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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生平和思想简论
托洛茨基生平和思想简论
郑异凡
【摘要】托洛茨基其人备受物议，但他无疑是个革命家，在苏俄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
他参与领导了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的十月革命，建立红军并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
他是最早揭露和批判斯大林错误的人物。
在总结苏共丧权、苏联解体的教训中，托洛茨基当年的一些评论颇值得注意。
【关键词】托洛茨基；列宁；斯大林；党内斗争
【中图分类号】D1；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08）02-0044-27
【作者简介】郑异凡，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俄罗斯研究中心顾问（北京 100032）。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至少有两个人是迄今没有得到盖棺定论的，他们作为对立的矛盾体，生时不共戴天，死后也未得到公认的论定。
这就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
托洛茨基其人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
在上世纪20年代初，他曾被当作俄国革命的领袖介绍给中国，那时候，托洛茨基和列宁是并提的，其情景有如中国朱毛并提一样。
托洛茨基有关文学艺术的论述对我国进步的文艺界有过很大的影响，鲁迅案头就有他的《文学和革命》。
后来在联共党内斗争中托洛茨基失败并被驱逐出境，在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浪潮中举行了三次大公审，每次都同托洛茨基挂上了钩，托洛茨基的名字就直接等同于反革命了。
中国有一批留学莫斯科的学生，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反对斯大林的方针，赞同托洛茨基的主张，这些人成了中国的托派分子。
本来这是革命方针路线方法的分歧，但那时康生给他们加上接受日本帝国主义津贴的罪名，中国的托派成了日本的特务。
这样一来，无论中国的、外国的托派就统统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代理人了。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旦发生分歧和争论，最简便的办法之一就是指责对方为“托派”。
赫鲁晓夫当年就想给中国戴这顶帽子。
一个政治人物、政治流派变成了一个政治术语或一顶“政治帽子”的时候，人们对其真正内涵倒不甚关心，反正信手拈来，随手抛出，就可以“克敌致胜”。
托洛茨基到底何许人?
他的真正观点是什么?
如果他有错误的话，他的真正错误又何在?
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已经很少有人能说得清。
苏联和俄国是托洛茨基的故乡，那里对托洛茨基批得最厉害，在二三十年代苏联出现的任何问题、任何错误都可以甚至必须同托洛茨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然而他们的学者看不到托洛茨基的著作，如果要批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只能根据党的文件规定的调子和文件中介绍或引证的托洛茨基的言论开展批判。
当然这些经过精心剪裁、挑选的东西是很难展示托洛茨基的本来思想的。
从20年代起，苏联批判托洛茨基的专著多如牛毛，然而有多少经得起岁月考验，站得住脚，就难说了。
正因为如此，在戈尔巴乔夫统治的后期和苏联解体之后，苏俄出版了一批托洛茨基著作和论述托洛茨基的著作，这也是“填补历史空白”的一项重要内容。
我国在解放前出版过不少托洛茨基的著作。
在20年代他的著作是当作革命读物在我国传播的，如1921年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的《俄国革命记实》（即《从十月革命到布列斯特和约》），1922年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的《多数党与世界和平》（即《战争与国际》）、《共产主义和恐怖主义》，1928年北京未名社出的《文学与革命》等等。
进入30年代则主要是由托派人士翻译出版，仅《托洛茨基自传》就出过译自不同文字的三四种不同的版本，托洛茨基的三卷本《俄国革命史》有翻译质量不错的王凡西和郑超麟的译本（春燕出版社1941—1948年版）。
解放后，“为研究苏联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中国人民大学在1958年出版了两卷本的《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言论选集》，作为“党内参考”，收集的主要是发表在《真理报》上的文章。
这是解放后中国最早出版的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言论集。
在60年代的中苏争论中，苏方有意给中国戴“托洛茨基主义”的帽子，逼得中国领导人去了解什么是托洛茨基主义。
