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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文学

章节名称：

第七章秦汉文学总论

授课时数：

1

教学目的和任务：

了解秦汉文学的总体风貌。

教学重点和难点：

秦汉的文化环境与秦汉文学之关系。

教学方法：

讲授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七章秦汉文学总论

秦始皇统一中国，结束了诸侯纷争的局面，文学也随之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中国文学史上，秦汉文学是上古期的第二段。

秦代由于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加之统治时间短暂，所以流传下来的作品屈指可数，形成了“秦世不文”的局面。

一、汉代的政治概况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封建王朝之一，国势强大，对我国以及世界的历史都有深刻的影响。

汉初统治者吸取暴秦迅速灭亡的教训，奉行黄老哲学，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经济得到了恢复。

汉武帝时期，在国内彻底解决了地方割据，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同时在经济繁荣、国力强大的基础上，对周边少数民族发动了一系列扩张主义战争。

其消极面是劳民伤财，并给周边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其积极面则是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大帝国，并在促进国际交流、促进东西方文化的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

西汉末期，政治危机加剧，外戚专政，王莽纂位，引发了农民起义。

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国家复归一统，东汉前期，国力强盛，对外又进行了一系列战争，但同时，国内的豪族政治开始形成，两极分化日益严重。

东汉中期以后，中央权力削弱，豪强肆意兼并，宦官与外戚交替专政，社会矛盾激化。

党锢之祸，黄巾农民大起义，以及由此形成了军阀割据，直至刘氏政权被曹氏取代。

二、汉代的思想文化概况

西汉初期，统治者奉行黄老哲学，实行“无为而治”。

黄老主张顺应自然，汉初文化学术因此具有相当自由的环境，加之汉初实行分封诸侯制度，文人往来于藩国之间，思想较少束缚，具有独立的人格、能畅所欲言，有战国纵横家的遗风。

汉武帝时期，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疆域拓展，汉帝国由此进入了鼎盛时期。

此时的作家普遍具有开阔的胸襟和非凡的气度，所谓“赋家之心，苍括宇宙，总揽人物”（司马相如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语），正是他们的创作主张；对作品都追求广大的容量、恢宏的气势，欣赏那种使人产生崇高感的巨丽之美。

他们普遍具有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怀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他们追求人生的不朽，为了实现人生理想，可以忍辱负重，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与此同时，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治，将武力镇压、严刑酷法，与思想麻醉结合起来，这是对于活泼开放的先秦以及汉初的思想学术是一种“反动”。

汉武帝设经学博士，经学家的地位大大提高，自此文学沦为经学的附庸，朝廷对文人以倡畜之，文人依附于政治和王权，干预现实的批判精神、和独立的人格尊严，都被淡化了，歌功颂德，润色鸿业成为这批侍从文人的主要使命。

西汉后期与东汉前期，是我国历史上儒家思想统治最严厉，社会意识受儒风侵染最突出的时代之一，经学以阴阳灾异解说时事政治，牵强附会，细碎繁琐，令人不忍卒读，至东汉时一度兴起谶纬之学，五经之义皆谶决，用图谶来附会人事，经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神化，这是建立在天人感应上的虚妄之学。

东汉末年，儒家的传统观念与现实社会状况之间的严重冲突，导致士人思想行为的变化。

儒家统治逐步崩溃，以道家为中心的各家各派思想又抬起头来，此风逐渐昌炽，一直发展到后来的“魏晋风度”。

汉末文人如赵壹、祢衡待人，任性使气，耿介孤傲，走向了个性的独立回归。

总之，汉代文学走过了批判——赞颂——批判的道路，汉代文人的地位经历了一个从独立到依附、再到独立的过程。

三、汉代的文学概况

汉代文学样式：

两汉是文学体裁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许多重要的文学样式都在这个阶段孕育产生，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学景现。

西汉文学中成就最高的是散文；汉代散文中成就最高的是史传散文。

司马迁《史记》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创立的纪传体史书的新样式，开辟了纪传文学的新纪元。

《汉书》继承《史记》体例，并且使之更加完善，其次是政论散文，以贾谊、晁错为代表。

赋是汉代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样式，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是汉代的一种新兴文体。

