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引爆国企改革大辩论背景故事综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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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引爆国企改革大辩论背景故事综述
辩难问诘，求智求真，开辟鸿蒙，穿越时空。
观点的交锋，思想的碰撞，正是挑战思维，淬炼智慧，追求卓越，达成共识的过程。
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五四”时代的东、西之辩，都开辟了中国思想史上的新纪元。
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更是前无古人，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共识。
二十五年来的改革历程中，每到关键时刻，每到“十字”路口，都伴随着观点的交锋与论战，新的思想在论战中得以催生，社会共识在论战中得以达成。
2004年的夏天，在台湾出生、在美国求学、在香港执教的著名学者郎咸平教授的文章与言论，陡然引发了关于国企改革的大讨论，一“郎”击起千层浪，拉开了中国进入网络时代以来第一次关于改革问题的社会性大讨论。
在高潮迭起，精彩纷呈之后，撇去情绪的喧嚣和炒作之外，迄今为止，这还是一场尚未结束的思想交锋。
它的影响力，覆盖面都已超出了它所讨论的问题本身。
它所激发的、表达的、探讨的、甚至折射出来的学术、利益与使命等问题都已到需要经济界、法学界、政治学界、社会学界与历史学界等领域认真对待和反思的时候了。
2004年6月以来，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连连在媒体指名道姓地痛斥许多中国企业领导人借国企改革之机大肆“化公为私”，侵吞国资。
这些被指责的企业几乎都是过去被树为改革成功典型的“明星企业”，包括TCL、海尔、格林柯尔（科龙）等。
风乍起，搅动一池春水。
从而引发了国内学术界一场大讨论。
郎曾以其独具特色的案例研究方法准确预言了“德隆系”的坍塌而名气大噪。
郎咸平分析认为，海尔集团的曲线MBO、TCL的产权改革存在“侵吞国资”嫌疑。
随后，郎咸平又在不同场合，以《国退民进”盛筵中狂欢的格林柯尔》为题，披露了“格林柯尔系”卷国家财富的手法。
郎咸平根据公开数据分析认为，顾雏军用于其“收购风暴”的资金其实只有9亿多元人民币，而这9亿元换回来的是一些响当当的资产总值共计136亿的企业，其间存在“挪用上市公司资金”以及“不当的压价收购”等嫌疑。
郎并不排除顾雏军的殚精竭虑和运营管理的成效，但是换个角度，则是在国退民进大潮背景下，一个长袖善舞，精于运作的顾雏军。
郎质问难道顾雏军模式就是我们经济改革十于年来所期望的“民营企业家”吗？
如果顾雏军就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典范，那他真要为中国的未来而哭泣了。
对于郎咸平的质疑，青岛海尔和TCL均低调处理，在予以否认之后没做过多回应。
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在要求郎咸平道歉不成的情况下，一纸诉状将郎告上法庭，增加了事件的轰动性。
郎随即发表声明表示，学术尊严，不容践踏。
郎迅速成为媒体与网民关注与关心的对象，这也为这场大讨论埋下了伏笔，这注定将是一场网络条件下的学术思想、改革逻辑与利益搏击的大碰撞。
郎咸平表示：
他并非与顾雏军个人过不去，他在意的是针对国有资产流失的严重现状。
这样，郎咸平就由“案例”进入了“问题”。
而与此对照的是，国内的主流经济学者一直保持着沉默。
8月20日，北京晨报一则新闻稿报道说，郎咸平对整个经济学界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支持自己，感到“遗憾”和“伤心”，有媒体称之为是国内学者的“集体失语”。
在此期间，郎咸平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改革的言论。
他认为，产权不是没有问题，国企不是没有问题，而是大家把所有的矛盾都放到产权上，这是非常危险的。
郎咸平反对目前所推行的“国退民进”的方式，因为这个方式产生了两大问题
（1）法律缺位下的不合法以及
（2）买卖双方私下自定价格，造成国有资产大量贱价流失。
据此，郎咸平认为应该用“三个必须”来规范产权改革，一是必须暂停（私下）产权交易，国有资产的产权交易必须公开、透明、竞价、与严格审计；二是（目前）必须禁止MBO（实际是从国家银行借钱、老总们自己定价的MBI）；三是必须建立一套激励机制与信托责任并重的职业经理人制度。
郎咸平认为，20年来的产权改革只重视透过激励机制提高效率，但完全忽略了信托机制建设。