当时翻译出版了一批托洛茨基的重要著作，其中有《俄国局势真相》、《列宁以后的共产国际》、《不断革命论》、《被背叛的革命》、《斯大林评传》，等等。
这些书能看到的人不多，但能出版这么一批托洛茨基的原著，怎么说都是一件好事。
粉碎“四人帮”之后，还出版了两卷本的《托洛茨基言论》，虽然也是内部发行，但范围大多了。
前言和按语基本上是沿袭过去的调子，许多论断是站不住脚的，但毕竟为广大研究人员提供了能反映托洛茨基基本观点的材料，至少是受到斯大林批判的那些观点的原始材料。
1992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公开出版了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的全译本，200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赵泓、田娟玉译，郑异凡校的《我的生平》。
应该说，这是一种好现象。
要研究历史，就得拥有相应的资料，这是学术研究最起码的要求。
1990年我曾参加在德国召开的一个托洛茨基问题国际学术会议，会上西方的一学者声言，苏联和中国的学者连托洛茨基的著作都看不到，还谈得上什么研究。
当时的苏联，确实除少数像沃尔科戈诺夫那样的学者能进入机密档案库外，多数人还看不到托洛茨基的著作和档案。
好在我倒是可以在会上介绍在中国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以及中央编译局图书馆馆藏的各种文字的托洛茨基著作的情况。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关于托洛茨基的研究在我国可以说还处于起步阶段。
1980年代我国有一些零星的评论文章见诸报刊，对托洛茨基的某些功过提出新的看法。
1986年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李显荣的《托洛茨基评传》，这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一部托洛茨基的传记著作，提供了关于托洛茨基的大量资料，但由于明显的原因，书中传多评少，对托洛茨基的重新评价只起了一个头。
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起过重大作用的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是不能仅仅用“反革命托派头子”、“托洛茨基主义创始人”、“列宁主义的死敌”、“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甚至“间谍”这样的帽子来概括的。
托洛茨基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对他的评价不管是好是坏，都必须根据实际材料，作出较为客观的较为接近实际的评价。
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后的今天，我们要认识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原因，更不能不去研究这个列宁的战友、斯大林的死对头的托洛茨基的理论观点和他所主张的方针政策，以及他当年对苏联社会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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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原姓勃朗施坦，全名是列夫·达维多维奇·勃朗施坦，1879年生于南俄草原的一个富农家庭。
19世纪90年代开始参加工人运动。
按照苏共的习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之前，参加革命组织的年份即算作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时间，因此在十月革命后的早期出版物上，托洛茨基入党的年份是1896年，即他组织南俄工人同盟的时候。
只是后来为了表明托洛茨基不是正宗的布尔什维克党员，才把他的入党时间改写为1917年，即从他与“区联派”一起同布尔什维克党合并时算起。
在同盟活动了两年，1898年被捕入狱，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四年。
1902年秋从西伯利亚逃脱，其假护照署名“托洛茨基”，结果弄假成真，以后反而以此名著称。
在伦敦第一次见到列宁，继而开始用笔名“笔尖”为《火星报》撰稿。
列宁对这个年轻人评价甚高，不久即推荐他为《火星报》第七名编委。
1903年3月2日列宁给普列汉诺夫写信，建议增补托洛茨基为编辑部“享有一切平等权利的成员”，说他正干劲十足地为《火星报》工作和作报告，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对于时事述评专栏来说，托洛茨基不但十分有用，而且“简直是不可缺少的”；“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一个有信念、有干劲的人，这个人是有发展前途的。
”[1]这个建议由于普列汉诺夫的反对没有通过，但托洛茨基开始列席编辑部的会议，没有表决权。
同年7-8月，托洛茨基以西伯利亚代表的身份出席在布鲁塞尔和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起初他是列宁派的主力成员，有人甚至把他叫做“列宁的棍子”。
不久会议在组织问题上出现不同的意见，托洛茨基属少数派，即孟什维克。