枚乘《七发》标志着新体赋的正式形成，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代表着汉赋的最高成就。

西汉后期赋的代表作家是扬雄。

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是东汉新体赋的两篇力作。

同时，张衡《归田赋》突破旧的传统，开创了抒情小赋的先河。

汉代产生了新的诗歌样式——五言诗，这种诗体西汉时期多见于歌谣和乐府诗，文人五言诗在东汉开始大量出现，班固、张衡、秦嘉、蔡邕等人对五言诗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东汉的五言诗已经成熟，叙事诗出现了《孔雀东南飞》这样的长篇巨制，五言抒情诗则有《古诗十九首》这样的典范，它是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显著标志，乐府诗也有许多五言名篇。

汉代文学的发展，大体可划分为四个时期：

自高祖至景帝，是汉代文学的初创期。

多种文体基本上沿袭战国文学的余绪，同时又有新的因素萌生，出现了像《七发》那样为汉赋体制奠定基础的作品。

汉初政论受战国说辞和辞赋的影响，大多气势磅礴，感情激切。

楚声诗歌广为传播，并且用于宫廷祭祀，成为庙堂之曲。

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是贾谊和枚乘，他们的辞赋和政论都有较高的成就。

从武帝至宣帝，是两汉文学的全盛期。

代表汉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新体赋在此期间定型、成熟，出现了以司马相如为首的一大批辞赋作家。

史传文学也发展到高峰，不朽的传记文学名著《史记》由司马迁撰写完毕。

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逐渐定于一尊。

因此，政论散文也由越世高谈转为本经之义，形成了以史实，经典、灾异、人事为论证环节的论说模式。

经学文风，由此形成。

乐府的强化，使大量民歌被采集、记录下来，宫廷文人也竞相创作乐府诗。

从元帝至东汉和帝，是西汉文学的中兴期。

辞赋创作掀起第二次高潮，相继涌现出杨雄、班固等著名的辞赋作家。

班固《汉书》在此期间问世，成为继《史记》之后又一部重要的传记文学作品。

由于经学的日益深入人心，文坛模拟风气日趋严重，王充《论衡》以“疾虚妄”的批判精神，和当时陈陈相因的不良倾向形成鲜明的对照。

从安帝到灵帝是汉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也是汉代文学的转变期。

张衡集中体现了汉代文学的历史转变，从他开始，抒情短赋陆续出现。

赵壹、蔡邕、祢衡等人的辞赋更加贴近现实，批判精神很强。

五言古诗进入成熟阶段，《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

作家在诗文中对人的生命、命运及价值的重新发现、思索和追求，诗文的日趋整饬华美，预示着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即将到来。

章节名称：

第八章秦统一后的文学

授课时数：

1

教学目的和任务：

大致了解秦代文学的总体风貌。

教学重点和难点：

不作重点要求。

教学方法：

讲授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八章秦统一后的文学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此后15年间，战国百家争鸣结束，诸子异说绝响，《诗》、《骚》抒情传统亦随之消歇，今所见者，唯歌功颂德的刻石之文和诏令奏议等应用性文字。

故《文心雕龙·诠赋》云：

“秦世不文”，“秦世不文”概括了秦文学的基本特征。

第一节秦文学的历史土壤及特征

秦文学值得后人称道的有两部作品：

《吕氏春秋》和《谏逐客书》。

《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招集门客辑百家之说而编写的一部“杂家”著作，成书大约在公元前239年左右，《谏逐客书》是秦相李斯的代表作，文章辞采华美，排比铺张，音节流畅，理气充足，文学性很高，颇有战国纵横说辞之风。

鲁迅说：

“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汉文学史纲要》）但此书却作于秦始皇十年（前237年）。

秦统一中国后，秦代文学成就却寥寥。

刘勰用“秦世不文”基本上概括了秦文学的特征。

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秦王朝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二是秦在位时间短暂。

秦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事业，历史功绩是伟大的，然而它在文化思想上采取禁灭《诗》、《书》，取缔百家之说，坑杀儒生扼杀自由等严酷的专制政策，这对学术与文学是一次严重的摧残，造成了秦文学的萧条和荒芜。

第二节刻石之文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曾多次巡游各地并刻石表功。

现存刻石共有7篇，这些刻石大都出自李斯之手，以四字为句的韵文写成，内容上都歌颂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功绩及秦朝制度的英明等。

