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铅釉陶器研究综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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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铅釉陶器研究综述

汉代铅釉陶器研究综述

铅釉陶器即是以铅的化合物为基本助熔剂的一种在

低温状态下烧成的釉陶器，因为其釉料中含有能降低熔点的铅，故其烧成温度不似高温灰釉陶和原始瓷器那样必须高于1000摄氏度，所以也称之为低温铅釉陶，有的学者亦称之为“软釉陶”。

低温铅釉陶的发明是汉代制陶业最伟大的成绩之一，在中国陶瓷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因陶瓷的使用面和使用年代，高温陶瓷无疑是中国施釉瓷器中的主流，但尽管如此，如果说自铅釉陶诞生以来直到近代，步漫长的中国施釉陶瓷史主要就是由低温铅釉陶和高温陶瓷这两个系统所构成，也绝非夸大其词。

在将近一个世纪时间的田野工作中，大量的汉墓被科学的发掘，出土的釉陶器数量蔚为壮观，出土地点也由20世纪50年代的两京地区扩展到全国各地。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其特征与功能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入，也逐渐认识到在一些特定时间的特定地区内，低温铅釉陶器的随葬似乎成了随葬器物的主流，所以，对于此类器物的研究，成为了汉墓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和方向。

对于低温铅釉陶器的研究，最早的是美国的Berthold

Laufer，他早在1909年的《ChinesepotteryoftheHandynasty》

《汉代陶磁器论考》）一书中就对自己收集的一批汉代铅釉

陶器的器形、纹饰和文字做了探讨，该书1940年在天津出版，但一直没有受到重视。

从40年代以后直到现在，学术界对于低温铅釉陶器的研究，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在逐渐深入讨论：

中国铅釉陶器的起源

目前已知的最早由科学发掘的、由墓葬出土的釉陶器资

料来自1948年发表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斗鸡台沟东区洞室墓时期编号为A5、A7、A9、A11、H8、H12、K8、

I1、J1的八座墓葬中出土了一批铅釉陶器，但是在当时铅釉陶器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进入50年代，随着考古发掘面积的增大，更多的汉墓资料被发表出来，铅釉陶器出土地点也逐渐增多，对于其起源的讨论逐渐形成了“西来说”

和“改良说”两种观点，主张“西来说”的中国学者叶?

疵袢

衔?

“这种碱金属硅酸盐釉早已在埃及发明，但长时间没有传看出，支持其论点的依据之一为东西方铅釉出现的时间差，之二为传播的时间与途径正好与张骞通西域的时空相吻合，故有其论；而主张改良说则为日本学者水野清一，他认为铅釉陶器是在中国传统铅丹工艺的基础上，改良了西方苏打釉而发明了铅釉。

进入了70时代，由于大规模考古发掘的开

展，更多的铅釉陶资料被发表出来，出土数量和出土地点也得到了提升，此时学术界对于釉陶器的关注度也在逐渐增

加，此时对于铅釉陶器的起源除了“西来说”和“改良说”又增加了“本土说”这一新成员，支持本“本土说”主要是中国学者，他们认为中国早在龙山时代就出现了铅青铜片，于商周时期就对铅的冶炼和理解达到相当的程度，由于铅的化学成分与铅玻璃相近，且中国古代的玻璃为铅钡

PbO-BaO-SiO2）玻璃系统，而这与古埃及和地中海沿岸的钠钙（Na2O-CaO-SiO2）有着本质的区别，故认为中国的玻

璃完全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

“而到了秦汉时代，道家在

这些东西混合和在一定的温度下就会熔融成玻璃状物质”所

以“我们认为，我国的铅釉是我国独自创造出来的，正如陶

21世纪，关于中国铅釉陶器的起源问题的讨论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各方观点仍然聚讼纷纭，但至今未能形成共识。

中国铅釉陶器的起始年代

对于中国铅釉陶器起始年代的讨论，从20世纪50年代

至80年代基本形成了“战国说”和“西汉中期”说两种观点，持前一种观点多为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如NigelWood、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HoytCollection和大英博物馆的

Mrs.WalterSedgwickCollection，他们将本馆所藏的一群红胎上用“玻璃酱料”模仿战国时期玻璃珠装饰纹样的带盖小罐进行了X射线的分析检测，初步证明陶胎上的玻璃酱釉应即