托洛茨基在会上的发言有两点值得注意。
1·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秘密工作者‘夺取政权’，而是构成民族多数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因此“只有社会主义者获得多数时，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才会到来”。
这不是什么独创的新观点，而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
2·他在反对列宁的党章条文时提出一个论据：
仅仅靠规章制度不足以防止机会主义。
“机会主义是由更为复杂的原因造成的”，“它是由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的相对发展水平、由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及其他的复杂原因所引起的”[2]。
这个提法本身在原则上是正确的。
然而，在当时俄国小组习气十分严重、组织涣散的情况下，托洛茨基没有看到一个严整的组织的重要性，没有看到在当时沙皇制度的残酷镇压下，一个有铁的纪律的严密的组织对无产阶级革命和夺取政权的决定性意义。
托洛茨基在孟什维克阵营里的时间并不长，1904年9月正式宣布退出孟什维克派，从此他游离于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
1905年革命爆发之后，托洛茨基于2月回到俄国，参加了轰轰烈烈的革命。
这一年出版了由帕尔乌斯作序的他的小册子《一月九日以前》，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概念。
在革命中诞生了俄国特有的组织形式——苏维埃，彼得堡的苏维埃在1905年的革命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12月彼得堡苏维埃主席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被捕，托洛茨基接任了几天彼得堡苏维埃主席的职务，很快也被捕了。
在狱中写作《总结与展望》，出版文集《我们的革命》，论证他的不断革命论。
1906年9月被判处长期流放，1907年2月在流放途中逃脱。
4月，以梯弗利斯代表的身份出席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1907年起定居维也纳，次年创办俄文报纸《真理报》，这是后来举世闻名的《真理报》的前身。
从1912年决定把这份报纸收编为党报这一事实，可以看出托洛茨基的这份报纸办得不错，是受到欢迎的。
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托洛茨基大体上做了两件事。
一是总结革命的教训，分析俄国革命的动力，阶级力量对比，革命的可能发展前景，阐发他的不断革命论；二是在当时党内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对立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做两派的和解工作，这就是托洛茨基“调和主义”的来源。
列宁对托洛茨基的“调和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二月革命前列宁和托洛茨基争论得最激烈的就是这个组织问题。
列宁批判托洛茨基的文章，数量最多的也是这个问题。
对自己所从事的这两项工作，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本人认为，他关于俄国革命的动力、前景等等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得到了历史的证实，但他所进行的调和工作，则是错误的。
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拉格召开第六次代表会议，这个会议基本上是布尔什维克一派的代表会议。
会上决定把取消派开除出党。
需要注意的是，开除的是孟什维克取消派，而不是孟什维克，这就是说，这以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还有托洛茨基，仍然共处于一个党之内。
由于在这次会议之后斯大林被补选为中央委员，所以苏联的党史著作把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地位大大抬高，甚至说是布尔什维克形成独立政党的开始。
实际上，这以后无论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都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称，至于作为区别在后面加上“（布）”的字样，那是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的事。
1912年巴尔干战争爆发。
托洛茨基应《基辅思想报》之约任该报在巴尔干的战地记者。
这段战地记者生涯使托洛茨基受益无穷，十月革命后他组织红军，领兵作战，这段时间观察战争的经历给他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1914年，20世纪人类第一个大劫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对待战争，托洛茨基持国际主义立场，这使他同布尔什维克有了共同语言。
