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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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

《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

一我所以会写下这个显得荒唐的题目，是因为对下面这首诗产生了怀疑：

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

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

张旭的这首《桃花溪》，自从被清人孙洙选入《唐诗三百首》以来，便成为家喻户晓的名篇了。

关于它的鉴赏、评论层出不穷，而且众口一词地赞美不已。

孙洙其人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卒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唐诗三百首》则成书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然而对张旭此诗的赞赏早在此前一百五十年时就已开始了。

在初刻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的《唐诗归》卷一三中，钟惺便称誉此诗：

“境深，语不须深。

”钟氏还因此称誉张旭其人说：

“张颠诗不多见，皆细润有致。

乃知颠者不是粗人，粗人颠不得。

”明末清初的黄生也将此诗选入其《唐诗摘抄》，并评曰：

“长史不以诗名，三绝恬雅秀洁，盛唐高手无以过也。

”（注：

黄生此语乃指张旭的《桃花溪》、《山中留客》和《春草》三诗而言。

）稍后，手眼甚高的王士禛在成书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的《唐贤三昧集》中选了此诗，然后又在成书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的《唐人万首绝句选》中选入此诗。

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由词臣从成书不久的《全唐诗》中精选而成的《御选唐诗》也选了此诗。

可见孙洙选中此诗并不一定是独具巨眼，而是因为此诗早已多次引起选家的青睐了。

然而，这首诗果真是唐人张旭的作品吗？

二张旭其人，在当时以书法家之名震爆一世，而他的诗并不十分有名。

与他同时的著名诗人多有诗作写到他，例如高适的《醉后赠张九旭》、李白的《猛虎行》、杜甫的《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饮中八仙歌》、《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李颀的《赠张旭》等诗中都对其书艺赞叹不已，但是都没有提到他的诗歌。