低温铅釉，同样持“战国说”的还有日本学者长谷部乐尔和

国学者谢明良，但他们所用材料都非正式的考古发掘，故其结论的科学性有待考究。

而持“西汉中期说”的多为中国学者，如俞伟超、李知宴等，俞伟超认为“陶器施釉技术首先是在关中地区发现的，在西安武帝时期的墓中开始出现釉陶，但还较少见，而到了宣帝以后就比较普遍，此后，这种技术传播到河南等关东地区”，此种观点一经提出，就被学术界广泛的引用，现已经成为中国釉陶器起始年代的主要观点。

可惜的是，他所引用的西汉中期墓葬的资料一直未见发表。

进入90年代，更多的汉墓材料被公布发表，从来获得了更多关于铅釉陶器的资料，特别是《西安龙首原汉墓》

长安汉墓》《西汉东汉墓》和《白鹿原汉墓》的发表，建立起来了西安地区汉墓的发展演变序列，而作为铅釉陶器分布的主要区域，该区域汉代墓葬演变序列的确立，予釉陶器起始年代和演变发展之探索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条件。

陈彦堂认为西安龙首原汉墓出土的釉陶器是经过科学的发掘并通过系统的排比，故目前所知的中国最早的低温铅釉陶器出现在西汉早期晚段，但杨哲峰在其博士论文中对此观点所依托的三座墓葬材料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三座墓葬在年代的推定上存在了一些问题，故他认为目前对于铅釉陶器年代的推定仍然缺乏早于西汉武帝的证据。

三、银釉现象

墓葬中出土的铅釉陶器，于器物表面往往有一层银白色

或者金黄色的覆盖物，俗称“银釉”，此种现象在唐三彩乃至以后的宋三彩上均有出现，这也是辨别铅釉陶器和高温灰釉陶的一个重要依据。

20世纪50年代，由于对其没有经过

科学检测，对其解释故缺乏依据，如《洛阳烧烤汉墓》中认

中国科学院上

银粉色的一种艺术加工”。

20世纪80年代，海硅酸盐研究所对银釉现象进行了光谱分析和化学分析，他们发现器物表面银釉区的电阻率和非银釉区的电阻率都大于105欧姆？

厘米，而金属铅在20C时，电阻率为22欧姆？

厘米，故排除了银釉是铅绿釉中的的硅酸铅分解以金属铅的形式在釉面上析出所致的说法。

他们将“银釉”在目视显微镜下观察发现其表面布满网状裂纹，且具有与云母相似的片状结构，在岩相显微镜下对银釉做了观察和试验发现，银釉表面的银白色金属光泽是由于釉面上一层沉积物所致，如果铲去这层沉积物，银白色的光泽即告消失，且这种沉积物的形成与釉面受到水的轻微溶蚀有关，当水跟釉面和釉面的内表面接触时，由于溶蚀和沉积作用，就在接触处生成一薄层沉积物，但这薄层沉积物与釉面的接触并不是十分紧密，水分仍能进入沉积物与釉面间的孔隙，经过长时间的不断溶蚀和沉积，这种沉积物就会越来越厚，经过光线的干涉作用和它本身轻微的乳浊性，便会显现银白色的光泽，其形成机理与我国广西桂林芦笛岩和七星岩的钟乳石和石笋的形成机理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对于沉积物中的化学组成，根据光谱分析他们发现沉积物中的化学元素和铅绿釉层基本相同。

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于银釉的形成机理和沉积物的成分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姜晓霞挑选了典型的银釉标本，并对其做了衍射分析和表面断面的显微镜观察及元素分布分析发现长期处于潮湿墓葬中的铅绿釉陶器，釉面的许多裂纹易于集聚地下水和空气凝结水，在二氧化碳的作用下最先被侵蚀，与绿釉分解的出来的石英共同沉积，形成沉积物，种沉积物的主要成分是白铅矿和石英的混合物，当腐蚀深入时，外层主要是白铅矿，石英较少，器物表面的绿釉则会逐渐被银釉所取代，且银釉可深及陶胎”

四、胎釉的化学成分对于胎釉化学成分的科学分析始于20世纪的90年代，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由故宫博物院和陕西省博物馆提供的东汉绿釉陶残片和汉代银釉陶残片的样本进行