我国国企经理人激励机制不足是个历史的现实，因此在改革过程中，“所有者缺位”的错误思维成为国企经理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最好借口，做不好反而是应该的，经营者最高的激励机制就是把国有财产变成他们自己的。
他用了一个例子来说明问题，家里很脏，请一个保姆清理一下，结果主人的家就变成保姆的了，这就是目前的国企改革的做法。
郎咸平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所谓“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中国国有企业当然有所有人，而这个所有人就是国家。
这种国家持股的现象在欧洲和亚洲也非常普遍，并非中国特有。
国企老总就是“保姆”，因此把企业做好是应该的，做不好就该被炒鱿鱼，这就是国企职业经理人对国家和股民的信托责任。
但国企也必须建立一套类同通用电气提高职业经理人经营效率的激励机制。
具体做法是政府行政命令首先应该退出市场，而国有股留在市场，成立以专业人士为主的董事会，以市场价格在二级市场聘用职业经理人，而职业经理人可以包括过去经营卓有绩效的民营企业家。
董事会应以每季度的硬指标公开、透明的评估职业经理人，以决定其去留。
但职业经理人不能成为股东，他只能透过期权等激励机制以市场价格用自己的钱购买股票。
郎咸平强调指出，“国有企业所有人缺位”是非常荒谬的说法。
实际并不存在国企所有人缺位，存在的问题是职业经理人制度和信托制度。
应该让职业经理人市场化。
如何建立起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制度，用法治来保障它的信托责任，是政府未来应该努力的目标，而不是所有人缺位。
郎的这一理论被概括为“保姆论”和“信托责任问题”。
郎咸平主要批评了以产权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一系列改革主张。
他认为，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就是国有企业和政府全面退出经济舞台，实行自由经济、民营经济，成为更可以像美国靠拢的经济体系，政府的角色是一个小政府角色，提倡个人主义。
他个人对新自由主义学派是表示尊敬。
这个学派提出是20年以前，那时候谈理念是没有问题的。
当时中国缺乏自由经济的理念，但20年之后却还在谈理念。
郎希望经济学界的争论回归到主流，希望用数据说服人，郎表示不想再谈理念，理念没有任何的意义，最后结果就是四个字——清谈误国。
8月19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则最早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作出明确回应，张认为产权改革不会停止，“风向”不会变，因为国企产权改革是全国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后确定的基本方针。
国企改革中也存在一些负面现象，大约有四方面：
第一，国资贱卖；第二，职工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第三，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甚至新的控制人通过企业改制来套取银行资金和进行金融诈骗；第四，新的控制人由于战略、能力、资金或管理方式、管理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而把原来不错的国有企业反而给“整垮”了。
张文魁同意在上述四方面的负面现象中，其中“国资流失”最受诟病。
但认为只要政策得当，国资流失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防止的，而且国资流失的现象在现实中也越来越多地得到了纠正和克服。
张文魁个人呼吁加快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使改制成本的支付能够公开透明和能够统筹进行。
8月21日，青年学者赵晓撰文《不要贸然引爆仇恨国资流失情绪》，认为郎咸平教授对公司财务有研究，但他对宏观经济、转轨经济的认识有所不足，特别是他对中国国情认识不足，对中国复杂的历史和社会认识不足。
郎咸平观点受重视，是因为他贸然地将民众当前仇恨社会分配不公、仇恨国资流失的情绪引爆了，然而他显然并没有找到一条真正有利于民众的改革渠道，甚至连其中的真正问题都可能没有搞清楚。
山雨欲来风满楼，在短暂的沉默之后，国内学术界出现了两极分化式的回应：
一方面，自称“非主流”的一些经济学家，如左大培、杨帆、韩德强等高调声援郎咸平，后来甚至出现十位学者采取发表“声明”这种学界少见的形式。
另一方面，被称为“主流经济学”阵营有不少人，如张文魁、赵晓、张军、张维迎等陆续出来反驳郎咸平。
8月28日这一天，中国南北方出现了两种声音的激烈碰撞：