他是1915年在齐美瓦尔德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参加者，是会议总宣言的起草者。
大战期间，托洛茨基同其他俄国流亡的革命者一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从维也纳移居苏黎世、巴黎，最后被法国驱逐出境，1916年11月经西班牙赴纽约。
在纽约，他在俄国侨民中间进行革命宣传工作，参加了《新世界报》的工作，使该报转向国际主义立场。
托洛茨基认为，他在该报发表的文章同列宁回国前所发表的关于俄国革命的观点是吻合的。
后到的布哈林曾与他同事于该报，两人的关系很不错，有共同语言——都主张在俄国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1917年获悉俄国二月革命的消息之后，托洛茨基立即动身回国。
但回国的道路并不平坦，4月初被英国当局逮捕，直到4月底才获释返俄，到彼得格勒已经是5月了。
由于1905年的声望，他立即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
他加入了在大战期间就存在的国际派组织“区联派”，主张区联派同布尔什维克统一。
在7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实现了布尔什维克党与区联派的统一。
这是统一合并，而不是区联派加入布尔什维克党。
所以严格讲，托洛茨基不是加入布尔什维克党，而是通过两派合并成为其成员的。
由于在7月事变后托洛茨基被临时政府逮捕，所以他没能参加党的六大，是缺席当选党的中央委员的。
9月初获释出狱，立即当选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这是苏维埃倒向布尔什维克的重要标志。
从二月革命以来，党内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始终存在不同意见。
首先，列宁主张立即从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这受到以加米涅夫为代表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反对，他们认为俄国民主革命尚未完成，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立即提上日程。
其次，列宁主张对临时政府持不信任、不支持的立场，而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等却在《真理报》上宣传“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的主张。
到了9月份，列宁认为俄国的政治危机已经成熟，应当立即准备武装起义。
这不仅受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直接反对，而且在中央委员会里也得不到支持，对列宁建议不予理睬，逼得列宁以退出中央委员会相威胁。
然而，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列宁却得到了托洛茨基的支持。
托洛茨基本来就主张用社会主义革命去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因此，对列宁在二月革命后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可以说是一拍即合。
托洛茨基领导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这是第一个革命战斗司令部，在组织十月革命武装起义工作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一年后，斯大林在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的文章中说，“起义的全部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可以坚定地说，无产阶级很快转到苏维埃方面来与军事革命委员会善于做日常工作是分不开的，这些方面党首先并主要应该归功于托洛茨基。
”[3]1917年10月25日，宣告临时政府被推翻的苏维埃政权的第一个文告《告俄国公民书》，就是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的。
文告宣布：
“国家政权业已转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机关，即领导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军事革命委员会。
”[4]由此不难看出军事革命委员会在十月革命中的份量。
至于说当时存在一个“从政治上领导起义的政治局”，这是一个不合逻辑的机构。
众所周知，在武装起义前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人是坚决反对起义的，在10月10日和16日的两次中央会议上都投票反对起义，后来加米涅夫还在《新生活报》上发表短文，反对起义。
但奇怪的是，这样两个人竟然是“从政治上领导起义的政治局”委员!
他们究竟是从政治上领导，还是从政治上反对起义呢?
显然，任何一个革命组织都不可能作出如此不合逻辑的决定，何况不把起义问题当儿戏的布尔什维克党。
据斯大林秘书托夫斯图哈在30年代初揭露，原来这个“政治局”是1924年在反托洛茨基斗争的高潮中斯大林在会议记录上添加进去的，也就是说，是斯大林在1924年“组建”的!