当然这并不是说张旭就不能诗，《新唐书·刘晏传》中说：

“（包佶）父融，集贤院学士，与贺知章、张旭、张若虚有名当时，号‘吴中四士’。

”这四人中的其他三人都诗名颇著，张旭与他们齐名，当亦能诗。

然而他在生前和身后最为人称道的，无疑是其书法造诣而不是诗歌，所以《新唐书·李白传》中记载：

“文宗时，诏以白歌诗，斐旻舞剑，张旭草书为三绝。

”在整个唐代和五代以及北宋时期的文献中，没有留下什么关于张旭诗歌的评说之语。

同时，在现存的“唐人选唐诗”以及北宋人所编的《文苑英华》等总集中，也找不到张旭的诗作。

当然最合理的解释是张旭本有诗作，但是早已湮灭无闻了。

首先选录张旭诗的是南宋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

洪迈平生著述甚富，其《万首唐人绝句》的自序中称：

“淳熙庚子秋，迈解建安郡印归，时年五十八矣。

身入老境，眼意倦罢。

不复观书，唯以时时教稚儿诵唐人绝句。

则取诸家遗集、一切整汇，凡五七言五千四百篇，手书为六秩。

……逾年再还朝，侍寿皇帝清燕（注：

“寿皇帝”指宋孝宗，当时尚未退位，但洪迈此序作于绍熙元年（1190），故追称如此。

），偶及宫中书扇事。

圣语云：

‘比使人集录唐诗，得数百首。

’迈因以昔所编具奏。

天旨惊其多，且令以原本进入，蒙置诸复古殿书院。

又四年，来守会稽间，公事余分，又讨理向所未尽者。

”可见此书原来只是一本私塾课本，所录唐诗只有五千四百首。

后来偶然为宋孝宗所知，洪氏才着意搜集，内容遂增扩为万首之多。

正是由于洪氏编集此书时一意求多，以凑足万首，所以颇为伪作混入。

稍后的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五中已指出：

“多有本朝人诗在其中，如李九龄、郭震、滕白、王岩、王初之属。

其尤不深考者，梁何仲言也。

”明人谢榛在《四溟诗话》卷二中也说：

“洪容斋所选唐人绝句，不择美恶，但备数耳。

”当然，洪氏所编虽多谬误，但我们并不能据此即否定集中的张旭诗的真实性，而是仍需对之进行认真的考索。

在今本《万首唐人绝句》中，张旭诗共有四首，它们是：

七言绝句卷七二中的三首，即《桃花矶》、《山行留客》、《春游值雨》，以及五言绝句卷二五中的一首，即《清溪泛舟》。

其中的《桃花矶》一诗，即《唐诗三百首》所选的《桃花溪》，题目仅异一字，正文则全同。

《山行留客》和《春游值雨》二首正文如下：

山光物态弄春辉，莫为轻阴便拟归。

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

欲寻轩槛列清尊，江上烟云向晚昏。

须倩东风吹散雨，明朝却待入华园。

于是，我们的问题就归结为，洪氏编入《万首唐人绝句》的上述三诗，尤其是其中的《桃花矶》一诗，果真是张旭的诗吗？

《万首唐人绝句》编定于绍熙元年（1190），在此前二十一年，即乾道五年（1169），王十朋编定北宋蔡襄的文集《蔡端明文集》，在此集卷七中，上述张旭的三首七言绝句俱赫然在目，所异之处在于它们的标题分别为《度南涧》、《入天竺山留客》和《十二日晚》，正文的相异则只有第二首的第三句，在蔡襄诗中作“纵使晴明无雨过”。

还有第三首的末句，在蔡襄诗中作“明朝却侍入花园”。

“华”与“花”相通，故此首其实无异。

那么，这三首诗究竟是唐人张旭所作，还是宋人蔡襄所作呢？

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王十朋编定蔡襄文集，是相当认真严肃的，故此集的可信度较高。

他在《蔡端明文集序》中自称：

“乾道四年冬，得郡温陵，道出莆田，望公故居，裴回顾叹而不忍去。

入境访公遗迹，则首见所谓万安桥者，与大书深刻之记争雄，且深惜其有济川之才而不至于大用。

登爱松堂九日山，则又见公之诗与其真迹犹在，凛然有生意，如见其正颜色坐黄堂时也。

……求其遗文，则郡与学皆无之，可谓缺典矣。

于是移书兴化守钟离君松、傅君自得，访于故家，而得其善本。

教授蒋君雍，与公同邑，而深慕其为人，手校正之，锓板于郡庠。

”可见王十朋等人编纂蔡襄文集时是据善本精校而成，与洪氏编《万首唐人绝句》的草率态度大不相同。

王十朋所编蔡集今存宋本，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题作《莆阳居士蔡公文集》，其中卷一至卷六、卷三十五、卷三十六原缺，补以清抄本，但是上述三首绝句恰好存于卷七，仍为宋刻原帙，弥足珍贵。

对于上述三诗重出于《万首唐人绝句》和蔡襄文集的情况，后人已有所注意。

在明天启二年龙溪颜继祖刻本《蔡忠惠诗集》和清雍正十年蔡仕舢逊敏斋刻本《宋端明殿学士蔡忠惠公文集》中，在《入天竺山留客》诗后均有校记曰：

“此诗误入《万首唐诗》。

”在《十二日晚》诗后有校记曰：

“此首洪氏误收入唐诗。

”（注：

参见吴以宁点校《蔡襄集》，第1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今人吴以宁先生点校的《蔡襄集》中保留了这两条校记，而今人陈庆元先生等校注的《蔡襄全集》在前一诗下不但保留了逊敏斋本的校记，还加按语云：

“此诗与唐代诗人张旭《山中留客》基本相同，疑此本有误，待考。

”（注：

陈庆元等校注《蔡襄全集》，第22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但是他们都未指出《度南涧》一诗与《万首唐人绝句》重出的情况。