北京在当天举行了“国有资产流失和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受邀的“主流经济学家”大都在南方开会而没来，只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一人应战，而“非主流”方面左大培、杨帆杨斌等、韩德强、人均到会发言“挺郎”，加上郎咸平本人的出色发言，会场几乎成了声讨“主流经济学”的场所。
在8月30日《五学者北京声援郎咸平》的报道刊出后，张文魁赴会。
张事后对记者说，他对郎教授的人格是充分尊重的，说他与朗教授的根本区别在于郎主张停止产权改革，而他主张规范产权改革。
许多人都以为郎教授只是抨击国资流失、反对国企改革中对国资的侵吞，其实这并不是问题的要害，要害在于他要停止国企产权改革。
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家左大培，发表一篇近3000字的声明——坚决支郎咸平。
左大培坦言曾给公有制企业改革出谋划策，在这个过程中他观察到，最近几年集体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制中，出现了极少数人对公有财产甚至中小股民财产的侵吞行为。
这种侵吞由于种种原因，正像郎咸平先生发现的一样被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在这份声明中，左大培说：
“谁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送走了国有财产，谁就在犯罪……要当心俄罗斯的霍多尔科夫斯基那样的企业家在中国出现！
”
随后的sohu财经的访谈节目中，经济学者刘纪鹏说，如果回避掉产权问题，仅仅在经营权上做文章，无论是过去我们经历的放权让利，还是那种试图于回避产权，仅仅通过经营权，经营者的选拔就能够解决中国所有制的“痼疾”，我想都是沙漠上的楼阁，都是不牢靠的，也是不现实的。
张文魁说，产权改革不是万能的，没有产权改革是万万不能的。
产权改革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就是要理顺政企关系，就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一定要进行产权改革，只有进行产权改革，才能够理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才能够使企业去找市场，而不是找市长。
才能够使它在市场当中能够有生存的能力。
问题在由“案例”上升到“主义”之后，围绕如何评价过去20多年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对民营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应该做怎样的价值判断等问题的争论，星火渐成燎原之势。
8月24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教授就此问题接受了《经济观察报》与《证券市场周刊》记者的联合采访。
张维迎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或者说国退民进和民营化的过程，是20多年的改革中不断摸索出的一条道路。
这不是最初任何一个人的精心设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被逼出来的，是在实践中，包括政府部门、企业界和学界在相互碰撞当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思路。
张维迎提出他曾总结过的在国有企业出售过程中要考虑四个方面：
一是“往前看”，就是要看谁买了这个企业将最有助于提高这个企业的效率；二是“往后看”，就是看给过去为企业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人，他们的利益有没有顾及。
我们一些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之所以好好做，是因为他们对国家还有一个善良的预期，相信国家最终会给他们所做的贡献以补偿的；第三要“往左右看”，就是你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包括普通职工的要求；第四，你还要“往上看”，看是不是合乎国家政府部门的要求、法律方面的要求。
这四个方面你都要考虑好才行。
张维迎强调了“往后看”，就是一定要善待那些曾经为社会做出过贡献的优秀的人，不论他们是在奥运会上为我们争得了奖牌，还是在市场竞争中为我们创造了财富。
做不到这点这个社会就是有问题的；诋毁他们的贡献更是缺乏社会良知的表现。
针对郎咸平的“保姆论”，张维迎认为，如果国企改革当中确实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话，这恰恰说明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的问题。
没有负责任的老板，就不会有合格的员工；没有合格的主人，也难有称职的保姆。