从总体上看，秦刻石文都写得气魄雄伟，文字典雅，文辞铺张夸饰。

刻石文的体制上承西周《雅》、《颂》及秦统一前的《石鼓文》，但又有所变化和创造。

李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颂赞体作品雍容华贵的风格，而贯以法家辞气，在浑朴古质而外，增加了清峻峭悍的风格。

秦刻石文为后世碑文之祖，汉魏碑铭，受其影响很大。

第三节诏令奏议之文

秦代君臣的诏令奏议之文，属应用性文字，颇能代表秦文的风格，亦能见出战国文风向西汉文风转变的过程。

这类文章的总体风格是：

“质而能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狂妄自大，不可一世，甚至强词夺理，既有战国纵横家的驰骋文风，又有法家的峭刻峻直，语言简捷、质朴。

章节名称：

第九章汉代的论说散文和史传散文

授课时数：

12课时：

了解论说散文的发展概况，了解贾谊、晁错、刘向、扬雄、王充、王符、仲长统等人的代表作品和散文风格。

掌握两部杰出的史传散文：

《史记》和《汉书》。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史记》、《汉书》两书的体例、创作过程以及流传情况等基本常识，重点掌握两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史记》的开创意义。

教学方法：

讲授，比较。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九章汉代论说散文与史传散文

汉代是中国古代散文继先秦之后的又一繁荣期，其突出成就当首推以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为代表的史传散文，其次是以汉初贾谊、晁错为代表的论说散文。

第一节汉代论说散文发展概说

一、贾谊、晁错与西汉论说文

1．西汉论说文的特征：

西汉论说文都是奏、疏、表、策之类的应用文，是探讨政治问题、表达政治见解的说理散文，它是在先秦诸子散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和先秦诸子的文章相比又有明显的不同。

由于先秦诸子处在国家分裂和历史转折时期，为建构新的政治、思想、文化横式各自著书立说并相互攻讦，就成为先秦散文的一大特点；而汉代散文家由于处在大一统的新政治格局之下，他们关注的是如何以秦亡为史鉴，使新王朝长治久安。

所以这一时期的政论文，内容上关注现实，针砭时弊，发表政见，这使他们的文章一般都有论证充分，逻辑严密，质朴无毕的特色，还有一些文章写得富有气势，饱含感情，很有文采。

2．贾谊的代表作《过秦论》和《陈政事疏》

《过秦论》是贾谊一篇政论而兼史论的散文。

文章取名“过秦”，实则“过汉”，借秦的灭亡告诫汉朝皇帝不要重蹈复辙，全文结尾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用意犹为明显。

该文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先讲秦自孝公到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

具有地理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代人的苦心经营等等。

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句式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极尽夸张和渲染，造成语言上的生动气势，具有排山倒海之势。

接着笔锋陡转，运用对比手法，写强大的帝国，竟然在转眼间，被一个无名小卒、智商平平、手无寸铁的陈涉，以摧枯拉朽之势轻而易举的灭亡，给人以强烈的震撼，由此总结秦亡的教训：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中篇重点分析秦在统一中国之后政策上的失误：

在天下百姓归顺于秦、向往和平安定生活之时，始皇和二世非但不能安抚百姓守威定功，反而变本加厉，继续推行横征暴敛、严刑峻法的国策，终于把人民逼反。

接着得出“牧民之道、务在安之”的结论，可为精辟之见。

下篇进一步指陈秦人在危难当头不能挽狂澜于既倒的原因，第一是子婴的不才；第二，更重要的是的暴政导致君臣离德与士民不附，使子婴处于“孤立无亲、危弱无辅”的境地，只有束手就擒。

从而说明：

秦人之亡，非在外力，而在于自身。

三篇文章，环环相扣，层层剖析秦朝亡国的原因，思维严谨，说理透辟，见解深刻。

《过秦论》在艺术表现上颇有特色；首先，在论证方法上，先铺陈秦的兴亡史实，再通过对比分析，最后引出结论。

由于史实充分，对比鲜明，因而所得结论有很强说服力。

其次，对史实的铺陈采用了渲染、夸张等手法，从而增强了史实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第三，在语言使用上，文章使用了排比句、对偶句，也使用了少量比喻句，增加了文章的气势，具有浓厚的战国纵横家遗风，行文感情充沛，语言跳跃奔放，富有文采，处处流露出诗人气质，不愧为汉初散文的典范之作。