如上所述，洪迈所编的《万首唐人绝句》远不及王十朋所编蔡襄文集可靠，如果没有其它文献根据的话，把这三首诗归属于张旭名下是根据不足的。

换句话说，《唐诗三百首》中所录的张旭《桃花溪》一诗的著作权是相当可疑的。

三在一方有比较充足的证据以证明对某物的所有权，而另外一方却证据明显不足时，该物的所有权就应归于前者，这个民法的通则也可用来判断文学作品的归属。

我认为在上文所及三诗的归属问题上面，肯定张旭的著作权几乎没有什么证据（仅有一条，详见下文），而肯定蔡襄的著作权却存在着相当有力的证据，现论证如下：

宋本《莆阳居士蔡公文集》的卷一至卷八为诗集，所收诗作虽然没有全部严格地按编年为序，但卷七中与上述三诗相邻的二十多首诗却完全是按写作时间为序的。

为了醒目，现将这些诗的诗题及序按原来的次序排列如下：

1.《答葛公绰》（序：

丙午年正月，邀葛公绰宿杭州山堂，公绰遗诗有“为是山堂仅草堂”之句，因以答之），2.《公绰示及生日以九龙泉为寿依韵奉答》，3.《和答孙推官久病新起见过钱塘之什二首》，4.《和夜登有美堂》，5.《和偶登安济亭》，6.《和江上观潮》，7.《和答孙推官》，8.《和古寺偃松》，9.《和新燕》，10.《开州园纵民游乐二首》，11.《遣兴》，12.《夜雨病中》，13.《寒食西湖》，14.《上巳日州园东楼》，15.《四日清明西湖》，16.《度南涧》，17.《入天竺山留客》，18.《十日西湖晚归》，19.《十二日晚》，20.《十三日吉祥探花》，21.《十三日出赵园看花》，22.《十五日游龙华净明两院值雨》，23.《十六日会饮骆园》，24.《十八日陪提刑郎中吉祥院看牡丹》，25.《又往郑园》，26.《十九日奉慈亲再往吉祥院看花》，27.《二十二日山堂小饮和元郎中牡丹向谢之什》，28.《寄钱塘春游诗呈南阳郭待制》。

从第一首的序中可知，此组诗作于宋英宗治平三年丙午（1066）之春，时蔡襄任杭州知州，当时蔡襄虽已五十三岁，但其老母尚健在，身为孝子的蔡襄心情舒畅，常常出游，作诗亦多。