现在要问的问题是，如果保姆糟蹋这个家的话，主人哪儿去了？
主人为什么不雇用一个好的保姆？
如果你主人常年不着家，家里的事情从来不管，冰箱里的东西都给放坏了，那么时间长了保姆很可能会糟蹋这个家；另一方面，一个好的保姆，即使你主人不在家，他对主人也有受托责任，他会通过保证主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处理事情。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一些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在出售国有资产的时候，你不能说他就违反了他作为受托人的职责（除非他是卖给自己），而恰恰相反，这是他信托责任的一部分。
信托责任是什么？
信托责任不是让你放那儿看着不动，而是要你按照所有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照顾好它。
所以说，海尔也好、ＴＣＬ也好，他们的老总都有这个责任。
难道说那些把企业搞垮的人才算尽到了信托责任？
张维迎提出一定要重视国企改革的“时间价值”，国有资产转让有一整套的手续和程序，需要层层报批，卖国有企业比卖私营企业烦琐多了。
这种安排，正面的意义就是防止了国有资产的流失，而负面的作用就是拖延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时机。
资产放在那儿看上去没有流失，本质上是在慢慢流失了。
张维迎强调学者在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的时候，不应该被大众的情绪所左右，不应该去迎合某些大众的心理情绪，因为那样做是对社会、对国家是很不负责的。
一个学者的独立性，不只是指要独立于政府的意识形态，个别利益集团的利益，还包括你要独立于大众的情绪化的东西。
之后，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论坛深圳高峰会上发表主题演讲“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重复强调了他的“善待论”。
认为中国企业生存环境与经济学家社会责任舆论环境是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在去年以及更早一些时候，提出了企业家的原罪问题。
最近在社会上、舆论界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的这样一种舆论，不是对个别企业家的评论，而是对整个企业家队伍的评论。
民营企业的发展，很多人看作是民营企业家偷盗、盗窃国有资产的过程。
针对郎咸平的表述方式，张维迎认为在国外有人为了出名刺杀总统，在香港有明星为了出名当场脱裤子，为了出名人可能什么事都干出来，一些学者哗众取宠，为的是什么？
就是最大化他的知名度，而不是为社会做贡献。
国内产权改革主导派的重量级人物张维迎的高调应战把这次争论推向了深入。
8月23日，南方的学术重镇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在《外滩画报》发表《学术的边界》认为：
郎咸平的研究和公开的言论涉及的一大问题是，案例公司发生的资产变更等行为是否存在有悖常理和吞占国有资产的操作行为。
假如郎教授的言论涉及的主要是公司的经营战略或者是对财务绩效等内容的质疑和批评的话，公司方面当然有、也愿意理直气壮地进行反驳和提出澄清，它们应该有这样的权利，这和郎先生是不是拥有学者身份没有关系。
张军教授认为，如果是纯粹出于学术的目的的话，研究的方式和论文的表达方式就应该是不包含价值判断的，在涉及一些具体的被研究对象时，也应谨慎处理，如不使用公司的真名等。
从这个意义上来判断，郎咸平的公开演讲似乎不能认为是纯粹的学术活动，从演讲的题目到内容已经是有强烈的价值和政治取向、具有很强的和超出学术讨论范畴之外的表述方式。
对张维迎等人的系列回应言论，郎咸平回应说，国企的确应当善待企业家，善待职业经理人，但职业经理人就是职业经理人，股东就是股东，我们的改革必须在国有股权之下，聘用职业经理人，法律保障他的信托责任，但他不能直接拥有股票。
可以给张瑞敏、李东生们以高薪，但不能把国有企业的股权交给他们。
对于媒体和公众的褒扬，郎咸平表示感谢。
他认为，但是在学术面前，研究都是以数字说话，是完全客观公正的，而且这个方法是可以被复制，结论也可以被验证的，这就是他的贡献，而这也是所谓的真正的科学。
但是如果这种科学的贡献被冠上人格的高尚等等神化的赞誉的话，那似乎抹杀了真正科学的贡献，而将自己推上了以道德角度批判企业的神坛，这种传教士形式的批判绝对不是他的专长，而且也有悖于他自己这几十年严谨治学的科学训练。
他相信他对这个社会的真正贡献就仅仅只是这个科学的态度而已。
学术探讨任何时候都是欢迎的。
但是，如果有不独立的学者和媒体，被其批判的企业所用，开始挖掘罗织他个人的所谓丑闻，希望从人格上将其批倒，这是很没有意义的。
时评家焉烈山则撰文质疑“张维迎‘站’在哪里说话？