《陈政事疏》（又名《治安策》）是贾谊系统地阐述治国主张的一篇长文。

全文驳斥了“天下已安已治”的观点，从多方面指陈社会危机和潜在隐患，表现了他洞察社会矛盾的能力、见微知著的远见和对国家大事的深切关怀。

文章开篇即说：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

由此可见其行文感情深厚，言辞激切。

3．晁错的代表作：

《论贵粟疏》、《守边劝农疏》、和《言兵事疏》。

《论贵粟疏》是晁错上给文帝的一封奏疏，文章从正反两面论说了重农贵粟对于国家富强和人民的安定生活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并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措施：

“贵民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即通过交纳粮食可以买爵免罪。

论说有力，办法具体，汉文帝欣然采纳了此建议。

文章从古代圣王治国之法、当今农民生活状况、法律条文与现实的矛盾、民贫商富的潜在危害等几个方面分析，立论深刻，逻辑严密，说服力强。

文风朴素无华，但质实恳切，故多被后人所称道。

4．贾谊、晁错文章风格比较：

贾谊文章语言精练而形象，又多用排比句、感叹句和反诘句，故显得言辞激切，感情饱满，气势充沛，富有文采。

晁错文章朴实而流畅，议论严密而较深刻，切合实用，在文采方面逊色于贾文。

二、经学文风与西汉其他散文

两汉是经学昌明的时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学博士相继设立，经学大师层出不穷，宗经成为有汉一代的社会风气，经学解读繁琐，一经说至百余万言，解释经书上的三、五个字要用二三万字，更有甚者，有人用万言仅解释《尚书·尧典》标题两字，深奥晦涩，令人难以卒读。

这时的文章，大都依经立义，杂糅“天人感应”之说，论证君权神授的合理，征引繁富、文气迟缓、思想禁锢，少有个性。

1、董仲舒

董仲舒《春秋繁露》与《天人三策》为汉代今文经学的奠基之作。

董仲舒是西汉大儒，其《春秋繁露》以公羊学派观点阐发《春秋》，艰涩枯燥，文学性不强。

《天人三策》（又为《贤良对策》三篇），是汉武帝下诏求贤良文学言治国大要时，董仲舒奏上的对策，从政治上他提出了革除秦弊、德刑并用、重视德治的主张，从思想上他提出了推崇儒术、抑黜百家的学说和春秋大一统的理论。

这三篇文章对中国后世的封建社会政治思想影响深远。

从文学方面看也是优秀的政论散文。

其论理宏博而又深刻，有包容天地古今的政治历史眼界；其行文明晰晓畅、理致细密，全无艰涩滞重之笔；其语言朴素无华；其风格则儒雅雍容。

2．刘向

刘向是西汉后期一个重要的经学家、目录学家，也是一个很有成就的散文家，一生著作多种。

《说苑》、《新序》等书，是杂举前代群书趣闻佚事编录而成，寓以劝诫说教之意。

其中许多篇目富有小说意味。

政论散文中，《谏营昌陵疏》较为有名。

《谏营昌陵疏》反对成帝大营昌陵，历述古代帝王薄葬之益、厚葬之害的历史事实，并阐明“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以及“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的道理，意蕴深刻，态度诚恳，说理透辟，是一篇极富教益的文章。

刘向在中国古代典籍的整理编辑方面曾做出过突出贡献。

刘向与其子刘歆共同完成的《七略》，是我国第一部目录著作。

刘向每校毕一书，都编目记录，还为许多书写了“叙录”，其中以《战国策书录》最为有名，该书不仅详细介绍了编校过程、书名由来，而且还描述了春秋战国之际的政治变化，纵横策士游说诸侯局面的形成，以及当时错综复杂的历史，较为客观地评价了战国策士的才干与作用。