正如第二十八首中所云：

“一春游揽足诗歌，寄与南阳语思多。

”在蔡襄的书札中也有材料可以作为旁证：

治平三年四月，蔡襄作书与程师孟说：

“西湖寒食清明，州人游从，众为盛集数日，为之达暮。

……衰年强作少年事，亦难胜矣。

”（注：

《四致程修撰帖》，《蔡忠惠集外集》卷二。

）是年五月，蔡襄又作书与章岷（字伯镇）说：

“端午气候微热，想君执事佳安。

……春三月，湖上闲游，时有篇什，今录数首。

要之，虽老尚管风物耳。

”（注：

《二致伯镇书》，《蔡忠惠集外集》卷二。

）可见蔡襄在治平三年春不但作西湖游览诗多首，而且还曾自书其诗寄与友人。

上述三诗都在这一组诗中，据其时序，可知三诗皆作于是年三月四日清明至三月十二日之间，诗中所写景物与时令相合。

而且“南涧”、吉祥院皆为西湖的著名景点，南涧上有桥八座，吉祥院则是当时的赏花胜地（注：

参看陈庆元等的注，见《蔡襄全集》第208、209页。

），题旨与正文亦相合。

这显然有助于我们承认蔡襄对这三首诗的著作权，因为如果这些诗是唐人张旭之作，那么王十朋等人如何能把它们改换题目、插入蔡集，而又做得如此天衣无缝呢？

而且他们又有什么必要那样做呢？

这三首诗在张、蔡集中的不同诗题也有助于我们判定其归属：

第三首在张旭名下题作《春游值雨》，而在蔡襄名下则题作《十二日晚》，蔡集中紧接其后的一首是《十三日吉祥寺探花》。

此诗的大意颇明确：

诗人想要寻找一个地方去饮酒赏春，可惜为雨所阻。

于是希望明日天气转晴，再到花园去赏花。

所谓的春游之事根本尚未发生，安得题作“春游值雨”？

而题作“十二日晚”，则与下一首的“十三日吉祥寺探花”一事如合符契。

由此可见“春游值雨”这个标题颇有作伪的蛛丝马迹，它多半是洪迈在把此诗编入《万首唐人绝句》时所杜撰的。

还有两点情况也可帮助我们作出判断。

一是在蔡襄诗中，颇有与《度南涧》一诗立意、字句相近之作，例如卷四的《闻福昌院春日一川花卉最盛》之二：

“山前溪上最宜春，千树夭桃一雨新。

争得扁舟随水去，乱花深处问秦人。

”又如卷五的《建溪桃花》：

“何物山桃不自羞，欲乘风力占溪流。

仙源明有重来路，莫下横枝碍客舟。

”都是用桃花源的传说来描写春景，《度南涧》一诗与其诗风颇为接近。

二是在宋本蔡襄文集中，按写作时间为序的诗还有几组，例如卷三中的《至和杂书五首》，其副标题即为“八月一日”、“八月二日”、“八月九日”、“八月十二日”、“八月十九日”。

又如卷八中的《七月二十四日射弓》、《七月二十四日食荔枝》、《中秋夕独坐望月》、《九日许当世以诗见率登高》，也是以时为序的。

可见以日月为诗题，且连作一组诗是蔡襄的写作习惯，所以上述三首诗出现在宋本蔡集中，比较符合事实。

四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张旭、蔡襄都是名垂青史的书法家，张之书名上文已有所涉及，蔡襄则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合称北宋四大书家。

虽说两人的书法作品传世无多，但是在其吉光片羽流传的过程中，历代书法理论家对它们多有记录，所以仍有蛛丝马迹可以查考。

于是我们不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在张、蔡两人的书法作品中有没有证据说明上述三首诗的归属呢？

张旭书法传世很少，北宋米芾一生竭力搜集历代墨宝，所撰《宝章待访录》中也仅称见过张旭六贴，即《前发帖》、《汝官帖》、《昨日帖》、《承须帖》、《清鉴等帖》和《千文帖》，这些帖中都没有自书其诗的情形。

在记录北宋末年内府所藏历代法书的《宣和书谱》卷十八中，记录了张旭的草书二十四帖，它们是《奇怪帖》、《醉墨帖》、《孔君帖》、《皇甫帖》、《大弟帖》、《诸舍帖》、《久不得书帖》、《德信帖》、《定行帖》、《自觉帖》、《平安帖》、《承告帖》、《洛阳帖》、《永嘉帖》、《清鉴等帖》、《缣素帖》、《华阳帖》、《大草帖》、《春草帖》、《秋深帖》、《王粲评诗帖》、《长安帖》、《酒船帖》、《千文帖》，其中只有《春草帖》为其自书其诗一首，《缣素帖》则自书其诗四首。

《春草帖》的内容是：

“春草青青万里余，边城落日见离居。

情知海上三年别，不寄云间一纸书。

”（注：

此诗在后人的题跋中多次及之，详见下文。

）此诗今见《全唐诗》卷一一七。

据清人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七所引，《缣素帖》所书者为四首五言绝句，它们是《杂咏》、《见远亭》、《晚过水北》、《三桥》，陈尚君先生即据此补入《全唐诗续拾》卷十一张旭诗。