”,鄢烈山认为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届深圳高峰会”开幕式的主席台上发表“善待论”，与会的是40多位活跃在当今经济舞台上的华人企业家代表。
不论张维迎演讲的内容如何，张先生发言首先是“站”错了地方，大大地有损张作为“学者的独立性”。
这就像打官司，判决是否符合实体正义是后话，第一位的是程序要合乎正义。
张既然选择与企业家们“站”在一起，叫人怎能相信张发言的“独立性”呢？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则在沪港青年经济论坛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林毅夫说，每个经济学家根据他自己的研究，把研究结果公布出来，意见可以不统一，但不管意见怎样，都应该尊重每个人的发言权利。
不同意见的交锋总是好的，代表了我们社会的进步。
自己对郎咸平对某些具体事件的分析没有研究，对具体内容无从置评，但支持郎的基本判断。
针对一些媒体或将郎咸平奉为“英雄”，或指责为“流氓教授”，林毅夫显得有些不以为然，他说经济学家研究问题发表观点，不是为了当英雄。
接受采访的许小年博士表示，郎咸平的批判精神是学者的必备条件。
他提出，在市场经济中，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之间在市场上有竞争、有交易、有合作，都在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实质所在。
这个很正常。
但是在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中间，知识分子、学者应该是超脱所有的利益集团，应该对社会负责。
所以郎咸平的独立性、批判精神，以及他的对社会负责的态度，不光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全世界知识分子的一个必须具备的条件。
在主流学者开始打破沉默，转入回应与争辩的时候，程恩富等10位学者发表对郎咸平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良知表示深刻理解和赞同，并予以支持。
郎咸平对此的回应则是，对于左派没有任何兴趣，这整个争论不能以意识形态作为争论的焦点，因为自己也根本不是左派，只是一个资本主义熏陶下的经济学者，所以说他是左派是很可笑的，而且他也不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如果有人反对，他也乐于应战。
时间在交锋中很快推进到了9月。
郎咸平以青岛啤酒为案例在上海做了学术演讲，再次介绍自己关于“国企改革”的主张。
产权学者周其仁也第一次以长篇访谈的形式介入本次讨论，“回应郎咸平”，可能是在之前的讨论中，没有人正面回答郎咸平对海尔、TCL与格林柯尔的分析是否正确。
周试图对此进行彻底否定。
他提出，把这次“郎旋风”涉及的三个案例小结一下：
海尔背了大集体所有制的历史包袱，要界定存量资产，被郎咸平先后指责为“侵吞国资”以及“侵吞大集体资产”；ＴＣＬ的政府与企业家面向未来签订利润分成、高管持股合约，郎咸平指责“国有资产稀释和转移”；科龙没有及时改，“打工老总”到点下课，政府“老板”亲自上阵打理，落个被格林柯尔收购的下场，又被郎咸平说成是产权改革提供了“国退民进”的盛筵。
周其仁说自己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到底怎样郎咸平才觉得对。
周其仁认为，传统的国有经济不承认任何私人产权，主人是抽象的全民，而不是任何一个活生生的自然人。
周其仁认为国有经济里的所有者责任，追来追去一股烟。
论万亿计的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是追不出个头来的，权当天灾处理吧。
这样的体制不改，国家没有前途。
至于郎咸平也搀和“我的、我们的”，那可真叫瞎搀和。
有他什么份儿？
国资再产权模糊，权利主体不包括他应该很清楚。
因为他根本没有在这个体制下劳动、生活过，工作从来不是命令指派，一辈子没拿过低薪，不知道什么叫“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更从来没有使过粮票布票肉票鸡蛋票。
凭什么郎咸平也有权说国资是他的？
周其仁认为，国企大体可以考虑分成三个类别处理。
第一类别，历史上用国家财力真金白银投资而成，市场化改革后，又身处国家垄断行业，所以，财政投资和行政垄断超额利润是这类公司资产形成的主要来源。
这就是过去讲“抓大放小”里的那个大，特别是超大型国家企业。
这个类别，第一位的任务不是产权改革，而是开放市场竞争。
没有充分开放市场竞争之前，国家的财务资产与管理者、员工的人力资产无从定价，产权改革就没有条件。
已经进入市场竞争的国企和集体企业，在企业数目上是绝大多数。
这里一分为二。
一个类别不管什么历史原因，反正现在经营困难、甚至资不抵债。
这类公司的改制，重点是了断债务，特别是对中老年工人的隐形债务。