叙事中杂有议论说理，见解深刻，语气从容，似无意为文而自能尽意。

3．桓宽《盐铁论》

《盐铁论》是桓宽根据汉昭帝时的一次“盐铁会议”的记录整理而成。

当时朝廷召集“文学”（读书人）和“贤良”（读书人已被选为“贤良方正”的）60多人，与朝廷官员（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就盐铁国营和酒类专卖等问题展开辩论。

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政府官员，站在法家立场，坚持盐铁专营；以“文学”、“贤良”为代表的民间组织，从儒家的仁义道德出发，抨击现实政治，反对国家对盐铁的垄断经营，全书所涉及的已不仅仅是盐铁，而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国防等问题，反映了儒、法两家的思想分歧。

该文与同时代的经学文风大异其趣，不妄言灾异，不滥引经典，多引史鉴，以言时事，语言简明直率，与汉初政论散文相似。

篇中有些段落，运用排比铺陈手法，富有文采。

4．《淮南子》

《淮南子》是汉代皇室贵族淮南王刘安招致门客编写，共21篇，十几万字，是西汉的一部大著述。

原称《淮南鸿烈》（鸿，广大；烈，光明，即包含广大光明的道理。

）全书以道家思想为主而杂以孔、墨、申、韩之说，是汉初黄老思想的继续。

作为一部理论著作，《淮南子》的论说博奥深宏，无所不包，但并非抽象说道，多用历史、神话、传说、故事来说理，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

如《览冥训》一篇，前后共引用了“师旷奏白雪之音”、“庶女叫天”、“武王伐纣”、“鲁阳挥戈止日”、“雍门子见孟尝君”、“黄帝治天下”、“女娲补天”、“羿请不死之药”等十几个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来说明览观幽冥的变化的道理，文风新异瑰奇。

此外，行文多形容铺张，繁富有序颇重语言的修饰和整饬。

5．刘歆

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是汉代第一篇反“今学”、复“古学”的文章。

文章叙经学的兴废，主张立《左氏春秋》、《毛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于学官，具有学术史的价值；其文措辞尖锐，峻洁有力，情感充沛，具有文学性。

三、王充与东汉论说散文

1．王充（27—97？

）出自细族孤门，仕途坎坷，因此形成了自觉的批判意识，一生志在纠正世俗的虚谬。

关于《论衡》的写作目的，王充说：

“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

故虚妄之言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

故《论衡》者，所以诠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

（《对作》）由此可见，其目的是要使语言表达轻重得体，合乎实际，提出辨别真伪的标准。

他对包括孔子在内的先贤学说，以及汉代的天人感应、灾异祥瑞、河洛伪书、谶（chèn）纬迷信、经学学风等都进行了批判。

《论衡》全书85篇，现存84篇，大多数选取当时理论界的热点问题分别加以阐述，其中包括人的遭遇、命运、天性、才气、骨相等颇有深度的议题，大多围绕着自身的困挠而展开。

这些专论体现了王充对现实的积极参与，同时又流露出他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2．《论衡》的论辩方式及其文学特征：

《论衡》是一部论辩性著作，是一部“实论”型散文。

作者用事实说话，援引历史和现实生动的事例批驳各种虚妄之论。

驳论中，或同类相证，或巧用比喻，或从生活经验出发，或进行逻辑推理，从必然性、偶然性、可然性等多方面展开论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论衡》语言通俗流畅，用词朴实无华，不事雕琢，在当时文风日趋骈俪化潮流中独树一帜。

王充的行文不摹拟前人，完全根据内容的需要组织文章，富有创新精神。

总之，《论衡》逻辑周密的论证与语言的通俗流畅，体现了王充论说散文的风格特点。

王充、王符与仲长统并称东汉政论散文三大家：

3．王符

王符（生卒年不详），出身寒微，性格耿介，因而不得仕进，愤而隐居著书，作《潜夫论》10卷，36篇，这是一部愤世嫉俗之作，对当时社会上各种丑恶现象及不合理的制度多有指斥，切中时弊。

如汉代的选拔人才的用人制度，应举科目和所举之人品格才能不符，选拔官吏不以政绩，而是任人唯采；朝廷当权者对外怯懦，对内压迫等等。

文章在议论政治上的得失时，往往采用正反对照和排比的手法，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语言朴实无华，准确简练。