此外，在明人郁逢庆的《书画题跋记》卷三中，还录有张旭的《濯烟帖》，内容也是一诗：

“濯濯烟条拂地垂，城边楼畔结春思。

请君细看风流意，不是灵和殿里时。

”此诗后来亦被收入《全唐诗》卷一一七。

到了后代，存世的张旭真迹越来越少，南宋岳珂在其《宝真斋法书赞》卷五中，仅录有张旭的《春草》、《秋深》二帖。

明人张丑《清河书画舫》卷四上则录有张旭的《春草》、《秋深》、《宛陵》、《酒德颂》四帖。

除此以外，就罕有所闻了。

蔡襄的书法作品传世者远不如与之齐名的苏、黄、米三家之多，这可能是蔡对自己的书法颇为看重，所以轻易不肯为人落笔，正如《宣和书谱》卷六记宋仁宗语云：

“古人能自重其书者，唯王献之与襄耳。

”在历代书谱所记录的材料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以下三条：

明张丑《真迹日录》卷二录有“蔡忠惠公十帖”，其中有《丙午三月十二日晚》与《十三日吉祥院探花》二诗。

明末的郁逢庆在《续书画题跋记》卷三中也录有“蔡君谟十帖真迹”，其中也有《丙午三月十二日晚》和《十三日吉祥院探花》二诗，正文全同。

清卞永誉的《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十中所录与郁书同。

这两首诗与本文第二节中所述蔡襄作于治平三年丙午的那组诗中的第19、第20两首仅诗题稍异数字，内容则完全一致。

更值得注意的是，蔡襄此两帖曾经过元末明初的大书家倪瓒的鉴定，在张丑、郁逢庆两书所录的蔡襄自书诗帖后，都有倪瓒的题跋：

“蔡公书法真有六朝、唐人风，粹然如琢玉。

……辛亥三月九日倪瓒题。

”而在张丑《真迹日录》卷二所录张旭《春草帖》后，亦载有倪瓒题跋：

“右张长史草书春草帖，锋颖纤悉，可寻其源。

而府纸松煤，古意溢目，真足为唐人法书之冠。

……壬子人日倪瓒题。

”我们知道倪瓒既是大书法家，亦是书法评论的大家，他的这两条题跋分别写于明洪武四年辛亥（1371）和洪武五千壬子（1372），其时他年逾古稀，书艺和书法鉴赏水准都已臻于极高境界，经他鉴定的张、蔡二人真迹多半是可靠的，不可能产生张冠李戴的情况。

于是，我们可以断定上述《丙午三月十二日晚》与《十三日吉祥院探花》两首诗确是蔡襄自书其诗的真迹。

上文曾提到蔡襄在治平三年春作西湖游览诗后曾自书于帖寄与友人，也许这两首诗即在其中。

既然在本文第二节中所提出讨论的三首重出于张旭集与蔡襄集的作品中有一首（即张旭集中的《春游值雨》或蔡襄的《丙午三月十二日晚》）可以肯定是出于蔡襄之手，那么其它两首诗也应属于蔡襄而不是张旭，就基本上可以作出结论了。

然而也有一条材料不利于我们的结论。

明人杨慎在《升庵诗话》卷十中有“张旭诗”一条云：

“张旭以能书名，世人罕见其诗。

近日吴中人有收其《春草帖》一诗，陆子渊为余诵之，所谓‘春草青青万里余，边城落日见离居。

情知塞上三年别，不寄云间一纸书。

’可谓绝唱。

余又见崔鸿胪所藏有旭书石刻三诗，其一《桃花矶》云：

‘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

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青溪何处边？

’其二《山行留客》云：

‘山光物态弄春晖，莫为轻阴便拟归。

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

’其三《春游值雨》云：

‘欲寻轩槛列清樽，江上烟云向晚昏。

须倩东风吹散雨，明朝却待入华园。

’字画奇怪，摆云捩风，而诗亦清逸可爱，好事者模为四首悬之。

《春草》一首真迹，藏江南人家。

”（注：

此据《历代诗话续编》本。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升庵集》卷五四所载同。

）“崔鸿胪”当指崔铣，《明史》卷二八二有传，此人在嘉靖初年的“大礼议”政治风潮中与杨慎及其父杨廷和站在一边而受到打击，嘉靖十八年后任南京礼部右侍郎。

但除了杨慎所言之外，从现存文献中找不到任何关于他曾收藏张旭真迹的记载，这所谓的“旭书石刻三诗”在明清以来的书谱中也毫无踪影。

而且杨慎著书时因僻居云南缺乏书籍，故常凭记忆而多有舛误，他所说的张旭真迹居然连诗题与本文都和《万首唐人绝句》所载者毫无二致，而他又是读过《万首唐人绝句》的（注：

《升庵诗话》卷七“洪容斋唐人绝句”条。

），故其记载甚为可疑。

然而，杨慎的说法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明末胡震亨所撰的《唐音统签》卷八五中将上述三诗收归张旭名下，即在《桃花溪》诗题下注云：