股权处理，以了断债务为依归。
周近一年研究湖南长沙和山西左权县的经验，就是不再一户一户去改。
因为个别处理，还有一些资产的就还能给职工一些补偿，而没有资产的就对不起了，这就容易激化社会矛盾。
长沙和左权的办法就是由地方政府通盘改，把整个城市的国资一起来盘，共同承担历史债务。
这是第二大类，也是改制最困难的一个类别。
第三类，就是在市场竞争中杀出一条路来的成功国企或集体制公司，以联想、四通、海尔、ＴＣＬ、美的、包括从前的科龙为代表。
仔细研究这类公司，大多数是改革开放以后搞起来的，国家基本没有财力投资，主要就是给政策。
左大培回应认为，周其仁的话显然有硬伤。
周认为“在张瑞敏做企业的那个年代，连和尚、道士都定了行政级别，每个人不是国家干部就是国家职工。
”这是常识性错误，因为像海尔当年的职工，恰恰不属于国家正式干部和职工，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清楚这一点。
郎咸平应该知道这回事，他指出张瑞敏是上级主管部门派去的国家干部，因此他不是创立者。
周其仁说郎咸平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国资流失轮不到他来管。
对这个问题左引用一了位网友的言论，“如果我看到小偷偷了别人的东西，尽管跟我没直接关系，作为旁观者的我就不能管吗？
”
周其仁、王忠明在作客新浪谈国企改革时，周称自己相信一句话，改革是逼出来的。
如果没有什么事，政府又像很多人认为它本身就很有效率，它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当然你卖资产就有一个定价问题，就有一个怎么操作的问题，就有一个有没有流失的问题，还有一个卖出的钱是不是落到了应该得的人手里，这些问题全来了。
王忠明认为，中国假如没有张瑞敏，没有海尔，没有李东升，TCL，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当中能够这样引人注目吗？
你可以不去用它的家用电器，你可以不去购买它的软件或者其它设备，事实上全国人民都在这样、那样的享用着这些前沿企业的无形资产。
因此，对于他们的奖励，应该更好的落实，包括产权。
之后不久，周其仁在北京大学的课堂上再谈“为什么回应郎咸平”，他以产权学者一贯的讲故事的方式再次作了回应：
“湖北黄州府出萝卜，有农民挑了萝卜进城去卖。
城门口官府贴着告示，农民想去看，但愁于看不懂。
正好，旁边有个秀才也在看，农民就问他告示上写了什么。
这个秀才非常讨厌旁边这个吃萝卜的农民。
于是他就念：
‘湖北黄州府不准吃萝卜’。
农民就赶紧把萝卜扔了。
秀才又念道：
‘扔了罚50’。
农民急忙捡回来，秀才又念道‘捡回罚150。
’”周提出在改制问题上，应当给国有企业一条路。
而不能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他说，海尔改制也不行，TCL改也不行，不改被人家买走了还不行。
请问国有企业改制应该怎么做？
我们总应该给他们一条路走。
也许是某种巧合，在周其仁再回应的同时，张维迎再次作出宣战书式的回应——《学者要有公信力，我不与无耻的人论战》。
张维迎称，讨论社会问题，公信力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缺少公信力的人他对学术是不会严肃对待的，他实际上是在戏弄别人。
一个学者要有公信力，首先得有良好的个人品德，其次要有严谨的学术态度。
张维迎称，自己一直认为，学者首先应该修身养性，是一个道德观念很强的人，至少对人文社会科学是这样，因为他的言行会对社会、对公众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做人的品质的要求是很高的。
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上都没有基本德行，连偷鸡摸狗的事他都能干的出，他怎么会成为有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心的人？
张维迎认为，记者讲的这些东西无非是媒体放大的东西。
如果不是网络的话，放大效应不会那么大。
媒体有的时候是正面也放大，反面也放大。
他个人很乐观。
况且中国经济学家是个群体，如果连这点风雨都经受不住的话，那成什么了？
难道一个无赖一个疯子往你脸上扔块泥巴，你就一辈子都不美了么？
“不过这也提醒我们学术界，需要净化学术空气，不能让江湖郎中乱搅和。
”
张维迎感觉中国的某些媒体缺乏基本的核心价值观，缺乏责任心。
美国有新闻自由，但有那家媒体会为本拉登做宣传？
！
现在太多的媒体也喜欢哗众取宠，因为没有名气所以只能靠这个来炒做，但这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
这是最大的泡沫，很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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