在十月革命中并不存在什么“政治局”。
十月革命胜利后，托洛茨基出任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外交人民委员。
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苏维埃政权如何实现“和平”的许诺。
在协约国拒绝和平建议的情况下，列宁决定同德国单独谈判，谋求和平。
12月，托洛茨基接替越飞任苏俄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
托洛茨基的基本思想是利用谈判进行革命宣传，拖住德国以待其国内革命的发展。
对这个方针起初列宁是支持的。
列宁在俄共七大上说：
“我要谈一谈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场。
应该把他的活动的两个方面区别开来：
当他开始在布列斯特进行谈判，并且出色地利用了这次谈判来进行宣传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做法。
……托洛茨基的策略要拖延谈判这一点是正确的，但宣布战争状态已经结束而又不签订和约，那就不正确了。
”[5]
按照列宁的看法，托洛茨基的基本错误是在德国人提出最后通牒的时候不应该宣布“不战不和”，而应当签署屈辱的和约。
当时托洛茨基的想法是，一个革命政权，不能不作最后的抵抗就签署屈辱的和约，要让全世界看到，苏维埃政权是在敌人刺刀的逼迫下签署和约的，这就会激起西方无产阶级起来造他们本国政府的反。
他估计，只要德国军队向苏维埃国家发起进攻，德国无产阶级就会采取行动去推翻资产阶级政府。
然而，他的估计并没有得到证实。
拒不签署的结果是苏维埃政权不得不签署更加苛刻的条约。
一直流行一种说法，称托洛茨基的行为“违背了列宁的指示”。
实际上这里谈不上“指示”，因为列宁的主和观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中央处于少数，如果按照中央的精神来衡量，托洛茨基并没有错。
所以列宁说，“当时我们之间曾经约定：
德国人不下最后通牒，我们就坚持下去，等他们下了最后通牒我们就让步。
”[6]列宁这里说的是“约定”，而不是“决定”或者“指示”。
其次，历来都把托洛茨基算作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罪魁祸首。
其实，坚持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是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
托洛茨基在紧要关头的态度有所不同。
1918年2月23日在德军再次提出最后通牒之后，党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对策。
在表决列宁的提案“是否立即接受德国的建议”时，提案以7票赞成，4票反对，4票弃权得到通过。
在这里投弃权票的是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
当时与会者共19人，有表决权的是15人。
如果托洛茨基派投反对票，列宁的主张就会以7对8票被否决，所以托洛茨基派的弃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托洛茨基本人解释说，他之所以弃权，是因为必须找到摆脱既成局面的出路：
唯一的出路就是不妨碍形成接受统一路线的多数。
实际上，有一段时间，不仅左派共产主义者接受不战不和的路线，连斯大林也支持过这条路线。
他在1918年1月19日的中央会议上说：
“我们摆脱困境的出路是中间观点——托洛茨基的立场。
”在2月23日的会议上又说：
“可以不签订（和约），但开始和谈。
”[7]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为什么列宁的主张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一直处于少数。
在分歧中各派有一个共同的期待，这就是世界革命，都指望世界革命，特别是德国爆发革命来支持俄国。
问题是对世界革命、德国革命爆发的时间的估计。
托洛茨基、布哈林等的估计是几天之内革命就会爆发，而列宁认为不是几天，而是几个月。
这是一百步和五十步的差别。
对世界革命速度的估计不同，采取的方针政策也就不同，带来的后果就更加不同了。
这里根本不存在出卖革命，充当德国帝国主义的帮凶的问题。
无论是主和的列宁，主战的布哈林，还是主张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他们都是世界革命论者!
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同志，是志同道合者。
所以尽管争论极其激烈，但党并没有分裂，争论过去之后，大家依然同舟共济。
和约签订后，1918年3月，托洛茨基辞去外交人民委员职务，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9月，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托继续任主席。
在整个国内战争期间托洛茨基基本上是在战场上度过的。
当时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托洛茨基专列”，这就是他的办公室。
他组建了一支最后战胜外国干涉军和国内白军的红军，在战争过程中他大胆倡议使用旧军事专家，反对游击作风，保证了红军的胜利。
可以说，在三年战争中，哪个战场有问题，他就出现在哪里。
高尔基在《列宁》一书中曾这样记述列宁对托洛茨基的评价：
“‘是的，是的，我知道!
关于我和他的关系有人在胡说。
谎话太多了，特别是关于我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
’他拍了一下桌子说：
‘请您给我指出另一位能够在一年里组织一个几乎是模范的军队并取得军事专家尊敬的人来，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人!
