查员去调查，这个住宅区有警卫、家家户户有狗、有电子锁等等，根本进不去；进去了敲不开门；敲开了门，人家不接受调查。
只好另找一个小区。
于是就从高收入小区换到了收入相对低的小区。
本来是按照统计学严格规定来做随机抽样，但这样换来换去，实际上就导致样本覆盖出现偏差。
第二，已经包括在样本中的高收入居民，通常也只报告常规收入，额外收入常常不说，也不记账。
这就导致了实际收入大幅度低报。
2005年到2006年，我们做了一个关于居民真实收入的调查研究，主要借鉴了社会学的调查方法。
首先委托专业调查机构、调查人员直接去调查其亲戚朋友、同学同事，他们最熟悉的家庭。
这些家庭情况、大致收入，他们基本上了解。
这是第一步。
我们在全国27个省市的63个大中小城市和一部分镇抽取了样本，广泛覆盖了不同收入、不同职业和不同学历的城镇居民。
因为这个调查不是随机抽样，所以不可能用这个调查样本来推算全国总体收入分配分布。
但我们相信得到的数据相对真实，于是我们用这个数据来推算收入水平和恩格尔系数之间的关系。
恩格尔系数就是食品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的份额。
经济学界普遍承认，恩格尔系数和收入水平直接相关：
收入水平越高，恩格尔系数越低，也就是食品支出占的比例越低。
因此恩格尔系数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收入水平。
当然这是统计学而言，不是说每家每户都符合这个关系。
我们还考察了其他一些消费特征来推算恩格尔系数和收入水平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然后用这个关系去对国家统计局样本进行推算。
推算结果非常有意思，从这个图就反映出来了。
按照统计局分法分了七组，中间三组为中上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中下收入组，是按照家庭数的每20%一组。
上下各两组，分别为最高收入组、高收入组、最低收入组，低收入组，是每10%的居民家庭数为一组。
对最低收入组和低收入组来说，我们的样本推算得到的收入数据和统计局的收入数据非常接近；中等收入三组，稍有差别；最高收入组，差别更多，达到几倍。
形成了这样一个非常有规律的差异，收入越高，这两组数据的差异越大，而最大差异发生在最高收入组。
根据这一组数据，统计局样本最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8万，我们推算的结果是9.7万，差了三倍半。
我们做了这样一种校正。
校正以前，按照居民人均收入数据推算，2005年全国居民收入总额是8.7万亿。
校正以后是13.5万亿，相差4.8万亿，是GDP的四分之一。
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校正以前是47%，校正以后是73%.如果说居民收入中有一块重大遗漏，那么GDP可能也算少了。
如果我们再调整GDP的话，这个比例可能到不了73%.但无论如何会远远高于47%.
再看居民的平均储蓄率，校正以前居民储蓄率是24%，我们经济学界也有争论，就是有人说近些年居民储蓄太高，消费太低，构成了内需不足的一个主要因素。
也有些经济学家说居民储蓄过去这些年没有太大变化，还在正常范围以内。
但我们校正以后，平均储蓄率是41%.高了这么多，主要原因是高收入居民高储蓄，把平均储蓄率拉上去了。
我们调查数据中最高收入组的人均储蓄率是60%多，因为其收入主要不是用于生活消费，而是投资。
城镇10%的最高人均收入和最低人均收入之比，校正以前是9倍，校正以后是31倍。
推算全国10%的最高人均和最低人均收入，把农民也加进来，那么校正以前是21倍，校正以后是55倍。
用这些数据和我国汽车销售及拥有量、和商品住宅销售及拥有量、银行存款的增长、股市的增长等进行比较计算，发现和其变动基本上是吻合的。
而过去统计局关于分组居民调查数据和这些数据不吻合，这说明我国现在高收入居民确实存在大量隐性收入，实际收入差距要显著大于统计显示的收入差距。
四、隐性收入的来源
为什么要隐瞒收入？
无非有这几个原因：
一是担心别人嫉妒，出于对安全的担心。
但我国改革这么长时间了，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不占主流。
第二个因素可能是避税或逃税的考虑。
第三个因素是收入来源或是违法违规，或是处在不能明确界定的灰色地带。
这种情况可能比较多。
总的来说，后两种情况是占主导地位。
隐性收入来自什么地方。
现在只能做一些粗略的判断，因为没有详细的统计数据。
（一）垄断性行业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像电力、电信、银行保险、石油、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这些行业。
根据劳动保障部前几年一位部领导的估计，这些行业的人均工资水平是其他行业的两到三倍，而实际人均收入是其他行业的5到10倍。
这些行业职工人数占全国职工人数的8%，如果我们按7倍算，大概推算一下，其实际收入占职工报酬总额的55%.在行业分布上就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收入差距。
另外房地产、高速公路收费等，职工收入也非常高。
前几年有过一个报道说，高速公路一个收费员人均月收入8000元，一个收费员这样，更高职务的人可能收入水平就相当惊人。
关键在于这些行业存在某种程度的垄断性，比如房地产业的垄断性来自土地，因为土地是一个没有完全竞争的市场，土地的来源具有垄断性。
垄断性行业进入障碍比较多，门槛比较高，缺乏市场竞争。
并不是说垄断行业都不能竞争，实际上这些行业竞争受到很多人为的限制，比如说，银行、金融业。
尽管银行体系在改革，国有银行现在也股份化，但小的金融机构还是发展不起来，因为进入门槛太高。
再一个方面就是立法、监管和社会监督缺位。
对于垄断性行业，有些确实不能实现完全竞争。
像石油，不可能谁想开石油都行。
对于不能完全竞争的行业，需要有一套立法和监管的制度，而且需要有社会监督，这些现在还缺位。
（二）隐性收入来源于资源收益。
我国的资源收益现在是体外循环，比如土地资源、矿产资源，它们的收益有相当一部分不进入正规的收入分配，特别是财税体系。
很多地方政府卖地收入成了主要财源，这和我国的财政体制有关。
有些地方政府，比如我去浙江调查，那里的有些镇现在实际上已经发展到城市规模，一个镇20万人，而且基本上都是城镇居民。
它变成城市了，需要一系列城市功能，需要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管理等，但它的财政是按照一个镇的规模设置的。
财政收入大部分是上交，没有钱搞基础设施和城市公共管理，只能靠卖地，才能维持财政发展。
这种情况实际上说明，我国财政体制有进一步改革的必要，要根据政府实际功能确定收支，这就是所谓财权和事权挂钩，制定一个合理的财政体制。
否则就是寅吃卯粮。
土地不可能永远卖下去，总有卖完的时候，这种收益应该是长期收益，而不应当作短期收益。
再有一个例子，我计算过2005年的土地转让，1/3土地是经过招拍挂程序的，2/3不经过这个程序，它们之间转让地价相差4.5倍，这个差价全国合计是5400亿。
不经过招拍挂转让，等于把5400亿无偿送出去。
那么这个好处谁得到了？
再次，由于我国缺乏一个合理的资源税体系，像石油、煤炭等这些自然资源收益分配不当。
还有税收征管不健全导致高端收入低报，个人所得税累退等等。
这些问题直接涉及的是资源税和个人所得税，但和整个现行的财税体制有关，我国的财税体制迫切需要进一步改革。
（三）隐性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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