“杨升庵云崔鸿胪所藏石刻有此三绝。

”（注：

见《故宫珍本丛刊》本《唐音统签》，第384页，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

）又，由吴琯编纂的刻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的《唐诗纪》盛唐卷四四中也将此三诗收于张旭名下（注：

见明万历十三年新安吴琯刊本《唐诗纪》，南京大学图书馆藏。

），虽未明言据杨慎所言，但此时距杨慎卒年二十七年，距《升庵诗话》初刻四十一年（注：

《升庵诗话》在杨慎生前即已付梓，现存嘉靖二十年（1541）刻本，详见丰家骅《杨慎评传》附录《杨慎现存著述收藏情况》，第39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也很有可能受到到杨慎的影响。

清初季振宜编纂《唐诗》，即据《唐诗纪》把上述三诗以及其它三首诗编入卷二七三张旭诗中，在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影印的《全唐诗稿本》即季振宜《唐诗》中的张旭诗部分，剪贴《唐诗纪》的痕迹清晰可睹。

我们知道清康熙帝时所编的《全唐诗》是以《唐音统签》和季氏《唐诗》为主要蓝本的（注：

关于《全唐诗》编纂时以《唐诗》与《唐音统签》为蓝本的情况，可参周勋初《叙成书经过》，《周勋初文集》第三卷，第18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按：

《全唐诗》中初唐、盛唐部分多据《唐诗》也即据《唐诗纪》而成，但是《唐诗纪》盛唐卷四四、《唐诗》卷二七三中张旭“春草青青万里余”一首皆题作《一日书》，而此诗在《唐音统签》卷八五中却题作《春草》，题下注云：

“杨升庵云吴人收得真迹有此。

”而今本《全唐诗》中也题作《春草》，可见《全唐诗》编张旭诗时也参考了《唐音统签》，所以也受到了杨慎的间接影响。

），所以上述三诗之窜入《全唐诗》，很可能就是沿袭杨慎之误。

最后对蔡襄之诗何以会误归张旭名下的理由作一点猜测。

蔡襄生前曾收藏张旭的墨迹，南宋末年董迪的《广川书跋》卷七所引载张旭真迹后有跋语云：

“莆田方宙子正得君谟所藏张长史帖，为书其后，崇宁二年十一月书。

”另外在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七所引张旭帖后，也有跋语云：

“张长史缣素四诗帖，《宣和书谱》所载，初为蔡忠惠公家藏，后入御府。

”可见蔡襄收藏的张旭真迹后来归入内府了。

而南宋洪迈编集《万首唐人绝句》时，曾与孝宗谈及“宫中书扇事”，孝宗且曰：

“比使人集录唐诗，得数百首。

”（注：

见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序》。

）那么，洪迈有无可能看到内府所藏的、曾经蔡襄收藏的张旭真迹，以及蔡襄本人自书其诗的真迹呢？

如果可能的话，洪迈会不会因考核欠精从而将张、蔡两人的真迹张冠李戴呢？

可惜文献不足，我们对此只能存而不论了。

五自从洪迈将上述三首诗收入《万首唐人绝句》的张旭名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引起注意。

南宋后期刘克庄编选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与赵章泉、韩涧泉二人编选、谢枋得注的《唐诗绝句》虽然都偏重选录语言清丽、风神高华的唐人绝句，这三首风格颇合其标准的诗却都没有被选入。

南宋周弼的《三体唐诗》、旧题金代元好问的《唐诗鼓吹》和元人杨士弘的《唐音》也都没有选录它们。

南宋计有功所编的卷帙浩繁的《唐诗纪事》以及元人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也对张旭不着一字。

明代前期高棅的《唐诗品汇》收诗达六千多首，也未及这三首张旭诗。

稍后的李攀龙的《唐诗选》也没有选张旭诗。

到明万历年间，所谓的这三首张旭诗才受到注意，除了《唐诗纪》之外，万历三十四年（1606）由赵宦光、黄习远两人对洪迈原书进行整理、增补，编成新的《万首唐人绝句》，也因洪氏之旧而将所谓的张旭诗照原样收入。