’。
”[8]
建立一支正规红军，使用旧俄军事专家，是托洛茨基的在国内战争中的功绩之一。
我们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可以看到，在党的八大前后有一个以伏罗希洛夫为代表的“军事反对派”。
《简明教程》对各种反对派向来是毫不留情的，但对“军事反对派”却写得颇为含情。
书中充分肯定了他们反对托洛茨基的活动，然后才轻描淡写地说，“这个派别维护军队中的游击主义残余，反对建立正规红军，反对利用军事专家，反对铁的纪律”。
然而，他们反对的这些东西恰恰是托洛茨基所创造所坚持的，是保证苏维埃政权在战争中胜利的必不可少的东西。
《简明教程》说，“列宁和斯大林坚决地反对了‘军事反对派’”。
然而，军事反对派的后台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
国内战争期间在军事反对派等问题上的分歧和斗争，埋下了以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长期不和的种子。
在国内战争期间，为了及时解决迫切问题，在中央委员会内成立了一个四人小组，其成员是列宁、斯维尔德洛夫、托洛茨基和斯大林。
由于托洛茨基经常在前线，所以在莫斯科处理迫切问题和日常事务的就是三人了。
这是政治局的前身。
1919年12月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党章正式决定设立政治局，负责政治工作，托洛茨基是政治局委员。
在国内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有两件事值得注意。
其一是1919年冬托洛茨基到乌拉尔指导经济工作，其成果是1920年2月向中央提出的《粮食和土地政策的基本问题》提纲。
托洛茨基指出，粮食征收制（又译“余粮收集制”）等政策正在降低农业生产，造成工业无产阶级的涣散，并且有使全国经济生活彻底瓦解的危险。
因此他建议：
1·用按产量比例征税的办法代替粮食征收制（一种累计所得税）。
2·严格确定供给农民的工业品和农民交纳的粮食量的相互关系，用工业品换取农民的粮食和原料。
不难看出，这就是后来实行的以粮食税为标志的新经济政策的思路。
但是，当时的多数领导人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建议在政治局会议上被否决了。
要再等一年的时间加上喀琅施塔特暴动的逼迫，中央的多数才能认识到改行粮食税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其二是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
乌拉尔考察之后，1920年托洛茨基回到莫斯科，负责恢复交通运输工作。
当时机车损坏，燃料缺乏，劳动纪律涣散，全国的铁路运输处于瘫痪状态。
托洛茨基接手交通工作之后，采取军事手段，很快取得了成效。
这使他看到军事手段在恢复工业中可以发挥重大的作用。
因此，他于11月向中央全会提出《工会及其今后任务》的提纲初稿。
由此引发了一场工会问题争论。
工会问题的提出，根本原因是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
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前，工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广大工人进行政治和经济斗争，保护工人的利益，与此同时，工会也是掩护工人政党从事革命工作的合法机构。
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执掌了政权，工会似乎已经失去领导工人进行政治经济斗争的任务，维护工人利益的任务已经完成。
这就出现一个新问题：
工会的任务是什么?
这是个新课题。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初期，工会曾直接领导经济，因此在十月革命以后就出现工会领导经济建设的提法。
无产阶级文化派提得最明确：
党领导政治，工会领导经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领导文化。
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纲中说：
“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的手中。
”[9]后来成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会同它一起领导经济工作。
再后来，由于各种经济机关陆续建立，国民经济工作逐渐由这些经济机关实施领导，这样工会就不知道自己应当去干什么了。
正式的提法是工会同经济机关的“结合”，所以有“工会国家化”的口号。
这个口号在党的十大的决议中也没有予以否定，那里否定的只是“迅速使工会国家化”，“人为地加快工会国家化的速度”。
决议指出：
“现在工会也已经在执行着某些完全属于国家机关的职能（规定工资等级，分配工作服，等等）。
在苏维埃国家里，工会的这些国家性质的职能还会逐渐扩大。
”[10]
在工会问题上列宁对托洛茨基的主要指责是他关于“整刷”（直译是“抖搂”）工会的提法。
托洛茨基认为，工会出现了危机，解决危机的办法是从上而下地对工会进行“整刷”，把不合格的工会干部“抖搂”掉。
他的矛头是针对当时被他看作是工会“保守派”的托姆斯基等人的。
这自然引起列宁的不安，他担心由此引起党和工会的分裂。
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工会到底应当起什么作用呢?
列宁的提法是：
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
托洛茨基的提法是工会应当突出“生产观点”即抓经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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