4．仲长统

仲长统（180—220）性格狂放不羁，敢于直言，常论说历史上和当时的政事风俗，发愤叹息，因此著书《昌言》。

现大都已佚，仅部分保存在《后汉书》和《群书治要》中，其内容多暴露和批判当时不合理现实，有反对图谶迷信者，有揭露现实统治者，有论述外戚宦官之祸者，其文言无不尽，挥斥自如，骈散相间，颇有气势，风格颇似汉初政论文大家贾谊。

第二节司马迁和《史记》

一、司马迁的生平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龙门人，据王国维考证，生于公元前145年，卒年不可确考，大约在汉武帝末年左右。

对于其生平，主要了解以下几点。

其一、家学渊源和父亲司马谈对他的影响。

司马谈知识广博，他身为太史令，但对诸子百家学说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太史公自序》收录了他的《论六家要指》一文，文中分析了先秦到汉初六个主要学派的得失，见解深刻，切中肯綮。

司马谈在学术观点上的兼容并包而又崇尚道家的思想，对司马迁有直接影响。

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用籀文写就的文献），向儒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这些都为他今后创作《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司马谈为太史令，虽然太史令的职责只是“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但他早有撰写史书的志向，可惜壮志未酬便与世长辞，临死时他拉着司马迁的手泣不成声，说：

“余死，汝必为太史。

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司马迁俯首流涕说：

“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从此，继承父志，定下了修史的决心。

三年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

父亲的临终遗言，对司马迁是一个巨大的鞭策。

其二，广泛的阅历。

司马迁在20岁时有过漫游的经历，到过长江淮河流域。

从长安出发，南下襄樊到江陵，然后顺江而下，在汩罗江凭吊屈原，到九江调查大禹治水传闻，到会稽（浙江绍兴）探讨大禹的遗迹，然后北上过淮阴，到曲阜，瞻仰孔子，了解齐鲁文化，又到刘邦发迹的丰沛之地，参观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等人故居，访问故老贤遗，听他们讲述楚汉相争时这些开国功臣的轶闻趣事，实际考察楚汉相争的古战场，举得了丰富的资料。

回长安后，司马迁因父荫任为郎中，曾奉使西南，远至昆明，后为武帝侍从，东达碣石，见到了大海，西至空峒（今甘肃平凉），搜集黄帝的传说。

可以说，司马迁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汉时的版图，对古书涉及的地形、战场都了如指掌，“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顾炎武《日知录》），也正如如苏辙所说：

“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

”（《上枢密韩太尉书》）其三，遭李陵之祸。

天汉三年（前98），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在汉武帝面前为李陵辩解而被捕入狱，最后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他造成极大创伤。

出狱后，司马迁任中书令（皇帝身边的秘书），忍辱含垢，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在征和二年（91）年完成了《史记》这部煌煌巨著，历时14年。

此后情况不明，不知所终。

司马迁除《史记》外，还有《报任安书》，《悲士不遇赋》，流传至今。

二、关于《史记》的一些基本常识

1．《史记》的名称

《史记》本是史书的专称，司马迁自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汉世习称之，有的称《太史公记》，或《太史公百三篇》，《史记》之称，始见于东汉末，自此才成为专称。

2．《史记》的体例和记事起迄年代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写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全书由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组成，计130篇，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约3000年的历史，全书共52万6千多字。

本纪，记载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绩，以事系年，是全书的纲领；世家，是先秦各诸侯国和汉代有功之臣以及个别杰出的历史人物的传记。

世家与本纪的关系，犹如“二十宿环北拱，三十六辐共一毂，运行无穷”（《太史公自序》）意思是说，如果本纪是北斗，那么世家就是环绕北斗的二十八星宿；如果本纪是车毂，那么世家就是汇集于车毂的辐条。

列传，是历史上有影响的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人物传记，即是那些“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物。

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也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

书，是有关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专门史。

《史记》这部纪传体通史著作，在体例上突破了以往历史散文的局限，能够把更多的内容纳入其中，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总体风貌。

《史记》还开创了史书的论赞和序论的体例，在每篇之末和书表之首，用“太史公曰”的形式，对历史人物或作集中分析，或抒发个人的感慨等。

独传、合传与类传：

独传就是只给一个人作传，如《李斯列传》，合传就是给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作传，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