十年以后，钟惺、谭元春在《唐诗归》中选入此三诗，也许与赵、黄重编的《万首唐人绝句》或杨慎《升庵诗话》、吴琯《唐诗纪》不无关系。

正如本文第一节所说，自那以后，张旭诗，尤其是所谓的《桃花溪》一诗便广为流传了。

待到《唐诗三百首》选入此诗，它更成了万口传诵的名篇，于是人们再也无暇于考核其真伪，而只注意如何评说其优劣了。

试看五四以后的两位学者对它的不同评说：

1941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讲唐诗，说张旭的“名作有《桃花溪》”，“及《山行留客》”，“二诗代表婉约风格，仍存齐梁格调”（注：

见郑临川述《闻一多先生说唐诗》，载《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4期，第195页。

）。

1999年，吴功正先生著《唐代美学史》，对《桃花溪》和《山行留客》二诗大加赞赏，并说前者：

“诗意看似收束，设问又把意趣引向诗外，象外之象，味外之旨，增添了诗的容量。

其审美技法、特征完全是盛唐风味。

”（注：

《唐代美学史》，第198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闻先生说《桃花溪》一诗“仍存齐梁格调”，而吴先生却说它“完全是盛唐风味”，持论相反，这当然很可能是对作品的理解与把握不同所致，但是否也存在下面的可能性，即因为此诗被归于张旭名下，而张旭的生卒年虽不可考，但基本上可定为初、盛唐之间人，他上与传统上被视作初唐诗人的张若虚等合称“吴中四士”，下与盛唐诗人李白等合称“饮中八仙”。

闻先生视之为初唐人，故说其诗存“齐梁格调”。

吴先生视之为盛唐人，故说其诗是“盛唐风味”。

也就是说，他们的结论是从作者的时代推导出来的，而不是对其作品自身进行分析所得呢？

通过上文的论证，我认为那首题作《桃花溪》的诗多半并非唐人张旭所作，只因它长期以来混在《唐诗三百首》等著名的唐诗选本中，遂使人们不加分辨地把它作为唐诗来理解、评说、分析。

假如我们知道了它实出于宋人蔡襄之手，大家还会对它给予这么高度的重视吗？

蔡襄不算是宋代的著名诗人，他主要是以书法家、而不是以诗人的名义载入史册的。

蔡襄生前，在诗歌写作上并无籍籍之名，他唯一震动诗坛的作品是其《四贤一不肖诗》，那是一组充满激情和正气的政治诗，诗中热情地歌颂了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四位正直的贤臣，辛辣地评击了明哲保身、见风使舵的高若讷。

此诗一经问世，便引起了“都人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于幽州馆”的轰动效应（注：

详见《宋史》卷三二○。

），然而它毕竟不是以艺术造诣而获此殊荣的。

与蔡襄同时代的诗人，比他稍长的有梅尧臣、欧阳修、苏舜钦等，比他稍后的有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在前后相隔不足四十年的时期内便有如此多的杰出诗人降临诗坛（注：

这几位诗人中年龄最长的是梅尧臣，生于咸平五年（1002），年龄最幼的是黄庭坚，生于庆历五年（1045），前后只差四十三年。

），蔡襄身列其间便不免相形见绌了。

然而蔡襄的一首诗，一首在他集中并不显得十分突出的诗，竟会长期混在集唐诗之精华的《唐诗三百首》中而不被觉察，而且还得到许多的赞美之评，这说明唐、宋诗无论是在艺术水准上还是在风格走向上都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相去甚远，那些声称宋诗“味同嚼蜡”的读者是否会从这个个案中得到一些启迪呢？

我由此而想到诗歌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不同时代的诗歌作品是否能够单凭风格辨析而断定其所属时代？

南宋的严羽曾自诩他能如此：

“仆于作诗不敢自负，至识则自谓有一日之长，于古今体制，若辨苍素，甚者望而知之。

……我叔试以数十篇诗，隐其姓名，举以相试，为能别得体制否？

”（注：

见《答吴景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