了检测，得出东汉绿釉陶陶胎的化学组成（%）为：

SiO2

65.78）、Al2O3（15.85）、Fe2O3（6.23）、TiO2（0.99）、

CaO（1.84）、MgO（2.19）、MnO（0.13）、K2O（3.30）、Na2O

1.60）、P2O3（0.10），吸水率为（12.6）总量98.01.东汉绿

釉的化学成分（%）为SiO2（33.88）、Al2O3（6.20）、Fe2O3

（2.31）、PbO（46.89）、CuO（1.26）,汉代银釉的化学组成

为SiO2（31.32）、Al2O3（1.90）、Fe2O3（2.02）、PbO（60.31），

述的结果也从侧面表明了银釉与胎釉的化学成分基本相同。

对抽取的样本进行光谱定性分析，发现汉银釉陶绿釉的

Cu、

Cu，

化学成分中较多含有较多量的Pb、Si、Al，少量Mg、

Ca,微量的Fe、Ag、Ti、Bi、Sn、其主要的着色元素为

主要的助溶剂为Pb。

五、铅釉陶器流变问题

釉和釉上彩样品的系统分析，提出“我国古代低温色釉在化

术史?

陶瓷卷》在第十五章通过图表的形式更加详细的介绍了

历代釉彩中基釉、色剂、关键材料和技术的衍生关系依陶瓷科学的角度显示汉代低温铅釉的流变过程。

张福康进

步提出“唐三彩陶器的釉是在汉代铅釉的基础上发展起

的三彩器，学术界已然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是处于中间环节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铅釉陶器，其发展变化情况如何、两者

如何衔接等问题，一直不甚清晰，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至魏晋

他从考古学的角度分析了现有的考古资料，认为“铅釉陶于

曹魏时期继续生产”“曹魏墓所出铅釉作品基本上仍延续汉代传统，至西晋时绝大多数墓葬铅釉陶器一般仅见所谓的绛釉小罐，后者性质既与汉代铅釉明器有别，亦不见流行于汉代的铅绿釉……铅釉陶的烧制要到北朝中期后段才再度出

现福星的景象，在此之前至十六国间中原地区铅釉陶的音讯

东魏、北齐和隋代铅釉的动向，他在《中国早期铅釉陶器》

文中进一步指出“尽管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北魏迁都到洛阳后，进一步加强的汉化政策可能促使人们在营建茔墓时亦多效仿南朝墓葬，并以高温青瓷陪葬入圹，但低温铅釉并未因此衰亡”并指出，铅釉陶器皿并非全属陪葬入圹的明器而陈彦堂则另辟蹊径，他通过对汉代铅釉陶器和唐代三彩器的釉料、胎料、烧成温度、烧成次数等方面异同的比较，认为“汉代的复色釉彩和唐代的三彩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传承关系”

六、区域变迁问题对于铅釉陶的区域变迁问题，首次给予探讨的是在杨哲

峰，他在他的博士论文《汉墓结构和随葬釉陶器的类型及其变迁》的第八章《立足两京：

汉墓随葬铅釉陶的区域变迁》中首次探讨了铅釉陶的区域拓展问题。

他将目前发现铅釉陶额地点分为四个区域，重点探讨两京地区铅釉陶的出现与发展演变，并简单论述了西北地区，华北地区和淮河以南地区

铅釉陶的区域拓展情况，认为汉代铅釉陶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西汉元帝以前的武昭宣时期、西汉元帝至新莽

时期、东汉时期。

同时得出“汉代铅釉陶的区域拓展明显出

大的区域层面，对南北方铅釉陶器的区域特色进行了比较，

认识“就目前所见的南方出土铅釉陶而言，其出现年代既比

章珠裕通过全面收集迄今为止汉墓的铅釉陶器资料，根

据型式分析的结果，并结合铅釉陶器组合、釉色等方面的特征，将汉代铅釉陶器初步划分为了七大区域：

两京地区、北方长城沿线地区、泰山以北华北平原地区、泰山以南黄淮海平原至长江干流以备地区、汉水流域、峡江一四川盆地西部地区、湘赣流域。

对于铅釉陶器的区域性研究，做出了进

步的努力。

对于铅釉陶器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共

识，但还有很多问题尚待讨论，无论是最基础的起始年代，还是区域化和区域变迁，进而推向各文化间的交流和融合的研究，都是铅釉陶器研究的重要方向。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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